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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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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12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人的记忆力,是可由训练而增强的。若神志清明,将心思集中在忘掉了而想记起的事上,往往可以记起。许多印象,保存在潜意识中,如同摄制成的影片储在仓库里。久后将其取出,有些或已模糊,有些可能是非常清晰。有时几十年前的事,仍可记起,如同昨日一样。但这颇需要相当的修习,决定的因素颇多,结果也甚为相对。
  似乎鲁迅先生说过:使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思呢?并且说“一个人做到了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一伟大时代中一伟大人格,如是说出了一点他的心理经验。对于往事的追忆,憧憬,眷念,乡愁,实是人生上的一种巨大力量。有人曾说北欧哲学,从莱布尼兹到叔本华,是日耳曼人对往古希腊世界的怀旧,乡愁,欲追往而莫及。但从古代到中古,那道路中断了,只剩下不可践踏的一道彩虹,犹如精神上的一架桥梁。就整个人类文化史观之,回忆曾起莫大的作用。无论其性质是纪念的或怀古的,它成就了历史而为人类所保重。
  鲁迅说的“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现象是真实的,是一种冥漠的心境,即古人所谓“忘予之天”。这得归功或归咎于生物的本能,在大自然中是如此的。譬如身体各部的感受性不同,倘若遍体皆像手指端一样敏感,人便不能生活下去。人不能且不应将已往的一切事皆保存在表面知觉性里。如身体上若受到大痛苦,或感情上受到大打击,往往人便失去知觉,昏迷。如是便感觉不到痛苦了,仍算是自然对生命的一种保护法。在身体为昏迷或麻木,在心思便是失记或遗忘。渐渐时光消除了伤痛,或泪水洗去了血痕,生命渐渐恢复正常,让痛苦的印象深深没入潜意识的海洋深处,都不记起,人便再能平安生活下去,此即所谓“忘予之天”。“忘天”于人生是大有用处的。但这必须是于此“忘天”并不知觉。若又明觉这是“忘予之天”,那心境是异常惨淡的。
  遗忘是救治,由此可知记忆不必定真实。文学家写自传或回忆录等,往往很难处处皆是真实。几乎不自觉地,人总是将自己的错误或不可心意的事漏掉了。何况虽或未曾忘记,又可以因种种缘故不写出来。若写他人的传记等,更难处处真实。因为我们既不懂得自己,更不懂得他人。常时我们自以为了解他人,其实是未尝了解。尤其于自己所敬爱的人,若写其言行等,便不免有所偏袒,隐讳,夸张,粉饰。治史学的人,必知道通常写史而秉直笔,是难得的事。
  如是,可想普通回忆录并不容易写,它有工作本性上的碍限,在撰者自己未必有十分把握,自信不诬,在读者又应十分谨慎加以采择了。何况是写关于这一伟大人格,其精神、思想,又如此博大,多方,深不可测──鲁迅先生诞生又已是百年纪念了。于情于理或说于恩于义,我皆应说出一点往事,以表寸心之不忘。这里,只从我的记忆里极忠实地捡录出一些明确的印象,大部分是对我在青年时代的一些教言。这皆有如星星火花,时时在我的眼前闪烁。一些关系,有此由此从此因此以此,对我平生的影响是大的。一切所受的明里暗里的创伤皆不必说了,因为已是经过大牺牲而进到大创造的时代。有些细事说出似乎是在扬诩自己,其实我毫无这种用心。四十年前我已不能受此责难,因为我的态度一贯是尽可能避免显露,何况现在!也许有些人猜想我所记得的不止于此,还应当说出更多。对此,我不妨作一明确的答复:我想只能是这样。



  我记不起去看过先生多少次,谈过多少话。最初一甚深的印象是几乎是一沉默的告别。──查先生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条:“下午徐诗荃赴德来别。”时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时间大约是午后三点钟。先生住在景云里。敲开门进去之后,见先生正坐在后堂中写稿,那书桌正面靠着分隔前后堂之板壁,光线从后面门窗透进。这以前我去拜访,总是在前堂中谈话,没有进到这里。先生叫我在书案左边一张藤椅上坐了。我便说我明天动身,正午十二时开船──先生寂然,静静吸着一支烟,我便停止了说话。过了一会儿,先生开始说:“在中国没有二十四小时了!”──我说:“是。”
  这么又过了一会儿,彼此无言。
  “哦!你还有点稿费在这里!”──先生忽然惊起似的说。随即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给我。我说过感谢,便接下放在衣袋里。
  当时我颇写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不时寄给先生,刊登后便去领些稿费。或多或少,总是每千字五元。这次回来一数,实在优待了一点,几乎是八元一千字,一共三十余元。──出国的计划,我早先告诉过先生的。这时也毋庸多话了。
  这么又默然了一些时,我便起身告辞了。先生一直送到大门口,我便鞠躬下去,刚一伸身,先生突然目光辉射,执着我的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
  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从此先生的一切其他平日的教言,凡我所读到的,听到的,皆在我脑里醒活了。此后留学期间,凡学生之萎靡事,如“不进学校”,“关起门来炖牛肉”之类的事,如先生嘲笑过的,皆没有作过。后来极穷,也未尝自己煮饭,真是“竖起脊梁”,好好地读书。──其时我正二十岁。



  时间得稍溯回一年多,我初次往谒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末。有一封复我的信,也许是同年六月十三日写的。我记得这是第二封,宣纸花笺,满满两页细字,与第一封复信不同。第一封是薄“洋纸”淡墨便条,没有留什么深刻的印象。但这第二封中有这样的话:

  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

我当时读这话颇为诧异,因为我还是在大学里念书,“贫贱”,“富贵”,二者皆说不上──“肆志”出《嵇中散集》,是先生校刊过的。“贵得肆志,纵心无悔。”──以为先生随笔写来而已。久后思之,这还算“减等”之说。
  这时,已是先生经过厦门和广州的讲学时代,还沉默过一长时期。曾看到“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话说在一九二七年。后来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当时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这是说“肆志”“骄人”,已算“减等”之说了,但也道着了一时代许多人的病症。悠悠岁月,我也到了暮年,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
  这可说是对我的第一次教言,印象非常明晰。不久后另一信,中间有这些话:

  ……在中国做人不容易,因为国度老了,花样多,有时做人也只得用点手段。但要明知是手段,这样,吃亏的人比较少。……

做人当然是应该诚诚实实的,这是“常”,“经”,但有时为了做好一事,不得不用点手段,这是用“变”,是从“权”。──我不知道先生的早年怎样,如我所知道的这晚期,占全生世的七分之一,没有发现先生用过什么手段。诲人不倦,待人始终是诚恳而且厚道。至若在文字上攻击敌人,嬉笑怒骂,却不能说是用手段。因为过于厚道,倒吃了许多亏,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以后,便是我在国外所收到的信札的记忆了。这段期间的义务,是替先生收版画,多是木刻原印而有木刻者签名的,买些艺术书,寄些杂志,报纸,有时代查一、二寻常德文字典上没有的名词。信札多是关于银钱汇出,书、画收到之事。一共不过四、五十封,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连我的藏书一概丧失了。有些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至今还可记得,在这里录出一些,附带加一点必要的解释:

  ……兄在那边,大学里不知道有用唯物史观讲文学史的没有。如没有,要从各方面去听取,事情就麻烦了……

写这话是在一九三〇年。那时全德国无此课程,也无从到各处听取。唯物史观我却是学过的,在出国以前。当时在海得贝尔格大学负盛名的,是贡朵夫教授讲歌德,布克教授讲德国文学史。前者不幸在讲学期中因黄疸病又兼心脏病逝世。后者的思想比较开明,在美国讲过学,已秃顶了,上课照例不带讲稿。有一趟我告诉他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多有翻译了,他听了很高兴。次日在课堂讲世界文学思潮传播之迅速,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南洋各地,思想之传播多是先于作品的翻译云云。他时常引据狄尔泰的《体验与诗》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算是相当进步了,却未尝根据唯物史观立论。

  ……现在柏林生活,住房子之外,还要吃点肉,每月要花多少钱呢?……

倘若我记得不错,这信是在一九三〇年写的,先于上一信。这是先生想到德国来游历。当时柏林已隐隐分成东西两区。西区发展较后,多住宅,不似东区拥挤。房租在西区较高,食物则东西区价差不多。本地学生,多住在东区,若受着国家这样那样优待,每月自己用一百五十马克至多二百马克便够了。但那在外国学生做不到,每月用费总在二百至三百马克之间。其时兑换率是一马克换七角五分至八角左右,后几年涨而不落,总在一元稍外。但是以鲁迅先生出国考察,游历,研究,兼之又必买书,收版画之类,必不能像留学生一样生活了。而且,那排场必有些像蔡孑民先生游德国一样,方才相称。于是我回信说明了这些情形,结论说:“先生来游,大致每月六百马克也就够了。”──以后来信,便没有提起这事,也许是觉得用费太高,也许是由于旁的原因,未曾实现此一北国之行。

  我感谢你替我计划了很好的田园。这些梦,我少年时也曾作过的,还请一位族人刻了一颗图章,取《诗品》句曰:“绿杉野屋”……

我当时去信的意思是:上海总是洋场,没有什么文化环境,先生何不在任何山水佳处,找一所房子定居,较接近大自然。花之朝,月之夕,剥一黄橙,暖半壶酒,则有山灵相访,古哲会神……总会比租界好。先生答复,这也是曾经梦想过的,下面讲了一些不可能的道理。大致说上海虽是如此,也仍有些方便。──及今想来,那时代以中国之大,任何比较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政局实是太黑暗了。及至我回国以后,那情形方体会到一点。而先生虽居租界,此后仍得一次又一次逃难。其间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可见先生对当时的局势是看得透彻的。另外某篇文章中还引了章太炎庐山志题辞里几句话:“人之情,求仕不获毋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自窜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欤!”那悲愤,在先生的先生也是大的。

  ……“夫蚁子惜鼻,固犹香象”,想当然耳。以为出于佛经者,非也。……

这“蚁子”两句,见于《唐宋传奇集·序例》。我苦苦要寻出这出自什么典故。其实这是无关轻重的。然在作旧文章,则谓之“杜撰”,是所忌讳的。先生于此亦一笑置之了。下面两句“嫫母护面,拒逊毛嫱”,也无出典。至若另外某信讲:

  夫慈母投杼,屡告成真,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所以我也不得不避开了。……

明显是用典故了。这是那次逃入英租界以后的信。那一次有“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一首律诗。

  ……这次我想府上必受了一些影响,……兄在那边,应当时时怡悦其心。……

这是指“立三路线”攻下长沙的一役,这信中寄来了一首《湘灵歌》,是为此一次战争而写的。长沙恰是我的故乡,当时德国报纸仅登了一点简短消息,此外也看不到国内的报纸,我从此所受的影响是大的,因为经济来源断绝了。寥落一身,濒于九死。先生最后寄来了一笔钱,说:

  ……颇有相濡以沫之悲。……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庄子》)。──大概据先生计算,多寄来了一点。在我的记忆中,买书买画的钱,皆清楚了结,多的一点,恰补还了旧欠。因为尊敬先生的原故,虽穷苦也不敢用先生的钱,亦未尝写信告贷。先生之买书画从此亦止。主要是因为柔石牺牲了,没有人为跑银行买汇票,“我现在连跑银行的‘人才’也没有了。”──来信说。

  ……捐生喋血,固亦大地之块,足使沉滞的人间,活跃一下,但使旁观者于悒,却大是缺点。……
  此外,作和尚也不行。……
  我常劝青年稍自足于其春华,盖为此也。……


  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处对我的一重要指点。我当时的意思,是“入世”则当革命,虽摩顶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则为之,否则,不如“出家”,当和尚去。这正是普通湖南人的脾气,好走极端,激烈。──先生不谓然。以为革命当然是好,但要顾定目标,从容中道。譬如战场上金鼓震耳,烟尘蔽天,眼精手快的战士,却从容不迫,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此之谓“中道”。气不当妄使,力不当妄用,倘失败了,又应积蓄气力,重新振作。如或一蹶,又走另一极端,行出世道,亦不可。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那里去的。后下谈话中,屡次告诉我作和尚怎样会使神经不正常,使人乖异。先生是学过医学的,这些道理必有根据,我却无从说起。
  青年时代,我于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好问,纠缠不清,以致先生慨叹起来了,要自足于青春。这末了一句,我记不起前面还有两字没有,或者是“呜呼!……盖为此也”。

  ……兄诗甚佳,比前有进,想是学汉、魏,于渊明却不像。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

称谓曰“兄”,是对一般青年的客气语。信的末了,总只是两字,曰“迅上”,简单而通侻。自称则常不一定,“我”,“不佞”,“区区”……皆是。我的去信,则是称‘鲁迅先生”,但信封上却写“周豫才先生”,稍避显露,因为知道这名字的较少。谈话中,我只称“先生”,或说“周先生”。对师母只称“师母”,说海婴只称“小弟弟”。
  似乎先生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甚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或者在革命运动中,湖南人的贡献也不算太小,因此外省人对之皆颇有好感。如今四海一家,地域性是不必谈了,但有些地方的人民有某些特殊性格,是自古已然的,稍治历史的人便知道,要在各个发挥其优胜性格,在大同中不妨仍其小异。我惭愧,至今阅历已不止四十年,这期间有三十几年滴酒未饮,中间也偶作旧诗。那是少年时代漫然夸口罢了,即今自视存稿,陶渊明诗的影子尚且未曾望到。未曾专意为诗,也是事实。又常吃辣椒,想来也是一原因了。



  上面这些信中的话,究竟因为是写下的,记忆颇为真确。此外则是谈话中所记忆的了,其精确性或许差一点。还有一些零星杂事,似乎也不妨录出,或者不无意义。
  先生的文集中,谈到有所谓“花生政策”者,确有其事。青年朋友来访,时常请吃点心。我国此一风俗,大概自从唐代已有,随饮茶一直保存下来。而青少年者,往往不顾点心之粗细,简单明了,全部吃完。据先生说来访者多,时时得添买,不甚方便。于是变通之法起了,代点心以花生米。花生米是价廉而物美,于主于客,两皆合宜。但那只是在北京时代的事,在上海时代,自始至终,我却没有吃到花生米。
  记得我之往访,总在周日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谈了一会,给吃点什么了。我们先拨出一部分留给海婴,我一拨,先生总说:“够了,够了”。──记得吃过榧子,是浙江产品;羊桃,是广东产品,皆我的家乡所没有,我未尝吃过的。有一次吃的是秀水所产的小菱,话便谈到朱彝尊、王仲瞿,皆秀水人。有一次吃凉面,便谈到唐人的槐叶冷淘。……有一次在内山书店,坐在那冬夏皆不移动的圆火缸之旁。内山先生很客气,捧出一盘糖,斜方微圆,棕色透明。我很高兴初次吃到日本点心,便取一个纳到嘴里,哪知只是糖而已。便吐掉塞进缸灰里。先生却看见了,取着夹箝将其轻轻夹出,抛开了。是的,缸灰里不应塞进杂物,以免生火时烧着出烟。我随即抱歉说我的牙齿不好,不宜吃糖。先生说:“得看看医生哪!”──牙齿不好也是真情,割龈,拔齿,在德国进过好几次医院。那里牙科医院设备多么好,手术多么精,我曾写信告诉过先生的。但那次是遁辞,是嫌其糖之甜。
  我去访问总是有点小事,或送稿,或领稿费,但总是有些什么疑义,去问难。谈话时,先生吸着纸烟,一支接续一支,不断地烧,却很少吸。有一趟谈话稍久,我回公寓摘下领带时,觉到衬衫上一股浓厚的烟气。我便写信去说,此之所谓“熏陶”了,先生也只好纵容这玩笑,无法可想。
  但我自己也吸烟,然从来未敢在先生面前吸过一支烟。因为我出身于旧式家庭,那规矩是对长辈要恭敬。若是坐车在路上遇到,要立刻停车,下来在路旁立着,问候一番,并且虚伪地自责,说真不应坐车云云。而且,更奇怪的,戴了眼镜若遇到长辈了,不论自己是近视也好,远视也好,便应当摘下。似乎戴眼镜只是老年人的特权,何况吸烟!好几趟在内山书店遇着了,坐了一会,随先生到寓所去,见先生总是手持新买的纸烟一长条,似乎是英国或荷兰出品,然不是什么名牌。
  此外,先生也是讲究喝茶的。有一时期我往访较勤,便备有别一茶碗,搁在书房里那小架上,不弄错茶碗,比较卫生。有时不觉谈话过久了,师母便走来在先生耳旁说几句什么话。先生便微笑和我说:“在我们这里吃夜饭去好不好?”──那是按规矩只得遵命的。总是有点什么特殊的菜,饭前稍稍喝一点点绍兴酒。这时先生更加谈笑风生。
  这么,时常“赏饭”,我觉得不安了,劳扰太多,会成了食客。便早往早退。总是领了稿费,归途在餐馆中吃一瓶酸牛奶,加糖,加肉桂末。回寓所总是在四点钟左右。
  这些小事,回想起来,多么富于人生情趣,在平凡生活中是近于艺术化了。那时在上海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位老同学是医生,没有病便用不着他。可问教,可谈话者,唯有先生。先生始终也未尝给我介绍什么朋友。



  其实和先生谈话,要异常知道分寸。
  有一趟孙伏园──著名的《晨报》副刊的编辑,──和先生谈话,得意忘形,说:“他们不料这一下踏在炸弹上了!”──这一句话便使先生大为不悦,以为自己替人写文字,费心尽力,结果当作了人家的炸弹,而至于粉骨碎身!──我始终对先生是尊敬的,知道对着的是一伟大的人格。他人对先生的诽谤和颂扬我皆不管,而先生之大受群众的颂扬乃身后之事。举凡论文,论史,论人,论事,论书,论画……皆听到过很多精辟的见解,度过许多无比的辰光。有时说及人情物理之微,真觉惊心动魄。最寻常是论文,品评他人的文字。
  论文,通常小报和杂志的文字是不谈的,对造谣和攻击之类加以反驳,也不在话下。有一次遇到蔡先生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工艺的题词,第一句是“中国乃一善用手指之民族……”先生指着笑说:“这第一句就不可解!”我也失笑了。看下去,下文也平平常常。蔡先生是前清名翰林,毕生从事革命,铸造了一时代的人物,甚为当世所尊仰。后下偶然碰到他在某处发表的一首旧诗,中有一句云:“不管乘轩缘好鹤”,我方在迟疑,说:“这‘好鹤’一句……?”──先生立刻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你?……?”──“哦!是的,我读过的。”──我惊讶先生对旧书之熟记。这话出自《左传》。蔡先生的意思,是说提倡新思想,不管付什么代价。那仍是一种革命精神,但所取之义也恰止于此,与卫懿公之战败无关。而这也表现了蔡先生气魄之博大。
  谈话一涉及国学,便牵连到章太炎。先生说及听过章氏讲小学,时在东京。所做的文章,初稿给学生看,大家是懂得的,及至二稿、三稿,许多字便不认识了。原来章先生每日摩挲一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将里面的通假字取来换过了,所以大家不识。──这一教示对我是有虽不大然颇远的效果的。后来我在一九四五年出国,便带了这部书,根据它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名《小学菁华》,意在使西人知道一点中国文字学,给南印度国际教育中心出版。印度人从来憎恨中国事物,将稿压了十三年不肯印行。及至有法国朋友在印刷所发现这稿之后,便敦促其出版,结果在欧美畅销,使他们赚了一笔钱。
  但是和先生谈国学是颇不容易的,有时如同遭到考学位的口试。某次我说及王湘绮,──清末湖南一大学者,章氏师徒最留心的人,──说其文章上追《史记》,高于明代之文。先生听了,将蜜蜡烟嘴轻轻扣着灰盘,去了纸烟的灰,从容问:“是喽!究竟你看王湘绮的文章,与太史公的又有些什么不同呢?”──这真是偌大的考试题。我便胡天胡地大发一通议论,先生听了大笑,甚以为然。
  以先生于国学研究湛深,我去时时请教,有时触到了一题目是有兴趣的,先生便滔滔不绝讲去,我也忘掉了时间。于晚清的一些名家的事,似乎从来未曾在先生笔下提到过。如说俞曲园怎样玩世不恭。──以先生文学研究之深,而在当时北京大学仅居一讲师之位,在教育部则为佥事,虽“佥事也不算怎样区区”。现在我们追想,这未尝是公正的。但如我所知,先生对这些地位从来没有什么不满。这是因为志趣早定,要改革社会,要拯救这民族之沉沦,非志在个人之高位。又早知其事业要从广大民众之教育入手。其提倡白话,不肯开出青年必读书的目录,及创作小说,散文,又专门于小说研究,更溯回到抛弃能救个人的医学,皆指向这一旨趣。若有所不满,则是恨不能更深入群众,了解及提高群众,给群众开辟新天地。某年,在上海夏天晚上乘凉,还和弄堂左右普通居民讲文学,便充分表露这意思。然则可揣知纵使是更高的位置,也不以为意了。晚年颇自恨未能创作一部弘大的长篇小说,由于环境的种种限制,则眼光更注到我们的后代,为了将来。



  说来当时上海文坛上的一般出头人物,学问实皆未免浅薄。我当年是在求学时代,──即至今仍是,──看到许多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心里时常不以为然。某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某教授讲中国文学史,讲骈文,教人看参考书,只有一部《四六法海》,便往告诉先生,弄得先生大笑了。我颇攻击林语堂之流提倡小品文。先生曾说“党同伐异”,其时是公正的,不怎样偏袒,于此事颇以我为然。早几年我在海外谈文,又将袁中郎、何心隐(即梁允元)以及徐文长诸人的集子细看了一遍,仍是见不出应加提倡的道理。古文其实也不难读,不必上窥两汉,即在唐文,犹可窥见这民族的一点沉雄博大的气魄,文字并不艰深。一欣赏小品从而模拟,便落入小家数了,使人的精神也卑小下去。
  一般而论,先生实不主张青年人读旧书。但是不主张旧书皆应毁弃,并且说过大学的文科课程还要读《易经》。我们对古物皆知道保存,难道于古之文字、文学不知道要研究?但是不要将其普遍化,只能限于少数人。而此少数人也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可是,处理古籍要有眼光。有时标点古书也盛行过一时,乱加标点又加之以校对不精,闹出过一些笑话,有些也是经先生指摘过的。这里我还记起一事:
  有一部旧书,名曰《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即今想来,此即所谓同情的了解,作客观的主观,设身处地,以自己当作他人而设想,这态度在文学创作的人物描写中是常见的。由此一端,可见先生的眼光比我的见识深透得多了。
  在文如此,在诗亦然。先生早年写文言文不论,晚年也仍偶然写骈体文。旧体诗也成了一小集。从来未尝叫我不写旧体诗,每有感兴之作,便写去呈教。但我好开玩笑。有一首写呈的,记得第一、二句是:

几度沧江话劫灰,
酸梨残命有余哀。


说“几度”是不错的,因为每次过上海,必往谒。其时已经过“一·二八”之役了,闸北一带成了瓦砾之场。所以可说“劫灰”,是古人假托东方朔的汉武故事中出现的。“酸梨”则是明代一故事,有禅师教弟子说:“上苑已无苹婆果,且留残命吃酸梨。”禅师因此下狱,那比喻也是贴切的。当年留学回来,风云得路,大吃苹婆果的人物多少!我只能在上海依先生而得些稿费,吃些酸梨而已。这还算正经话。那诗末两句是:

女娲未补唐天处,
觅取芝兰次第培。


  过了些时,我便去问:“上次我的诗里说的‘唐天’,先生以为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空天’?”
  “不是。先生明明告诉我,曾经游了一回西安,说看到西安之天,不像‘唐朝之天’,便是那‘唐天’!”
  先生听了大笑。这便不像正经话了。
  另一次我又在一张花笺上题了几句歪诗,后面落款说:“豫公观察大人    雅怔。”“观察”是清代的官名,但这是另指“观看”和“考察”,通常是写“雅正”,义为“改正”,“是正”。然这里是要使先生看了发怔。──一律原谅,先生容许这弟子开天真的玩笑。
  先生所说“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是一谦逊之词,其实唐诗何尝是卑!先生于唐诗的研究是很深广的。某次撰文,随着笔便写出“我有一匹好东绢,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君放笔为直干”。正是杜甫的诗。然所最好的是李长吉。某次我无意摹仿了李长吉,写一首短诗寄去,下一次会见了,第一句话问我:“你在读李昌谷呀!”我说:“是。”──李长吉呢,遭了时代的愚蠢的打击,毕生不得意,所作千载下往往犹得到人心的共鸣。我在德国时,先生某次来信说:“‘心事如波涛,中夜(澄按:原文作“坐”)时时惊’,我真不知道李长吉‘惊’的什么!”是说受压迫时的心境,时在龙华五烈士殉难以后。



  通常先生笔下攻击对方,当然是异常尖刻,但谈话中论人,却非常平恕。论人当然是论其事业成就,通常口语中有三字曰“是好的”,或者说“不坏”。“不坏”即汉代人所谓“无害”,似乎比“是好的”还要沉着一点。如我提出某人,先生总是先下这么一句总评,然后再加分析其如何不坏。有时其人有多方面,使两者并用。说及杨仁山的佛学,先生说“是好的”。如说陈师曾的画,“是好的”,其刻图章也“不坏”,沈尹默的诗词“是好的”,其字,也“不坏”。……诸如此类。
  但说及某些特殊人物,则不同。说他们厉害,或说是非常厉害的。如讲某某是一阴谋家,听到良弼要组宗社党了,便立刻遣出一个刺客去炸掉了他。这刺客便是彭家珍,清史稿上有传,但未尝说是谁的主使。如讲袁世凯杀害了许多革命党人,非常厉害,还讲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关说,预先示意,那时正值某某当教育部长,有人在暗暗通知他,叫他上一呈文,在自己的名字上写一‘臣’字,便是表示服从了。那部长听了大惊,立刻照办。但用什么为题呢?……哦!有了,振兴大学教育。于是赶紧作了一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名字上写了这一字。这呈文抄出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人读了很高兴,和我来说:‘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我心里想……”
  先生吸着纸烟,讲到这里,停下了,缓缓说:“这就是所谓黑暗了!”
  先生在民国初年曾一度辞去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大概便是为了这一事。不肯称“臣”。后来袁世凯做皇帝两个多月,便死了,先生在教育部便恢复了职位。



  有许多人情世故上的事,先生讲给我听,是使我当时惊心动魄的。曾说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再变则为蛀木虫,三变则为大虫。──此一说,似乎是出自某笔记。
  所谓世家子弟,是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多是靠父祖的余荫过活的人。俗话说,“创业难,守成不易”,若是民生休宁,社会经济情况少变化,一个承袭了先人的遗产的子弟,自己不胡作非为,还可生活下去而支持一、两代。但那是极“不易”的事。因为社会变化太快,无进取只有退守,必至于“坐吃山崩”。从清末到民初,湖南是南北战争的冲要,受战祸甚惨。无战争之时,则成了军阀割据之地,平民受到种种剥削。如湖南省银行的纸币,忽然作废了,许多人便立地化为赤贫。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一个世家子弟如没有技能养活自己,必至于堕落。大致也不止湖南如此。先生在小说中写的这种情况也很多了。
  第一变为蠹鱼,即是出卖先人所收藏的字画以及图书,借以维持生活。第二变为蛀木虫,则是图书字画等卖光了,只得出卖家中的木器或甚至房屋。第三变而为大虫,则是“吃人”,卖去他的奴婢。我说应当是变为大虫在先,减少家庭的粮食消耗,先生曰不然,穷大少爷还是要人伺候的。最后方出卖奴婢。婢女(即丫头)在湖南曾有,但奴子似乎到民国已经没有,皆很少听说有出卖的。那时代不止是各个旧家庭,是整个旧社会如冰川崩溃下来,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住。
  三变之中,以第一变最惨。尤其是藏书,是凡读书人皆喜好的。一旦其人去世了,旧书商贩便来欺人家孤儿寡妇,高价值的书往往以低价钱换去了,这不必说,时常是从一大部书如某丛书或其全集中暗地抽去几本,使它残缺。过了些时另有人即同伙的人来买这大部书,因其不全,那价值便大量减少了,出售者也难争高价。这一落到书贩子手里,自然又配全了,他以之出卖大价钱。
  字画的命运相同。往往真品借去,赝品还来,高价收入的,低价卖出去。其间种种欺诈不必说了。而且三变之后,世家子弟自己也变成了流氓骗子,又去欺骗他人。此之谓财穷之后,继以人穷,财穷犹可挣回,人穷则整个堕落了,无可救治。
  这是些旧社会的人情世故,我听了是毛骨悚然的。



  有一次谈到了山水,又牵涉到女性问题。
  我年轻时有点像广东话所谓“大乡里”,是一个只知道而且好夸说自己的乡里的伧人,不知天下之大。我说我们湖南的山水,如潇湘八景之类,真是好哪!是自古有名。而绍兴……,没有什么吧!
  “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也有些好风景!”──先生说。
  我便默然。
  于是我又说我怎样好游山。出长沙城渡过湘江便是岳麓山。山中的风景很美。高处是云麓宫。云麓宫里一副对联,是“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草书,异常生动。从这里到禹王碑,即宋人假造的岣嵝碑,有两条路,一条甚陡峻,然较近,一条较迂远,然颇平。有一日我游到了云麓宫,凭栏下望江水及长沙全城,又徘徊了一番,看到随着有一队小女学生,也是游山,到了这里。我便到禹王碑去。我不管道路怎样,当前直上,心里想:“你们这班女孩,还是走那远一点的路吧,这条路是危险的。”谁知我攀到半路,回头一看,一个个皆跟着爬上来了,因此我感觉我们中国的女性生命力,实是伟大!……
  “是呀!”──先生说,“这种女性的生命力,稍一抬头,便被男子压下,历史上总是这样!”
  诚然,女子有女儿性,有母性,无妻性,是先生讲过的。在谈话中说师母,总是称“密斯许”。师母是从北京女师大南下已有志于革命,中间辅助先生的事业,又时常得看顾先生的病,抚着多病的孩子,不时也一同逃难,那生活之劬苦,是可想象的,晚年曾一度受难,竟是同抱着伟大的理想奋斗了一生。那弘大的毅力,很值得我们尊敬了。而在先生左右,以平等而论,也做到了真实平等的地步。
  如我所知,先生于山水,人物,以及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识是高的。有一日我陪先生参观了一西洋油画展览会,是当时欧洲几个二、三流艺术家的作品。遇到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像,只画出了头发和背部,大概是五十多厘米宽,八十多厘米高,上下左右画面没有留什么空白,先生看了一眼,便回过头去。我颇觉得这是习惯的拘谨。
  本来在西洋参观博物院,画廊等,是要讲规矩的。艺术品固然随人细看;然若久站在一人物或神像的绘画或雕刻前,是不礼貌的。裸体表神性下至肉感,普通也只宜略一观看而已。在专家只须一眼,如同一刹那的拍照,其艺术价值之高下,便已收摄无遗。先生的审美意识甚高,超凡出俗,不待言,然于美色初无所庸心,已习惯如此。
  这些事过去了几乎半世纪,历史的急进无从休止。经过无可计量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女性算是解放了,较之亚洲某些其他国家的,远过自由,开明,而且快乐。大致也作到了男女真正平等的地步。这一曾经拘禁了的伟大生命力之洪流解放出来,便没有任何势力可再压下,亦必实际服务于国家建设了。──是的,“人道是沧桑”,山川佳胜皆渐重修,险峻之地也该平坦了些吧!

十一

  这里,略说一点先生于佛学的见解。
  先生屡次和我说过,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当时不过碰到就提起,没有什么系统的讨论。先生之主张革新,大量吸收西洋文化,是以汉唐为先例的。汉唐国力充盛,文化大量从西域吸收,对这民族是有裨益的,正如一健康的人,是食物便可吃,没有什么忌讳;及主衰弱的人,便这也怕吃,那也怕吃了。
  然而所谓文化交流,颇是一复杂之事。有时两地相隔只一山一水,而语言,宗教,民情,风俗迥乎不同,彼此不流通。有时遥隔重山叠障广川沙漠,学者却裹粮、负籍、担簦、履跷,未来往往,总之不辞跋涉苦辛,佛法终于传到中国了。起初与道家相合,其次相离,各自成为宗教,便势不两立。义理是彼此皆具,亦皆湛深,其在民间起信,由于见神见鬼,即古之巫术,两教没有什么不同。我起初说我看《大乘起信论》,先生说不如看《百法明门论》,因为《大乘起信沦》究竟是一部伪书。其次研究诸教之斗争,先生说当先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可说我于佛学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启蒙的。
  当年在上海买佛书是颇方便的。有金陵刻经处印行的,由有正书局代售。因为书大抵由信士捐资刻印,木版大字,书局取利不高,价廉,花几元钱便买回一大捆。有一次我买到了一部《百喻经》,是先生早年捐钱刻的,便带去给先生看。恰好师母在旁边,先生便翻出末页,指着说:“这便是那给……刻的。”师母见了也很高兴。
  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记得和我讲起几个禅宗的故事,当时只觉得有趣罢了。我至今尚未曾听过一次参禅。后来看些语录之类,于身心了不相干。但在先生似乎不然。是得力于那一长时期看佛经和抄古碑的修养呢,抑或是得力于道家的修养──因为先生也深通老、庄──,胸襟达到了一极大的沉静境界,仿佛是无边的空虚寂寞,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诗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得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往往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我便闹事似的讲话,过了些时,喜笑方回复了。
  这冷静境界,在思想上成就了精辟的见解,看事物异常深透,所谓“静则生明”。在另一方面,于健康也有了大帮助。晚年方查出久患肺病。医生说在西人则五年前已应去世了。又查出曾患肋膜炎而不治自愈,竟不知不觉度过了多个险关。大致平生遇身体有病痛则就医生诊治而已,不甚求药,无动于中。方寸间没有营营扰扰如庸人怕病畏死而求治之不遑,则身体听其自在,是有其抵抗力的。稍加调治,便易恢复正常。可说能外其生,有时竟如视自己已死,真也到了庄子所谓“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的地步。常时静处如尸,使神气完足,体力增强,一动则行气如龙,如所谓“龙见”(“见”即“现”)了。
  上面那句诗下面的一句,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句可解释为革命爆发于不觉之处的期待。意思未必直取自“雷声而渊默”这语,然恰可相通,或倒过说“渊默而雷声”,更切合先生个人的境界。不知道晚近研究鲁迅思想的专家作过一机械的然颇有趣味的统计没有:鲁迅毕生写过多少字?那数量必然颇可观了。在性质上又是什么样的文字!如说文字是声音的记录,又是多么弘大之声!岂止“惊雷”可以为喻?其成就,表出沉雄博大的魄力,这魄力不是无所从来。──其冷静,“渊默”,不能纯粹是对辛亥革命后的许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长期的修养,即内中的省察存养而致。换言之,在自己下过绝大的功夫。显然,这必是受了佛经或老、庄的影响。这只偶尔在文字中透露一点。最初对我的教言,已是不可“肆志”了。如说自己冷静,也以此冷静驱遣了旁人,或说解剖他人,先解剖了自己之类。经过在广州(或在厦门?)过多社会活动后,便说“装死”,这中间也透出了一点消息。当然,“雷声”可闻,“渊默”便无可闻。没有人能窥透那渊深无底的心灵,一现则表为一时代的热烈的伟大革命者。
  于佛学先生另有一高论,曰“居士起而佛法亡”。这却是颇可异议的。如说“杨仁山是好的”,则杨仁山正是居士。“不知道现在高僧大德还有没有,……一般皆是行同白衣,心如俗子……”──这是某次信中的话。实际当年“是好的’比丘或居士,寥若晨星。随着旧社会的崩溃,佛门亦复颓败了。──虹口的会葬我曾参加,听到一些演说,至今犹记得先生的密友内山完造说了一句切实的话。他说:“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内山是日本人,他不知道华语说“佛”并不称“神”,但他这一语道着了一点先生的精神真际。

十二

  其次,关于尼采,也当在这里说明一下:
  《苏鲁支语录》,是尼采的一部名著,另译是《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先生说“苏鲁支”是唐时的译名,我未尝十分注意。某日问我:“你为什么不翻译苏鲁支呢?”我说郭沫若已有译本,先生说不全,要全部译出。我问可在哪里出版呢?先生说可介绍给郑振铎出版。那么,只好遵命了。──其时先生正动手译《死魂灵》。
  这事不难,我有一部《尼采全集》,抽出来照译就是。某次谈到劳工,我们是专用脑经的工作者。先生说工厂中工人,下了班心思便不在机器上了,然我们放下写作之后,脑经依然在工作上转,竟不能限时间。我又说先生治小说史,当然是比较有兴味的工作了,先生叹息说:“一札一札的旧小说,看起来也够受了。”那种小说我是见过的,是巾箱本或袖珍本,一本大约不过七、八厘米宽,十一、二厘米长,一部章回小说便是若干本,所以说“一札一扎”。总之用脑力的劳工,其消耗体力,决不下于专用体力的劳动。在翻译这部书时,──一般当然是翻译比创作更难──我也曾着实费了一番心力。
  如是,一卷一卷的《苏鲁支语录》译稿交给了郑振铎,随后在世界书局出版,收在《世界文库》内。当时的反应是在《晨报》上出现了“东方朔如是说”,皆嘲笑之辞,提出一滑稽人物旁敲侧击来取笑,因为没有力量在思想上正面攻击,只得由他去了。接着又翻出了尼采的《朝霞》,和《快乐的知识》两书,却皆在商务馆出版。那时因为在上海讲西洋哲学的人,多是只取外国的教科书,概论,或哲学史之类,敷衍其说,大抵缺少实质,虽不必定有错误。绍介某一家,便应当至少有几种原著翻译给人看,借以挽救那空疏浅薄之失。我的态度,当时是严肃的。
  为什么在西洋许多名家中,先生甚推许尼采?想来是在工作的性质上,有些方面相同。尼采是诗人,思想家,热烈的改革者。文章朴茂,虽多是写短章而大气磅礴,富于阳刚之美,诗虽好而视为余事。然深邃的哲学,出之以诗的语言,是欧洲近古所罕有的。稍可比美的,只有以前的一契克迦德,然仍较逊。其余的皆专重思想之质,表以自有的一系统哲学语言,往往难于普及。这些方面,皆与先生不异。譬之黄金则皆是精金,只有量之不同而已。
  无可否认,在先生接受马列主义以前,受尼采的影响颇大。这可远推至以文言文写《文化偏至论》的时期,在一九〇七年。──即如《野草》,其中如《过客》《影的告别》两篇,便甚与《苏鲁支语录》的作风相似。这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或故意模仿;竟不妨假定是于尼采的作品,或原文或日文的译本,时加玩味,欣赏,而自己的思绪触发,提笔一写,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说是一部散文的诗,先生的得意之作。这只合用文学上的术语说,是受了尼采的“灵感”。
  就思想的大体观之,两家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异。又有一共通的特色,即两者皆具有一种推翻旧者建立新者的革命精神。在尼采是攻击基督教的文化不遗余力,自诩为“自由思想者”,──这名词是纯对宗教而言,──大声疾呼“上帝是死掉了!”这话虽在现代若在西洋社会里说,犹多么骇人!其前一世纪的康德,抱有同样的宗教意见,然一受到威廉二世的恫吓,便不敢发表了。而且尼采要推翻旧道德的标榜,将一切价值重新估定。要哲学家创造新价值,又要求其为行动的人,不能专从事静观默想。推崇艺术,肯定“生之意志”……凡此诸说,皆倡之以智识的勇猛,笔下喑呜叱咤,突荡无前。为人却不失其为哲学家的纯和温谨。也曾作自我批评,所说著不免热狂,而热狂主义损伤性格,口味,和健康。奋斗一生,终于为一孤独者。
  以态度论,鲁迅当然冷静得多,为人亦是多么温和,而笔下一样是喑呜叱咤,突荡无前,有时冷嘲,似乎更深锐一点。然所处正是一大变乱时代,我们没有基督教的传统,然旧礼教的社会,颓废腐朽,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压在人民身上,加以帝国主义进来了,因之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等等,眼见这民族快要沦亡了,于是乎大声疾呼,从事革命。那么,也要将旧道德的标榜打破,将那些伪君子──即尼采所斥的菲利士人──的假面具揭开,重新估定新的价值。也寄希望于行动性的实际革命者。当说“我在寻求大将”。而且,很早就立了简明的三句义曰:我们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这正是积极的对人生的肯定。而且奴隶有奴隶的道德,主子有主子的道德,中华民族应早脱出奴隶地位,雄强起来,自为主宰,不是在作品中屡见不鲜么?凡此诸说有很多同、似之处,难于说是因袭,只可说是易地同然。“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世界上既爆发了革命思潮,则不能圈禁于某一区域,而且,循历史的轨辙,只有显、隐、起、伏,而无休止,必至其达到了目标,然后在本身起了变化,方算终了。
  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关系,只合终止于此。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鲁迅究竟是文学家,未曾建立一系文化哲学,如尼采之所为。将来未可知,中国庸或产生伟大哲学家,组出缜密的系统。但讲哲学史的,关于这时代必不会缺少讲鲁迅的重要的一页。至若为什么先生在完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而犹未抛弃尼采,想必是以为其仍有可取之处吧,那一系哲学原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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