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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以赛亚·伯林:赫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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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8-28  

以赛亚·伯林:赫尔岑

彭淮栋



  赫尔岑是最令人瞩目的十九世纪俄国政治作家。也许因为他手撰的自传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他至今没有一部好的传记。他的自传,英语世界知者不广。这种情形,说不过去,因为此书已有荚文译本——第一部分由达夫译出,译笔精彩,康斯坦斯·加内特更有全译本,亦足当原作;与某些政治与文学天才之作不同的是,即使以翻译本而论,此书也极为易读。
  在某些方面,此书最像歌德的《诗与真》,盖此书并非全属个人生平与政治回忆的集合;书中所写,遍及个人琐事,各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描述,作者青少年与成年时代俄国时论、人物、看法的记载,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期间的法国、瑞士、意大利、巴黎、罗马旅行(珍贵绝伦,是我们目前所有关于这些革命事件的最佳个人资料),以及关于政治领袖、各国政治目标与宗旨的讨论。全书穿插种种评论,尖刻痛快的观察,个人、民族性格锐利与兴感勃发、偶尔谐谑的素描,经济与社会亊实的分析,关于欧洲未来与过去、关于作者本身对俄国的希望与忧惧的讨论与警刺;其间,又交织着赫尔岑个人悲剧的详细、痛切记叙—— 有史以来,由一位敏感且苛求的人写下而大众可以借鉴的自剖析里,也许要数他这篇最不寻常。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据莫斯科前不久,出生于该城,为私生子,父亲伊凡·亚科夫列夫是富裕的俄国世家绅士,出身罗曼诺夫王朝近卫军,为人阴沉、难以相处、占有欲强、地位显赫、深染文明,对儿子多施威势而厚爱有加,使他生活苦楚,在爱憎交杂之间,对他发生巨大影响。母亲路易莎·哈格是出身符腾堡斯图加特的柔弱德国女士,为小公务员之女。伊凡·亚科夫列夫海外旅游期间与她认识,不过,不曾与她成婚。他带她来莫斯科,立她为他家族的主妇。他为儿子取名赫尔岑,表示他是他心爱的孩子,但出身不合法,因此无权冠他的姓。
  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的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他接受富室贵族照例接受的少年教育,然后就读莫斯科大学,在此确立他这辈子鲜明活跃、特立独创的性格。他出生的时代(他不断陈言这一点),正逢俄国所谓“多余人”的一代。关于这时代,屠格涅夫早期小说着墨颇多。
  十九世纪欧洲文化史上,这个时代的青年自有其一席之地。他们系出贵门,而不顾家世,追随比较自由、比较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在文明、优雅的环境里出生,而终身保持其礼仪、生活质地、习惯及风格的人,常有特别迷人之处。这类人挥洒一种特别的、兼含天真自发与身份地位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心向远大壮阔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贵族教育善于培养的独特的一种优游情趣,喜爱新颖、进步、反叛、年轻、尚未尝试、即将问世之事,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先不问有无彼岸。交接期的人物,诸如米拉波、査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属此类型。他们生活在新旧交界附近,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他们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险新时代。
  赫尔岑属于这种环境。在一个令人窒息、没有机会发挥天赋的社会里当这种人,是何滋味,他的自传里即有描述。新奇的现念不断流入,从经典古籍,从西方的古老乌托邦,从法国社会传道家与德国哲学家,从书籍、期刊杂志,从偶然的交谈里流进来,你兴奋昂扬,旋又记起,揆诸自己生活的环境,在西方已经成为生活形式的一些无害、温和建制,这个国家即令稍敢梦想,亦属荒唐;处此境地,是何况味,自传中也有描述。
  这种情形通常导出两个结果:热血青年或者就此壮志消沉,向现实让步,成为中心惘惘而逆来顺受的地主,住在自己庄地上,翻阅彼得堡或海外送来的严肃期刊杂志,偶尔引进他在英国或法国一见起意的几件新农耕机械或其他巧妙设计。他们往往仍然长谈变革之必要,而言下每带悲凉,自念事不可为,或者可为之处甚少。另一结果是,他们完全屈服而陷入一种忧郁、恍惚或者剧烈的绝望,成为自我吞噬的精神官能病患——毒气暗侵,慢慢害死自己与周围的生命。
  赫尔岑立志脱出这些常见的困局。他下定决心,至少他,世人不会说此子一事无成、不战而溃。他一八四七年终于亡命去国之时,即是有心去过个行动的人生。他所受的教育,是业余玩票贵族的教育(在《过去与现在》里,卡莱尔批评他同代的地主贵族和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一样不顾民瘼,怠忽天职[他认为贵族的天职是善用自己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主动而负责的统治阶级],耽于无为,徒享特权,因此成为不务正业的玩票贵族。后世称贵族为dilettante,多祖此意。——译注)。他像绝大多数成长于贵族环境的青年,所受的教养是样样沾边,要让人人欢喜,要反映太多人生层面与情况,以至于没有能力充分专注任何一项活动、任何一个固定计划。
  于此,赫尔岑知之甚明。他惘惘不甘,谈到有人幸运,平平静静踏入某个稳安、固定的职业,而天赋非常、并且往往属于理想主义的青年却所学过繁、太过丰富,眼前无数选择,更有广大机会,可做之事太多,结果择一而为,随即厌烦,回头另取新路,如此者再,终至迷途流荡,漫无目标,一切落空。这是十分传神的自我分析,他那个俄国时代,由于对“人民”渐增罪恶感,遂油然兴发理想主义,理想落空,转而加剧罪恶感。赫尔岑满怀这股理想主义,焦急热切,要为自己与国家做些值得一记的事。他这焦虑,终身盈怀。稍知近代俄国历史者都知晓,在这股焦虑驱使之下,他成为当代也许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并且在欧洲创立第一家自由的——亦即反沙皇的——俄国出版社,而在他祖国奠定煽动革命的基础。
  他最出名的期刊,他命名为《钟声》,一切似乎具有话题趣味的事情,都在处理之列。他揭发、宣斥、机刺、说教,成为一位十九世纪中叶的伏尔泰。他是天才报道作家,为文精彩焕发、快意恣肆、热情酣畅,当然,官方悬为厉禁,而流传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都读。据说,连皇帝自己也读。他的官员里,确实有人爱读。当时,自由主义情怀尚未全熄,至少一八五〇年代与—八六〇年代,便在沙皇官僚体系中心,亦犹有其踪迹。声势最盛之日,赫尔岑揭斥弊病,指名责骂——最重要的是,他诉求于这股自由情感,在俄国发挥了真正的影响力。亡命异域之人而能如此,闻所未闻。
  赫尔岑不像许多只能在纸面上或者讲台上一展长才的人, 他还是个摄人心魄的健谈家。有关赫尔岑其人,最好的描写,大概应推他朗友安年科夫那篇我在前面借作題目的文章《辉煌的十年》文中所记事件,去安年科夫著笔之日约二十年:

  我必须承认[安年科夫写道],初识赫尔岑,我困惑莫名而惊骇慑服——他迥出寻常的心智,连连从一个话题指向另一个话题,其飞跃捷疾,令人难信,其机趣精彩,不可穷竭,而且能在某人言谈的委曲转折、在某一单纯意外事件、在某一抽象现念里,看出生动鲜明的情态与活力征象。他有极为惊人的本事,能以当下即悟、绝出意表之道,使南北胡越之事联翩并驾而相映增色。既有此天赋,加以观察精微入细,复由富藏积学而博识多知,遂更为高超。高超之余,言谈灿发如彩焰,捺之不熄,奇思异想与新见创意,了无穷尽,那种好似挥霍无度的丰厚智力,有时令听者为之心疲力竭。
  别林斯基往往炽烈如火,而一发峻厉,不近人情,赫尔岑谈话,则目光灵动,智趣闪耀,变化万千,多吊诡出奇而撩人动气,但处处聪敏绝妙,在座之人不仅要全神贯注,更须刻刻警醒,因为你要时时有备,立即回应。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低级或俗丽之物经得起他半个钟头的接觖。一切虚张、一切浮夸、一切迂腐的自大,逢着他,都只会落荒而逃,不然,即如蜡之遇火而融。我知道有人,其中许多是所谓严肃而务实之人,无法忍受赫尔岑这一面。……
  他有批评天赋——善于揭斥人生黑暗面。这个特征,早在我此文谈论的莫斯科生活时期,即已显露。那时赫尔岑的心灵已极具反叛性、极难驾驭,凡觉得是由于大家对某件未经验证之事实禁口不谈而成立的定论,他都有一种天生的、发自体内的憎厌。遇此情况,他择恶而噬的智力即振作发威、猛脱、狡黠、谋略百出,四下巡行……
  他住在莫斯科……公众尚未知其名,但在他自己熟识的圈子里,无人不晓。对于朋友,此人是个机智而危险的观察家。关于知友与疏交,他思想深处存有秘密档案,记有他自己的私房秘录,这件事实,他当然无法完全遮瞒。天真无忌、推心置腹站在他身边的人,乍然碰到他这面出于无心的活动,莫不惊诧,有的更极端懊恼。奇怪得很,与此相连的,是赫尔岑与他精选的知己保持无比温馨、无比亲诚的关系——虽然连他们也逃不过他尖酸的分析。所以如此,可用他性格的另一面来解释。造化,仿佛想恢复他道德机体的均衡,特意在他灵魂里安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一个不可征服的倾向。赫尔岑相信人心的高贵“本能”。道德机体是惟一不容怀疑的存在真理,在它面前,他不作分析、满怀敌意。任何事情,无论如何大错特错,只要他认为出于高贵或热情的冲动,他就佩服;他从来不以抨击这种事情来取乐自娱。他天性里这种爱憎错杂、充满矛盾的变化一一一面善于怀疑与否弃、一面信则信至盲目——经常在他与朋友之间导致困惑与误会,时而甚且明争构怨。但是,直到他去国前往欧洲之日,在这辩论的沸鼎里,在其熊熊烈焰里,大家对他的忠诚未曾消释,反是历经考验而屡见增强。所以如此,也十分可解。在这些时日里,赫尔岑所作所为、所思所虑,毫无虚伪之迹、绝未暗藏恶感、全无蓄意计算、更无背信不义之处。他一言一行,整个人俱在其中。另外,有个理由,使你有时候甚至原谅他的侮辱。这种理由,不知道他的人可能觉得不甚真实成理。赫尔岑智性高傲、刚强,充沛,而性格温和、可亲、几近阴柔。严厉的怀疑主义者与讽刺家外表下,最不拘礼法且极不细谨的幽默底下,是一颗赤子之心。他有一种奇怪、稚拙的魅力,一种稚拙的细腻……[不过]新始出道、开始探索、初试自己深浅的人,才最能领受这一点。他们在他的忠告里获得力量与信心。他与他们相照肺腑,互通观念,无以复加——但是,同时,这一切也未曾使他不偶尔尽意发挥他的破坏、分析力量,在他们身上施行极为痛苦的心理实验。


  这幅生动而同情的小像,符合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及其他赫尔岑友人留给我们的描写。读者读其本人散文、论文以及《往事与随想》所收的自传回忆录,所得印象,更能坐实。由此所得的印象,以安年科夫之忠实文字,亦不足尽传。
  莫斯科大学时代的青年赫尔岑,其所受主要影响,正如他当时一切青年所受主要影响,当然来自黑格尔。不过,早年的他虽是十分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却将他的黑格尔主义变成他个人特有的一种东西,与比较严肃而迂阔炫学的同代人从那著名义理中推出的理论结论非常不同。
  黑格尔主义对他的主要影响似乎是使他抱持以下这种信念:任何特定理论或单一义理、任何一种人生诠释,尤其任何单纯、一贯、结构精巧的图式——十八世纪那些巨大的法国机械主义模式也好,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德国巨构也好,伟大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灵见也好,卡贝、勒魯、路易·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也好——都不可能是真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至少,以它们倡行的形式而论,它们不可能解决真实问题。
  他怀疑它们,因为他相信(无论他这信念是否导源于黑格尔),原则上,任何真实的人类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单纯或终定的答案;如果问题严重而痛苦,答案就永远不可能截然分明且干净利落。收集一群不证自明的公理,以演绛法从中推出一套整齐匀称的结论,尤其永远不能解答这种问题。
  这种不信,在赫尔岑如今已为世所忘的一些早期文章里已经开始。诸文作于一八四〇年代初,谈论他所谓科学中的玩票主义与佛教。他区分两种思想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然后俱加挞伐。其一,为漫不经心而见林不见树的业余思想家。赫尔岑告诉我们,这种人害怕因为对实际、详细的事实作太多迂腐的关注而流失自己宝贵的人格,故凡事但由表面而过,以至未曾培养得获致真知的能力;他们仿佛用一种望远镜看待事实,结果,从来绝未分明细究得什么,满眼惟见许多气球也似飘来浮去的庞大、华丽的抽象物而已。
  另一种人——佛教徒——因狂执于树木而舍树林;他们热烈专攻小小一套孤立的事实,用倍数愈来愈大的显微镜观察。这种人可能精研某一门知识,但几乎个个变成烦冗不堪、浮夸造作、盲目庸俗,总之,成为一望而可憎之人——如果他是德国人,尤其如此(赫尔岑所有讽刺与侮辱几乎都针对他痛恨的德国人而发——尽管他自己就是半个德国人)。
  以上两端,需要折衷。赫尔岑相信,以清醒、超脱、客观之道研究人生,也许就能在这些相反的理想之间创造某种紧张、一种辩证的折衷妥协。因为,如果以上两个理想都不可能充分、同等实现,则两者也不应该完全拋弃。两不尽弃、寻求折衷,人类对生命的了解才能深于鲁莽尽信其中任一极端。
  赫尔岑早期提倡的这种超脱、温和、折衷、镇定的客观理想,与他的气质深不相合。的确,不久之后,他突发而盛赞偏执。他宣称他知道这主张不会得到乐意的接受。某些现念在有教养的社会里,就是难以得到接受——很像有人以惊世骇俗之行,自取诟辱。例如,与抽象的公道相较,偏执予人的观感就不是顶好。不过,古来除非偏执既深且烈,无人说过任何值得一说之语。
  接着,是一场漫长的典型俄国式抨击,他说:客观、超然、不参与寄托、不投入生命洪流,是冷漠麻木、卑下、不可能且不可欲之事。在赫尔岑这个阶段的论述里,突然听得到他朋友别林斯基慷慨激昂的声音了。
  此时浮现、他此后终身更以绝妙诗质与想像继续发挥的基本主题,是意识形态上的抽象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可怕支配力(我说“诗质”,是有所据而言;盖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一非常真确的说法,认为赫尔岑余事无论如何可议,他总也是个德国诗人。在这个偏颇雄猜、偶尔却透辟出奇的批评家眼中,赫尔岑因此总算犹有一得,在他心目中,赫尔岑的看法与生活模式,自然几乎全无是处)。
  赫尔岑断言,欲以任何抽象观念解释人类行事、一切欲使人类促进任何抽象观念的企图,无论该观念如何空前高贵,如公道、进步、民族性,而且,纵令由纯洁无瑕的利他主义者如马志尼、路易·布朗或穆勒之流提倡,最后往往必将导致屠杀牺牲与活人献祭。人并没有这么单纯、人类的生活与关系极为复杂,殊非标准的公式与工程的解决法所得应付;欲图改造个人、将其嵌入任何以理论理想为依据的理性图式,无论动机如何空前崇高,最后往往必对人类造成恐怖的戕害,导致政治上规模与日俱增的活体解剖。这个过程的顶点是些人以其他人受奴役为代价,获得解放,并且使新兴、有时远更可憎的暴政取代旧暴政——例如,全面施行社会主义的奴役,以救治全面的罗马教会奴役。
  赫尔岑记有他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之间一场典型的对话(他甚为敬重路易·布朗),由这段对话,可见赫尔岑有时候如何率直抒发他最深的信念。据赫尔岑所述,对话作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伦敦某处。一日,路易·布朗向赫尔岑说起人生是一大社会义务、人必须时时为社会牺牲自己。

  “为什么?”我劈头直问。
  “你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路易·布朗说道]——社会的福祉当然是人的整个目的和使命所在罢?”“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这是野蛮人的糊涂。”我大笑回答。


  在这段欢愉与乍看不太经意的文字里,赫尔岑体现了他的核心原则——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
  赫尔岑憎恶他当时某些高明且心灵至纯之士,尤其社会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所倡学说的中心实质:为了一种无可言传的未来幸福,现下必须忍受大苦大难,为了亿万人快乐,可以迫使千百人死亡——凡此口号,风靡当时,当时以来,更处处可闻。人类有一辉煌未来,历史保证人类有此未来,为了这个未来,现下最可怕的残酷暴行都有道理——赫尔岑认为,这种由相信进步之必然性而建立的习见的政治末世论,对人类生活是个致命教条。
  关于这个题目,赫尔岑最深刻、最一气呵成——以及文笔最精彩——的陈述,可见于他命名为《彼岸书》的一卷论文(他对—八四八与一八四九年欧洲历次革命的幻想破灭以后,写成这些文章,作为纪念)。这部伟大的辩难杰作是赫尔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证言,其语气与内容,在颇具他本色(而且著名)的一段文字里流露无遗。在这段文字里,他宣称,不可将一个世代贬抑为遥远后世获取福祉的手段,何况遥远的后世犹在未定之天。遥远的目标是骗局、诈欺。真实的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或者工作的乐趣,就应该是目标。”各世代的目的在完成其自身一一每一生命自有其独特经验;其匮乏满足之后,会另生新的需要、要求、生活形式。他断言(或许由于席勒影响),自然对人类及其需求并无关爱,而且压碎他们而无所顾惜。历史有计划、剧本么?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趣,变成……乏味、可笑”。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激情、意志、即兴创发;路,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无路之处,“天才会打出一条来”。
  不过,倘若有人问:“假设这一切突然结束,假设一颗彗星撞上我们而结束地球上一切生命,历史不就毫无意义了么?这一切议论可会突然化为乌有?如果这一切随着某个神秘、不明不白的事件,而在某种突然、不明不白的残酷方式里结束,对我们所流的这番血、汗、泪,不是残忍的讽刺么? ”赫尔岑回答:作此想法,是一大庸俗——数字至上的庸俗。一人之死,其荒谬与不可解,并无过于整个人类之死。将数字加大,而问“假设亿万人死亡”如何,并不会使死亡多神秘、多可怕。

  自然里,正如人的灵魂中,无尽的可能事物与力量在打困,设有适当条件……它们会发展、猛烈发展。它们可能充塞世界,也可能倒毙路边。它们可能另取新方向。它们可能停止。它们可能僵溃……发生何事,自然全不关心…… [不过,你可能要问,]这一切所为何来?人的生命变成一场毫无旨趣的游戏了……人用碎石沙砾建造东西,只落得又眼看它塌掉;人从废墟底下爬出来,重新清理场地,用泥巴、木板和破碎的柱头筑起茅屋,经过几世纪无休无止的劳苦,又塌个干净。莎士比亚说历史是白痴说的烦冗故事,确非虚言……
  ……[对此讲法,我回答]有些人非常善感,一想到“人生于世,只为一死”,就掉眼泪……你正像这些人。看结局而不注意情节本身,是一大错误。花开烂漫,于花何用?它醉人的芬芳既然也终要消歇,于它何用?……丝毫无用。然而自然亦非如此吝啬。短如过隙,只存于现下一时之物,她也并不鄙弃。在每一点上,她都尽取她所能……谁会因为花朝发夕谢,因为自然没有将打火石的坚硬赋予玫瑰或百合,就数落自然?而这个可怜的呆板原则,[我们]居然想移用于历史……生命没有义务要实现[文明的]妄想或观念……生命喜爱新奇……
  历史极少重复,它利用每一件意外事件,同时敲千万门户……哪些门户可能会开……谁知道?


又:

  人类有一股本能的热情,要保全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人生于世,因而希冀长生不死。人恋爱,而亦希图被爱,而且永远爱得像他发誓的那一刹那……然而,生命……是不具结保证的。生命不保证你存在,也不保证你幸福,她也不负责持续你的存在与幸福……每一历史刹那都充实、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圆自足之处。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与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风雨与好天气。每一时期都是新颖、清新的,充满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的喜悦忧伤。现在属于现在。不过,人类不知以此为足,硬要连未来也一起拥有……歌者唱歌,那支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不自安于歌中乐趣,另有所望、别求目标,则歌者终有停时,你也只留回忆而空怀怅惘——因为当时你没有聆听,反而另有所待……你执迷于无法捕捉生命之流的范畴。你们[他意指马志尼、自由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目标呢?一项计划?一种秩序?谁构想的计划和秩序?谁独得这计划与秩序之秘?这计划和秩序是无可避免的东西么?或者不是无可避免?如果无可避免,我们是不是木偶?……我们有道德上的自由罢?或者,我们是一部机器里的轮子?人生,以及历史,我宁愿想成一个既得目标,而不愿视为达成他物的手段。

以及:

  因为孩子的确会长大,我们就认为孩子的目的是长大。但它的目的是游玩、自得其乐,做个孩子。如果只看过程的结局,一切生命的目的只是去死。

  这是赫尔岑的核心政治与社会主题。其敌对者常指此为一种言过其实的功利主义,实则,他这个论旨进入俄国激进思想主流以后,对于夸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剂的作用。歌者目的在歌曲,人生目的尽在善尽此生。物皆消逝,但消逝之物有时可以慰解当事者所受的一切痛苦。歌徳已经告诉我们,凡事并无保证,并无万全之计。人原本可以知足于现下,却不知足于现下。他不要关、不要今天的完满,因为他连未来也要拥有。马志尼,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号召大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文明,或为了社会主义、公道正义、人性,要作至高至大的牺牲,忍受至高至大的痛苦,即使眼下无成,未来亦有可待。前述看法,就是赫尔岑给他们的答复。
  赫尔岑厉斥这班人的主张。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各自有其目的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为之抒动、奋战、也许舍生以赴的目的。为了某种模糊不明、无从保证、我们毫无所知、由某一以沙为基的巨大形而上建构所产生,更无逻辑、经验或任何其他理性保证的未来幸福,而摧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追求,而破坏他们的目的——这,首先是盲目,因为未来并不确定,其次就是邪恶,因为此举违犯我们所知的仅有道德价值,因为这等于假借抽象事物——自由、幸福、公道——等等盲狂的概论、神秘的声音、偶像化的一套字眼为名,而践踏人性的需求。

  自由何以可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
  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献祭。


  这是赫尔岑义理的极致。由此,他推出各个逻辑必然的结论:最深重的现代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落入抽象事物之纲。他据此结论,不仅用以驳斥他交往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教士或保守主义者更不用说),尤其还驳斥他自己的密友——那位为了模糊、混淆不清的目标,而长久不断企图煽起暴力叛乱、鼓吹酷刑与殉难的巴枯宁。依赫尔岑之见,人类极大罪恶之一,是试图将道德责任由自己肩部移开,付与一个无从预测的未来秩序去挑,而且假借某个可能永不会发生的东西为名,在今天犯下罪行,以为如果是为了某种利己的目的,这些罪行才算巨恶,如果是由于相信某种遥远且不可捉摸的乌托邦而作,这些罪行就是圣洁。
  赫尔岑痛恨专制,尤其俄国体制,但是,他也终身深信,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与革命盟友所倡之事同样危险。他所以有此信念,是因为他有一段日子同他的批评家朋友别林斯基一样,相信一种单纯的解决法可行,而且相信某一伟大体系——圣西门或蒲鲁东预示的世界——提供了这种解决法:如果以理性之道规划社会生活,而使社会生活秩序井然,并且创出一种清晰、工整的组织,人类问题即能有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别林斯基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单纯的信念,认为人类能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至坚不摧”的美妙生活。因为赫尔岑自己曾经相信这些基础(虽然不是单纯、绝对地信),又因为这信念在一八四八与一八四九年那几场可怕的巨变里崩溃、毁灭无遗,而且,在巨变里,他的偶像几乎个个证明有其致命的根本弱点,所以,他怀着格外激切的愤怒,斥绝自己的过去。他写道:我们号召群众起事击碎暴君,群众却不关心个人自由与独立,而且猜忌才智之士:“他们要一个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的……政府。但是,他们从无自治之念。”“鄙视王冠,是不够的;在自由面前,你也不可满怀畏惧……”他蔑斥定于一尊的、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牧歌画面,鄙斥野蛮的“平等苦役”,不屑卡贝等社会主义者的“强迫劳动”,以及以破坏为职志而一往直前的野蛮人。

  谁将结果我们?衰老昏庸的野蛮王权,还是狂妄野蛮的共产主义?血渍斑斑的军刀,还是红旗?
  ……共产主义将在一场可怖、血腥、不公、风驰电掣的剧烈暴风雨里横扫世界……
  [我们的]建制……借蒲鲁东的客气说法,将会被[清算]……我惋惜[文明的死亡]。但是,群众——只从文明的死亡得到眼泪、匮乏、无知与屈辱的群众,不会惋惜此事。

  他害怕压迫者,却也害怕解放者。他害怕他们,因为他认为他们是信仰时代那些宗教顽固分子的世俗传人。因为,凡是以一锐利干枯的计划,以一件紧身衣,当作所有人类疾苦的惟一可用救药,而把这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人,最后势必造成自由的人类——如赫尔岑自己之类——无法忍受的情况:赫尔岑这类人要有一个能发挥自己才具的范围,而且愿意尊重他人的独创,自发,以及他们要求自我表达的天生冲动。他称此为Petrograndism——彼得大帝的方法。他钦佩彼得大帝。他钦佩他,因为他至少推翻了中古俄国的封建僵化与黑夜。他钦佩雅各宾党人,因为雅各宾觉人敢作而不愿无为。然而他十分明白,而且年纪愈长愈明白(一八六〇年代末期写给巴枯宁的公开信《致老友书》里,就此说之甚明),彼得大帝的方法,阿提拉的作为,“公安委员会”在一七九二年的作为——以单纯与激进解决为前提的方法——往往终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他宣布,由狂热的信仰所鼓动的行事,在从前比较纯真的时代里无论有何道理可言,凡活过十九世纪而明了人类真正如何构成——人与建制之质地组织如何复杂曲折——者,都没有任何权力再如此行事。进步必须配合历史变迁的实际步调,配合社会的实际经济与社会需求。他最鄙视之物,无过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中,又莫甚乎品格卑下、贪多务得、平庸琐屑成汲汲牟利的巴黎资产阶级。但是,他仍认为,资产阶級尚未演完其历史角色以前,即以暴力革命加以压制,只意味着,在新的社会秩序里,资产阶级精神与资产阶级形式仍将持续不绝。“他们不改变(监狱的)围墙,只想给它们一个新功能,以为牢狱的蓝图可作为生活的蓝图。”自由人居住的房子,不能由监狱建筑家来建造。如今,谁会说历史证明赫尔岑错了?
  他对资产阶级憎恶如狂,但是,他也不要暴力造成的剧变。他认为暴力造成的剧变可能不免,可能会来,但他害怕。他觉得资产阶级是一群费加罗(费加罗角色早见于罗马时代喜剧,但近代由博马舍所作《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与《费加罗的婚礼》两部戏剧而驰名。剧中,费加罗是巴托洛医生的理发师兼药剂师,人微位卑而慧黠善良,智赚主人。《费加罗的婚礼》 结尾,他与父母相认、娶美妻,并获赠巨资。全剧充满讽剌,贵族与下层阶级的价值有明显对比。莫扎特后来由此剧汲取灵感,作成同名歌剧,更直言批评贵族特权,可以视为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动荡的先声。——译注),吃肥了、飞黄腾达的费加罗。他说,在十八世纪,费加罗穿制服,这制服当然是奴仆的标记,不过,仍有别于他的皮肤,还脱得开来;他的皮肤至少也还是个活跳,其有反叛性的人的皮肤。如今,费加罗贏了,成为西万富翁。他是法官、总司令、共和国的总统。费加罗统治世界,他的制服不再只是制服,变成他皮肤的一部分,脱不掉,同他那身肉结成一体了。
  卑劣的中层阶级人如今统治我们。十八世纪一切可憎、降志辱格,而为我们高贵的革命分子所议之物,都已成为这些中层阶级人的本质。然而我们必须等待。单如巴枯宁所欲,砍掉他们的脑袋,只会引出新暴政与新奴役、导致可恶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甚至更糟,成为多数人——万众—心,定于一尊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穆勒所谓(赫尔岑认为此说颇有道理)集体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穆勒所用原文为‘collective mediocrity’,见其《论自由》第二章“论个体性——作为幸福的要素之一”。——译注)的统治。
  赫尔岑要的价值,他直言无隐。他只喜欢自由生命的风格,只喜欢博大、宽宏、不斤斤计算之事。他钦佩自尊、独立、对暴君的抗拒;他佩服普希金,因为普希金桀骛不驯;他敬重莱蒙托夫,因为莱蒙托夫敢受苦、敢恨;他甚至认可他的反动敌人斯拉夫主义者,因为他们至少还厌恶权威,至少还不让德国人得逞。他佩服别林斯基,因为别林斯基不屈不移,面对摆开阵仗的道德学院或政治大军,仍直揭真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室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条。
  他最恨之事,是公式的专制——从某种并无实际经验基础的先验原则中推演出一些安排,而使人类屈就这些安排。他对新解放者深怀畏惧,原因在此。他说:“人如果先解放自己,而不求解放人类,他们对人类的解放……会大有助益。”他知道,他更多个人自由的一贯要求里含有社会原子化的种子;两大社会需要——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必须有个折衷,必须有个不稳定的平衡,俾保全一个起码的范围,让个人能在里面表达自己,而不会被彻底磨碎。于是,他大力倡议他所谓自我主义(egoism)的价值。他断言,环伺我们社会的一大危险,是理想主义者假利他主义之名、以图谋多数人幸福的手段为名,作清高无私状,驯服并压制个人。昔日的宗教裁判者驱使成群天真纯洁的西班牙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烧死异教徒,事后,“带着一颗安详的良心,平平静静回家,鼻孔里还留着烤人肉的味道,觉得自己尽了义务”,然后就寝——睡一场天真纯洁的人圆满工作了一天的那种好觉。今天的新解放者很可能就像这些宗教裁判者。自我主义之为物,不可未经斟酌,遽加谴责。自我主义不是邪恶。一只动物的眼睛里,就闪动着自我主义。道德主义者不肯善用自我主义而发挥之,反而妄事抨击。“他们想……把人变成眼泪汪汪、多愁善感、乏味无趣、老实和气、要求当奴隶的东西……但是,撕掉—个人心中的自我精神,等于剥去他的生存原则,除去他的人格酵素。”当然,固执己见,有时无异自杀。一大群人由楼梯迈下来,你不可硬要逆抢上去。那是暴君、保守派、愚夫、罪犯的行径。“毁掉一个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蛮的猩猩,毁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却是一只柔驯的猴子。”
  人类问题太复杂,不能要求单纯的解决法。赫尔岑深信俄国的农民公社是一种“避雷针”,因为他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但是,他仍指出,连这农民公社也不曾保使俄国没有奴役。自由不合多数人的口味,只为受教育者所嗜。欲得自由,并无保证成功的方法,欲得社会福祉,亦无稳定平顺之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而且我们永远可能失败。
  他的思想精义,是认为基本或许压根儿就无法解决,你能做的是试着解决,不过,你无法保证成功;无论社会主义的万灵丹,还是人类其他任何建构,都不足以保证私人生活能获致幸福,或者达到理性境界。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的这种奇怪结合,贯串了他所有作品——伊拉斯谟、蒙田、孟德斯鸠之见与此无大差异,不过,他最猛烈。
  赫尔岑也写小说,不过,大致已为世所遗,因为他天生不是小说家。他的小说比他朋友屠格涅夫大大不如,却也有共同之处。看屠格涅夫小说里处置人类问题的手法,你会发觉,他也不以为那些问题可以解决。《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为疾病磨死;《贵族之家》结尾,拉夫列茨基忧郁不决,而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有可为而不为,亦非因为某人居然想不到转个角就有解决法,或者想到而不肯运用,而是因为——借康德一句话:“由人性之曲木,永远造不出直物。”每一事物,皆因环境有失、个人性格有过、生命本性有缺,共同使然。这种情形,必须正视、必须直书,若相信永远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就是庸俗,有时甚至是罪行。
  赫尔岑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谁之罪?》,写的是一出典型的三角恋爱悲剧:小乡镇里,一位女郎嫁了个有德、理想主义但板滞又天真的丈夫,而我在前面谈过的一位“多余之人”爱上她。这部小说并非佳作,情节也不值得重述,不过,此中要旨,亦即最显得赫尔岑本色的一点是,这情况原则上无可解决。这位念人心伤欲碎,那位妻子患了病,而且大概去世,她丈夫亦有自杀之想。听起来,像一部典型凄惨、病态自我中心的俄国小说劣作。然而不然。此书之根本,在以极为细腻、精确、时而极为深刻的笔法,描述一个情感与心理处境,于此处境,司汤达的理论、福楼拜的方法、乔治•艾略特的深度与道德洞识都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们这些理论、方法与洞识都显得太偏向文学性,是由固执不化的观念、从不切合人生浑沌的义理中导出来的东西。
  在赫尔岑(以及屠格涅夫)的看法精髄里,核心问题复杂而无从解决,想用政治或社会学手段解决,是荒谬之举。不过赫尔岑与屠格涅夫自有差异。屠格涅夫内心深处绝非麻木不仁,而是一个冷静、超然、偶尔微带讽刺的观察者,从一个比较遥远的视点,观看生命的悲剧;他在各据点之间游动,在社会与个人要求之间、爱情与日常生活的要求之间、英雄的美德与现实主义精神之间、哈姆雷特的道德与堂•吉诃德先生的道德之间、请求效率的政治组织与个人自我表达的必要之间摆动,悬在一种适性随和而不作决断、心怀同情而忧思深慨的状态里,微言讽喻,不愤世嫉俗,不轻使情绪,敏感体物,慎笃真诚,惟不轻作任何固常的寄托。于人格神或者非人格神,屠格涅夫既不十分信,也不十分不信;在他,宗教亦如爱情、利己精神、享乐之心,乃人生正常成分。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因为置身局外,因为潜心静观,他遂能产生一种尽善尽美的伟大文学杰作——在神闲气定的回顾里,以精细结构的起头、中腰、结尾,写出他那些圆成周至的故事。他把他的艺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心切望问题的解决;他以一种独特的冷淡,一种使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恼怒的冷淡,观看人生,因此,达到一位与素材保持相当距离的艺术家才能取得的纤细透视。他与他的素材有一壑之隔,此壑之中,只有他那种特殊的诗心能运行自如。
  赫尔岑相反,关心过剧。他为他本人、为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寻求解决。他的小说确属失败之作。他自身、他痛苦的观点,都过于猛烈突入小说之中。话又说回来,他的自传速写,或者他公开讲述自己与朋友,谈论自己在意大利、法国、瑞士、英国的生活,笔锋舌端就有一种鲜活跳动、直截了当,其第一手真实感之传神,十九世纪的作家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回忆录是一部洋溢着批判与描述天才的作品,其绝对的自白,是一个想像灵活到自苦地步,感受敏锐、不断反应,对高贵与可笑之事都格外善于体会,又完全不涉虚荣、不弄教条学说的人格才可能造达的境界。以回忆录作家而论,他无可匹俦。关于英国,或者说,关于英国时期的他自己,他的素描犹胜于海涅或泰纳。但看他就英国政治审判所作的绝妙记述,即可证明。外来反民在温莎公园闹起一场要命的决斗,出庭受审。赫尔岑写他对法官的观感,就是个例子。他以生动而有趣的笔墨,描述作风浮夸的法国政治煽动家与容色阴惨的法国狂热盲从分子,以及这班情绪激乎可怖的亡命异域之徒,与迟滞、僵冷、道貌岸然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建制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他以伦敦中央刑事法那位酷似《小红帽》里那只狼的主审法官,为当时英国各种建制的典型代表:此公头戴白假发,身着长裙,脸形锐削如狼,薄唇、 言语细碎嘶哑,由那张框在诱人放心的娘们似的鬈发里、装满虚实莫测的慈祥和气的脸上发出来——那张脸,给人甜蜜、祖母、老太太的印象,而衬上细小闪烁的眼睛,干硬、尖酸、恶意的司法幽默,慈祥的印象又不攻自破。
  关于他厌恶的德国亡命分子,以及他钦慕的意大利与波兰革命分子,他的刻画,堪称经典手笔。他也速写各国的差异,诸如英国与法国——法国人终日群聚,论事明澈,擅长说教,花园格式工整,英国人则多独处,暗怀抑制不发的浪漫精神,底下纠缠着各种古老、不合逻辑但文明深远而人性十足的建制;双方各自以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自居,寸步不让,却又丝毫不了解对方的理想。还有德国人。他断言,德国人认为自己与英国人同出—树,而英国人是此树比较优秀的产品,自己是比较低劣的果实。他们来到英国,三天之后,就放掉ja,满口yes,不需要well 的场合,也连声well。他与巴枯宁素来都将他们最尖锐的讽骂留给德国人,所以如此,出于个人喜恶者少,而多由于他们认为德国人代表一切中产阶级、钳束人性、平庸凡俗、鄙野粗气之事, 代表阴沉而器小量窄的军训教官的污秽专制,在美学上,这专制比历史里许多伟大征服者气魄壮阔的虐政更讨厌。

  他们受阻于良心之处,我们是受阻于警察。我们的弱点是算术的弱点,所以屈服;他们的弱点是代数的弱点,是公式的一部分。

十年以后,巴枯宁呼应此说:

  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他是在说“我是自由的人”;一个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他是在说“……我的皇帝强过所有皇帝,现在扼死我的德国军人也会把你们全都扼死……”

  这种一概而论的成见,一笔扫尽整个国家与阶级的酷评,是这个时期许多俄国作家的特色,往往证据不足、有失公正,而且剧烈夸大,不过,也是由于愤怒反抗一个压迫性环境而发出来的真实表现、一种真诚而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意见的表达。因为这种意见,这些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仍然生动。
  他不肯恭恭敬敬,喜作反讽,不相信一劳永逸的解决,相信人类复杂且脆弱,认为人类结构强制之以样式模型或紧身衣,是一种侮辱——同时,每遇一本正经而迂腐不通的激进派与保守派救世家都不断制造的所有僵硬干枯社会政治图式。他都无法自制,以踢倒打破为快。由于以上种种,赫尔岑为各方阵营中之热心分子所忌,乃势有固然。这方面,他与他的怀疑主义朋友屠格涅夫相似。屠格涅夫无法抗拒、亦无意抗拒说真话的欲望,无论真话如何“不科学”、凡有心理上一针见血之见,即使可能不合某一众口论定的、开明的观念体系,也直抒不讳。他二人都不认为,因为你赞同进步或革命,你就负有神圣义务,要压制真理,或者硬称真相很单纯,或者只因为另持说法,可能会协助或安慰敌人,你就必须故意将某些显然不可能奏效的解决法说成大有可为。
  如此超脱党派与教条,而且习于吐露独立、时或扰乱人意的判断,赫尔岑与屠格涅夫都招致剧烈批评,四面楚歌。屠格涅夫写《父与子》,允宜为左右两派所夹击,因为两边无一清楚他支待何方。于此不定性,俄国“新”青年最为恼怒,指责他过于自由、过分文明、过喜讽刺、怀疑太甚,抨击他政治情感的游移、他过度的自审、他的不挺身介入、不向敌人宣战(行事反而等于一连串的背叛),指他这些都是在破坏高贵的理想主义。他们的敌意指向所有“四十年代人”,尤其赫尔岑——他们以他为四十年代人最富才气、最顽强的代表,也确有道理。对于一八六〇年代这些严苛、冷酷的年轻革命分子,他的答复,本色十足。这些新革命分子抨击他贪恋旧有生活风格、当绅士、家资丰厚、舒适度日、端坐伦敦而遥观俄国的革命斗争,与他那一代人沆瀣一气,当周遭满目卑污与哀惨、冤苦与不公,他只顾沙龙中高谈阔论、弄玄思、玩哲学,不往严肃的手工劳动里寻求救赎——诸如砍一棵树、做一副靴子,或者从事某一“具体”、真实事务,俾与苦难大众同心同德,反而流连富裕仕女的客厅,与其余教育高级、出身高贵而同样无能的青年耽溺于无休无止的华丽空谈。这是纵欲、逃避,是对所处世界的恐怖与苦痛刻意装盲。
  赫尔岑了解他的对手,而拒绝与他们妥协。他承认自己不得不爱洁净而恶污秽;宁取庄重、文雅、美、舒适、不要暴力与苦行;要好的文学,不要坏的文学;喜欢诗,甚于散文。他博得犬儒与“唯美”之名,然而他拒绝承认无赖才能成事;他拒绝承认、为求达成一场解放人类的革命,为了在人间创造一种新的、更高贵的生活形式,你必须蓬首垢面、浑身脏污、残忍、狂暴,穿起带钉子的马靴来蹂躏文明与人权。这,他不相信,也看不出有何理由应该相信。
  至于新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并非平空窜出。过失在他那一代,是他那一辈在一八四〇年代里的空谈生出了他们。这些人替世界向四十年代的人报复——四十年代人是“患上革命热情的梅毒的人”。新的一代要向上一代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要当犬儒;你们说话像道德家,我们开口就要像无赖;你们对上无礼、待下粗暴,我们对谁都要粗暴;你们鞠躬而无敬意,我们将推挤冲撞而不道歉……”赫尔岑如此速写新一代的言行,他言下之意是:流氓作风解决不了什么事情。除非文明一一善与恶、高贵与不高贵、价值与无价值之分际——获得保全,除非有些人既苛求、又无畏,言所欲言,不向某种大而无当、莫可名状的祭坛牺牲性命,因此不至于自己也沦为大群丧失人格、不由自主、迈向破坏的野蛮群众,否则,革命有何意义?我们喜不喜欢,革命可能都会来。但是,如果一群野蛮人扫除邪恶的旧世界,只留下废墟与悲惨,在上面只能建立新专制——我们凭什么应该欢迎,更别说应该努力让他们胜利?“俄国文学针对俄国生活而草拟的巨大起诉书”并没有要求用新的平庸凡俗取代旧的平庸凡俗。“感伤、怀疑、反讽……这俄国竖琴的三弦”,比新唯物主义者粗糙且庸俗的乐观主义更接近现实。
  赫尔岑最耿耿持恒的目标,是个人自由的保全。诚如他致马志尼信中所言,这是他青少年初期以来就奋斗不懈的游击战的宗旨。他独步十九世纪之处,则在他意见上的复杂,而对于互相冲突,而且比他自己单纯、根本的理想,他也了解其成因与本质。激进分子与革命分子如何形成、有何理由,他也了解。同时,他还掌握到他们的教条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雅各宾党人那种严厉、高贵的光辉何由产生,他十分同情,对其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认为他们在道徳上轰轰烈烈,高于他极为心仪、但他们无情摧效的旧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在旧体制下的悲惨、困厄、窒息、非人,以及其凄厉的正义呼求,他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他也知道,为这些冤屈复仇的新世界如果放任恣肆,必将造成其自身的逾矩妄行,而驱使千百万人从事毫无益处的自相残杀。赫尔岑的现实感,尤其他对革命之必要与代价的感识,不仅当代独步,也许置诸任何时代,都无人可及。他对当时危急的道德与政治问题的感识,远比十九世纪大多数专业哲学家明确且具体——他们的能事始由观察社会而导出普遍原则,并将意见、原理与行为形态排列于条理整齐的范畴之中,作成前提,然后,以理性的方法,推出解决之道。赫尔岑早年的黑格尔素养没有毁掉他的政论家与散文家本色;对于学院式的分类,他不曾养成嗜好;他独一无二的洞识,直透社会与政治困境的“内在质地”;而与此洞识相得益彰的,是他卓绝的分析力与阐述力。结果,暴力革命之必要、一双马靴价值高于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之论(“虚无主义”批评家皮萨列夫的巧辩),自由主义与议会政治应受贬斥之说(大众亟需糊口之食、栖身之所、蔽体之衣,而此二者要给他们投票权与口号),他都了解,而且为它们提出思想与情感上都足称信实的理由。然而,有些文明以奴役为基础,由少数人产生神妙的杰作,惟少数人有自由与自信、想像与禀赋,来产生持久的生活形式,产生能在时间里屹立不坏的作品——对这种文明的美学甚至道德价值,他也有同等鲜明且清晰的了解。
  如此矛盾,既义愤填膺,支持革命与民主,反驳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它们的自大指责,复又同样慷慨激烈,以个人自由之名,抨击革命分子,维护生命与艺术,维护人类的庄重、平等与尊严,鼓吹一个不许人类拿公道、进步、文明、民主以及其余抽象事物为假借来互相剥削或蹂躏的社会——这种两面、多面作战,使赫尔岑成为他当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最切现实、最敏感、最透彻、最可信的见证人。他最伟大的禀赋,是能作直截无碍的了解。他了解四十年代所谓“多余”俄国人的价值,因为他们格外自由而道德可佩,形成了他生平所知最富想像、最天机自发、最具才气、最文明且最有趣味的结社。同时,他了解恼怒、热切、反叛的青年激进分子对他这一代的挞伐。年轻一代激进分子认为这群贵族闲人终日耽溺于快意而不负责任的高谈,懵然不觉受压迫农民与低层公务员久蓄愠郁、怨心日高,其狂暴、盲目但理有固然的仇恨在真正革命家义不容辞的煽动与指导下,有朝一日,就要化成一场海啸,将他们与他们的世界一举扫除。赫尔岑了解这种冲突,他的自传也以奇绝的生动与精确,传出俄国与西方世界里个人与阶级之间、人物与意见之间的紧张。
  《往事与随想》并无清晰的单一宗旨,亦非为某一主题而作;作者未为任何公式、任何政治教条所役。职是之故,此作至今是一部深刻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他所以不朽,另外还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的政治观与社会观殊可谓原创独造,而所以为独造,兴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同时代寥寥几位思想家里,他原则上拒绝一切全盘概括的解决法,而且掌握到为文而造文、为真实世界之人与事而作文的重大关键识别——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来,为数甚少。不过,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此作(低劣的译本除外)亦如《战争与和平》、《父与子》,极为可读,都不过时,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气味,感觉上仍然现代得惊人。
  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会里的特征与变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难见之日,即有所敏感。赫尔岑这种能力甚高,便是眼见剧变逼近,他即无马克思或巴枯宁的粗砺的欢欣,也没有布克哈特或托克维尔那种悲观的超然。他像蒲鲁东,相信个人自由之毁灭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过,他又不像蒲鲁东。他认为,除非人类努力用心避免,否则此事极为可能。俄国社会主义中声势强大、一九一七年十月才遭挫败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导源于他的作品。他分析了他当代里作用的力量、体现那些力量的个人、那些人信条与言论的道德前提,以及他自己的原则;其中有些大恶在我们当代增长而成熟,对于这些大恶,他的分析至今还可以列入最透彻、动人和刚健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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