我感到一首诗，
不是我所能靠近的。
我终于有了这种朴素的直觉，
但却是时间对我
进行了无数次的破坏之后。
我终于要放弃了，
任我的智力、情感、智慧与激情，
被破坏殆尽，
但这都不是最差的结局。
也许有一种极简练的语言，
或者有一具残破不堪的身体，
在等我，它才是
我所要的，并非诗。
（红亚坪《最差的修辞》） 应该说，
红亚坪的这首诗表明了一种似乎反转的对诗的认识途径。他在经历了时间以及时间中他极力追求的诗对其自我的无情摧毁后，绝望地放弃了对诗的雄心，甚至决定放弃他的自我。但正是在这万念俱灰之际，我们的孤独又可敬的诗人却似乎意外地获得了某种灵光初现般的对诗的洞察。
虽然直到诗的尾声，他仍然认为他想要的是一种与他之前想要的诗不同的非诗，但我觉得他的灵魂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此种所谓的非诗恰恰才是真正的诗，而之前他的自我孜孜以求的或许并非是诗。我之所以有此种判断，是因为诗中这样几句——
也许有一种极简练的语言，
或者有一具残破不堪的身体，
在等我，它才是
我所要的…… 我想，在诗的尾声，他之所以觉得他想要的是一种非诗，缘于当时的他仍然因为决定放弃自我而极其痛苦。但要说明的是，虽然此时诗人面对的是一切似乎都已结束，但这并不是现代性的崩溃。如此才会于绝境，灵光闪现。
鉴于此诗作者于绝望中仍然保持了某种强力的自我反省，我觉得，最终他肯定会意识到，在当代，诗首先是对诗人自我的拆除。这种拆除，同时藉由诗和时间来完成。我觉得这是在当代中国，诗对诗人必然会完成的一个仪式。并且诗在拆除诗人的自我之前，一直要求诗人认识其自我的本相。即，诗对诗人自我的拆除并非是无理的。因为只有当诗人的自我全然灭尽，某种真有才会于空无中呈现。且这种真有在现实时间中的呈现又必然首先以呈现真相的方式。它会告诉作者，或者让作者终于知道——我是谁？——这个古老问题的答案。其实，此诗作者已经完全意识到，很可能，这个答案极其残酷。以至于对作者而言，虽然他可以接受这个答案，但这个答案不可能是诗。而我更要说，很可能，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个答案都会显得极其残酷。但恰恰正是这个似乎绝不可能是诗的答案才是诗，或是诗的前提。因为，诗自古就如同哲学，要求诗人去探索自我的真相。否则，诗人何以为诗人？何以是诗人？
以我自己习诗艰难困苦的经历，我对红亚坪的此首心曲，尤其感同身受。我觉得在当代，诗对诗人的美学教育和情感教育会首先以对诗人的毁灭开始，以对诗人的毁灭结束。所谓以毁灭开始，是指从写诗的第一天开始，诗人就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群的道路；而以毁灭结束，是指诗最终必会摧毁诗人原先的自我，再重新建立之。此剔骨换髓曲折路，正如哪吒成仙经历一般惨烈。而我之所以强调诗对诗人自我的摧毁，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高度发展其自我早已是大势所趋。相比古人，当代中国人的我执更甚。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又必须高度依赖诗人的自我。很多时候，正是诗人的自我对诗的执念才能让孤独无依的他勉力坚持下来。但写诗的难度就在于，一方面诗人必须高度依赖诗人的自我，同时又需要诗人清空其自我。无论自觉或不自觉，诗人必须尽力不被自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动态尺度所缚。
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诗人必须拥有自我反省的品质。通过反省，洞悉自我和作品的种种幽微，来到自我对自我的客观、冷静。即，诗人既是其自我惟一的深入参与者，同时又是冷静的观察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难。因为我执，尤其诗人的我执是极其强大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自我反省，不过只是自我更加自恋的表演罢了。真正的自我反省，必然要求诗人具有强烈的求真意志。
近代以来，作家中真做到自我反省的，不是诗人，是几位伟大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福楼拜。当然，还有二十世纪的卡夫卡。而在近代中国，惟鲁迅具此品质。而在古代中国，因为对道家、佛家的信仰，诗人普遍具有对人的根本局限和困境的清晰认识。
读罢此诗，我不由想起了培根的那些黑暗、暴力、残酷，宛若深陷地狱，但又因为天赋的真挚、冷静而灵光绽放，获得了真的品质和救赎可能的画作。我觉得，诸种现代性中，惟有如此这般具备对自我本相的感受力和批判力的现代性才可能是成立的，此种现代性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而在美学上，真肯定高于美。并且，真，一定是美的。美是真的绽放。不真之物必定不美。
此外，读此诗还让我对王国维的诗人的三种境界说有所思考。不得不指出，对一个当代诗人而言，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显得有些过于天真和美好。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拥有某种醇和的自然感发天性的古典诗人。但即便从古典诗歌的角度，他诠释的诗人的第三种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亦非是他所诠释的意味。那人——应该是诗人于彻骨的孤独与虚无中创造的某一至为深邃的象。此象，似幻似真，亦真亦幻；非真非幻，真幻合一。而惟有来到且执着这般经历，惟再破此种执着，或许才会目睹所谓的真空妙有。
而当代诗人已经省略了这个造象和破象的阶段，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更为直接、暴力。如果他的力量足够，其自我会经历诸种属于当代的来自诗的毁灭；如果他的力量不够，他会被其自我毁灭。而如果他不写诗，其人性的某种自然的平衡因而未被破坏，反倒可能过上一种浑浑噩噩却幸福的生活。故在当代或任何时代，写诗都是大丈夫方能为。尤其在当代，一个诗人如果没有能力洞察自我的本相，没有勇气摧毁或者放弃他的自我，他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只有当他终于目睹自我的本相，且未被其毁灭，亦未吓得转身逃跑，而是真挚面对，且把颠倒的，勉力导正，更灭尽之，才能目睹空无深处神秘的灵晕。
此灵晕是永远高于人性的纯诗，是时间之上又来到时间之中的纯粹生命，是如本诗所言的——某种极简练的语言。与此同时，诗人疲倦憔悴的灵魂，和他的如本诗所言的“残破不堪的身体”，才会重获某种柔软与温和。这源于诗人的心性在经历了自我拆除与清空后终于获得某种新的自然的平衡。本质上，这种所谓的新的平衡或许首先意味着宁静的死亡。但亦可认为这是诗对作为诗的残余物的诗人的真正的怜悯。这种宁静，文学史上令我印象不灭的篇章有三：俄狄甫斯在经历了残酷的命运后最终获得的宁静；杜甫《秋兴八首》之八所展示的那种仿佛临死前似有灵光普照的温柔幻象。此种幻象是诗人苦苦追寻，梦想拥有，但又清楚知道很可能无法拥有的人生终点。最后一则，则是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描写的哈泽•穆拉特被杀死后的场景——他的尸体所在的森林作为其背景展现的深沉、高远的天籁之音。
可认为作为一个诗人，红亚坪因为日趋明晰的自我反省，业已经过了写诗最为艰难的阶段——对自我的摧毁或放弃，挣脱了这个诗的至为残酷的临界点，已经有资格获得此诗尾声以一种不那么肯定的方式所言的两种命运。并且，他的这种不那么肯定的方式是对的，因为一个真正决定放弃自我的人是不会再明确要求得到什么的，他已经能全然接受命运中一切。况且，即便我们为诗付出巨大，也不能因此就理所因当地觉得必然要得到什么。对诗人而言，写诗是一种命运，惟有全盘接受。诗人的工作是为诗神效劳。而当诗人全然履行了这些，才会从诗神那里得到爱的赠与——写出真正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