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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铁荣:鲁迅致徐懋庸公开信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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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18  

张铁荣:鲁迅致徐懋庸公开信的前前后后




  八十年前,鲁迅在逝世前两个月,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封公开信,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争议不断,解读各异,述说不完。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还原历史现场,仍能促使我们思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人心思变,知识分子群情激奋。左翼文学成了世界流行的创作思潮,也是各国知识精英的主旋律。从苏联到日本再到欧美,一种亢奋的文学充斥着国际文化生态,成为公认的“红色三十年代”。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在国际大背景下,探寻文学的新路。“左联”的成立,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成为体制外的一种进步力量。提出停止文学论争,团结在鲁迅周围,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遵循上级指示的决定,他们可谓一拍即合。这个作家组织成立之初,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来论者说这是“左联”的纲领性文件。
  自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后,鲁迅有了一种与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的思想。他甚至提前提出和他们结成一条战线,减少内耗,共同为中国文学的振兴做一点事。所以从“左联”成立之始,他就拥护这个团体,愿意为它的出现呐喊,尽管这个团体中有一些他不喜欢的作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事情发展到后来,鲁迅有一种被人架空的感觉,青年作家特别是领导层与他的矛盾加深,使他产生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悲哀。
  鲁迅是通过冯雪峰代表高层的邀请,以一个老战士和老作家的身份参加“左联”的。他一贯在思想上追求新潮,也愿意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认为青年人身上有热情,是一种代表未来的力量。“左联”成立之初决定由鲁迅担任领导,据夏衍回忆,想请鲁迅担任“委员长”或“主席”之类的职务,但被鲁迅拒绝了。他不愿意当“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方向尚不明了,怎么能指导别人?鲁迅一贯对于“导师”和“首领”之类头衔,有着天然的警惕。但是为了负责,他同意担任经过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和七名常委之一。苏雪林等论者揣摩,认为鲁迅要做盟主、要当思想界的权威的论断,纯属妄议,不值一驳。鲁迅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左联”邀请他也正是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名气。鲁迅是以一名思想界战士兼作家的身份参加“左联”的,如果说是战士的话,他当然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鲁迅最看不惯的就是年轻人官气十足、颐指气使,在背后嘁嘁喳喳的坏毛病,也就是后来他所说的,青年领导者周扬他们的“态度轩昂”“特来教训我”的那种官僚态度。本来是冯雪峰代表党组织请鲁迅参加“左联”,是要借助他的老作家声誉来扩大这个团体的影响;而以周扬为代表的青年干部们(他们占据着最核心的实际领导职位)要按照规章制度、组织程序、组织纪律来要求鲁迅。这正好应了后来研究者的评论,“左联”是半个党组织,因此就产生了强烈的不合拍。悖论的地方在于,“左联”内部设有党团组织,党团书记才是最重要的职务,掌握着实际的领导权。最高领导层几乎都是由青年人组成的地下党员,他们当中突出的是以作家身份出现的青年领袖(这些人后来真的成了实际的文艺官员,如周扬、夏衍等)。而当时的他们年轻气盛、有革命热情且不知天高地厚,当面和背后都有一副官架子,他们不知道怎样和党外人士打交道,更不知道什么是统战工作,导致在接触中,不是虚假客气就是傲慢无礼,必然显出不协调的状况。这就使得鲁迅陷入了深度的苦恼之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舍间交际之法,实亦令人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时,亦常惴惴不宁,时时进言而从来不蒙采纳,道尽援绝,一叹置之久矣。”(鲁迅:《致李秉中》,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两边的深度误解,使鲁迅陷入了“道尽援绝”之境,其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青年指导者们其实不懂他的心。
  鲁迅这边,希望青年作家踏踏实实地搞创作,多做文学和翻译的实事;在青年领袖们那边,工作也很辛苦,他们忙着传达上级指示,不断地开会。其实早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鲁迅就说过:“我并不希望做文学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关键在于对“左联”的理解,鲁迅与他们完全不同。鲁迅所希望的“左联”是后者,即左翼“作家联盟”;而这些青年干部注重的是前者,即“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急切渴望要写出显示斗争“实绩”的好作品,为对立面所没有的大创作;而“左联”的青年干部们热衷于组织飞行集会、贴传单、喊口号的实际斗争,甚至要求盟员们参加“五一大游行”,提出“血光的五一”口号以产生社会影响、壮大革命声势。鲁迅焦急的是创作太少,他们则热衷现实斗争,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儿。因为鲁迅钟情于创作生活,反抗社会的腐败制度——用笔;青年干部们也创作,更要奋不顾身地投入实际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鲁迅希望团结大多数作家,而年轻干部们希望队伍纯洁。鲁迅觉得“左联”应该有开放的胸襟,吸收更多的作家,也就是“战线应该扩大”。他曾说过“革命还是多一点人的好”,他不喜欢搞小圈子,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左联”的青年领导核心们并不这样看,他们把“左联”当成第二个党组织,严格审查身份,为了团体的所谓“纯洁性”,甚至开会发表决议把他们认为“不革命”的作家开除出去,这必然引起鲁迅的不理解甚至反感。作家郁达夫就是因为说过“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又曾与所谓“左联的敌人”徐志摩见过面,被开除出“左联”的。郁达夫是鲁迅顶着压力介绍参加进来的,当鲁迅得知青年干部会议的决定后极为愤怒。在那种极左的气氛下,还开除了非常左倾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左联”损失惨重,最突出的就是所办期刊不能持久,有的不到一年便要改名,有的没出几期就被查封,甚至还有仅出一期就被停刊的。其实,鲁迅和“左联”作家们对左翼文学的理解差距是极大的。鲁迅是要在激进的文学思潮中追问文学的本质,而左翼作家中一部分人,连沉下心来写激进文学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研究文学本身。
  “左联”刚刚成立的时候,鲁迅就指出在文学上“人手实在太少了”。因此在文学上要“韧”。他还提醒领导层和作家们:千万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使鲁迅最为痛苦的是,“左联”因为过分激烈的政治活动,牺牲了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特别是“左联五烈士”的就义,对他的刺激极大。“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他那时候的苦闷和悲哀表述,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有前途的作家,“悲愤总时时来袭击”他的心。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极度气愤中,还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文章,此文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篇“左联”的政治声明,全篇一改他的文风,完全是政论控诉。读过之后还能说他不革命吗?读此文想见鲁迅复杂的矛盾心境。
  鲁迅对待论敌是讲究斗争方式的。在批判“第三种人”(以苏汶、胡秋原为代表)的时候,“左联”是一起发声。鲁迅也写了好几篇文章,他与“左联”青年作家取统一步调,并肩战斗。但当他读了同一阵营中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自供状》时,情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洛茨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见《文学月报》第四号,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鲁迅对这首充满愤青味道和骂街的口号诗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他所希望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作为诗人用辱骂和恐吓甚至无聊的攻击大可不必,并不是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都要骂街,好的工农并不随口骂人,只有上海的流氓才会这样骂人。再者用“剖西瓜”比喻杀头之类的恐吓也很是鲁莽,因为诗人不能随便用笔判定他人生死。这首诗与他所希望的作家作品相去甚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来。出于好意他给《文学月报》的编辑周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题发表了,在文中鲁迅善意地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是很中肯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对青年作家的一次创作指导。作为“左联”领导者之一的鲁迅,也应该对此表态,权当是对作者的批评也没有什么不对。正可谓促进青年作家汲取教训、注意整改、提高自己。周扬当时也表态说“这是尊贵的指示”。
  然而,仅仅过去三个月左右,就有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和丘东平的人,写文章批判鲁迅,说鲁迅陷入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和平革命论”和“戴白手套革命”,“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见《现代文化》一九三三年第二期)等等。这些都是“左联”内部的人,除了丘东平以外其他人用的均是笔名。鲁迅对此感到很茫然。他曾经提出过质询,但是不了了之。试想在“左联”中也担当领导职务的鲁迅,受到“左联”内部作家的恶意攻击,他善意帮助青年作家而人家不但不领情,反而给他乱扣帽子、恶意攻击,连鲁迅自己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弄明白,这是多么吊诡的事。恰巧此时瞿秋白正好在上海养病,就住在鲁迅家里,立即写文章支持鲁迅。瞿秋白在文章中严肃地指出,敌人诬陷我们杀人放火,而芸生的诗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则“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瞿秋白:《鬼脸的辩护》),实际上起到很坏的作用。这是很严厉的批评,瞿秋白虽然当时已被撤职,但他毕竟曾是中央级的领导人,年轻干部们可以不听鲁迅的话,但是对于瞿秋白的文章不能不重视,事情得以平息。
  后来,还发生了廖沫沙化名“林默”攻击鲁迅写“花边文学”的事件、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和批判对象杨邨人和解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无中生有、乱扣帽子,表现出年轻人身上的那种随意、冲动、浮躁和任性。从鲁迅这方面来看就是感到“愤慨”至极,他不知道这些左翼作家“战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处处和他过不去。此时的他除了和论敌用笔正面作战以外,还须时时防备这些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致杨霁云》,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鲁迅觉得自己枉费了许多力气,如果把这些精力用在创作的正事上,可以出很多的成绩。而现在的他绞在这里面,深感无奈和灰心。
  于是乎他奉劝东北作家萧军先不要参加“左联”,因为在外面还能做些事,他也表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从各种资料来看,鲁迅参加“左联”以后,在心理上一直是不愉快的。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和领导层观点也完全不一样。共产国际的信本来是通过鲁迅辗转传送给周扬的,鲁迅完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比如要“过细讨论”“发宣言”等。可事实是周扬他们既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又没有开执委会讨论,事后只是让一个普通成员来把决定告诉他,这实在说不过去。鲁迅希望发表一个声明本属正常,但就是没有结果。因为鲁迅发表的是个人意见,而领导层要执行的却是上级的指示。孰轻孰重,周扬们当然知道。雷厉风行将“左联”解散就算完成了任务,发宣言多麻烦还要商量。大权在握的年轻领导人一般均采用简单工作方式。“左联”后来是通过徐懋庸和鲁迅联系,因为他们都是浙江人,鲁迅还给徐懋庸的杂文《打杂集》写过序言,应该说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但是在传达解散“左联”这件事上却没有处理好。徐懋庸在周扬收到信的情况下,还找鲁迅索信,可见当时“左联”的工作方式。
  鲁迅在“左联”中虽然表面受尊重,实际没有人听他的建议。“左联”要求所有成员上街他不能去,他建议青年作家多创作人家不肯听,因此产生的误解很多。鲁迅身为七名执委之一,当然是在领导层内,况且他的年龄最大,理应受到尊重,但因为他不是党员,没有人听他的意见。更有甚者,批判鲁迅的文章,大都出自“左联”内部。现在“左联”要解散了,他帮助传递了消息,得到消息的人反而对他保密,他成了挂名的领导和执委会中的多余人。他对这样的处事方式感到茫然。周扬急于解散“左联”,被边缘化的鲁迅却要坚持发表声明,这件事现在想来也很吊诡。所以当他又接到“左联”解散继而要创建新的“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并要求他为《缘起》签名的信件时,不愿意再次被利用,身心俱疲的鲁迅决定不参加了。在写给何家槐的回信中抱怨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鲁迅:《致何家槐》,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作为“左联”和鲁迅的联系人,徐懋庸看了这封信后当即给鲁迅写信澄清事实,说这件事是我和你接触的,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鲁迅收到信后,当即回信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鲁迅:《致徐懋庸》,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在信的结尾,鲁迅郑重地这样写道:“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这也就是说,我与你们再也没什么好谈了,我们从此没关系。这封信可以说是给徐懋庸和“左联”领导层的绝交信。
  当然徐懋庸觉得很冤枉,他丝毫没有理解鲁迅的心,年轻人总是先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大约是读了鲁迅的信后徐懋庸也很生气,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再次写信,纠缠小事质问鲁迅,在信中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于是这封信点燃了鲁迅的愤怒之火,终于导致矛盾总爆发。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无论怎样评价,这封信表达了鲁迅对于“左联”领导人宗派主义的愤怒,当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这封公开信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左联”领导干部以及徐懋庸等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后半生命运。后果之严重可谓始料未及,当然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鲁迅参加“左联”是为了使中国在创作和翻译上有起色,以此追寻文学的本质。他希望不断产生像柔石、丁玲、殷夫那样的作家、诗人和冯雪峰、胡风那样的评论家。但现实是即便像蒋光慈这样勤于创作的左翼作家,也因为重视写作轻视活动而被开除出去。鲁迅曾经说过,茅盾的《子夜》是好作品,是对立面所不能及的;他还和茅盾一起帮助伊罗生编辑了一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向西方介绍中国青年作家,主要是左翼作家的作品;他把翻译看成是给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的工作,大力主张踏踏实实地做“硬译”的艰苦工作。他希望用文学这个特殊的武器,和年轻的左翼作家们一起向黑暗势力和腐败体制做斗争,借助翻译重返文学本质,给中国文坛留下永久的精品。他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左联”,为这个组织扶植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但同时鲁迅又是有个性的作家,从不迁就任何人,为了坚持正义保持起码的尊严,他不惜和看不惯的任何人决裂。
  我们如果心平气静地分析,那些青年作家(包括周扬、徐懋庸等人)本质都不坏,他们离乡背井,飘零上海,投身革命,追求激情。创作毕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且短期内出不了风头,鲁迅又是一个接近老年的作家,青年们急功近利,因此他们对于鲁迅的忠告不一定放在心上。而改变生活最快的便是革命(从政),这些人在今天也不少。他们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私欲膨胀、借革命以营私,有发展成腐败分子的思想潜质,但那时还不存在掌权和进入体制问题。周扬并不是没有才华,他翻译过半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最好的证明。鲁迅当年曾超前地指出:“左翼作家”要努力创作,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不要把文学当作“做官的工具”。这些话是很有提前量的,今天看来依旧是语重心长、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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