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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吕正惠:中国文学史上的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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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11  

吕正惠:中国文学史上的元好问



1

  元好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特殊的大作家。他是南北朝时代曾经统治过中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他所生长的时代是女真族统治的金朝,然而他却成为擅长汉族文字的大作家,在诗、词和文学批评上都有重大成就。而且,在金朝亡国,北方中原文化式微的时候,为了保存这一份文化遗产,他还做了许多的努力。少数民族出身,生长在少数民族统治的“非正统地区”,却有着这样的作为与成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异数”。因此,从文学史的立场来讨论元好问的这种“特殊性”,不但是了解元好问的重要途径,而且还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
  在本文里,我们将从三方面来讨论元好问的这种“特殊性”。首先,我们要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的立场来考察元好问;其次,我们进一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元好问的特殊出身和他的文学批评的关系;最后,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还要说明元好问的创作,特别是他在诗方面成就的特异性格。
  早在春秋时代,以周王朝为中心的各封建国家,已经形成一个“中原文化”的共同体。作为齐桓公霸业的主要口号的是“尊王攘夷”;在抵御主要“蛮夷”楚国的北进的策略之中,齐桓公和管仲即诉诸于其他国家对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后来,在春秋晚期,作为这一文化体系的新的诠释者的孔子,也从维护这一文化体系的立场来赞扬管仲的功业。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楚国可能征服中原之地,中原的人就要被迫遵从“楚蛮”的生活习惯了。
  从这一角度来看,楚国应该是春秋时代“中原文化”的异类;即使后来楚国逐渐“汉化”,它的文化也应该表现出“少数民族”的特异性格。民国初年的一些学者,刻意强调早期中国南、北文化的异同,其实也就是意识到楚文化的这一历史性格。
  如果从这一个立场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屈原应该是中原文化形成以后,中国所曾产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大诗人。提出这一点可能会使得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屈原也正是中国的“第一位”大诗人,而原来他竟出身于中原文化“异类”的“楚蛮”。
  不过,我们还可以解释说,汉文化形成的最后阶段应该是在汉朝。因为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我们可以把秦朝视为汉朝的先驱),中国境内各文化成分融合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时候才完全定型。从这个角度来看,楚文化正是最后阶段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楚文化的具体结晶的屈原,也就成为汉文化“经典时期”的代表作家或作品之一。后代一直把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视为汉文化的源头,即可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因此,屈原的情况和后代的“非汉族”作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汉朝之后,中国境内或边境的少数民族,继续不断的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洪流之中,并且可以相信,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成长与扩大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所贡献。不过,我们的焦点却在于,这样的贡献有没有具体结晶在某一个大文学家之上,如屈原之于楚文化。
  自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后,中国进入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从西晋亡国到隋朝统一中国这一近三百年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北方主要由各少数民族轮流统治着。这个时期的北方,不能说对中国文化没有贡献。但很明显的,不论是东晋时期的北方,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方,都不曾产生过大作家,当然,“非汉族”的大作家或名作家就更难找到了。北朝唯一的大作家是庾信,他是汉人,而且是年纪很大以后才从南方去的。
  这一次民族大融合在文化上的表现,一直要到隋唐时代,中国进入第二次大一统时才开花结果。这种民族大混血之后重新取得的文化活力,具体的呈现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上。在著名的唐代诗人中,当然也有元稹这种出身于拓跋氏后裔的,也有李白这种被某些人怀疑具有西域血统的。不过,无可否认,不论唐朝具有多少“非汉族”的异质因素,这却是汉文化的一次伟大的重建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与大潮流之下,少数例外如元稹者,也就不显得具有特殊意义了。[1]
  在接下来的以宋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国势的衰微时期,中国北方的边境一直有着强大的异族威胁着。刚开始是辽国(契丹)。辽国的范围虽然主要是在长城之外的大片东北、漠北之地,但它也统治着原属于中国的燕云十六州。从这方面来看,辽国并不同于以前的匈奴、突厥等胡人国家,它部分具有中国政权的性质。接下来的金朝就更明显了。金朝在灭掉辽国之后,拥有了传统上属于北方强大异族的土地。但是,接着它又并吞了北中国,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它的政权的性质比起辽国来,就更具有中国性质了。从历史处境来看,南宋时代的宋、金对峙 ,跟隋唐以前的南北对峙 ,实在非常类似。只是一般人习于历史的“正统”观,忘记了南宋之外,中国的大片土地是由“异族”统治着。
  总结起来说,终宋之世,在中国的北方,一直存在着“胡汉混合”的非汉族政权。它的地域,由原来辽国控制的燕云十六州扩大到整个中国北方;它的文化,由原来的以胡为主,汉为辅逐渐演变成以汉文化为主体。这整个的演变过程,在文学上就具体呈现在元好问这个非汉族政权统治下的非汉族的汉文学大家身上。元好问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记住,在两宋时代,在汉文化的中心区之外,还有着这么重要的“历史现实”,这是执着于“正统观”的中国文人所容易忘记的。
  也许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蒙古人灭掉金朝之后,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对峙还维持了四十多年。比起女真人来,蒙古人是非常不喜欢、非常不尊重汉文化的。就在这四十多年间,这一辽、金相承的“汉文化区”,独立的负担起蒙古人统治下的汉文化的延续工作,而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也成为这一工作的中心人物。因此,如果我们忘记了元好问,我们也就不能了解辽、金、蒙古统治时代在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意义。很多人不重视元好问,也正因为他们认为,辽、金、蒙古时期,中国文化几乎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大举表彰元好问的成就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元好问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后无来者的。在蒙古统治全中国的九十多年中,中国境内也曾出现像贯云石和萨都拉这样的“非汉族”文人。然而,他们的成就是无法和元好问相比的。其后,在明朝亡国之后,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却也是有史以来最为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它统治下的整个文化形态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清朝所存在的许多的杰出的“非汉族作家”,如纳兰成德、文康(《儿女英雄传》的作者)、郑文焯等,其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没有元好问来得重大了,更何况他们的成就也未必比得上元好问。[2]
  所以总结来说,元好问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也是文化史上最具有意义的“非汉族”作家。

2

  如果从金、宋两个胡、汉政权南北对峙的观点出发,我们就会注意到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或地域色彩。试看下面两首: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其二)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其七)


  第二首的“并州刘越石”很令人怀疑元好问有自比之意,因为元好问所出生的太原,正是并州之地。当他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这其中颇有跃马自雄、抚髀自惜的意味。这多少透露出,他了解自己并非生长在汉文化的正统区域;但他又颇为自负,以为可以和代表汉文化正统的文人一较高下。这个意思,在第七首里有另一种表现。他说:“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一方面以“中州”的价值来肯定〈敕勒歌〉,是以“汉”律“胡”,但反过来看,也正是对于“胡人”文学的一种肯定,认为置之汉文学中也无愧色。
  一般讲这两首诗,都从元好问崇尚气骨与风力的立场来看待其意义。上面对于它的言外之意的解释,也许过度深求,但如果再想到另外常被引用到的一首,也许就可以看出,并非全是无的放矢: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二十四)
 
  
  这是对于秦少游的嘲笑。这种嘲笑当然可以归之于崇尚气骨的元好问对于柔靡的女郎诗的不满。但是,这样的作品,却容易让我们想起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歌: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在这里,元好问多少有把南北朝时代南、北对立的文风加以再现的味道。
  最能够证明元好问论诗存有南、北对立之见的,莫过于他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所表现的对于宋诗,以及对于苏、黄的态度: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二十二)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二十六)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二十七)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二十八)


  从这四首诗里,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元好问对于宋诗的看法。他认为欧、梅犹有古风,他于王安石(金陵)还存敬意。至于苏、黄,在二十六、二十八两首里似乎也有好评,但那只是跟他们的弟子相比而言。从第二十二首可以看出,元好问责备苏、黄的“奇外出奇”,以至于“一波动”、“万波随”,最后导至“沧海横流”的局面。追究到底,苏、黄正是宋诗末流的“始作俑者”。就一般的看法来说,元祐以后才是宋诗真面目之所在。然而,元好问却反而比较推崇元祐以前的欧阳修、梅尧臣与王安石。这种基本上不赞同宋诗的态度,明显的流露了北方之雄的元好问对于苏、黄一脉的评价。
  以上的一些例子是要说明元好问论诗的地域之见。但如果我们只把这些看法纯粹归之于元好问因地域及民族之别而来的有意识的偏见,那就太过于把问题简单化,也把元好问的心胸看得太过于狭窄了。
  更仔细的来分析,我们或许应该把元好问的论诗倾向当作是地缘文化的产物,是元好问所由生长的那一政治、文化传统的结果。
  正如前一节所说,在宋文化的中心区之外,辽、金相承的政权是一个胡、汉混合的文化区。从它的远离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从它带有浓厚的胡、汉混合的色彩来看,它是汉文化的边区。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中国文化逐渐从唐型文化递转为宋型文化的过程中,由于它的地处边区,它反而并没有随着汉文化核心地区的转变而转变,反而承袭了唐文化的较古旧形态。也就是说,由于它是边区,它反而转变得慢。这种情况,在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并不难见到。
  更进一步讲,由于辽、金文化具有浓厚的胡、汉混合的性格,它因此也就和唐文化比较类似,比较不像宋文化那种精致、细腻的较进一步的发展。在元好问的论诗见解之中,我们看到他重质朴、重自然、重气骨、重风力,如果从胡、汉混合这个角度来衡量,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把辽、金文化看作是唐文化的延长(这并不就否认它也带某种程度上受到宋文化的影响)[3]。 从这个角度来看,元好问的论诗见解的地域性自有其地缘基础 ,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产物。关于元好问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恐怕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最能够清楚的看出元好问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的是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在这一部诗选里,曾国藩总共选了十八人的作品。汉魏六朝六家: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唐八家: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宋三家:苏轼、黄庭坚、陆游;金元一家:元好问。这一去取是否得当,当然有待讨论(譬如宋诗部分是否选得太少),但无可怀疑的,曾国藩认为:元好问是自汉魏至宋金元之际中国五、七言诗的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诗人。这种评价,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的,因为元好问的确具有这样的成就。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诠释这一评价呢?
  两宋是五、七言诗的最后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时代,其成就足以和唐代相抗衡,而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问题是,元好问并不是典型的宋诗的代表者,不论从他作品的性质,还是从他本人对于宋诗的不能认同来看,他都不能列入这样的作家。所以,他之入选为十八家之一,是绝不同于苏、黄、陆三人的。
  我们如果从宋以后的唐、宋之分来作出发点,也许就能了解问题的关键。自从江西派趋于末流以后,回归唐诗变成了其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回归运动,自宋末经元朝而于明朝的前后七子达到高潮。但也由于前后七子复古所产生的流弊,到了明末清初,学习宋诗又成为这一流弊的反动方式。进入清朝以后,学唐、学宋就变成了门户之见,而唐、宋之分也就成为清代诗论的主要课题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历数宋以后学唐有成的大诗人,我们可以举出明初的高启、刘基,明中叶的李梦阳、何景明,以及清初的吴伟业和王士祯。我们可以问:他们之中,有谁的成就明显的可以超过元好问。从各方面来衡量,也许只有高启和吴伟业可以勉强比一比吧。但如果考虑到气魄与深度,我们也许会觉得,高启虽然有气魄,但不够沉稳;吴伟业虽然有感慨,但不够深厚;因此都还比不上元好问。
  因此,元好问的成就的性质就很容易界定了:他是唐以后,学唐的一派诗人之中最有成就的(当然,不可否认,他的这种成就多少也来自于他吸收了宋诗的某些精华。)
  历代那么多诗人以唐诗为旨归,耗尽一生心血揣摩唐诗的声调、格律、内涵,为何元好问最能探骊得珠、得其神似呢?我想答案也许就在于前两节所分析的结论吧。那就是,元好问所由生长的那一个胡、汉混合的辽、金边区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唐文化的延长。由于精神上血脉相通,他之能得唐诗之神髓也就不足为异了。
  元好问是中国历史上颇受忽视的辽、金政治、文化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孕育出元好问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必须重新评价这个区域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性格就再清楚不过了。


注释:
[1] 这一讲法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唐代有许多文人,祖先出身于少数民族,如白居易(西域人的后代)、刘禹锡(匈奴的后代)等等,这个问题需要详细讨论。
[2] 这里的论述也太简化了,譬如,曹雪芹虽然出身于汉族,但曹氏在清朝未入关前就成为满族的包衣(即奴隶),如果曹家没有和满清皇室发生密切关系,曹雪芹也不可能创作出《红楼梦》。我们应该承认,《红楼梦》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最高文化成就之一。
[3] 宋、辽之间在文化上彼此“歧视”,宋视辽为夷狄,而辽则自视为唐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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