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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朵渔: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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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5-16  

朵渔: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1849年4月23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朦胧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礼拜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即将其枪决”。总监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监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年12月22日上午7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在“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受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9年3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月15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1848年5月28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默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20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里”。“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里,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然而,他成为他那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1856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的耗尽了自己。
  1842年,年仅24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令他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1858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惟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体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1847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

  ……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结尾处果戈里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里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1831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在22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25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里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里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1842年《死魂灵》出版。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里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里就是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如果说别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写给果戈里的笔墨丝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还有胜之。仅1842年一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5篇评论《死魂灵》的文字。别林斯基最为推崇果戈里作品里表现出的“人民性”,认为果戈里的创作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面对别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温和、性格内敛的果戈里认为,与其说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是“含泪的笑”。他不愿意被作为一个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赞成温和的改革与改善。为此,他准备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以期对第一部进行必要的矫正。
  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极为不顺,他不得不四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什么也没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意图“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纳博科夫的猜测)。这部书甫一出版便招致骂声一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为古老的家长制、农奴制张目的“坏书”。书里充满了对俄国东正教宽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对待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态度上貌似骑墙,实则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简直就是历古以来用俄语写的东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书!”别林斯基在给《现代人》的文章里说,这本书的作者简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个果戈里,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拥有巨大才能的人“也会像一个最平庸的人一样蹉跌”。果戈里分明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条新路上,等待他的是无可躲避的摔跌,在这以后,要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安年斯基将果戈里的来信读给病中的别林斯基听。起初,别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当看到果戈里写给他的那几行文字后,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说道:“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生他的气,应当对他讲清这一点——我得回答他。”
  接下来,重病的别林斯基开始在疗养地写作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一连三天,别林斯基洗完温泉回来后,没上楼到我的阁楼里来,直接到他临时布置的书房里去。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摆在他书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礼服,坐在小沙发上,伏案写信,一直写到中午一点钟吃饭的时候。午饭后他不工作。他用三个上午就把信写好了……这期间他还常常激动得不能执笔,仰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其实这封信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在各种纸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仿佛他已经理解到,他在编写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围的文件。
  信写好发出之后,他们便开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朋友赫尔岑正在酒店等着。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间里给赫尔岑朗读了那封信,赫尔岑听完后,悄悄溜进安年斯基的房间,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别林斯基在信中劈头便说:“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确,果戈里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谓其基础与其余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他甚至在书中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使别林斯基简直出离愤怒了。在他看来,俄国民众受沙皇专制压迫、受教会制度愚弄,已经够其不幸了,人们只有在文学中、在书籍里还能稍微透口气,找到冲决压迫的出口。他们把俄国作家看做他们唯一的代言人,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政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作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怎么能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在书中满口胡言呢?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别林斯基在信的结尾劝告果戈里:“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
  收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果戈里又回了一封信。别林斯基抱着同情的态度读完了回信,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怎么这么混乱。不错,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果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执拗地思索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就是想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但第二部的写作进程极为不顺,并最终在临死前将其付之一炬。纳博科夫分析认为,果戈里在创作上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而这个意图在第一部里是不曾存在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纳博科夫说,果戈里在创作上既想让“艺术家果戈里”满意,又想让“僧侣果戈里”满意,也就是说,他想让一个道德说教的果戈里与一个艺术至上的果戈里达成和谐,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太难了。纳博科夫认为,果戈里是无法做一个清晰的道德主义者的,他就是一个“怪人”。所谓怪人,这是天才的标志,“只有二流作家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的老友……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里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纳博科夫说,如果说普希金深沉,托尔斯泰平淡,契诃夫婉约,那么果戈里就是古怪,这是他艺术的基础。他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他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创作《死魂灵》第二部时,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而纳博科夫也不赞成什么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然而在俄国传统里,一个作家必须身兼道德说教者甚至僧侣的责任,如伯林所说,“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此乃悖实之论。人不容分割。”这种传统与法国传统恰成对比,法国作家认为,自己只是个作品供应者,他们对公众只有一个义务——生产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而不必管他私人身份如何。作为批评家的别林斯基,首先就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他对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十分看重,更看重艺术所带来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他认为在他的时代,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这正是作家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后期,他更发展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敌人,而纯属文学的争辩也上升为道德之辩。果戈里与别林斯基之辩,自有其逻辑必然性,是注定“终有一战”。只不过,别林斯基在争辩中过度表现了他天性中激烈、粗蛮的一面,如伯林所言,他“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
  两个人的争论过去不到一年,别林斯基就去世了,年仅37岁。别林斯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此,俄国社会进入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不再有自由思想之光闪耀。别林斯基去世四年后,果戈里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看时人的回忆文章,果戈里的死况甚惨。死前一个月,他还操心着全集出版事宜,并且笔耕不辍,每天从上午工作到四点钟吃午饭,然后出门散步一刻,回屋后继续写作。然而他的身体迅速恶化,终至卧床不起,却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们也束手无策。一天夜里,果戈里叫醒了小男仆,让他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捆用缎带捆扎的本子,用蜡烛点着,放进炉火里。小男仆一下子明白过来,那是《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赶紧跪下来恳求他不要烧。果戈里说:“不关你的事,你还是祈祷吧。”火熄了,只烧焦了本子的四个角。他又把本子取出来,解开缎带,散开纸页,继续烧。烧尽之后,他一边划着十字走回自己房间,一边亲吻了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来,突然大哭起来。
  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最后的作品?纳博科夫说,一个艺术家之所以销毁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不忠于他的天才。是这样吗?弥留之际的果戈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人也不理,甚至不再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快昏迷的时刻,医生们开始强行给他治疗。先是往他的鼻子上放了八只肥大的水蛭,用来吸血;然后又把他抬进温水浴缸里,脱光了衣服进行淋浴;后来又给病人放血,往头顶上放冰块,往嘴里灌蜀葵根汁……他不停地呻吟、哀求:“拿掉水蛭,从嘴上拿开……”呻吟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反应。
  得知果戈里去世的消息,屠格涅夫沉痛异常。“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比果戈里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的了。”事实上,两位大师直到1851年10月才见过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互致景仰后,果戈里主动提起了关于《书信选》的争论。时隔三年,他仍然不愿提及别林斯基的名字,可见这个名字给他造成的伤害之大。他极其气愤地说起了赫尔岑,“赫尔岑为什么竟在外国杂志上狂妄地侮辱我?”并说自己一贯坚守的宗教情怀和保守立场,前后并无二致。“我先前也是这样想的啊,所表达的信念同现在完全一样!何苦责备我变节和背叛呢?”但最终,果戈里也向屠格涅夫坦白,“确实,我有很多过错,我的过错在于听从了周围朋友的劝告,如果说过的话能收回的话,我就销毁《与友人书信选》。我就烧掉它。”屠格涅夫能够理解果戈里的心境,他们在艺术观念和气质秉性上有相近之处。“死亡具有净化与和解的力量,”屠格涅夫在纪念果戈里的文章里说,“诽谤与嫉妒,仇恨与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最普通的坟墓前缄默:它们也将在果戈里的坟墓前缄默。”
  屠格涅夫的纪念文章是在果戈里死后三天写成的,先是投给《彼得堡新闻》,被新闻审查官否决;继而投给《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的审查官尚不知此文已在彼得堡遭禁,并未阻挠其发表。文章登出三天后,第三厅的公文也下达了,屠格涅夫于是被抓进牢里,过了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为果戈里坐牢,屠格涅夫视之为荣耀。他不像别林斯基那样激烈绝对,道德至上。他将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与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若即若离;另一类则完全投入到他所属社会的共同体里,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灵状态上都与其发生有机的联系。无疑,果戈里属于前者,而别林斯基属于后者,屠格涅夫则处在一种中间状态。他温和而执中,以浑融权变之道应物处事,镇定自持而进退有据。他曾与托尔斯泰交好,但也因观念不同而闹翻,甚至差点到了要决斗的地步。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是大师,是文豪,因此翻脸十七年后又重新取得和解。尽管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屠格涅夫在托尔斯泰的精神领域中始终感到呼吸不畅。“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的《忏悔录》,就它的真诚、直率和坚定的信念而言,这是一篇出色的杰作。可是,它的道德准则都是错误的,而且,归根结底它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把朝气勃勃的人生看得一片漆黑。因此,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他不要道德至上,也不要宗教苦行,他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他不要绝对主义,不要自我牺牲,他要的是“事到临头,人人以人性使然而难以苛责”的善意与温情。他曾多次与母亲争论农奴问题,但总是败下阵来,并最终继承了斯帕斯克村的几百个农奴。晚年时,为了排遣烦闷,他曾用七百卢布从堂姐那儿买来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奴,教她读书、识字,并维系着一种奇特的性爱关系。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随后归葬彼得堡。他的陵墓紧邻青年时期的偶像别林斯基。临咽气前他说:“诀别的时刻到了……像世世代代俄国沙皇一样。她便是皇后中的皇后。”最后时刻,他还惦记着一生追随的女人维亚尔杜夫人。
  别林斯基去世后,巴枯宁也被关进牢里,赫尔岑远遁异域,格拉诺夫斯基缄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尼古拉一世驾崩……俄国社会进入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新人”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象力;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察。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力。……他的自律,他的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功夫细密的勤勉,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接,他对私人生活的漠然不顾,他那让人放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的原型意象。”(以赛亚·伯林)
  整个十九世纪,从十二月党人,到“辉煌的十年”俄国知识阶层的形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民粹主义的勃兴……俄国知识界虽然纷争不断,但俄国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迷恋于理想,甚至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赴死。“只因人数寡少,又远远孤悬于政府与群众之间,只因薄弱,只因忠于真理,只因诚挚,只因与别人极其不同,于是,他们有如置身黑暗森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以赛亚·伯林)
  1849年圣诞节前夕,免于一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戴上镣铐,押上一架无篷雪橇,踏上了遥远的流放地旅程。马儿在白色裹尸布一般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奔驰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当牢门沉重地关上的那一刻,两个圣母般的人物降临了——十二月党人奉维津的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安年科夫的夫人普拉克斯菲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望他们了。“这些俄罗斯妇女,她们抛舍了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走上了长久(也许是永远)同亲人甚至子女离别的道路,去分担苦刑犯丈夫的厄运。在这些俄罗斯妇女面前,怎能不双膝跪倒?只要俄国存在一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人们又怎能不永生永世向她们顶礼膜拜呢?俄国正是靠这样的女人的信仰和忠诚才有了生命,世界正是从她们的爱里获得活力的呀!在这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们仿佛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到他们身旁,为的是让心灵不要在生活中迷失道路。她们获准见面,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给予鼓舞和安慰。分手的时候送了他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靠这本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下来。


参考书目: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
纳博科夫《尼古拉·果戈里》
安德烈·莫洛亚《屠格涅夫传》
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屠格涅夫等《回忆果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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