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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曹明:《德意志膨胀的头脑》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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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20  

曹明:《德意志膨胀的头脑》译者导言




  埃米尔·赖希在其《帝制:代价与使命》(以下简称《帝制》)中惜墨如金,却是大师手笔,绘就了普遍历史中阿尔卑斯山峰式的基本事实图景。《德意志膨胀的头脑》探讨的是德意志的帝国冲动,此一主题并未脱离《帝制》的范围,赖希曾坦言《帝制》的简略恰是作者对其主题深思熟虑的表现,为何在1905年撰述此一作品两年后,作者又对同一主题的一则事例铺陈纵论,而且如果就包含内容而言,前者算是惜墨如金,后者则是浓墨重彩了。
  赖希目光如炬,透过历史的迷雾,洞悉不列颠与德意志必将爆发战争的奥秘。赖希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他坚决地站在了英格兰一边,在不列颠独一无二的帝制中,他看到了弥足珍贵且需小心呵护的精神,他捍卫此一精神,确切地说,他并不是党派性的,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找到了人类历史的伟大之处,他的历史写作意在展示这一点,历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此类精神的内在部分,而历史写作也正以传承、唤醒此种精神为己任。正是借助于深邃的历史透视,他看到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重新出现,就在此时的不列颠与德意志之间,不仅仅是两个民族的生死斗争,而是事关人类文明的成果。罗马必须严肃对待迦太基,英格兰也必须如此对待德意志。赖希一再辩解,这不是袒护英格兰,也非敌视德意志,存在着超越民族之争的重大理由。
  对于英格兰的历史写作,赖希保持意味深长地沉默,他几乎不曾提到过英格兰的历史学家;对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德意志,他则是直接地拒斥,比如特奥多·蒙森一再成为其论著批评的靶子,而特赖奇克则直接被归为头脑疯狂之列。对于英格兰的智识状况,赖希一再将注意力放在常识上,不幸的是,民众满怀对于不列颠帝国的天真幻想、对于德意志人民的善意同情、对于政治形势的教条思考。此类温情脉脉的常识美梦需要刺穿,英格兰的历史写作在这方面聊胜于无,赖希的沉默实质上自然而然地与其划分开了界限;对于德意志历史写作的拒斥则意味着对于德意志智识成就仔细地甄别和区分,在什么意义上是其民族独具的精神,在什么意义上又演变为理智的疯狂?赖希无意否认德意志的文化,也无意赞颂英格兰的智识,他的历史写作想要对二者进行公允的判断,换言之,赖希需要对于帝制的精神做出公允的评判,这才是其普遍历史的伟大抱负。《帝制》是一幅平静的帝国画面,然而德意志帝国的风暴正在袭来,不容闲庭信步,赖希需要激情澎湃地宣示历史的教益,以便做好应对。

1. 历史与政治

  德意志首先是一种观念;德意志国家的外围总是笼罩着厚厚的思想迷雾。伴随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和成长,思想的迷雾幻化出奇特的形状,令人惊奇的是,某类荒唐可笑的观念在其他民族只是某些个别怪异之人的奇思妙想,人们一笑了之;但是,在德意志这个民族,大众对于那种近乎幻想的“理念”如痴如醉,那奇思妙想最能魅惑民族的心灵,一片云彩刹那之间就会黑云滚滚,暴雨将至,这就不再是一件平常之事了。赖希说,“就政治事务而言,嘲笑一件事情,因为它是荒唐的,这是最为荒谬的。” 在德意志,作家、教师、学者对于整个民众施加了无可限量的影响,从德意志现代国家的缔造就开始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由德意志思想予以激发的,换言之,是被德意志的教授、诗人和作家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所激发的。”在德意志扩张最迅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更是如此,各类泛德意志的观念充斥于德意志,“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德意志人,因此应该熔铸为一个普世的德意志。”“所有以往的民族,为了实现其最终的福祉,必将剁碎了、融入伟大的德意志巨无霸香肠。”“所有的历史都是‘德语’写成的,世界所有未来的成就将会是‘德意志制造’。”“德意志人才是那有福的,独一无二的、唯一的、超人、被选中的民族”。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德意志的观念通过历史影响了德意志国家,这并非一般意义的过去决定着现在,而是说德意志通过重新塑造自己的过去缔造了现在。在普鲁士成长过程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事件极具启示意义。1843年,普鲁士庆祝凡尔登条约缔结1000周年,也就是德意志与法兰西在遥远的过去分离的日子,或者说德意志具备雏形的时刻。普鲁士政府设立了国家历史奖,一批历史学家创办了《民族历史评论》,在其创刊词中说:“历史尽管是个有限的学科,但它比任何学科都有助于全体德国人民的统一。我们希望以一种一致的原则来培育这一学科,那就是它要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历史是政治的母亲和老师。”阿克顿爵士曾对德意志历史学有一句中肯的评价:“他们将历史和民族命运联系到了一起,……他们用历史营造了比法律还强大的舆论。”
  德意志的历史中有一种神奇的东西。赖希曾说,“Est locus in rebus(历史主要是由事件发生之环境形塑的)。”欧洲一直都是更为广阔的希腊世界,从来不具备罗马一统的可能。现代欧洲的固定格局基本上是由将近四十个组织程度高的政治实体形成,每一个都忠实于自己的语言、法律、习俗和民族生活的特征。每一个国家都试图将其内在的构成部分统一化,并且与其邻居区分开来。在欧洲,向心力总是影响不大,那些最伟大的皇帝和征服者都发现统一欧洲的梦想短命且一无所获。欧洲的一般趋势乃是统一为互不相同的民族体。先是英格兰、后是法兰西,在欧洲,海洋是促成统一的重要因素,德意志主要是内陆国家,没有像样的海权,内陆国家并不容易统一,德意志一直分裂,而且在现代之始,更加分裂,德意志的统一必须求助于某种非外在的东西,需要伟大的天才,还需要一点幸运,但唯有天才才能捕捉并且利用。腓特烈大帝缔造了统一的根据地普鲁士,其意志之坚定和手腕之灵活让这个国家令人惊奇地存活并且成长起来,然而一旦离开伟大的掌舵手,整个国家便摇摇欲坠,普鲁士曾经惨遭法兰西的灭顶之灾,不过,腓特烈大帝似乎让普鲁士某种内在的力量觉醒了,此一厄运并没有毁灭普鲁士,反而激发了这个国家沉睡的的力量,普鲁士没有其他的资源,但是它的历史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它的历史中包含了某种责任感,是这个国家的精神优越性和道德感,是人力在艰难自然面前的尽情展现。然而,这需要转变为一种自觉意识。
  普鲁士的再造者施坦因男爵认为,普鲁士要想真正强大起来,首先应进行精神方面的改革。普鲁士应通过它的优点而成为全体德国人的典范;普鲁士只有通过“它的优点和美德以及它制度上的优越性”才能从精神上征服德意志。一位学者曾说,没有历史学家的合作,德意志现代国家绝对不可能找到它的自足点。在当时的德意志智识生活中,历史方法是表达民族观念的主要手段;动员公众的最有效手段是历史:“历史能让我们超越这凡俗的现实,令我们与那些成就伟业的高贵伟大人物相交通,让我们了解懒惰、贪图享乐、庸俗和滥用权利的恶劣结局。”某种程度上,萨维尼的《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是普鲁士历史学家的教科书,他们谴责所有先验的政治观念,所有抽象的原则,任何革新只有出现在民族观念中时才有可能,人民已经在历史中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真正的需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寻找当今政治问题的钥匙。他们埋首深入到过去,远离现实的喧嚣,但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掩藏着巨大的变革力量,他们悄悄地将其教导投射到遥远的过去,而通过这奇妙的转换获得了变革现实的惊人力量,他们通过现在来阐释过去,通过阐释过去来改变现在。他们的论证服务于这样的要义:普鲁士会成为整个德国的中心。就政治形势而言,每个国家要想维系持久就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源头,德国应该像普鲁士一样,成为一个绝对主义的军事国家。德国的历史就是一场巨大的生死斗争,普鲁士的历史角色开始于它逐个兼并那些已然死亡的德意志邦国之时。
  赖希对于德意志历史科学的角色洞若观火,他从未借鉴任何德意志历史学家的写作,只是将此种历史学视为普鲁士国家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禀赋,这是一个民族在面对艰难情势之际迸发的创造力。同样,他对于此种精神的作用有着恰当的衡量:无疑,在德意志的统一过程中,普鲁士的精神无疑不可或缺,但这并非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他同样提到了现代欧洲的整个形势和俾斯麦的伟大政治才赋。法国大革命激发的力量既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又将欧洲的形势大大简化,而俾斯麦深刻地洞察了欧洲的形势,他明白德意志不能凭借条约或者同化来统一,只能依赖武力,后来者的劣势注定只能如此,凭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手段和强硬的战争行动,他淬炼了普鲁士的精神,不过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和无法匹敌的个人威望,他可以驾驭此等精神,他明白武力必须节制,在赖希看来,俾斯麦不仅展示了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节制。伟大的政治天才和汹涌的民族精神推动着德意志,不幸的是,德意志的政治天才凤毛麟角,而精神潮流却越来越蓬勃泛滥。
  德意志现代国家是普鲁士王国的杰作。1871年1月18日、凡尔赛宫,普鲁士国王加冕,德意志现代国家成立,她依然自称Reich(帝国)。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有着复杂且冲突的涵义。不过新的德意志帝国与千年以前那个古老的、超民族的神圣帝国截然不同,那是一个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体,由国王、主教、以及各类自治地区组成,更像是一个共和国。它不是现代王朝国家的前身,更别说现代民族国家了。在拿破仑重塑欧洲之后,它已经不复存在了,皇帝这个称号再也不是神圣万能的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并不情愿接受“皇帝”加冕礼的繁文缛节,他从心底里反感自己带上皇帝的冠冕,他尊重自己哈布斯堡家族的血亲兄弟,又鄙视暴发户般的两代拿破仑王朝,然而,在借力于德意志的过去之后,历史的包袱并不是那么容易抖落的。在1871年后,俾斯麦谨言慎行,似乎变得保守了,但他的政治策略一直未变,他挑起的1866年普奥战争目的是将德国版图缩小到一个合理的面积;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巩固德国内部的稳定性,随后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建立“小德意志”帝国这个目标服务。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德意志民族国家为幌子的更大的普鲁士王国,而非一个扩张的帝国。然而,德国根本无法像俾斯麦期望的那样,在世界性帝国主义扩张大潮中依然保持权力的节制、维护社会的平衡,德意志帝国最终还是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扩张性帝国。
  德皇威廉二世登基,老宰相俾斯麦黯然下台,德意志帝国的巨轮失去了舵手,而新船长野心勃勃。赖希提醒不列颠的读者透过其表面的夸夸其谈洞察其真正的野心,在无数个场合,他的言辞表现地傲慢、盛气凌人。其人人皆知的言论是:德意志人的未来系于海洋;德意志人的过去,显而易见地“仰赖啤酒”,而未来,这要遵从于现代的绝对禁酒主义,依赖海洋。这是其所有方略的基调,他正在拨弄那根弦,整个国家都闻之而起舞。
  在1900年3月1日的致辞中,德皇宣称:“如果有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某事,笔杆子只有在受到枪杆子力量的支持时才会有威力。”然而,这枪杆子的威力甚至让曾经的笔杆子都震惊了。令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史学方法,他们宣称能通过对过去的研究探知政治制度,正是借助于这种方法,他们阐明了普鲁士之德意志使命的理论,然而,德皇威廉仅仅保留了他们学说中的实际效用,嘲笑他们所谓的方法论。果子已经熟透,就要抛弃毒树了。普鲁士的历史学家在垂暮之年意识到,现在的帝国不是他们曾经梦想的帝国,他们祈求的是一个伟大、强有力的德国,也是开明、有道义的德国。但是在帝国成立二十年后,他们看不到符合他们理想的内容。德国在胜利的陶醉下得意忘形,蓬勃滋长的不是美德,无处不见的是高傲和夸耀。赖希曾经提到过的一位德意志教授、最具才赋也是最为沙文主义的特赖奇克说过:“当德意志旗帜飘扬在这个巨大的帝国且保护着这个巨大的帝国时,世界的权杖将会归于谁呢?什么样的民族会将其意愿施与其他虚弱且堕落的人群?难道不是德意志具备了确保世界和平的使命吗?”然而,即使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与德皇也有了裂隙,他因为不满“新路线”政策而以讽刺诗映射这位年轻的皇帝。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们与德皇分道扬镳了,虽然长期以来他们将其视为他们最出色的作品。他们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推演,足以使得他们瞠目结舌。但难道他们对此没有责任吗?正是他们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危险兴致,掀起了可怕的思想潮流:历史高于理性,行动高于权利,强权高于正义。
  各色的荒诞观念一幕幕上演,而德意志民众大口大口地啜饮、如痴如醉。赖希既惊诧于其内容的荒谬,却又不得不严肃对待其可怕的后果,在他极尽嘲讽的口吻中,我们可以体会这个民族的“狂妄自大症”:“德意志人民”获得了全新的涵义,所有值得讨论的民族、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德意志人。炮制此类观念的得力干将张伯伦是德意志最受人欢迎、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一部满是歪理邪说的作品《十九世纪的基础》大获成功。他不仅极大扩展了德意志人的范围,并且重塑了德意志人的过去:

  说到日耳曼人,……在历史上曾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正是从他们那多半无法解释的混合中,诞生了现代欧洲人。他们来源于一个单一的族群,这是肯定无疑的,不过,日耳曼人,在较为狭隘的塔西佗的意义上,于其亲族中间,在智力、道德和体质上,维持着非常突出的地位,以至于我们有理由以其名字称谓全部族群。日耳曼是我们文化的灵魂。今时之欧洲,遍及世界各地,展现了有着无穷支系的辉煌成果。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日耳曼血统……唯有日耳曼人居于王座。已经出现的只是序章……真正的历史开启于这一时刻:日耳曼人以其强有力的手臂,攫取了古代的遗产。

  德意志无数的作家、教授、记着、诗人、政治家在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场合,持续不断地、科学地、博学地、睿智地给他们讲述他们伟大的过去,使他们拯救了世界。在德意志作家的笔锋转换之间,德意志人的形象彻底颠转了,曾经备受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波兰人、瑞典人蹂躏的德意志人,成为所有这些人的祖先,并且终于成为最卓越的民族:“我们是最好的殖民者,最棒的税收,甚至是最优秀的商人……我们是既存的最有智慧的民族,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是最高级的……没有异议,我们是世上最善战的民族。“过去被改变了,关于未来就顺理成章了:既然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德意志人,理应熔铸为一个普世的德意志(One Universal German)。结论就是:德意志帝国“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且“命定地”扩张至欧洲和全球;德意志《每日评论》的一位编辑走得如此之远,竟然发明且鼓吹一种“德意志宗教”(Deutsche Religion):“德意志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敌人就是主的敌人。”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时代,普鲁士历史学家教导的历史逻辑达到了其顶峰,历史的教导成为明确的权力主张,历史与政治无限趋近,理论成为行动,历史从一门科学转变行动的口号,政治从俾斯麦的权力智慧蜕变为赤裸裸的权力意志。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们可以恰当地被认为是患上狂妄自大症的这一代人的养父,他们没有道德、传统的包袱,狂热地叫嚣着,凶残地扑向猎物。他们从不知观念和行动之间有什么距离,从不知言辞的德性和行动的智慧,他们的头脑已经狂热,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所在。赖希说,德意志的观念必须以其最充盈的表面价值来衡量。人们熟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在那一事件中,一批讨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作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而在时下的德意志,笔墨扰攘的威力尤甚前者,甚至是英格兰国家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理念在这两个国家有着迥然不同的影响:

  英格兰民族一直在政治现实、党派斗争、国际政策或者普通财富(ordinary wealth)方面颇费心思,以至于不会沉迷于纯粹理论地自理念推演出劣质残剩物的结论。因此,宗教、哲学或政治的最极端理念,在大不列颠少有可能会以一种不缓和的严格逻辑来贯彻实施。妥协和折衷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比如帝国问题尚是纯粹理论的。不曾有德意志人,更不用说这一两代的德意志人,对于帝国问题有任何实际地把握。因此,他们不可能知晓如何将理念适用于现实,如何修正理论适应实践。在此等情境下,他们的理论倾向几乎有着自由的行事机会(free scope)。现实中存在着成百上千困难之处,他们却什么都没看到。世界权力的整个问题显现给他们的方式是一个简单而且清晰的问题。他们领袖的看法被德意志人非常忠实地采纳,而且,他们认为,其无节制的雄心之实现只是一些健康法则和增长力量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只是助长了充斥于他们身上的过分自大。因为,他们不仅确信这个世界应该是他们的,而且,占据这个星球,或许还有其他几个星球,相对来说都是小事一桩。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从所有领袖告诉他们的内容中推演出逻辑的结论。

2. 迟到的帝国

  然而,如果我们将德意志帝国的权力冲动只是理解成为观念的狂涛骇浪,那才真正误解了德意志人。必须穿透裹在外围的思想迷雾,深入到德意志权力意志的内核,对此种政治现象进行客观的审视。德意志Reich(帝国)是欧洲版图上最后一个类型的帝国,它是无法忽视的世界历史事实。本质上,这是德意志人走向帝国的一次努力。赖希曾提到,德皇威廉二世不仅处于德意志帝国权力的顶峰,某种程度上,他处于欧洲权力的顶峰,他的处境类似于一百年前的拿破仑,1807年的夏天,拿破仑在欧洲所向披靡,他在战场和议事厅击溃了大陆所欲的强权国家,没有真正能够对抗拿破仑的力量,哪怕是联盟力量。德皇对此一处境心知肚明,这也象征着德意志帝国权力的处境,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为什么德意志帝国姗姗来迟,却在世界权力的丛林中能够成长为如此令人可畏的势力?赖希曾言,帝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选择,乃是强大时空和偶然形势的必然性造就的,那么造就德意志帝国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此种必然性有何独特的性质呢?
  德意志居于欧洲地理位置的中心区域,欧洲自然形成的多元格局不会容忍在中央之地兴起一个强权。德意志地区虽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基本的法律观念,但是历史上长期以来迟迟无法凝聚其真正的统一权力,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地区强权组成的松散联合,不符合国家的真正定义,普芬道夫曾经评价说,帝国就是个怪物。事实上,它本身正是欧洲多元格局的一个象征,中心区域受到外围地区各种势力的渗透,存在之时无法阻止周围有力的进攻,不过,它却能够顽强地生存。它的存在恰是势力平衡的表现。帝国正如日耳曼人最珍视的“忠诚”观念一样,是欧洲的盟约。帝国的存在是纯粹的法令,没有自己的意志,和平时期充当列强博弈的棋盘,战争时期则是列强厮杀的战场。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传统格局。1793年,法国大军横扫西欧,重划了德意志的版图;1804年,神圣罗马帝国也不复存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虽然没有灭亡,却被人为地割裂了。不久之后拿破仑帝国褪去,但是却让欧洲的版图大大简化,维也纳合约重新确定了基本的格局,又恢复了势力均衡。不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意志地区发生了大变化。如果说,拿破仑的力量源自法国大革命,那么这一次德意志的力量源自所谓的“德意志革命”,俾斯麦的执政实质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不但清除了游荡在德意志土地上的1789年和1848年革命的幽灵,而且重新塑造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但这一次与以往的平衡系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德意志不再充当被动的角色,它是平衡的塑造者和主宰。本杰明·迪斯累利在1871年提醒英国女王要密切关注“德意志革命”的深远影响,赖希仔细甄别了德意志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差别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影响:

  德意志人获得他们的至高权力,迥异于法兰西人,不是凭借暴力和毁灭性的国内革命,而是凭借与德意志之外的法兰西人的一次大捷。法兰西人凭借并且通过一场可怕的国内动荡,打击了他们政治机体的每一个器官,即通过法国大革命,获得了最大的力量和权力势头。此等动荡可能且的确引发了这个国家最强烈力量的巨大震动,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其他国家相冲突的一种非正常杠杆作用力;然而德意志承受的这种杠杆作用力,甚至可能如法兰西在1794年或1796年那般巨大,却大有裨益,还不曾引起德意志政治体整个结构的任何根本性动荡。随之而来的是,德意志人表现出权力方面的一种更为稳定且自信的成长。法兰西人通过法国大革命获得的强度增长的权力,导致了欧洲其他强权最终联合起来反对法兰西。如我们所看到的,德意志人压根就不想引发此等局面。他们一直稳健地成长,沉着地掌控权力,获得了他们在时间和强度上失去的东西。

  在欧洲大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心国家那样轻易地改变欧洲的平衡。赖希认为,想要号令欧洲大陆,只有在实质上占据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之后才有可能。拿破仑占据了德意志才能震慑欧洲,他从未占据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他击败了奥匈帝国也从不占据太多的地方,但是只要他实质上控制了德意志之后,他就是欧洲的主宰性权力。而一百年之后,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且统一的帝国,是德意志自身力量积聚而成的帝国。赖希认为,这一事实包含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德意志帝国的到来是最晚的,但是,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德意志那样处于如此有利于帝国扩张的一个位置。
  在德意志崛起之前,欧洲权力版图的中心位置是塌陷的,但现在则呈凸起之势。因为德意志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不是“自然的”,不是历经缓慢的成长,乃是通过战争和计谋迅速造就的,这一系列由伟大政治天才筹谋的事件具有某些独一无二的后果。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即摧毁了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意志。就战斗精神而言,法兰西已经被彻底地驯服了,虽然她的人民在内心对于战败充满怒火,但是没有勇气表现为行动。问题并不在于一场战役的失败,而在于战斗精神的颓废。事实上,法兰西的衰颓非一日之功,只不过德意志给予其最沉重的打击而已。赖希认为,支配法兰西民族的最大激情是对土地和钱财的渴望,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其引发,在拿破仑的帝国伟业失败之后,法兰西人被迫实行马尔萨斯主义,削减自己的人口,同时却更大地激发了法兰西人追逐财富的巨大激情,因此,他们的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却变得越来越富裕,此种状况导致法兰西人极度厌恶关于战争的任何念头,他们不愿自己的国家冒战争的危险。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之前就预见到,法兰西人一旦被彻底地击败,就不会轻松地恢复勇气,赢回失去的显赫。德意志人现在已经将法兰西视为一个彻底放弃政治角逐的民族,法兰西人被德意志人塑造为“欧洲的金主”;不仅如此,俾斯麦高超的权谋还培植了一个对德意志大有裨益的奇特造物:奥匈帝国。赖希认为,此一帝国在欧洲历史上是最怪异的。没有任何统一性所在,非种族、非民族、非宗教、非地理;它是某种权益之物;它本身非常糟糕,但没有它更糟糕。在1866年的战争中,俾斯麦深思熟虑,彻底击败奥地利,但并没有摧毁她。奥匈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纯粹是德意志的附庸。德意志是奥匈帝国之维持的保证。德意志人从“德意志革命”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但是又着力避免重蹈拿破仑的错误,即激起欧洲联盟体系的反对。如果占据了奥地利,就会激起意大利、法兰西、匈牙利、荷兰、比利时的联合反对,德意志从欧洲历史中习得了教训,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却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欧洲的平衡。
  还要提及的一点是,德意志一直邻接着一个庞大的势力,沙俄帝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自然屏障,德意志必须考虑来自帝国东方的危险。但是,沙俄帝国由于内部接踵而来的混乱,对于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德皇所预言的“黄祸”导致沙俄帝国元气大伤,他们在亚洲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因此,俄国熊退回到了自己的洞穴中,舔舐自己的伤口。德意志全无后顾之忧。
  目前为止,我们将目光只是集中在欧洲大陆。德意志人的视野则更遥远,她思考的不仅是大陆,而是整个欧洲,跨越海洋、包含了英格兰的欧洲。德意志在欧洲大陆保证权力平衡只是其谋划更宏伟帝国伟业的一个策略,或许可以“攘外必先安内”这一中国权力智慧来概括。德意志头脑膨胀,但是并非没有战略。德意志不想陷入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陆战泥潭,她的目光放得更远。德意志人期盼的不是大陆上的扩张,而是海洋上的扩张,占据奥地利的获利远远无法与此相比,海洋上的扩张将会给德意志带来无穷的利益。不过,这般野心勃勃的海洋扩张意味着海权,在海洋的至高权力,那么其真正的目标就是大不列颠。无论如何,德意志人认为,海洋扩张相比较蚕食欧洲大陆的联合反对势力要更容易,更有利可图;在前一情形下,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强权,在后一情形中,则会受到不少于十个强权的攻击。因此,对于德意志人来说,惟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大不列颠帝国。赖希认为,整个欧洲政治的形势逐渐明朗,不再有六个强权的协奏,只有两大势力的二重唱,即德意志和大不列颠。
  德意志人的的确确正在走向严格意义的帝国。这是拨开思想迷雾背后的现实。帝制不是选择之事,乃是必然性造就的。德意志必然迈向通往帝制的道路,即他们所谓的“世界权力”的道路。德意志现在有六千万人口,他们的版图比法兰西稍大一些,却比法兰西的人口多出两千万,甚至比大不列颠的欧洲白人都多。几乎所有先前的民族都曾经限制人口增长,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都是如此,但在德意志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们的人口在持续地迅猛增长;他们已经极为富庶,获益能力大大增加,尤其在最近这一代人中,他们的物质芳容付费猛进,在现代几乎天下无双;财富更是激起了其贪婪之心,他们渴望占据新的商业领域,他们相信,在海洋上扩展对于德意志一直增长的人口和他们的国家贸易提供无限的便利,他们正在迅速地建设海军,实施他们的帝国伟业。赖希说,个体之人,掌握至高权力和无尽财富,有可能放弃这一切,退入私人生活,比如苏拉;但一个民族绝无这样的可能,历史上也不曾有这样的记载,没有理由认为德意志会退缩不前。要么死亡,要么征服,罗马人如此,不列颠也是如此。帝国的缔造并非基于“心不在焉”。德意志人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要么他们必须像法兰西人那样放弃,但毫无疑问绝无这样的可能。德意志再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思想国度的术语,她是一个得到高度发展的民族政治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力、骄傲和激情。德意志必然扩张,他们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决不在欧洲大陆扩张,唯有通过海权了,必然与海洋的主宰者大不列颠为敌,历史又一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德意志和大不列颠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那是唯有通过武力冲突的方式才能够解决的。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对抗;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中世纪以及一直到滑铁卢为止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美利坚北方与南方之间;众多小国之间。它与个人喜好或厌恶没有一点关系;与报刊言论没有关系;与王朝分歧没有关系;或者与“种族”看法没有关系。它系事务之本性。它正如白昼与黑夜之间、冬季与夏日之间、或者青春与年老之间的冲突。它能够被拖延一时;它从来无法完全避免。

  德意志在“世界权力”的角逐中迅速崛起。然而,赖希独具慧眼,从这一“非自然地”成长中观察到了德意志帝国的短板。德意志的历史塑造了德意志的政治,其缺陷也需从其历史中寻找,恰在他们的迅速崛起中隐藏着其脆弱之处。简言之,德意志帝国同时是令人畏惧和脆弱易折的。普鲁士的崛起和倾覆都是独一无二的,她的缔造和强大依赖于一位政治天才,然而,在这位天才去世仅仅二十年后,在拿破仑的攻势下显得不堪一击,轰然倒下,而且完全没有能力重新恢复。赖希说,后来重新缔造普鲁士的另一批人根本就不是普鲁士人,恰在这一事实中,包含着普鲁士制度的一个致命缺陷。普鲁士制度是模仿性的,它是一套高效、廉洁的官僚制度,执行能力罕有匹敌者。这个制度擅长吸收、学习,能够制定伟大的方略,并全力去实施。但是,这个制度无法造就伟大的才俊。没有足够的伟大才俊,国家是不可能永久强大的。普鲁士是战争机器,但是,没有办法源源不断地孕育伟大的战争领袖,腓特烈二世和俾斯麦是天才,但这就是全部了。如拿破仑所说,存在着所谓战争的艺术。而战争艺术只有在战争天才身上才能得到最淋漓尽致地展示,罗马人的卓越之处,并不在于罗马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制度拥有缔造伟大政治和军事才俊的能力。赖希嘲笑了德意志历史学家对于罗马制度的执着,蒙森撰述了关于罗马宪法制度的巨著,然而,真相是罗马人的宪法制度并不比英格兰多,重点在于制度的精神,制度孕育出来的天纵之才。德意志的制度只能培育高效的平庸之辈。他们的制度之运转令人惊叹,但并非创造性的,他们的制度犹如他们的思考,抽象、包罗一切,具有数学一样的精确,但是,他们无法预料一切,当新情况出现之时,就会茫然无措,他们的制度在和平时期运转良好,然而,战争时的情形是无法预料的。
  德意志力量的迅速积聚依赖于其巨大的官僚机构,这一制度本身既有优势又有缺陷。它可以迅速地实施庞大的计划,但是,它又破坏了所有自发、创造性的力量,在德意志的公共事务中,没有个人特性的印记,培育政治天才的土壤被人为地破坏了。德意志曾孕育了层出不穷的文学、哲学、音乐才俊,但这些伟大成就从来都是由不曾受到官僚制度束缚的一批人完成的,政治的伟大如同智识之伟大,俾斯麦是一位政治天才,但这位天才也扼杀了源源不断造就政治天才的机会,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是俾斯麦深思熟虑的产物,其意图就是使得政治上举足轻重但非官方的才俊之士不可能出现,俾斯麦必须压制那些异议才能迅速地造就德意志,但是他同样也扼杀了那些具备创造性天赋的人。德意志人的制度在和平时期、在顺利处境中运转良好,但它是脆弱的,一旦遭遇失败,首先瘫痪的就是那官僚机构,而一旦官僚机构瘫痪,那一切都将坍塌。因此,对于德意志来说,最初的胜利意义不大,真正的考验随后才会到来。英格兰人正是他们的对手。不列颠帝制成长缓慢,这个制度尚保存了真正的创造精神。英格兰总是在危难之际才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在英格兰的社会中流淌着独立精神,独立之人独立行事,独立做主,他们长期以来惯于承受困境。英格兰的创造力不曾窒息,这是其独有的风格,一再拯救英格兰的恰是这一事实:危难之际发号施令的人在平常时期根本就不在其位。此种不竭的创造力造就了英格兰的坚韧之处。
  德意志的帝国扩张之路是最迅速的,然而也是最晚的。他们的帝制努力遭遇一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这对他们大为不利。德意志虽属欧洲国家,但在欧洲国家纷纷对外拓殖、建立帝国的初期,德意志一无所成,等到德意志有能力加入殖民的行列时,他们已经迟到太久。在德意志扩张之际,寥寥几位勇猛无畏的首领就能够占据美洲、亚洲、非洲大片地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这在当下的形势中几乎根本没有可能。德意志的帝国雄心诞生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时刻,现在的殖民是一项庞大的事业,投入巨大。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定,任何一位后来者所引发的改变都会引起旧有体系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扩张之路必然最为艰难,恰当地说,这不是开创一个新的帝国,而是打败一个旧的帝国,这是帝国的更替,他们必须击败不列颠帝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第三条道路。正因为是后来者,德意志无法通过和平手段直接征服殖民地,只有通过与既定强权的间接战争。然而,帝国的更替乃是历史命运的巨大转变,谁也无法窥探命运之轮的轨辙,如果亚历山大早出生一百年,他永远都不可能击败希腊人,如果缺少希腊人的帮助,他也不能击败波斯人;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力量,只凭借拿破仑的天才同样将会一无所成;德意志试图凭借一种严谨的制度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只需依赖自身的意愿和坚毅,无需伟大历史事件的助力,但他们能够扼住历史命运的喉咙吗?

3. 帝国的权利

  德意志帝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正如古典时期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帝国的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后者成就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既是这一决定希腊世界命运之战争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的笔调是忧郁的,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代表更高文明成就的雅典丧于尚武的斯巴达之手。赖希是一位希腊式的历史学家,他将人类的政治制度视为缔造文明成果的平台,他珍视的是人类的创造性智识和政治成就。他在不列颠帝国中找到新的时代值得呵护的精神,对于英格兰来说,他是一位“客民”,却得到了温暖的对待,这恰恰证实了不列颠帝国真正的“世界公民”精神,他目睹那曾经号称“世界公民”的国度变得疯狂而偏执,他觉察到不列颠帝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大战将至,命运尚未成为定数,但是,不列颠却有可能重蹈雅典帝国的危险。赖希说,帝国的扩张系于某种必然性,但是,帝国之间的较量真正说来,是政治才俊的较量,是造就政治才俊的制度的较量,是政治制度精神的较量,是某种伦理力量的较量。
  德意志帝国崛起之前,德意志可称得上是智识的国度,政治不统一,但是精神的创造令人眼花缭乱。德意志的统一扼杀了真正的智识创造,尽管德意志在各个领域的成就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德意志的统一本身就是某种帝国扩张的过程,就是普鲁士政制的扩张,此种政制掌握了德意志帝国决定性的力量。而普鲁士政制本身带有强烈的压制性,带有君主专权的色彩,生来就有着抽象、夷平的力量。而普鲁士在十九世纪的复兴和重新塑造不但加强了专制的影响力,而且还获得了另一种夷平化的力量,即民族主义的观念。欧洲一直都是多元异质的,但在十九世纪大大地简化了,民族主义是最新的、最具力量的简化工具。十八世纪的政治是混乱的,没有真正的统一边疆,每个国家的疆域都是分散的,但1815年的战争简化并确定了欧洲主权国家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观念深深塑造了政治的认同,每一个民族都坚持自己的个性,为了自己的独特性而战斗。民族主义既是简化欧洲政治的力量,同样也是重新确立欧洲政治差异的方式,多民族的冲突和依赖是欧洲政治新的格局。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普鲁士君主制度的力量结合了,民族成为政治的主体,塑造了强大的政治认同,在君主制度和民族主义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是必然的。
  民族成为新的界定标准,不过危险的是,民族甚至种族成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的思考对象,培育出新的可怕的伦理、正义标准;德意志的历史科学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助力不少,但同样培育了一种危险的政治观念潮流。普鲁士历史学派以他们所谓科学的方法重写历史,在他们的视野中,民族获得了新的形象,政治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更为宏大、更为抽象的单元,国家、民族、种族,他们从历史中演绎出所谓“国家权利”来反对来自人类理性的“人的权利”,他们在人类往日的冲突和战争中寻求历史的正义,席勒的格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是他们历史撰述的信经,事物的结局即是神的裁决,征服者总是正义的。尼布尔开拓了现代历史科学的新途径,他的历史哲学是关于各民族逐渐演进的“生成”哲学。尼布尔讲述罗马史,从中得来的教导是关于“拉丁姆地区的牧羊者民族”如何逐步“掌握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的,他试图向德意志人表明,国家如何才能创建起来,他教给了德意志人缺乏的内容:一部真正的政治史;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强化政治决断,他按照事情本来的面目讲述历史,就是让后代人为等待他们的人物最好准备,兰克是尼布尔的学生,他相信国家是民族生活的改进,在撰写德意志人的历史时,要紧的是向他们表明应该作什么;蒙森的历史哲学是为生存而斗争:为实现政治统一的内部斗争,为展示民族伟大的外部斗争,他的罗马史就是一连串规模巨大的斗争。这斗争的过程中,罗马的征服大幕徐徐开启,蒙森认为,扩张是历史法则的结果,而所谓历史法则就是“一个业已成为国家的民族要努力兼并政治上较为弱小的邻居”;特赖奇克认为“只要世上有人就会有战斗,历史的每一页都在阐释苹果的纠纷和原罪的教义”。因此,他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德意志思考的太多了,现在该是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爱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们要去恨。”这些历史学家们塑造了一层涂着道德光泽的历史,公然为武力和诡计喝彩,宣扬最恶劣的政治信条,他们以历史的名义为政治罪行寻找合法性,为所谓“人间的神明”树碑立传。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成功是裁决政治的唯一标准,力量就是正义,如果没有力量,唯一的结局就是牺牲,在最后的灾难中,如果无辜者蒙难,罪犯安然逃脱,这没有什么不安,这就是世界的法则,所有的抗议都无济于事。
  德意志帝国弥漫着军国主义的潮流,颂扬战争、武德。战争本身就是令人神往的,战争本身就是正义的,这必然意味着拒绝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防卫战争的区分。军国主义在德意志甚至将战争的力量与Kutur(文化)协调起来,战争是一种美德。在赖希看来,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民族主义的夷平方式、军国主义的伦理是德意志帝国的标志。德意志帝国借助于民族统一的力量,此种力量很快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演变为决堤的政治洪流,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相互激荡,精神和权力二者合一,赖希斥之为典型的狂妄自大症。不列颠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是真正帝国精神与黩武精神的对决,德意志帝国如果击败了不列颠帝国,无异于一场现代浩劫。赖希毫无疑问捍卫后者,并且坚信后者只要处置得当,必然取得胜利。赖希无法亲眼目睹德意志帝国的最终命运,但是他在结局到来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历史的评判:

  考虑到新的帝国在今日是非历史的,更不用说非自然的;考虑到德意志人,不管是多么地需要这样的一个帝国,本不应该能够获得它的,只要大不列颠遵循其昔日和现在清晰要求;留给德意志人的除了放弃泛德意志主义的美梦之外,什么都没有。

  德意志不该获得一个帝国;德意志人不配拥有一个帝国!
  这一预言应验了。二十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在目睹了二十世纪不列颠与德意志之间第一次的大对抗之后,再次重复了赖希的评判:

  德国人的正当诉求也就到“成为一个地区性民族”为止了;应当是、应当仍是一个帝国性民族的是英国人,而非德国人:因为只有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才懂得、才应当实行帝国统治,regere imperio populos(统理万民之责),这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学会宽赦被征服者、制服傲慢自大者:parcere subj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御降人以柔,制强梁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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