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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治:钱锺书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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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钱锺书学案






  钱锺书,初名仰先,字哲良,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赁屋而居的一个小乡绅家庭。其祖父钱福炯中过秀才,大伯父钱基成中过举人;其父为著名学者钱基博,未有科名,以自学勤勉而立身成名,由小学数学教员至于大学文学教授。
  钱锺书幼年由大伯父钱基成教习识字读书,此后断续读过私塾与公立小学均不长时间;1920年入东林小学时,已“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1],又由“林译小说”而广泛接触外国文学,“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2]。1923年,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曾于校刊《桃坞学期报》发表文言短论《获狐辩》等,并节译威尔斯(H.G.Wells)名著《世界史纲》开篇部分,题作《天择与种变》;16岁时,因严父在假期里考问古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3]。1927年,转入无锡辅仁中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大学时代便以中西文史书籍上的博览卓识而闻名于师生间,并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旧诗及文章若干。1933年毕业后,受聘上海光华大学任英语讲师两年。
  1935年8月,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金,至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主修英国文学。1937年夏通过文学学士论文后,至巴黎游学,并决意不求学位,“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4]。次年夏在国内战局危急之际归国,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曾在外文系先后开设“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当代欧洲小说”等课[5],并在多名教授合开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课上讲授荷马史诗[6]。1939年年底,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为英文系主任,1941年夏返沪,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困顿蛰居于“孤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课为生。所作诗中有“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故国》,1943)句,可见其心怀。战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并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刊物《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主编。在此期间,他除了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外,还完成了一部诗论著作《谈艺录》,此书最初构思于湘西,至1948年正式出版,作者自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夏末,阖家北上,钱锺书至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1956年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原本属于外文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曾负责筹建外文图书资料的选购,又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但在1954年被借调至中国古代文学组,选注宋诗,从此他的身份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赞誉。此后他还参与了《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唐诗选》的选注以及毛泽东诗词英译等集体性质的工作。“文革”期间遭受批斗,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劳改,至1972年回京,不久即完成了《管锥编》的初稿。“文革”结束后,钱锺书出访欧美及日本,以博学机敏的谈吐风度赢得了国际声誉。1979年后,《管锥编》出版,其他旧作也陆续再版,引起国内外的热烈反响。尤其是作为他晚年学术主要成就的《管锥编》,以涉及唐以前思想文化的十种中文典籍为枢纽,即:《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由此而连缀中西古今著作数千种,其中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六种外文(古希腊文著作则用英译或法译),并加以文言评议。
  《管锥编》序之“又记”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1987年钱锺书致信厦大教授郑朝宗说:

  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外一编。

此外,他还计划著作《感觉·观念·思想》一书,即《管锥编》自序所说“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编”,其中涉及西洋十家著作,已知有但丁、蒙田、莎士比亚三家[7]。然而这些计划均未能完成。八十年代以后,钱锺书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科评论组成员以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务。加之小说《围城》被拍成电视剧后风靡全国,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多有欲上门访问者,他坚决谢客而闭门读书,直至1994年夏天病重住院前一直手不释卷[8]。1998年12月19日清晨,因多种顽疾缠身而久卧病榻的钱锺书逝世于北京医院。



  钱锺书平生发表的研究著作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对象的。《谈艺录》着眼于唐宋以后,《管锥编》论唐代之前的要籍;《宋诗选注》与《石语》两书,一为作品选注,一为记人语录,则分别从宋诗各家与晚清诗坛人物入手,虽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因为读书视野的广博与议论语言的精妙,反而大有发挥其独到心得之处。最终收入《七缀集》的7篇正规学术论文中,《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诗可以怨》都是从中国文艺批评传统的话题生发出来的,《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抓住了近代文学史上的中西文学因缘,从翻译文学研究的角度展开论述,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也属于文学研究中涉及中西交通的一个论题;只有《读<拉奥孔>》是专门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切入主题的,而文中依然时而引述到“中国古人常讲”的类似问题。另外,他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的《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撰写过“宋代文学的承先与启后”、“宋代的诗话”两章。他对宋代文学尤其宋诗的研究工作,起始于1940年代后期对厉鹗《宋诗纪事》一书的“补订”计划,后来有批注影印本问世[9]。及其暮年,曾为刚出版的《全宋诗》前两册指出其中存在的讹误[10]。《容安馆札记》中涉及宋代诗人300多家,“初具一部‘宋诗全史’的规模”[11]。此外,钱锺书对《全唐诗》辑补方面也有所关注,二十卷影印本《中文笔记》中所读今人最年轻者之著作,即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的“续拾”部分,但并无专门的论述发表[12]。
  《谈艺录》开篇即从“诗分唐宋”的不同意见进行讨论,全书围绕着宋元明清历代对于杜韩以来的唐代诗歌传统的接受与继承这一线索,从多个角度加以深入。从时间顺序上看,其中重点涉及李贺、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等,经由明人而波及清代诗人,其中又重点讨论贡献很大却常被当时论诗之“名辈”所忽视的钱载,以及影响大、论列广但是讹误多而正“足资后世之攻错”的《随园诗话》,最后则至于近代中国的“诗界维新”。其中又多有旁逸斜出的附论,比如第二五则论张籍,乃是步趋昌黎且与之时代相近者,反而认为其才力“去韩远甚”而实类香山;第二六则论赵孟頫诗学唐人,开启了明七子的风气。又如第九〇则,由议论陈沆《诗比兴笺》一书而言及庾信平生诗文风格变化,前与第二四则论陶渊明诗在后世之显晦相呼应,系破除“诗分唐宋”的格局而上追六朝的谈艺视野;此则之结论又径直引出最末一则的主要观点,即由“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引申至于“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同样代表了全书开篇所引席勒之言:“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此书结构较不明显,如论“诗界维新”诸家,序列置于前,用意是引入西方文学与思想的视野;后文论诗歌思维之“圆”象以及神秘经验,均兼论中西文学以求会通冥契之处,这又与第六则藉由肯定郑朝宗所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一语而重释“神韵”之本义(且不尽认同严羽及王士祯之说)互相关联。书中又论竟陵派之别于公安派,又论桐城文家中也有宗宋之诗派存在,都与近代以来“朝市显学”所形成的陈腐观念大为不同,显然有矫正俗见的意义。而放在第二则的“黄山谷诗补注”(日后之补订,也以此处篇幅最大),乃是由读好友冒效鲁之父冒广生《後山诗天社注补笺》所感发而作,钱锺书晚年补订此则时曾详述此过程,其中他回忆早年“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曾读任渊所注山谷、後山两家诗集,于是“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云云[13],这番体悟也正是《谈艺录》一书的核心主题,而此书的写法,又是以诗话、文论的传统补充诗注、笔记的传统,从而使“莫逆暗契”的对象,不拘于诗文本身,而是扩大至诗文之间,乃至诗、文与其他学科[14]。
  《谈艺录》初版书末曾以“文史通义”自许,今日看来这是钱锺书的终生志趣所在。他晚年写成的《管锥编》更能体现这一特点,并且经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沉潜蕴蓄,向上而跃至唐前乃至先秦,由浩繁琐细的集部诗文之学而转为横跨四部的“文史通义”之学。我们从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容安馆札记》中可以看出此书写作的一些线索:大约在1962年前后,钱锺书因被任命去选注唐诗数家,开始重温《全唐文》,作多篇札记,都是读《全唐文》的心得[15]。在此以后,他的札记几乎每则都格外长,除了有些标明“杂书”或“Jottings”之外,其他各则趋向于精深的要籍和地位特殊的经典。他由身边的“学马列”风气而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继而反过来研究《老子》[16]。《列子》张湛注是《老子》札记后自然选择的一个对象。1966年岁初,钱锺书卧病在床,因觅《楚辞》自遣[17]。此后《札记》中又先后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为题,延续多则,篇幅颇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太平广记》、《焦氏易林》的札记是此前就写过的[18]。这些札记组成《管锥编》以上述十部书为枢纽的结构,相互之间,皆有关联,根据张文江先生的解释,可简述为:

  它们分别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其中经部三书(《易》、《诗》、《左传》)对应了文、史、哲的贯通,《易》又结合《老子》、《列子》、《易林》产生出易学、道教两条哲学史的路线,《左传》结合《史记》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诗》与《楚辞》代表了先秦南北诗歌传统,向下而统领《太平广记》的小说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文章,这最后两部书包含了先秦以下乃至唐前千年间的思想内容,其中有西域佛教输入后引起的种种变化[19]。

  如联系上文所引钱锺书致郑朝宗信所言《管锥编》续辑的七种典籍,也大体可放在这个结构思路里来观察,不必多言。而《管锥编》较之于《谈艺录》,不仅宗旨、视野向上发展,从引述中西文书籍文献方面更是广加蓃辑。根据陆文虎《索引》以及电子文本检索粗略统计所见,《谈艺录》中引述作者达十次或十次以上的,先秦三人、汉魏六朝六人而已,唐、宋、清三代各有二、三十人;而《管锥编》则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其中仅就单篇文章而言,引述超过十次的,《广绝交论》、《文赋》、《哀江南赋》、《论佛教表》、《三都赋》(吴都赋)、《西京賦》、《登徒子好色赋》、《幽通賦》、《解嘲》、《山居赋》、《过秦论》以及《运命论》。
  而从所引西文资料的情况看,这个对比就更为显著:例如对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引述,《谈艺录》征引了共37家,希腊文23家,拉丁文14家。直以中文译名提及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或作亚理斯多德)、普罗提诺(或作普罗提纳)三位均达10次以上。柏拉图被提到了6篇对话录(《理想国》、《法律篇》、《蒂迈欧篇》、《普罗泰戈拉篇》、《斐德若篇》、《美诺篇》)和书信集。对于“智过厥师”的亚理士多德,钱锺书只用其《诗学》、《修辞学》、《政治学》、《形而上学》4种书。论单部著作,“西方神秘主义大宗师”普洛提诺的《九章集》被提到的次数最多,除转述他人的概括之外,还有11处。馀者除了引卢克莱修达著作5次外,各家均出现不过2次。而《管锥编》征引了93家,希腊文64家,拉丁文29家。直以中文译名提及的,荷马、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三位均达10次以上。荷马的作品被征引的地方只有7次,3次见于《伊利亚特》,3次见于《奥德赛》,还有一处是存在芝诺比乌斯《箴言集》中之佚作里的名句(狐猬孰能),转引自娄卜古典丛书的旧版《赫西俄德与荷马风作品集》。柏拉图被提到了5篇对话录(《斐莱布篇》、《会饮篇》[英译及法译两种]、《斐多篇》、《法律篇》、《理想国》)和书信集。亚理士多德被引用多达19次,涉及《政治学》、《论灵魂》、《诗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形而上学》、《修辞学》、《工具论》、《论睡眠中的征兆》8种著作,其中仅《伦理学》一书的引文就多达7处。其他引文超过10处的,还有《名哲言行录》、贺拉斯、奥维德、老普林尼《自然史》、普鲁塔克(《道德论集》7处、《名人传》6处)、昆体良《演说术原理》以及一部希腊诗歌总集《希腊英华集》。其他多次提及的作家,还有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阿忒耐奥斯、西塞罗、德摩特理乌斯、葛琉斯、赫西俄德、琉善、马提阿尔、奥维德、佩特洛尼乌斯、菲德罗斯、老普林尼、普罗提诺[20]。
  又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大家,如薄伽丘、蒙田、塔索、塞万提斯、拉伯雷等人,在《谈艺录》中均只被引述过一次,而且俱见于钱锺书的晚年补订部分;而在《管锥编》中,薄伽丘《十日谈》的原文出现了8处征引,蒙田随笔多达21处,其他则塔索有8处、塞万提斯有18处、拉伯雷有4处。至于早年《谈艺录》初版引过三五次的莎士比亚、但丁等人,在《管锥编》中均出现过几十次;而如阿里奥斯托、康帕内拉、布鲁诺、卡尔德隆、阿雷提诺、斯卡隆等一众同时期各国作家,在《谈艺录》中均无亮相机会,至《管锥编》一书纷纷出场,不少地方反映出引述者独到的鉴赏眼光。其他近代文献则更不必言。研究者曾评论:“《管锥编》牵涉多种文化系统之多种资料,范围广泛,其运用可含多种变化”[21],这已经超出了谈诗论艺的范围:虽然主要仍是着眼于修辞手法上的渊源和比较,却因打通古今中西以及多种学科的资料范围而可能发生实质性的突破,超越了《谈艺录》所能达到的学术追求。正如他晚年未写成的那部书稿标题:感觉、观念、思想,这些在各种以叙事、抒情、说理为主的文本中所形成的多层次、不同构造的精神活动,跨越了朝代、宗派、语言、文化而交织在一起,对于原本画地自限的现代学术科系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质疑和否定,其中所具有的生命力也许还有待将来进一步去认识。
  钱锺书年轻时曾打算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小史》而未成,其“序论”先行发表[22],由此可知他早年对中国文学史即有极为系统的看法。其中不盲目推崇名家宗师,不轻视小家末流,善寻觅中西文学共通契合之处加以阐扬,这些特点都可视作他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而唐宋之分、诗文之别,也大体于此文见其论调的基本立场。尤其是他在文中扩大“文学”的范围,将一切人类精神思想活动均视为文学研究理应关照的对象:

  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

  这令我们想起他还有个未曾实现的计划:“我有时梦想着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23],也类似如从修辞角度解读思想文献。这些或未完成或根本未能诉诸实施的想法,也许后来就改换了一种更为综合集中的方式,蕴藏于《管锥编》中。



  事实上,钱锺书的学术训练、专业志趣乃至平生更主要的阅读精力,都在西方文学,然而却没有什么特别纯粹的代表性专论问世,这与他妻子杨绛的著述领域截然不同[24]。那部收入了他留学时期学士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的《钱锺书英文文集》[25],所收内容绝大多数仍是谈中国文学的,并不能充分反映出他的西学造诣。他有一篇《欧洲文学里的中国》的残稿,虽然是命题之作[26],却与他早年以来就关注的这个论题颇有关系。反之,中国文学中接受西洋文明的早期文献,也是他关注的论题,194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朗费罗《人生颂》之早期汉译的英语论文,后来又扩充成为一篇更为博学的汉语文章[27]。他在汉语版文章中提到:“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28]。从《钱锺书手稿集》中的材料来看,他感兴趣的是李凤苞日记提到了歌德,王之春《使俄草》中记录观摩《天鹅湖》,斌椿、张祖翼如何描摹外语单词的读音,以及那些诗文游记里面怎样记述看洋妇、吃冰激凌,等等。《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一三”中征引明清人记录西洋饮馔、器物及语言的文献,已经是非常广博了,但如果翻查《容安馆札记》中第六十二、九十七、百三十八、三百六十二、五百七十六等则,相类文献比已发表部分多出数倍——也许就包含着那本小书的一部分雏型。
  前文已经提及钱锺书晚年著述计划有一部“以西文属草”的“西学管锥编”(即《感觉·观念·思想》一书)。根据已知的但丁、蒙田、莎士比亚三家外,按照《管锥编》所涉及的主要时间范围,其他七家可能大都在文艺复兴之前,主要为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且分属于文学、史学、哲学不同领域之经典。再依照《管锥编》有续写十家、时间上有所延后的计划,则这个“西学管锥编”全局设计上大体于古希腊罗马著作家当举出10种以上,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作家可能也有十家。《钱锺书手稿集》于2016年初全部影印出版,总共包括了3册“容安馆札记”、20册“中文笔记”、48册“外文笔记”三部分,其中“札记”与“外文笔记”部分,使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阅读经验来推知其西学格局的大概情况。
  若是重视希腊神话传说,或许“西学管锥编”也会有赫西俄德的《神谱》或是阿波罗多儒斯的《群书集缀》,但这两部书记述简略,难有谈艺者发挥的话题。钱锺书早年虽然写过一篇《读伊索寓言》,但《谈》、《管》二书中都未曾涉及此书[29]。曾言“西方说理而出以主客交谈者,柏拉图《对话录》最著”[30],又以亚理士多德“智过厥师”,哲学类应该有此二家。《谈艺录》频引普洛提诺,至《管锥编》兴趣大减,反而可能会在西塞罗、马可·奥勒留或奥古斯丁中采选一后期代表。又或许会以《名哲言行录》串联早期的诸多哲人的著作残篇。史家著作大概会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塔西佗、李维四家之间取舍。文学著作则应有荷马及阿里斯托芬,三大悲剧家最可能入选的是欧里庇得斯,拉丁文学应有维吉尔、奥维德及贺拉斯,其他则或许以《希腊抒情诗诸家集》、《希腊文苑英华集》之类总集作为一部著作(如《管锥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例)。
  从文艺复兴往后看,除了已经公布的三家之外,《札记》对于《堂吉诃德》、《奥兰陀的疯狂》俱有较长论述,皆有可能置于其论列。《中文笔记》涉及《十日谈》及薄伽丘两位模仿者萨恺蒂、班戴洛篇幅均特别大,可能会以《十日谈》为核心加以勾连。《札记》末尾与《全唐文》同时连续抄录论说的,有一部《马利诺及其同党诗选》(Marino e i marinisti),代表十七世纪意大利巴洛克诗歌成就,于英法德各国影响深远;此书与巴西尔的《五日谈》,皆受到钱锺书的反复称赏,遂可能一起代表十七世纪文学。在此之外,可能成为此书之枢纽的,还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普鲁斯特《追忆逝去的时光》,以及《札记》第七〇三则未完成的、由多部选本组成的“英、法、意、德、西五国诗钞”。
  从手稿来看,钱锺书对于古希腊文掌握的程度很有限,主要借助于英法文译本。他不像抄录拉丁文那样在手稿中保留完整的原文句子甚至段落,往往只是对于关键字记录几个词汇或者短语而已。不能像古典学家们那样阅读只有原文和拉丁文注释的校勘本,但他希望能够尽量多地了解原文本义。西班牙文的学习起步也比较晚,五十年代读普德能英译本《堂吉诃德》时,尚自言不能阅读原文。但后来通过与忙于译书的妻子杨绛一起学习,读书笔记中出现了读西班牙文书籍的内容,除了《堂吉诃德》,还有《小癞子》、《塞拉斯蒂娜》,以及西班牙诗集,不过都采用了西英或西法对照的读法。因此,虽或可以“七度空间”或“八度空间”来称述钱的语言维度[31],实则出入无碍者惟中、英、法、德、意五种语言,拉丁语略逊色,而古希腊文和西班牙文须大打折扣。
  即便如此,通过精深敏锐的理解和甄别,钱锺书以极其活跃渊博的方式在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来丰富的联系,多有独特的关怀和领先于时代的发现。如莎士比亚之外的十六、十七世纪(以伊丽莎白时期为核心)英国戏剧各家,至今被译成中文的作品都极为少见,钱锺书早就广泛涉猎,对诸如菲利普·曼森格、托马斯·米德尔顿、约翰·福特、约翰·韦伯斯特、约翰·黎里、本·琼生、弗朗西斯·鲍蒙特、约翰·弗莱彻等人都极为熟稔,《管锥编》一书光是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引文就有4处。这与国内长期以来独重莎学的风气是截然不同的。
  再比如《读〈拉奥孔〉》一文的脚注第22则说:

  弥尔顿的诗题,恰像亚理奥士多和塔索的名著的题目,都采用了拉丁语法;译为《乐园的丧失》(不是《丧失的乐园》)、《奥兰都的疯狂》(不是《疯狂的奥兰都》)、《耶路撒冷的解放》(不是《获得解放的耶路撒冷》),才切合意义而不误解语法。参看海德(G. Highet)《古典文学的传统》(The ClassicalTradition)160页。[32]

目前学界、翻译界似乎一直不从此说,仅有王永年译塔索史诗时题作《耶路撒冷的解放》。
  再有比如对于《堂吉诃德》的语言风格问题,钱锺书在《札记》中多次讨论了塞万提斯写仆役桑丘讲话的口吻类如《西游记》写猪八戒,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杨绛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的基本风格,日后虽有更为专业的西班牙语专家重译这部小说,在细节上修正了杨译本的若干讹误,但以杨绛译《堂吉诃德》而树立起来的西班牙文学经典,长久以来深入人心,也与钱锺书大有关系[33]。
  此外,钱锺书颇为重视的巴洛克文学,包括意大利的马里诺与马里诺派、塔索、巴西尔等人,西班牙的克维多、贡戈拉等人,德国的葛律斐乌斯、马丁·奥皮茨、西里西亚的安哲卢斯等人,目前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大多不太受重视,翻译成果匮乏。而像卡赞扎基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厄普代克、冯古内特等现代作家,日后大受追崇,钱锺书可能都是最早的中国读者。《手稿集》“外文笔记”最后6册系读西文报刊的笔记,由此可见钱锺书在勤奋的读书生涯中一直抽出时间定期摘录英法德意等语言的重要学术刊物。1981年1月,宋淇致函钱锺书,推荐正走红英美理论界的苏珊·桑塔格,并要寄书给他。钱锺书在同月里的覆信中说:

  Susan Sontag书尚未来,其“Notes on Camp”,“Against Interpretation”等文,弟於Partisan Anthology、20th-Century Lit.Crit.: A Reader中读过,矜小聪明,亦不失为可观也。[34]

足见其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也一直保持对外界学术动态的密切关注,并且怀有批评的(critical)的态度来接触新学新知,而非一味求新。这类事例,在后来人的追忆中陈述较多,不再重复了。
  钱锺书在牛津的学术导师(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以文本校理而见长,其治学经验有两点,一是关注what the text says而非what the text means,一是主张广泛借助传记、文学史和辞书等手段研究文学作品[35]。前者是他校勘家的本事,后者则是从掌故、渊源和语义及语境的变化中来研究。这些经验与钱锺书阅读兴趣的博杂习惯以及读书笔记的精细评注特色都似乎有些关联。不过,如上文所言,钱锺书本人显然更为强调修辞命意的比较与文字背后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现象。比较修辞命意乃是品鉴文艺中因循蹈袭的水平高下之分,与不同民族语言文化间相通的构思规律之同,他曾目之曰“渊源学”[36]。但有些特别的是,钱锺书以chronology一词来表述他的“渊源学”,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chronologia,最早是在约瑟夫·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的恢宏巨著《正时论》(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中正式确立其现代学术含义的,即指将历史事件以求真的态度排列其正确的时间序列,从而检验史事的先后关联。推钱锺书此处用意,应该是将修辞上的才思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成果,在历代不同语言不同作家那里有时会发生类似的成果,将之建立正确的关系,从而彰显同类修辞手法的先后使用者产生雷同、暗袭、翻案等不同情况的时间序列。因此,他的“渊源学”并不单纯是“来源考”(即source criticism或Quellenkritik),后者主要是固定了一个点即某部文本,去发掘其修辞创意的来由。他对希腊罗马经典的广泛阅读,当然也是为了便于他在近世欧洲各种语言文学阅读中解决一个“接受”研究或是影响研究的问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锺书提出此“渊源学”一说,并非要攀附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他在许多地方流露出对于西方文学研究中版本学、目录学、古文书学的厌烦情绪。《管锥编》还曾以狄尔泰“阐释之循环”一说批评乾嘉“朴学”的方法易流于偏枯,洞悉戴震除了说“由文字以通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之外,也说“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37],认为应该“通观一体”,他进一步论说道:

  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38]。

  以文献还原为宗旨的古典学或校勘学技艺,其精深之处,往往与文学赏鉴的整体领会并不矛盾,反而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此即“高级考据(high criticism)”。著名文献学家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钱锺书曾读过其传记、书信、诗集和论文集,此人善于穿透文本去“想作者所想”,以高明的推测式理校来还原文本,后人评说:“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校勘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39]。由此观之,虽然爱好中西古典学术,但很难以乾嘉考据学或是西方古典学的传统对钱锺书进行匡范和定义。



  另外,钱锺书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学术趣味关系很大,在此须略加论述一二。
  他早年学李商隐、黄景仁[40],后来受陈衍指点,稍以读书学问为诗歌根基[41]。他的旧诗,不仅曾得陈衍、李宣龚、夏敬观等光宣诗坛老辈们的称赏,也受到过罗家伦与吴宓等新派人物的赞美。早年曾有手抄自订本和自费刊印本两种《中书君诗》。前者未见,后者有上海图书馆李宣龚旧藏本。晚年自订《槐聚诗存》,删削旧作太多,且编年上多有故做手脚之处,令人难于推断本事。程千帆与弟子谈话时曾评价钱诗“如果说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太要好了”,谓看起来没有时代的痕迹,“我怀疑他还有另外一本诗集”[42]。这与杨绛所谓“《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看法大相径庭[43]。钱诗活用故典,暗含今事,实际上可能还是受同光体宋诗派的影响。他与近代宋诗派人物们的熟稔,四十年代以后对宋诗的精研,俱自然而然地与其诗作风格发生联系。但如前文所述,他并不认可同光体以宋诗为标榜,也不太承认自己和宋诗派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一方面反感于门户宗派之见(如笔记中对于范当世的看法)[44],另一方面也是取法范围更广,在诗学的认识上,也有更为成熟持重的意见[45]。
  与《谈艺录》同时问世的小说《围城》,其中以董斜川之口道出“陵谷山原”之说[46],乃是对同光体诗人崇宋之门墙的概括,实与《谈艺录》的论题暗相呼应。钱锺书早年对于古典小说颇为爱好,后读商务印书馆林译小说丛书,遂对西洋小说也产生极大兴味。他早年曾发表过《小说琐征》、《读小说偶忆》、《小说识小》、《小说识小续》等多篇考证文章,自喜“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遗”[47]。《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颇为丰富,有不少精彩的议论,虽然日后没有专门的论文问世,但他的《管锥编》续编计划里很可能还会以《红楼梦》、《西游记》等书为主干。《围城》发表后至今,一直被人们称为“新《儒林外史》”,但在钱锺书自己的意见里,他未必以为《儒林外史》算得上第一流的小说。按《小说识小续》一文刊于《围城》连载后不久,其中有很大篇幅论及《儒林外史》,开篇即说:

  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48]

指摘此书未经点化地径直抄用他书材料特别多,如果按照这一指摘意见的标准,翻过来审视《围城》,我们发现后者的确在小说的艺术创造力方面大有建树[49],这一创作思想,也与他的“渊源学”大有关系。
  当年《围城》发表之后,除了称赏赞誉的声音外,也有批评者不满中西典故的连缀,道作者耍小聪明,把小说当成骈体文来做[50]。联系1940年代的文学风气来看,“骈体文”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肯定都是腐朽迟暮的文体。1933年,钱锺书发表《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51],向钱基博讲述自己对于骈文的看法,议论之处意气风发,颇为自得,对乃父《骈文通义》中推重的孙梅都略有讥嘲(“彼作《四六丛话》者乌足以知之!”)[52]。又谓自己所“撰《文学史》中,有论骈丽数处,亦皆自信为前人所未发……”其中预先透露了几个观点,如:“汉代无韵之文,不过为骈体之逐渐形成而已。……骈文定于蔡邕,弘于陆机也。”晚年他发现汉代文章蕴涵骈体之萌芽的说法早有人提过,原来朱熹、真德秀已经看到邹阳《上书狱中自明》有“俪偶”、“对子”了;又引《四库提要》卷一八九《四六法海》条:“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53]这比他年轻时的认识更往前推了些。不过,即使不是独到之见,能意识到把骈文的历史往成为正统的魏晋六朝之前追溯,从秦汉古文中看到骈偶对仗的追求。他在其他多处考察其他朝代骈散并用的文章作法,故而坚决反对将六朝骈文的“语整而短”的句式视为正统的文体标准。他早就表彰“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54],主张“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55]。他尤其独到之处在于提出,骈俪的修辞方式有助于论学说理之处,因为“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骈偶成对,出语尽双,反而是骈文发表议论的长处,故曰“非以两当一,而是兼顾两面,不偏一向”[56]。其论学著作,《谈》、《管》二书,多有这方面的表现。今人列钱锺书为“常州府骈文在当代之鲁殿灵光”,即表彰其骈散融合的文章观念及其学术著作中的具体实践[57]。进一步说,钱锺书对骈俪、用典、堆砌的“死文学”所持有的肯定意见,与他反思复古文学的主张,与他小说作品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皆可启发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深刻反思。他与学友吴兴华同样认为,若以为骈俪、用典、讲究音韵的文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弊端,则对照西方文学,自其古典文学至于巴洛克文学,再到现代文学,同样有极为讲究骈偶、用典和协韵的倾向,这并未妨碍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反而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质素[58]。


附记:

  钱锺书执教西南联大时,听课学生中有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查良铮(穆旦)、许渊沖、赵瑞蕻、吴讷孙(鹿桥)等人,日后皆在学术或文学事业上大有成就。他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后,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先后与之经常接触的后辈也有不少杰出人物,大略有邓绍基、张佩芬、李文俊、董衡巽、薛鸿时、王水照、栾贵明、范旭仑等。自五十年代以后,钱锺书极少招收研究生,兼之又在研究所工作,得其亲炙者极少。算得上登堂入室的弟子,不过黄雨石、乔佖几位。
  黄雨石(1919-2008),原名黄爱,湖北钟祥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他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语编辑,独自翻译过狄更斯、康拉德、泰戈尔、劳伦斯、乔伊斯的许多作品,与其子黄宜思合作翻译过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节选本;他在六十年代还曾译过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尤涅斯库的《椅子》、瑞士德语作家杜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他译的莎士比亚抒情长诗,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专著有《英汉文学翻译探索》一书[59]。
  乔佖(1922-?),山西祁县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外语系,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翻译过《狄更斯论文集》,并参与编译亨利·詹姆斯文论。


注释:
[1] 马光裕:《钱基博的〈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第399页,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年。
[2]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第8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3] 钱锺书:《谈艺录》,第3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 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杨绛全集》,第2卷,第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5] 李赋宁:《〈王佐良文集〉序》,载《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参看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22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载《收获》,1997年第3期。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第150-15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2分册,“钱锺书”词条,第8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按,由“凡例”可知,该条当系钱锺书本人所写之自叙。
[8] 安迪(陆灏)在《“咀尔不摇牙”》(刊于《深圳商报》2011年11月09日)一文中指出钱锺书读中文书的最后一册笔记本(第三十四本)的最后一篇笔记,是读《郑孝胥日记》的摘录。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由中华书局1993年10月出版,钱读此书当在此后。次年夏天住院,直至去世。
[9] 《宋诗纪事补订》,全五册,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参看《邓之诚文史札记》,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八日:“吴兴华来,言:有钱锺书者作《宋诗选注》,自谓过厉樊榭远甚”。
[10] 傅璇琮:《记钱锺书先生的几封信》,《新华文摘》,1998年4月。
[11] 侯体健、王水照:《钱锺书宋诗研究对治学的启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参看季品锋:《钱锺书与宋诗研究》,博士论文(王水照指导),复旦大学中文系,2006年。
[12] 陈尚君:《钱读拙辑〈全唐诗续拾〉札记的启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4月8日。钱锺书对于这一领域并未如他在宋诗方面那么领先。
[13] 《谈艺录》,第346页。
[14] 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54-55页,上海:复旦大学,2011年。
[15] 见《容安馆札记》第七二九则,篇首言“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因复取《全唐文》温读一过,合之十年前评识录于此”,又见第七三一、七三三、七三五、七三七、七三九、七四一、七四三则,以及七四五则(陆心源《唐文拾遗》)。
[16] 这始于第七五一则,至第七五五则开篇,更明确说:“阅《黑格尔著作选》,因温《道德经》一过。适见坊间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遂偶披寻。”(朱书初版于1954年,1962年版略有补订,钱此时在读到的应该是后者。)
[17] 《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七八一则。
[18] 按钱锺书很早就有读严可均辑《全文》的心得,1937年之前的“大本(一)”笔记里,就提到自己曾撰写了“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读”。
[19] 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第85-89页。
[20] 张治:《钱锺书西学视野中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中国文学学报》,第六辑,2015年12月。
[21] 张文江:“引言”,《管锥编读解》(增订本),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2] 《国风半月刊》,1933年第3卷第8、11期。
[23] 《作者五人》,《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228页。
[24] 杨绛在1949年以后的著述,侧重于欧洲文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并有多篇专题论文,钱锺书则完全不涉足这些,似乎是有意的回避。
[25]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26] 杨绛在“前言”说:“根据内容,知道是应周扬同志的要求而做的一份资料”,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中国学术》第13辑,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7] 即收入《七缀集》中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英语论文题为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of Life",《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74-387页。从英语版到汉语版的重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本来只是说早期汉译(An early Chinese version),变成了“汉译第一首”,但今日学界早已推翻此说,发现了更早的汉译英诗,还有弥尔顿的《咏目盲》(1854年《遐迩贯珍》)以及中世纪的《圣梦歌》(明末),刊载这两部作品的文献,恰好是钱锺书不太熟悉的明清传教士中文文献和早期稀见报刊。
[28] 《七缀集》,第133页脚注。
[29] 《管锥编》中仅有一处,系记范旭仑之言。见第1册,第412页。
[30] 《管锥编》,第4册,第143页。
[31] 黄国彬:《在七度空间逍遥——钱锺书谈艺》,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32-4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刘铮:《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万象》,第六卷第二期。刘铮:《始有集》,第34-4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32] 《七缀集》,第59页。参看[美]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第133-134页,王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33] 张治:《钱锺书读〈堂吉诃德〉》,《蜗耕集》,第93-10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雷致宋淇信(1954年4月26日)说:“(杨绛译《吉尔·布拉斯》)经钱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见《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册,第16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34] 引自宋以朗:《宋家父子与钱锺书》,《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2日。那部《党派评论文集》出版于1962年,是《党派评论》这个美国的政治与文学季刊的选本,《手稿集》有读该杂志(只有四年)和读这个《文集》的笔记。《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读本》出版于1972年。《党派评论文集》的笔记中未摘录桑塔格文章,《批评读本》的笔记末尾摘录了一小段《反对阐释》。见《外文笔记》,第41册,第364页。
[35] Michael D. C.Drout, J.R.R. Tolkien Encyclopedia, p. 89, Taylor & Francis, 2007.
[36]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51页。
[37] 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集》,第5册,第2615页;《毛诗补传序》,《戴震全集》,第2册,第110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 《管锥编》,第1册,第283页。
[39] 路德维希·比勒尔:《文法学家的技艺:校勘学引论》,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第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0] 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记钱锺书自述学诗经历:少年时代“好义山、仲则风化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此文载《随笔》,1988年第4期。
[41]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见《石遗室诗话》,第5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2] 张伯伟记:《书绅录》,附于程千帆:《桑榆忆往》,第1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3] 《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全集》,第2卷,第92页。
[44] 张治:《钱锺书对于范当世的态度》,《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4年1月26日。
[45] 参看刘永翔:《钱锺书诗论略》,载《饶学研究》,第1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250页,2014年4月。前揭吴忠匡又记蓝田时期钱锺书关于学诗经历的“夫子自道”云:“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日后有发展变化,自然又不限于这个范围。
[46] 王培军在《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故典》(《书屋》,2007年第11期)一文中以为“四山”,源自汪辟疆“六山”之说,“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三陵”则始发于胡汉民《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二首》(其一)。按胡汉民自注,系与冒鹤亭对谈时所言,但是所谓“三陵”,原本指的是宛陵、金陵和广陵。其间之变化,即是钱锺书自家创见。
[47] 《小说琐征》,《清华周刊》,第30卷第4期,1930年11月22日。
[48]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4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9] 详见张治:《〈围城〉与〈儒林外史〉》,载《汉语言文学研究》,第3卷第3期,2012年9月。
[50] 无咎:《读〈围城〉》:“他用中英德法世界上所有古典名著砌起了城墙”;屏溪(沈立人)《〈围城〉读后》:“不相干的引典”(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9日);方典:《论香粉铺之类》(《横眉小辑》,1948年第1辑)以及张羽:《从〈围城〉看钱锺书》:“这书中的人物、生活、感情、思想,还不能脱出旧的窠臼,虽然花样翻新,而货色依然是旧的”,“这些僵尸,都藉着钱锺书的玉体借尸还魂了”(《同代人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熊昕(陈炜谟):《我看〈围城〉》:“堆砌过火,雕琢太甚”(成都《民讯》,1949年第4期)。这场“围攻”式的批评显然打击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兴致,手里正在写的《百合心》就此搁笔。参看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第169-172页,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51] 《光华半月刊》,第七期,1933年4月。
[52] 参看《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9册,第599-600页。
[53] 《管锥编》,第1册,第522-523页。
[54] 《谈艺录》,第28-29页。《石语》中记陈衍“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的议论,钱锺书做按语道:“丈《诗话》中论李莼客文已有此说,实语病也”,即谓其理有不通。
[55] 《管锥编》,第4册,第2290页。
[56] 《管锥编》,第4册,第2291-2292页。
[57] 杨旭辉:《清代骈文史》,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58] 参看张治:《钱锺书与吴兴华的骈体文学论》,《上海文化》,2016年第9期。
[59] 黄雨石:《英汉文学翻译探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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