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
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便被迅速置换为“男女关系问题”，并继而上升为“生活作风为题”，成为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评判律令。“生活作风”表面上是相对于个人的、隐私的，事实恰相反，“生活作风问题”在禁欲时代与“组织”、“集体”等等紧密相联，成为集体生活里的一项“铁的纪律”。“作风问题”本来是党的铁律之一，后来被无限扩展至整个社会大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在统一的政治教导与道德管束下一起“过组织生活”，个人的私生活也就置于“组织”监督之下，“男女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了。
下面这个故事我引用过多次：1987年，在中国访问的《纽约客》记者Peter 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他奇怪地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回答道：“陈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陈梦家还活着吗？”Peter接着问。“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老杨告诉这位“纽约客”，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不能署名。“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还曾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挨批，最后服药自杀。什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老美不懂。“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老杨说。
老杨说陈梦家有“生活作风问题”，事实上是欲加之罪。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集体主义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例如，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有，但绝对称不上“恶毒”。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张嘴，陈梦家成为老“运动健将”就不难理解了。
老杨说陈梦家“最后服药自杀”，也是不尽准确。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家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赵萝蕤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死时，已经没有“新月”，有的只是不断堆积的尸体，和焚尸炉日夜不息的青烟……
其实，老杨对“生活作风”问题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那个禁欲时代，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发生关系，足以致一个人于死地。这里还有一例。1954年，由批判《红楼梦研究》引发了对《文艺报》 的批判，主编陈企霞被指斥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那年7月，陈被安排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创作之家”写检查，他孤寂难耐，便打电话向女作家柳溪诉说苦衷。二人相识多年，基本是上级、前辈与被提携者的关系，算不算得上红颜知己还很难讲。陈企霞在电话里约请柳溪到颐和园来看他，此时，柳溪的丈夫“一个人去秦皇岛洗海水澡去了”，“这的确是一个机会”（见柳溪自传《往事如烟》，下同），柳溪便“打定主意去看他”。两人相见，谈得兴起，“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陈“怕人家来叫他发现我，便主动到‘听鹂馆’去吃饭，临走时也是因为怕有人发现我，他把门锁上了。”陈再度回来，已经天黑，回城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柳“急得哭了”，怕丈夫怀疑自己（此处也是一疑点：丈夫不是不在家吗？），陈说：“与其让他怀疑，那么不如让它成真……”此可谓流氓腔调。“他拉起我的手，挽着我的腰，开导着我说：‘你看，这月色多么美！大街清凉如水，整个园里这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多好！快别发愁了，连鸟儿都休息了，我们散步去吧！”散步之后，“我俩就挤在那张单人床上，发生了一次时间极为短暂的性行为。”柳溪对此次性行为的评价是：“他疲劳，我紧张，谈不到那种男女由热恋而升华的情感，反倒感到索然乏味。”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还不失为一次颇为浪漫的“男女关系”问题；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这次“男女关系问题”被张扬了出去，并终至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不多久，柳溪便将此次“极为短暂的性行为”告诉了丈夫谢湘。若非大脑进水，我们也只能理解为是柳的真诚忏悔。柳的丈夫谢湘不久也被单位女同事揭发有“生活作风问题”，柳非但不恼怒，似乎还有些庆幸，“这样也好，我们俩在这事上扯平了，以后谁也别说谁了。”但谢湘并未就此罢手，既然自己的“丑事”已经见光，干脆也将妻子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起曝光。于是，他向组织告发了自己的老婆。
陈企霞此时已陷入“丁陈反党小集团”，正处在调查问题、搜集材料、罗织证据阶段，“生活作风问题”无疑是一突破性的证据，柳溪也就成了调查“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个突破口。柳溪为了远离陈企霞，已在孙犁帮助下调去天津作协，1957年7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组织上专门派刘白羽到天津调查柳溪，希望她能如实交代。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在其1957年日记里曾多次提到此事，（7月21日）“下午三时到周扬处，谈了丁、陈问题，谈了柳溪问题，决定白羽明天去天津，搞材料，第二步再把陈企霞的问题公诸社会。”（7月24日）“白羽从天津回来了，据说柳溪坚决不讲与陈企霞的关系。”（7月25日）“白羽来电话，说柳溪已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刘今夜再去天津，叫我找人买票。……周扬讲了两个小时，邢野、光年、田间都发了言，分别批判了丁、陈、李（又然）。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顺便提一句，郭小川在其日记中多处隐约提及“男女关系问题”，如“沙鸥与张女士”、“闻捷与戴厚英”等。文革期间，郭小川被流放向阳湖，又传出他本人与当地知青的“男女关系问题”。
柳溪全部交代之后，柳陈关系也就成了事后被张扬的“生活作风问题”。令柳溪没想到的是，陈企霞在自我交代中称，还有一女子，已与他同居十年，那个人不是柳溪，是另一位！柳溪虽已全部交代，却并未因此而免祸，相反，“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原罪，此后，她家庭破裂，本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农村多年。
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男女关系问题”之所以令人充满兴趣，实在是它能满足普通人的一种隐秘的快感，如衣服之被揭开一角，通过街头巷议、小道消息、交头接耳、飞短流长，“男女关系问题”成为人民大众的娱乐休闲。“文革”期间对“斗破鞋”的踊跃参与，即出于此种心理。老实交代，越详细越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谁先谁后，谁上谁下，谁主动谁被动……在“家长权威”的支持下，“交代问题”就是一种大众参与的娱乐。“男女关系问题”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则超越了“娱乐”的界限，成为一种道德评判。从种种资料显示，当时的权力阶层中，“男女关系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只要没有被人告发，只要没有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男女关系”大可乱搞。但在禁欲的道德律令面前，这又是一道高压线，触之即亡。一旦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男女关系”就成了一个打人的棍子，在道德的假面面前，它的威力巨大，足可以使人“身败名裂”。也正因此，在政治运动不断的集权时代，“男女关系问题”才成为最受欢迎的斗争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