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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阿根廷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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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23  

木朵:阿根廷的云




使那座宫殿在空中重现
  ——柯尔律治《忽必烈汗》

选择了分段修建的方式
  ——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

通向无数的将来
  ——博尔赫斯《小径交叉的花园》



  阿根廷诗人赫伯特·奎恩精心撰写的这首韵律别致的诗——《中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诗作问世十四年之后,他被一个友好协会邀请到中国访问,实地考察了诗中所涉及的一些省份,并采集了详实的史料,经过细致入微的核查,无一例外地声明他的创作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访问中国的这半个月内,中国媒体给予了大量的跟踪报道,正好应验了《中国》一开头就阐明的意愿:“我将得到邀请”。在他打算写这首诗时,还只是蜗居在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在那儿的一所足球学校领取着不高不低的薪酬。
  在有限的三次访谈中,他提到了写作此诗的因由之一: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提到的“中国人从猫眼里看世界”。在他远隔重洋而无法抵达中国之前,想像中的中央之国时时抛掷引诱的线条,乃至于他不提前在笔下捕捉些许碧霞,就无法摆脱层层隐忧。他提到,“最初,我并不觉得捕风捉影比有据可查更容易,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不免陷入无穷的枯竭之中:每当我获得少量有关‘中国’的讯息,很快就被充分地耗尽。”实际上,从这首诗的头一小节,我们就能体会到他的诚实:萦绕在这些词句之中的确有他的某些焦虑——因为缺乏清澈的认知而懊恼不已。但是,随着章节的深入,我们将发现:他在已知与未知之间保持了杰出的平衡。不断添加的字符并没有使这首诗变得粗俗不堪,使得它日后的中国读者感到不适,相反,从诗的第三行漂亮的处理手法上,我们看到了矗立的韵律。要知道他是如何敏捷地掌握中国人的措辞习性,简直是这首诗顺带递给我们的谜团,不妨说,他与未来的中国读者的关系恰好是这首诗的要旨之一。
  当被问及是否熟悉汉语时,赫伯特·奎恩的答复是“我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汉语”。尽管“对英语心存芥蒂”,但是借助英译作品有效地弥补了西班牙语在沟通有无方面的缺憾。不过,在写完《中国》之后,他感觉到学习汉语的迫切性,并且开始自学。于是,现在为我们所见的这首诗的译者就是他本人。此前多个译本的瑕疵都未能逃脱他的耳目。正因为此,如今我们读到这首译诗离他最初的感情充沛之时已逾十载。发生在其间的诸多事件会不会干扰我们的行程?它的作者是否已部分地改变初衷?它的译者在多种语言的碰撞中拾到了怎样的不可磨灭的火花?也许恰恰在于他集作者与译者为一体,才使得我们的探幽工作不至于自寻烦恼。通过目前交到我们手边的这首诗,可以观察一位外国诗人如何理解汉语的韵律、汉诗的技法;更让人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他对这首诗写作技巧的运用可能提供了这样一次观摩机会:为我们认识新诗发展史打下了一个醒目的木桩。作为天然的汉诗作者,他的中国同行们兴许正经历一个崭新的蜕变过程,他们认为新诗开始摒弃某些写作观念,而另一些观念正孵化出新颖的技巧,推动新诗走上新的高潮。而他置身事外,并不了解,也谈不上遵循汉诗写作传统上的新陈代谢规律,突然递出一份合同,打算与中国同行进行现货买卖。在这份合同中,他打出了怎样的牌?他的牌理是否与当代汉诗的主导趋向相悖?我们不妨把他的这首诗当作一根杠杆,试一试它能否撬动我国新诗的层峦叠嶂。
  然而,这首诗将为必要的读者提供怎样的现实?屡次听到“诗应当直面现实生活”的呼吁,仿佛挥动臂膀的人正号召诗人不要在字里行间种植甘蔗,这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考察《中国》是否缺乏诗应有的道德底线。显然,它并不具备遵守这一呼吁的虔诚,在寻求自身的合理性时,它天然地持有另一种价值观。于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它是有道德的,也拥有最初的美德。如果责怪它没有触及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某些现实,它并不会为此羞愧——一方面,它已经完成(尽管读者可以不断地利用它进行各种科研活动),不会后悔;另一方面,在它看来,任何形式的“责怪”都是某种形势下的产物,并不因为嗓音嘹亮而获得更高的道德水准。所以,我们在理解到它的固执之余,不妨反观“什么是现实生活”。在这首诗中,呼吁同样存在,而且并非无关痛痒,它或许在开启另一扇通达现实生活的门窗。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如果自认为比赫伯特·奎恩更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以此想当然地萌发一种精神上的优势,以此优势加以诟病,就不免夸大了他们阅读的能力,也不妨说他们深受霸王条款的无声侵害而浑然不觉。
  这首诗在极力追求对偶可能产生的效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它假定了自己的范本,而这些范本散发着中国的请柬——作者所认可的中国属性在额头上的灯笼指引下若隐若现。如此,它给中国当代诗人的内心之湖带来了轻微的震颤:仿佛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持续耕耘的中国新诗并没有首当其冲地成为外国同行跃跃欲试的参照物——当这些“外人”意图触摸“中国属性”时,他们极有可能向古体诗靠拢。在被我们有意抽取的这首诗中,作者对对偶的百般迁就似乎显示了他与古体诗的一种友谊,也不妨说,他试图确立一种近似师徒关系的友谊。他的野心可能激怒我们,他没有注意到当代诗人的劳动——在谋求与中国建立稳固关联的过程中,越过了必要的环节:中国新诗。于是,他的中国同行认为这首诗不属于知情人的汇报。但足够引起我们注意的至少包括他在对偶方面的苦心。我们可以设想:他直接从古体诗的茂盛中获取荫翳并非出于一种无礼的漠视。在这首诗中,对偶在三个方面被挪作他用:其一,为了交代诗中的时序,他运用了两种计时器,沙漏与怀表兼顾;其二,在状物拟人之际,他首先捕捉到某个显眼的形象,接着又很讲究地用另一个形象来强化;其三,当他表明自己的立场时,出于警惕,他会采纳反对的声音来减弱诗句刚刚形成的傲慢。
  他并不愿意作为一个“外人”来谈论“中国”,我们可以细心统计一下,那些屡次出境的、起向导作用的、为国外游客介绍中国风情的词语在这首诗中寡有呈现。难道他在写作时设定了一些戒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兴许存在一种精神胜利法:我们当然比他这个阿根廷人更了解中国。可“我们”中的这些成员散布在中国各个省份,不见得就有一致的认识,或可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比一位菲律宾商人更了解江西省宜春市。了解的多寡不容易辨别,而且不会轻易成为判断诗之优劣的标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种在写作中有意的避让是否增加了困难?通篇不用“瓷器”、“丝绸”、“茶叶”之类的词语来开展贸易活动,是否表明他决意遏制“逆差”的出现?于是,我们不得不后撤一步,以观察他如何获取间接的浓缩着中国属性的意象。比如观察他在诗之章法、韵律上的设计。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在阅读这样一首由外国人创作并翻译入境的新诗时,是否过于看重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莫非我们怀着丝丝敌意来审视它,而如果它出自我们中的某一人,就可能绕开这一非难性质的审查?
  这首诗最初的素材来自何方?顺着他的访谈录,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现象为这首诗的萌动提供了帮助:其一,他任教的足球学校曾经入住过一群中国少年;其二,他对杜甫的一首律诗反复揣摩之后,需要通过以诗论诗的途径来表达敬意;其三,出于好奇,他邮购了一本汉语字典;其四,他的祖母给他讲述的一次艳遇。尽管这种寻找小窍门的小聪明不讨人喜欢,甚至会误导人,但是为了消除在阅读这首诗时所碰到的所有疑虑,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是如何逐步构建中国形象的。也许,对于洞悉这首诗自身的奥妙无所裨益,然而,把这一次节外生枝当作阅读的额外享受又何尝不可?我们都有浓烈的好奇心:此人将如何讲述他心目中的“中国”,并且在诗意与诗艺上经受考验?
  即便没有访谈录替我们探路,我们也能凭借非凡的细心接纳诗人已然袒露的信息。现在,诗的体态摆在面前,他提醒我们:“……较为得体的、合乎律诗传统的新诗形式是四行一节、节数不限、隔行押韵为主。我摸索过其他的形式,比如两行一节、三行一节、八行一节,各有味道,暂且不论,但称心如意的形式都在四行一节的百般变化中。好比是押韵,在看似呆板的这种形式中,潜伏着太多的奥妙。”我们注意到这首诗确实在进行一次观念的巩固,尤其是押韵技巧方面,处处显露他的发明。他的确在隔行押韵,我们要小心,他隔行押注的是声母诗的奇数行统一采纳zh,而偶数行一律是g。同时,如果某一行出现一个标点符号,由此形成两片花萼,他会不失时机地在此下注:巧妙地前后押韵(这时不再玩声母游戏),以显示他的蓄意。比如在第三节第三行,“犹如陌生人的人生;少数的风筝”就是一次示范。由此,我们的好奇心会追溯到原作:这些用心良苦的小花絮在西班牙语中是如何播撒的?
  他的心机如此诡秘,乃至于我们迫于自卫会不由得生出一种反感来:在他奇招之下,仿佛看到了毫无用处的花枝招展。他越是呈现出易被读者感知的自我陶醉,我们越发疑虑重重。两种念头油然而生:在他的心目中,汉语新诗可以达成怎样的姿态?他是不得其法而搜罗奇珍异宝来充数吗?那么,这是不是一次新颖的尝试,能否为“怎么写”呐喊助威?为何他的中国同行忽略了这一写法?
  如此,我们不得不找来他的更多诗作,以了解他的痴迷程度。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次反观自己逆反心理的机会:我们的敌意究竟来自哪里?这时,一种呼吁降临:无韵脚运动!也就是说,从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脚与镣铐的捉迷藏游戏。一方面,我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承认缺乏押韵锻炼,乃至于小腿麻痹,另一方面,遵照一种精神胜利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通过发展我们所认定的长处,我们的做法显然更合乎时宜。而他似乎了解到这一心态的存在,在诗的第二节明确了他的立场:“不被现实概括,这也是我的故国”。
  到诗的第四节,我们隐约感到他身上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从字面上观察,他的曾祖母曾是江西萍乡人。但是,另一种推断默默反对着:也许诗中出现的称谓与地名仅仅是某天黄昏凝视地球仪的结果。可以猜测这首诗经过反复的删改,为了达到韵脚轻歌曼舞的效果,看上去他翻查字典格外勤快。也就是说,这并非一首一气呵成或赞成一气呵成的诗。它表露了一种明确的观念:暴风雨中狂乱的野草干劲十足。他为诗兴恣肆随时修建一条护堤,纵容的同时悄悄限制,正如他在第三篇访谈录所言“内在秩序的建立好比是诗之简历”。可以设想,他写作当时浪花百朵,并不急于求成,而是多次比较之后,摘取适宜的辞藻逐步地达到高潮;有时,他并不过分地显示他的优势,看得出他在刻意蜷缩,不忍读者发现他的故意,以免造成卖弄之嫌,于是,整首诗就像一件安睡的首饰,并不追求高潮凸现。
  我们还注意到,“长廊”这一象征的前一次出现是在第二节;在那里,它发挥了叠韵的效果,协助有意突出主题的那些韵母稳住阵脚,同时,它也提供了一次视觉印象:诗人心目中的“中国”的缩影。这是侧卧在抽屉里的一张卡片,为寻找更多的奥妙供给索引。这是一个关键词,它使我们左右为难:到底值不值得从这儿突破,去找寻他的观念结构?如今,它再次现身于第五节。我们的反应可以从这些侧面展开:其一,在此,它可以被别的词语替代吗?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对于反复出现的事物,往往存有警惕之心;其二,我们不由得比较前后两次它各被什么修饰,以及后一次在内涵上是否有所增添,同时,还快速地浏览此后的章节,看看是否有它的第三次露面。我们凝视片刻,会形成这么一种感受:第五节的其他方面的安排都在遵照它被赋予的气息——它统辖了第五节,并使我们假想第二节有一个尚未满足的欲念,而此刻,在前后呼应的刹那,那欲念得以伸展。我们还可以结合自身的写作体会来判断:进行到诗的后半部分,诗人碰见了怎样的阻力?是不是第四节正有默默收敛的意图,而为了延缓这个不祥之兆,诗人运用了前述章节的一个有价值的词,帮助他度过一个隘口?
  不过,第六节留下这样一个入口:一旦读者流连于此,就会觉察到自身所处的位置并不确切——看上去不像站在诗的临近尾声的部分,而是诗意盎然的深处。一个胆大的假设产生:这一节实际上是从第二节与现有的第三节之间的那个居所搬迁至此的,换言之,它本是诗的第三节。现在,我们可以来归纳这种增删腾挪的作法遵守了什么法则。在考察时间链条的前后次序时,我们常常感到意外。它使我们不免后怕:按照诗的从头至尾的顺序审视各种内在的联系,可能不是最妥当的办法。这种顺序被调整过,阅读中凭借语感惯性得以推导出来的所谓的意味深长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花枝招展。我们不由得自责:类似的细致阅读说到底是为了恢复一种明澈的时间顺序吗?我们倍感惊讶:诗的生产来源于某一个时间点,这个点肯定属于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然而,许多情况下,通过诗并不能复原出那种时间的紧凑感,仿佛一种伪装的时间占了上风。当我们试着把第六节放回到时间的裂口时,又发现守时并非惟一的美德。
  诗的自上而下的排列在作者与读者两方都产生了一种近似的势能,这儿俨然存有顺势而为的观念。从读者的立场看,我们确实认为借助于这种势能足以了解到诗的跌宕之谜,好像从已形成的势头中,我们得到了一种理想的下文,然后据以观察作者的实际行动与之存在怎样的差别。理所当然与倍感惊讶就像阴晴不定的两台同时上演的变脸戏。比如,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认为“麒麟”不必出现在第七节,因为从前六节所形成的局面来看,他犯不着搬弄合乎中国形象的吉祥物来讨好读者,更有趣的是,前面所列示的各种象征物都依赖于同一个空间环境——一个秘密公园的布局。它们全部取材于此,从而体现了某种一致性。而“麒麟”的闯入打破了平衡,造成了凹凸不平的感受。
  另一种阅读套路是,我们会从“整体上”来观察每个小节的放入是否有利于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和谐共存、同心同德,一起揭示惟一的主题。当第七节作为视野中最末的内容,之后就是纸张的空白时,我们立即在脑海里打捞起那只隐没在水底的锚:想看一看,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一方面,我们已熟识他的押韵方法,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也不认为他是在勉为其难,甚至想,仅从这种方法下手,还有更多的发挥余地;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个已然形成的守规则的团体有一个求全责备的念头,或许一部分读者嫌它老实巴交,觉得腻烦,认为充实更多的变化可以避免堆砌之嫌。一开始,他在纠正我们的想法,慢慢地,我们又想达成自我纠正。
  我们并不预料这首诗应在哪儿收尾,但诗的最后两行看似作者早已安排,等在幕布边的两位谢幕者一般:

有无知的汹涌,置身其中,
不可轻言臆说,那超脱之国。


也就是说,他已决意用“中国”的拆字法来收拢这首想法豪迈之诗——这是理想的结束,我们立即看见幕布徐徐下落,遮掩了整个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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