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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朵渔: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10-29  

朵渔:禁欲时代的男女关系问题




  1949年之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便被迅速置换为“男女关系问题”,并继而上升为“生活作风为题”,成为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评判律令。“生活作风”表面上是相对于个人的、隐私的,事实恰相反,“生活作风问题”在禁欲时代与“组织”、“集体”等等紧密相联,成为集体生活里的一项“铁的纪律”。“作风问题”本来是党的铁律之一,后来被无限扩展至整个社会大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在统一的政治教导与道德管束下一起“过组织生活”,个人的私生活也就置于“组织”监督之下,“男女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了。
  下面这个故事我引用过多次:1987年,在中国访问的《纽约客》记者Peter 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他奇怪地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回答道:“陈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陈梦家还活着吗?”Peter接着问。“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老杨告诉这位“纽约客”,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不能署名。“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还曾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挨批,最后服药自杀。什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老美不懂。“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老杨说。
  老杨说陈梦家有“生活作风问题”,事实上是欲加之罪。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集体主义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例如,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有,但绝对称不上“恶毒”。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人,这样一张嘴,陈梦家成为老“运动健将”就不难理解了。
  老杨说陈梦家“最后服药自杀”,也是不尽准确。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家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赵萝蕤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死时,已经没有“新月”,有的只是不断堆积的尸体,和焚尸炉日夜不息的青烟……
  其实,老杨对“生活作风”问题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那个禁欲时代,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发生关系,足以致一个人于死地。这里还有一例。1954年,由批判《红楼梦研究》引发了对《文艺报》 的批判,主编陈企霞被指斥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那年7月,陈被安排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创作之家”写检查,他孤寂难耐,便打电话向女作家柳溪诉说苦衷。二人相识多年,基本是上级、前辈与被提携者的关系,算不算得上红颜知己还很难讲。陈企霞在电话里约请柳溪到颐和园来看他,此时,柳溪的丈夫“一个人去秦皇岛洗海水澡去了”,“这的确是一个机会”(见柳溪自传《往事如烟》,下同),柳溪便“打定主意去看他”。两人相见,谈得兴起,“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五点”,陈“怕人家来叫他发现我,便主动到‘听鹂馆’去吃饭,临走时也是因为怕有人发现我,他把门锁上了。”陈再度回来,已经天黑,回城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柳“急得哭了”,怕丈夫怀疑自己(此处也是一疑点:丈夫不是不在家吗?),陈说:“与其让他怀疑,那么不如让它成真……”此可谓流氓腔调。“他拉起我的手,挽着我的腰,开导着我说:‘你看,这月色多么美!大街清凉如水,整个园里这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多好!快别发愁了,连鸟儿都休息了,我们散步去吧!”散步之后,“我俩就挤在那张单人床上,发生了一次时间极为短暂的性行为。”柳溪对此次性行为的评价是:“他疲劳,我紧张,谈不到那种男女由热恋而升华的情感,反倒感到索然乏味。”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还不失为一次颇为浪漫的“男女关系”问题;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这次“男女关系问题”被张扬了出去,并终至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不多久,柳溪便将此次“极为短暂的性行为”告诉了丈夫谢湘。若非大脑进水,我们也只能理解为是柳的真诚忏悔。柳的丈夫谢湘不久也被单位女同事揭发有“生活作风问题”,柳非但不恼怒,似乎还有些庆幸,“这样也好,我们俩在这事上扯平了,以后谁也别说谁了。”但谢湘并未就此罢手,既然自己的“丑事”已经见光,干脆也将妻子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起曝光。于是,他向组织告发了自己的老婆。
  陈企霞此时已陷入“丁陈反党小集团”,正处在调查问题、搜集材料、罗织证据阶段,“生活作风问题”无疑是一突破性的证据,柳溪也就成了调查“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个突破口。柳溪为了远离陈企霞,已在孙犁帮助下调去天津作协,1957年7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组织上专门派刘白羽到天津调查柳溪,希望她能如实交代。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在其1957年日记里曾多次提到此事,(7月21日)“下午三时到周扬处,谈了丁、陈问题,谈了柳溪问题,决定白羽明天去天津,搞材料,第二步再把陈企霞的问题公诸社会。”(7月24日)“白羽从天津回来了,据说柳溪坚决不讲与陈企霞的关系。”(7月25日)“白羽来电话,说柳溪已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刘今夜再去天津,叫我找人买票。……周扬讲了两个小时,邢野、光年、田间都发了言,分别批判了丁、陈、李(又然)。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顺便提一句,郭小川在其日记中多处隐约提及“男女关系问题”,如“沙鸥与张女士”、“闻捷与戴厚英”等。文革期间,郭小川被流放向阳湖,又传出他本人与当地知青的“男女关系问题”。
  柳溪全部交代之后,柳陈关系也就成了事后被张扬的“生活作风问题”。令柳溪没想到的是,陈企霞在自我交代中称,还有一女子,已与他同居十年,那个人不是柳溪,是另一位!柳溪虽已全部交代,却并未因此而免祸,相反,“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原罪,此后,她家庭破裂,本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农村多年。
  在那个禁欲的年代,“男女关系问题”之所以令人充满兴趣,实在是它能满足普通人的一种隐秘的快感,如衣服之被揭开一角,通过街头巷议、小道消息、交头接耳、飞短流长,“男女关系问题”成为人民大众的娱乐休闲。“文革”期间对“斗破鞋”的踊跃参与,即出于此种心理。老实交代,越详细越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谁先谁后,谁上谁下,谁主动谁被动……在“家长权威”的支持下,“交代问题”就是一种大众参与的娱乐。“男女关系问题”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则超越了“娱乐”的界限,成为一种道德评判。从种种资料显示,当时的权力阶层中,“男女关系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只要没有被人告发,只要没有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男女关系”大可乱搞。但在禁欲的道德律令面前,这又是一道高压线,触之即亡。一旦上升为“生活作风问题”,“男女关系”就成了一个打人的棍子,在道德的假面面前,它的威力巨大,足可以使人“身败名裂”。也正因此,在政治运动不断的集权时代,“男女关系问题”才成为最受欢迎的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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