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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乔治·斯坦纳: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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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9-21  

乔治·斯坦纳:K

李小均 译



  1924年,卡夫卡去世,生前只发表了几部短篇和断片。他在好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包括布劳德(Marx Brod)、韦尔弗(Franz Werfel)、魏尔希(Felix Weltsch)和雅努赫(Gustav Janouch)。卡夫卡隐蔽费解的反讽,犀利单纯的叙述和风格,像被施加了魔力。但一般来说,德语中的“kavka”不过是指一个饶舌的人而已。差不多二十年后,也就是,如果卡夫卡活着、接近60岁的时候,奥登写道:

  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位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就像但丁、莎士比亚或歌德代表他们的时代,那么,卡夫卡是人们最先想到的名字。
  
奥登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克洛岱尔认识到卡夫卡坚定的信仰和惊人的作品,“除了莱辛,我认为还有一位最伟大的作家,那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六部短篇和一些断片,但围绕他已经出现了浩繁的文献。卡夫卡的名字俨然成为进入文化殿堂的口令。
  对于卡夫卡的一些早期崇拜者而言,这些嘈杂的批评之声有点讨厌。原本只是少数热情崇拜者的赏识与财富,现在由于名声大噪而四处张扬,他们非常抱怨。莫希格(Walter Muschg)是一位不入世的大师,他在那篇语气傲慢的文章“卡夫卡的名望”(“The Fame of Franze Kafka”)中悲叹道,“即使是像卡夫卡这样孤独的诗人,在时间之墙上也难免扭曲成疯狂的影子。”布劳德背叛了朋友的遗嘱,出版了卡夫卡的三本小说遗作(其中两本显然没有完成);自此,卡夫卡艺术的犹太神秘性和价值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记住卡夫卡奇异神秘之光的人而言,卡夫卡现在的形象被人夸大,但却模糊。光荣与暗影携手而行。
  有些人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本质上是个体的、断片的成就,卡夫卡支持这种看法:

  布劳德、魏尔希和我其他朋友,拿走了我写的一些东西,接着,让我吃惊的是,带来了出版商签字盖章的合同。我并不想让他们尴尬,于是最后就出了这些东西,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个人的素描或消遣。它们泄露了我个人的虚弱;这些文字印刷出来,甚至拿去出售,是因为布劳德为首的朋友们决定把它们当文学,是因为我的决心还不够大,销毁我孤独的这些见证。

但是,卡夫卡立刻就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他的意思进行颠覆和限制,“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也是夸大其词。”
  今天,我们不能再装作卡夫卡的重要性似乎就在于他早期的几个短篇和一些表现主义小说的断片。《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以及1931年出版的故事集,已经将认知和身份的主要形态赋予给了现代想象力。借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故事来说,我们必须相信,批评的万里长城并不能禁锢小说,信使总会穿过批评的重重闸门而至。先前的隐私,起初拥有的感觉,不可复得。我们也不能模糊这个关键事实:卡夫卡投下如此庞大的影子,成为如此密集的批评产业的批评对象,正因为,或者只因为,他的意义迷宫用隐秘、困难的出口连接着现代感受力的大道,连接着我们最急迫、最关切的东西。否认卡夫卡迷宫的深切个体性是荒谬的,正是神奇地处于中心,卡夫卡的迷宫会迫使我们尝试进入之道,尝试采取不同的眼光。这就是奥登的观点。但丁或歌德作品里的普遍真理和古典形式与卡夫卡隐秘独特的方式形成了差异,从中折射出时代的一般趋势。我们在充满沉默、绝望、悖论的符号中,听到了话语的回声。
  对卡夫卡的作品作政治性解读往往显得幼稚,它们混淆了派性与预言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的是,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他慢慢地将现实从焦点移开,从而产生出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幻象——大都来源于对局部历史环境带有反讽性的精确观察。在卡夫卡梦魇般精确的场景之后,是布拉格和衰落的奥匈帝国的地貌。布拉格承继了犹太神秘色彩和占星活动,它由阴影和尖塔构成的简洁画面,与卡夫卡的寓言和小说中的地貌密不可分。卡夫卡对所及范围内的象征资源有敏锐的感觉,在1916-1917年之间的冬天,他住在茨拉塔尤里卡,也就是皇帝的炼金术师们居住的黄金巷,不必否认,哈拉德卡尼山上的城堡与小说中的城堡关系密切。卡夫卡的幻象有着坚实的地域之根。
  此外,正如卢卡奇所说,卡夫卡的虚构作品中有社会批判的特定色彩。他激进的希望观是忧郁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进步伐的背后,他看见暴君和蛊惑民心之徒的必然利益。但是,卡夫卡的法律训练,他对工业事故和赔偿的职业关注,给了他一双锐利的眼睛,洞察阶级关系和经济现实。《审判》的故事核心描绘了一个心狠手辣但终究无能为力的官僚阶层。这部小说是关于官僚作风的恶毒神话,有着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的影子。《城堡》不只是对奥匈帝国官僚封建主义的辛辣寓言,而这种讽刺是含蓄的。正如普立兹表明,工业机器是毁灭性的抽象邪恶力量,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卡夫卡,最终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中得到可怕的呈现。卡夫卡不仅继承了狄更斯扭曲意象的大师手法,而且遗传了狄更斯对来自官僚机构和工业生产线的隐秘暴力的愤怒。
  但是,卡夫卡真正的政治性,他从现实走向超现实的过程,隐藏得更深。诚然,他就是个预言家。现代批评语言中充满了戒备和世俗的推定,难以充分理解他。但关键是,卡夫卡拥有可怕的预言能力,他看到恐怖逐渐生成的每个细节。《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它预言了诡秘的施虐行为,预言了极权主义悄悄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自从卡夫卡写作以来,夜半敲门声在无数的门前发生,太多的人被拖出去,“像狗一样”死去。尼采和海德格尔只看到西方人文主义灾难像地平线上捉摸不定的乌云,卡夫卡则预言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具体形象。
  卡夫卡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得到启示,把人描绘成为受折磨的害虫。萨姆沙的变形记(初次听说这个故事的人认为只是一场噩梦)将是上百万人的真实命运。选用德语中“害虫”(Ungeziefer)一词,是卡夫卡悲剧性灵光的乍现。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不仅预示了死亡工厂中运用的技术,还预言了现代极权统治的特殊悖论——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可憎的巧妙合作。在对纳粹主义起源的准确洞察方面,没有文字比得上卡夫卡笔下这个自杀的意象:施害者一头扎进行刑器的齿轮。
  卡夫卡的梦魇幻象很有可能来自个人伤害和精神错乱。但这并不能减弱其神秘的关联性,削弱赋予伟大的艺术家拥有超越现实边缘、使黑暗可见的触角的证据。所有的幻象都成了具体的现实。卡夫卡的至亲死于毒气室,他的情人米莲娜和格蕾特小姐(她可能怀有卡夫卡的孩子)死在集中营。孕育了卡夫卡天才的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世界化成了灰烬。
  卡夫卡一点也逊色于《圣经》中抱怨肩负启示重任的先知。萦绕着卡夫卡的是非人道的特别暗示。他注意到人类身上兽性的复活。随着毁灭的暗影日渐迫近,旧城市的秩序之墙上的不祥之气更浓。他曾经神秘地对雅努赫说:“萨德侯爵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靠山。”卡夫卡偶然碰上了藏在白桦林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那片树林之外,他没有看见必然充满恩典的希望之乡。普立兹对《在流放地》作了盖棺定论:
 
  这篇故事的真正主角是那台“特殊的机器”,尽管它变成了废物,但它继续有生命,不可征服(unconquered),不能征服(unconquerable)。卡夫卡发现,一直萦绕着它的恐怖幻象无止无休。

或者,正如卡夫卡在1920年写下的一条格言中说,“有些人指着太阳的存在否认痛苦,而他指着痛苦的存在否认太阳。”
  这种对太阳的否定,隐含着卡夫卡对文学和他自己作品的暧昧观点中。他的彷徨让人想到《旧约》中经常出现的口吃之人为神意所困的母题,想起先知躲避“言”的出现与苛求的母题。1921年,他对布劳德提到了:

不可能不写作,
不可能用德语写作,
不可能换种方式写作。
几乎还可以再加一种不可能:不可能写作。


第四种不可能证明是最大的诱惑。普立兹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卡夫卡与遗作所玩的复杂游戏。“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要烧毁,我恳求你尽快烧毁。”卡夫卡要求道。“那我此时此刻就告诉你,我是不会实现你的意愿。”布劳德回答说。卡夫卡仍然指定布劳德作为遗嘱的执行人,但他一再请求,除了少数发表的作品之外,其余的东西都要销毁。甚至那些发表的作品,也没有逃过他含糊的诅咒:

  它们一起消失,才符合我真正的愿望。既然它们已经存在于世,我唯一的希望是,不干涉那些如此希望保存它们的人们。

  普立兹认为,卡夫卡对形式和文体的完美理想非常严格,不允许任何妥协。没有完成的小说和故事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必须销毁。但同时,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行为一直是他唯一的出路,逃避折磨他个人生活的枯燥与封闭。他在无解的悖论中追寻“超越语词的自由,脱离语词的自由”,卡夫卡写道,“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在对《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卡夫卡最隐晦的寓言故事之一)最有启发但又引起争议的解读中,普立兹揭示出卡夫卡对艺术家必要的沉默态度暧昧。故事中叙述者的声音很不确定:“迷住我们的是她的歌声,还是围绕着她脆弱细小声音的庄严沉寂?”
  但是,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卡夫卡深知克尔凯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他看到非人道时代的来临,而且勾出了它难以忍受的轮廓,但是,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这并不只是卡夫卡的担心。担心“逻各斯”被腐蚀,担心文字精神的流失,这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多斯勋爵的信》(Letter of Lord Chandos)里和克劳斯激昂的文字中强烈可见。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赫尔曼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该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卡夫卡困境的注解)里都弥漫着沉默的影响。
  在卡夫卡身上,沉默的问题用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来。正是这点才使他在现代文学中居于典范地位。诗人应该沉默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像甲虫或耗子一样,吹出或挤出他们的痛苦之声,万物中最为人道的人文话语,还可能存在吗?卡夫卡知道,太初有“言”;他问我们:结局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与卡夫卡的犹太主义有关系。批评家和传记作家已经探讨了他犹太性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必多说卡夫卡从犹太教中诺斯替派和哈西德派的传统中得到的恩泽,不必多说卡夫卡对犹太复国主义断断续续的兴趣,不必多说卡夫卡对情感统一的东方犹太群体的难安乡愁,正是这种乡愁,他才对雅努赫说:

  我该跑到犹太穷人的聚居区,亲吻他们衣服的下摆,什么也不用说。如果他们能够默默地忍受我的靠近,我将非常幸福。

卡夫卡的预言——那些“攻击犹太人的人在灭绝人类”——已经众所周知。但更困难的任务仍待完成;将卡夫卡的成就和沉默放到犹太人情感与欧洲预言文学的语境脉络中。
  普立兹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前奏。尽管它对卡夫卡风格来源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有些单薄(他只提到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一次),但在展现卡夫卡的严谨技艺和技巧方法等方面,他的研究超越了前人。只要认真阅读过卡夫卡,就不会忽视作者对小说布局的安排,他写作的连续步骤以及他作品的习惯。这种巧妙耐心的研究,公正地展现了卡夫卡作品的卓越。
  但是,普立兹的判断缺乏批评和哲学的一致性,也没有直达问题的核心。卡夫卡的语言环境恶劣。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少数族裔有种独特的孤立感和迷宫般的复杂心态。卡夫卡的德语在捷克人听来简直是刺耳的噪音。他经常感到一种负罪感,因为他没有用自己的才华复兴捷克文学和民族意识;在结识米莲娜之后,他的负罪感变得尤其尖锐。与此同时,他的犹太性与日益高扬的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卡夫卡挖苦说,从德国来到布拉格的学生和商人说得德语与他的德语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语言必然是“敌人的语言”。犹太中产阶级放弃捷克语言和德语,希望以此强调他们的解放,强调他们在欧洲的自由价值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卡夫卡意识到,这注定是虚妄。
  在地方性的情境之外,还有更普遍的关键问题。欧洲犹太人很晚才进入世俗文学,进入“真实的谎言”——诗歌和小说的范畴。犹太人在处处都发现与自己不同的语言,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现实和观念习惯。这些语言,如同权利和声望的高位,都属于斯拉夫或拉丁基督教的遗产。放弃了希伯来语,通过犹太-德语的途径进入欧洲世俗语言的运用,东方犹太人的情感不得不穿上压迫者的外衣戴上压迫者的手套。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勋伯格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句法,不受外来语和前人用法破坏的语言习惯。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的犹太作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致力于将他们的传统智慧和他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借用的语言焊接。
  犹太作家和德语的关系尤其紧张,问题繁多,似乎包含了后来灾难的预兆。正如阿多诺提到海涅时说,

  海涅从日常话语中挪用的流畅和清晰,恰恰与一门语言中本地人的“家园感”格格不入。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园感的人,才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卡夫卡1911年10月24日的日记,悲哀地见证了他在自己语言中感受到的异化:

  昨天,我突然觉得,我一直没有爱我的妈妈,像她应该得到的爱那样,像我应该能爱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德语在拖我的后腿。犹太人的妈妈不是德语中的“Mutter”,称她为“Mutter”显得有点可笑。……对于犹太人来说,“Mutter”是个特别的德语词汇,它无意间同时暗指了“基督的辉煌”和“基督的冷漠”,因此,一位被称为“Mutter”的犹太妇女不但好笑而且奇怪……我相信,正是对犹太贫民区的记忆才使犹太家庭得以维系。同样,德语中的“Vater”也和犹太语中的“爸爸”不能对等。

  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最后一则故事《地洞》当成异化的寓言,视作卡夫卡在自己的语言中无处安身的寓言。无论他多么努力地躲在纯属私密的写作中寻求保护,这个惶恐的语词建构者知道,墙上有一道裂痕,“外部世界”伺机猛扑进来。待在德语中的卡夫卡就像待在旅店中的旅人——这是他最主要的意象。这座语词的房间并不是他真正的房间。
  这正是他独特的风格之后,他荒诞、赤裸、简洁的写作之后,具有构形的冲动力量。卡夫卡把德语蜕变为直接表达意义的光骨头,尽可能丢弃包裹着意义的历史、地域或隐喻的共鸣语境。从语言的基金中,从积累的语词弦外之音的存款中,他只提取完全用于个人目的的钱财。他将双关语放到战略的高度,因为双关语与隐喻不同,只在内心共鸣,只与语言自身的偶然结构共鸣。
  《在流放地》和《饥饿艺术家》中的语言有着神奇的半透明性,似乎先前德语历史和文学的丰富色彩已被抹去。卡夫卡像斯宾诺莎打磨镜片一样打磨他的语词,一束精确的光线穿透语词而丝毫无损。但在他的氛围中总有一丝单薄和凉意。事实上,卡夫卡也许被看作是对可能存在犹太天才的警告:只有在希伯来语中,而不是在其他借来的语言中,犹太文学才能生根。
  卡夫卡极高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痛苦的短暂人生,使得他具有代表性和中心性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声音最能证明我们时代的黑暗。卡夫卡在1914年写道,“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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