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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卜键:污卮——从弘历最后的庶常散馆试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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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2-05  

卜键:污卮——从弘历最后的庶常散馆试题谈起




  清代的北京内城,正阳门内以东,玉河以西,翰林院之南,有庶常馆在焉。为培养未来的国家栋梁,清朝沿承前明,于每科新进士中择选二十名左右(包括已授职翰林的状元、榜眼、探花),进馆深造,一般为期三年,是为真正的皇家最高学府。庶常馆历来被誉为朝廷储才之地,庶吉士则被视为“储相”,康熙帝、雍正帝待之甚优,乾隆帝更是御书“芸馆培英”匾额,钦派大学士担任总教习。有清一代,枢阁部院重臣多出自庶常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嘉庆元年四月初旬,照例在保和殿举行庶常散馆考试。其是弘历在位时选录的最后一批庶吉士,又是禅让大典后第一次散馆大考,已称太上皇帝(简称“上皇”)的弘历格外重视,拈取“污卮”二字为赋题,没想到所有的人都跑题了。考试结果不独使上皇沮丧,也堪称“恩赐教习庶常馆”的整体耻辱,而由此折射出的士习之变或曰儒家道统之颓,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嚣杂浮靡,更值得推绎体味。

一、被集体考傻的庶吉士

  所谓散馆考试,即庶吉士的毕业考,早先为诗、赋、时文、策论,四题可选作其二;乾隆帝登基后,听从方苞等人建议,专试一赋一诗。弘历夙重人才,但此时已举行过授受大典,丙辰恩科的会试廷试、选定新一届庶吉士,毕竟是改元之后的事了,便全部交给子皇帝颙琰;而对于上一届庶常的散馆考试,仍有着特别的关心眷注。散馆的考题,正出自老皇帝之手。
  清代庶吉士进馆后,由总教习等根据其年龄资质,分别学习汉书和清书(即满文,是办理公文的需要,也是清廷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一项举措)。这次参加考试的共二十一人,除乙卯科十五人外,还有往届因各种缘由未能结业的庶吉士,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石韫玉、洪亮吉,五十八年癸丑科的戴敦元等,不可谓人才不盛,结果都栽在“污卮”上。赋题的应试写作,要知晓题目的出典,把握题中要义,由此演绎申论。“污卮”二字望之眼生,令这班未来之星百般难解,蹙额皱眉之际,只好东拉西扯,勉强敷衍成篇。考试结果很快揭晓,上皇得悉后殊为不满,于四月十一日专发敕旨:

  昨庶吉士散馆,适朕连日盼望雨泽,兼盼楚省捷音,未免焦劳倍切,心绪不宁。随手翻阅,于《赋汇》内偶拣“污卮”为题。《赋汇》并非僻书,学习词章者原应留心检阅。乃庶吉士等俱不知傅咸所作,竟似作为元结之“洼尊”,以致傅会失旨。虽《礼记》内“污尊抔饮”,“污”字原读乌花切,但“尊”与“卮”原本不同。转似朕有意试以难冷题,不知朕向来命题,从不故求隐僻者。且书籍甚繁,读书人岂能一一记诵?朕并不以此加之责备,当自引以为过耳。庶吉士等惟当益加勉力,勤学好问,以副朕教诲矜全至意,不必心存愧惧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四)

  一番话真切坦诚,也写照出上皇的复杂心境,不可轻易放过。弘历自幼蒙名师指授,加上天资颖悟、刻苦勤奋,在学问上颇为自矜。登基之初,他即对文华殿经筵做出程序性改变,增加一个“御论”环节,将皇帝由单纯地听讲圣贤书,变为以宣教为主。而在其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对翰林院的敬重。如今一个赋题将所有应试者考砸,在上皇也是始料不及。尤应注意敕谕中的“焦劳倍切,心绪不宁”八字,自记命题之际的心绪,具体原因则是一春缺雨和湖北白莲教起事。常见有人漫漫讥评弘历晚年荒怠,殊不知此八字才更接近历史真实,“焦劳”“宵旰焦劳”时见于上皇的敕谕和诗篇,贯穿在禅让后的整整三年中。通过这次庶常散馆考试,我们知道:老皇帝为之焦虑操劳的,还有这些庶吉士,以及日渐颓败的士习。
  若是在盛年,弘历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将他们一竿子扫出翰林院,既符合朝廷法度,也能震动警醒士林。此时的上皇,失望愤懑固然有之,总体上仍显得通脱大度,责斥后复为之宽解,说书籍太多,没有人能一一记诵。他也要求庶吉士以此为戒,勉力治学,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还加以抚慰,让众庶常不必羞愧,也不要担心畏惧。
  上皇的意思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庶常诸公闻之当感激涕零。对这次考场之摔,多数人必也刻骨铭心,深自羞惭。如洪亮吉颇以通儒自负,后来翰詹大考的试卷考列三等,心中不服,印出来公之于众,又收入文集中;而这一篇“污卮赋”,显然是自家也觉得丢脸,未见收录和印行。

二、出典与本义

  污卮,指脏酒杯,出典于晋代傅咸的《污卮赋》。傅氏写所珍爱的琉璃酒杯为小孩儿拿去玩耍,不慎失落污秽之中,本来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宝物,一下子变得肮脏丑陋,由是引发一番人生感慨。此赋篇什甚短,加上小序亦不过百余字,兹转引如下:

  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洁。意即惜之,又感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商之玮宝,禀乾刚之纯精;叹春晖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呈异域之殊形。猥陷身于丑秽,岂厥美之不惜。与觞杓之长辞,曾瓦匜之不若。(《历代赋汇》补遗卷十二)


  此赋似乎不太完整,但主题和寓意甚明。这是一篇有感而发的抒情小赋,由物及人,由物象到读书人的品格风神,含蕴深长。傅咸以琉璃卮的玷污为戒,论君子当洁身自好,立身行事不可不慎,对任何时代的人格修养都是有意义的。
  此赋《文选》未收,所传亦不算广,但代不乏识者,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宋李昉《太平御览》、明梅鼎祚《西晋文纪》等均收录。入清以后,康熙间敕修的几部大书,如张英《渊鉴类函》、张玉书《佩文韵府》,或录全文,或选小序;侍读学士陈元龙收入奉敕编纂的《历代赋汇》中,先于四十五年单独印行,再编入《四库全书》。庶常馆专设藏书楼,收藏宏富,加上历代皇帝皆多颁赐图书,对庶吉士当非罕见。上皇出题时,所据正是《历代赋汇》。敕谕称“朕向来命题,从不故求隐僻者”,也是实情。
  其时正朴学盛行、乾嘉学派振起之际,做学问的人却大多不在庶常馆。此间学风早已非复当初,朝廷待遇可谓优厚,而不少庶吉士仍觉清苦难耐,找各种理由请假回乡,待散馆前再赶回来参试。此一届吉士主要出自乙卯恩科,拢共只有一年的在馆学习时间,为应付散馆考试,教习们也只能着重于经典的讲授,罔顾其他。是以庶常诸公乍见“污卮”,脑袋发晕,只有搜索枯肠。“污”多音,一读作“洼”,意为掘地、挖地。上皇敕谕提到《礼记》中有“污尊抔饮”(在《礼运篇》,曰“污尊而抔饮”,孔颖达疏:“凿地污下而盛酒,故云污尊。”),不少与试者联想到这里,据以敷衍附会。于是琉璃杯被弄污的典故,作者有关君子当时时自惕、洁身自好的警策之论,多被演绎为掘地为坑,作为酒樽,再满注佳酿,用双手捧起来酣饮。哪儿跟哪儿啊!
  也有记载说其中一人答对了,洋洋得意,反为上皇唾弃,逐出翰林。此说出自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小说家言,似乎不大靠谱。法式善《槐厅载笔·掌故二》引《庶常馆册》,以陈琪为本届散馆考试第一名。陈琪,浙江仁和人,学问好,人亦端正用功,举乙卯科二甲第二名,两年后翰詹大考为一等第一名,再数月即擢为提督湖南学政,升詹事,惜乎英年早逝。根据上皇敕谕语气(“乃庶吉士等俱不知傅咸所作”),应是连陈琪也没答对,遑论其他人。
  这件事传闻不多,大都意在赞美太上皇帝之淹博强记。如昭梿《啸亭杂录·纯庙博雅》,曰:“众皆误为窳尊,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情景如画,似乎弘历旨在逞能炫才,打压群儒。昭梿的书以时人记时事,颇便参考,然行文论事常偏颇失实,此处见识亦觉浅陋。

三、庶常馆的变迁

  此次散馆考试,二十一名庶吉士中,就有两名状元、两名榜眼、一名探花。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状元石韫玉,为知名藏书家,擅文工诗,有《独学庐诗文集》;榜眼洪亮吉更是文名藉藉,素为朝野推重。二人皆是在庶常馆读书时被选为乡试考官,接着又分别出任湖南和贵州学政。未经散馆而提督学政,开衙辟幕,得专折密奏之权,乾隆帝之欣赏信任和破格用人可见一斑。然毕竟未从庶常馆毕业,学政任满,还是要回来参加散馆考试。虽说二人也不识“污卮”为何物,好在文笔老成,勉强都过了关。
  没能过关的也有两人很突出:一是癸丑科的戴敦元,“幼称神童,老推名宿,横览八千卷”,这次被打入末等;考在末等的还有潘世璜,与堂弟潘世恩并称苏州隽杰,举乡试第一,世恩先一科中状元,他则紧随其后,得中乙卯科探花,没承想在这里栽了个大跟头。上皇虽称“不以此加之责备”,子皇帝则不能不予薄惩。引见时,少不得先要宣读上皇敕谕,接着有一通诫勉之词。庶吉士在散馆后的去向,一般是留在翰林院,较差的才分派各部。这次共五人被派往各部院任职,其中便有潘世璜和戴敦元。“散馆改用他官,即不得复入翰林”(《养吉斋丛录》卷二),可知不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于前程也大为不利。二人本来已授编修,散馆挫折较大影响了其人生走向:戴敦元改礼部主事,周历地方多职,总算熬到刑部尚书;而潘世璜改户部主事,没几年就丁忧回乡,再也没有出来。
  科举体制的每一个台阶都像是炼狱,最终走通此途,走进庶常馆大门,非饱学之士,则青年俊彦,较少有侥幸之辈。尤其一甲的三名,经过房考和主考反复比较甄选,由皇帝亲阅钦定,更属难上加难。“污卮”一题,上皇应会想到有人未必答得出,而所有参试者都不详所出,则出乎意料。当读书的快乐转为应试的焦灼,当读书人一脑门子(或者半脑门子)的功名利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必然是通常的选择。上皇的出题,应该说还是有些偏了。
  像石、洪这样的破格任用,在乾隆朝绝非个例,但弘历最喜欢的还是和珅——仅读过咸安宫学的和珅。不仅迅速擢拔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亦曾派他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庶常馆总教习。兀的不羞煞斯文!和珅能办事,有文采,兼以语言天赋,但贪鄙骄横,早已是“猥陷身于丑秽”,如此措置,自难免给出错误的信号。人情势利古犹今。庶常馆渐而成为官场交际所,吉士走动公卿,公卿培植亲信,昔日清静之地已是乌烟瘴气。
  晚年的乾隆帝,常也是“一半儿糊涂一半儿醒”。过分地自信自恋,以及满朝大员真真假假的赞颂,使他真的自诩为“十全老人”;而与生俱来的英明聪察,加以一生无改的阅读与思考习惯,又使他始终能保持一份清醒。当时官场和社会腐败早已弥漫开来,治统与道统都出现了问题,他不是完全不清楚,因此特特以“污卮”为典,警示大家珍惜节操名物。上皇说是偶然拣得此二字,实则有感于时俗,大有深意在焉。
  同样的深刻用意还见之于诗题。此次散馆的诗题,为“赋得‘虚堂习听’得‘声’字”。虚堂习听,出自《千字文》,与“空谷传声”连用,意在诫人之语言放恣。虚堂:高敞的厅堂,空荡荡的房子。两句的意思是:空旷的山谷中声音会传扬甚远,宽敞的屋子里话音回荡,也会格外清晰。而其“声”乃由人发出,内蕴仍是士子应言行审慎,与“污卮”题义相吻合。

四、“民风多随乎士习”

  就在前一年(乾隆六十年)的四月,乾隆帝于乙卯科殿试前发布制书,表达“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期天心之吉祐,冀民俗之协中”的愿望,强调端正士习的重要性,曰:

  民风多随乎士习,士习可验于文章。

  那时白莲教之变尚未爆发,从各地督抚奏报民间会党的情形,弘历已能感觉到潜在的巨大威胁,降谕缉拿刘之协等教首甚急。那时礼部会试的轩然大波刚刚平复,福建官场的整体性崩塌已现端倪,盛世不再,人才衰靡,官场贪腐,世风败坏,乾隆帝多能痛切感知,提倡以士习引领民风的转变,当是深长思索的结果。
  士习,亦作士风,士大夫、读书人的风气。钱穆先生讲中国历史,指出士乃四民之首,“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实为精彩之论。历代都会有人说世风日下、民风刁顽,指称责任在于牧民之官,在于政府,自有其道理。然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复杂的,乾隆帝所称的“民风多随乎士习”,应更为深刻。清廷给予各省学政以较大权力,主要就是希望能整治学风,端正士习,督察考场纪律,打击科举舞弊。而几乎每省都有一批专吃考试饭的文痞,买嘱怀挟,花样翻新,以至于雍正十三年,胤禛竟以“浙江士习败坏,工为怀挟,停其乡会试”(《清史稿•世宗纪》)。浙江人文荟萃,常为科举得士最多的省份,雍正帝下此狠招,也是出于迫不得已。
  降至乾隆晚期,和珅恃宠弄权,翰林院与庶常馆亦难以脱离其影响,士习更觉不振。洪亮吉在三年后上疏论政,抨击之重点直指士习之弊,痛说士习对民风世俗的影响:

  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倩代,藏卷而出,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洪亮吉集·附录》,2380页)

  谴责锋芒,指向刚刚赐死的和珅及其亲信,也指向他所熟悉和不齿的一些翰詹中人,满纸激愤,满纸悲凉。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翰林啊!据其叙述文字,此辈已不在少数。
  治学精神是时代风尚的一面镜子。洪亮吉所称“十余年来”,主要是乾隆末期和禅让的三年,向称清雅之地的太学三馆,已然成了这番模样,还会有人再去坐冷板凳,再去关注《赋汇》这种冷僻类书吗?任何时代都不乏读书种子,然而在翰林院、詹事府与庶常馆,怕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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