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玥君：
早几年，我会认为发明一种奇特的形式（体态），就是诗最高的任务之一；如今，好像变得疑虑重重了，虽然衣橱里叠放着许多精致的外衣，但还是无法通过它们判断出诗的模样最可能是什么。可否这么解释：当一首诗打算像史蒂文斯那样追求行行之间的某种跳跃性时，它应在形式上提供配套的轻盈、灵纵的便利；而当诗打算以情感取胜时，形式不如修辞在运用中产生的形势那么重要了？现在，我在写一首诗之前，大致已确定采取何种分节形式，尽管临时变卦的情况也有发生，但大体上我已具备辨清形式的适应性的基础了，懂得什么时候出示哪一件外套去迎接写作进程中约见的贵宾。对于一些貌似新颖的经他人之手展览的形式，我也会加强一种有朝一日用一用它的欲望，把它储存在记忆库中，等待时机派上用场。但我不打算以貌取人，尽管奥斯卡·王尔德（“唯浅薄之徒，才不以貌取人”）持相反的意见。当然，苏珊·桑塔格也在《论风格》中贬斥过“形式／内容”这种二分法。我提倡一种同情心的应用，在文学批评中，要体谅一个诗人致力于诗的整饬感。形式即内容，为了体现迷人的身材，内衣外穿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事实上，王敖和二十月这两位七十年代生人留给一些读者的印象就是他们各自的风格——他们惯用的那个迷你型行李箱。尽管我们可能已忘记他们箱子里到底放了几件衣裳以及里里外外的纹饰。他们的诗以一种显而易见的外露形式占据了读者的心田，乃至于读者几乎不用详察他们诗中写了一个怎样的情节、有没有情感上的波折。如果他们的风格易于模仿，那么，在这个风格市场规模化之后，他们的使命就终止了，即便是采取反风格的措施也来不及了。这就是诸多风格诗人的历史意义。
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两位诗人的风格并不是突然从怪石中蹦出来的，不妨说，他们前面至少还有一个风格诗人张枣。“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醉时歌》）——这就是一次带有即兴发挥特色的风格的吐露。作为一首诗的开端，它几乎是一个大类别诗歌形式的缩影。我也希望有一个机会详细谈论张枣这首诗的可爱之处。谈论一位诗人的醒目风格，既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或可说，批评只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构成了一个障眼法。一位诗人形成自己明确风格的同时，他的读者们就无情地抛弃了他：不再着迷对他的新发现，尽管表面上他有偶像的光环。比如，现在要追思张枣的文学遗产，两篇散文几乎都可能讴歌同一组代表作（对“代表作”的认识也可能会惊人地相似），且赞誉的方法也毫无二致。对于没有受风格娇生惯养的年轻诗人来说，风格即诱因，而且很多老一代诗人都撰文谈及形成个人声音的迫切性。万千风格中穿越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明显异于别人的风格，大喜过望，以为修成了正果；实际上，只要打开风格手册，这一点手艺早已名垂青史，并非砾石上出现了崭新的日影。意识到风格的存在，在我看来，乃是年轻诗人睁眼看诗学史的第一步。下一步，或许是“无招胜有招”的逆向思路，或许不是。
木朵
201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