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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成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难免不拖有一条宿命性的尾巴：那就是W.本雅明曾经指斥过的“大话崇拜”。本人的肤浅经历或许可以视作这方面一个渺小的例证。
和许多同龄的朋友们一样，我从老师那里首先学会的三个完整的句子也分别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多少年以后，我才清楚地发现，上述三个句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原始图腾：它的体温，它的印记，它愤怒的表情或者偶尔和蔼的面孔……无不对我们其后的人生运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学会了这些最基本的大话元件及其基本组合方式之后，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被诱导着去写一些“革命歌谣”（当然，蓝本早已预先摆在那里了），算是对原始图腾的借重和运用。诸如朗朗上口而又咬牙切齿的“XXX（人名），坏坏坏，/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句式，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节奏——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苍白的甚至是缺席的童谣做了必要的补充。它在我的记忆和意识中，甚至成了革命歌谣的基本公式，因为“XXX”可以依据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得到不断的变更：“XXX”一忽而是“刘少奇”，一忽而是“邓小平”，一忽而又成了“王张江姚”。时至今日，我仍然把它的善于变化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相提并论。有较长一段时间，提起孙悟空我就想起了“XXX”。
通过了诸如此类的“规训”程序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干一些比较复杂的活：每周上缴一篇“日记”，以备老师检查。结果，我和不少同学写的都是自己帮助贫农张大爷的“故事”，只不过帮助的具体内容有些差异：有的为他挑水，有的为他推车，有的替他捶背，还有的甚至帮他倒夜壶。其实，我们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日记的真实性。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做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
那是我们的狂欢节。我们在大话中吞吃着米花糖般的大话一天天长高，居然红光满面，肠胃畅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它们不过是渺小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都不惧怕。仰仗着大话的威风，我们从小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们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童年。事实上，我们幼小的灵魂一出生，就整天浸泡在大话或者巨词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我们的每一个脑细胞几乎都沾染了大话的余唾，并形成了有效的条件反射，面对不可一世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引证大话哇哇大叫，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因此，我们的神经整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小小年纪就成天幻想着马上去解放全人类，渴望所有的受苦大众都能像贫农张大爷那样，得到我们无私的帮助。而在1978年的某一天，我帮祖父摘完棉花后，洋洋得意地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如下一句话，算得上对原始图腾不自觉的活学活用，也算得上给了我教益的大话一个优异的回报：“我又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了一天。”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马克思说，有些人喜欢“人为地制造革命，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时，我暗中大吃了一惊。当然，这怪不得我们这些祖国当年的小“花朵”。因为早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在我们由花粉变成花朵以远，大话早已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虚无缥缈而又唾手可得的巨大空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那个巨大的空间中游动、穿梭、呼喊和嚎叫，像一根根幸福的鞭毛，自以为正在朝着某一个伟大的卵细胞扑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们严肃地、反复地说着这句加入少先队的誓词，然后光着脚丫子冲向了山间、田野。那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组成部分，奔向它，就是奔向伟大的、终极的目标。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从小学会的词语中，有绝大部分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及物的。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在若干年后，甚至构成了它们自身的强烈反讽。实际上，我从小就熟悉的词语在面对渺小的吃喝拉撒，在面对低俗、低矮的事物时，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它与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干系。但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图腾真的毫无用处。作为我们的胎教，大话的最大遗产，就是给我们其后漫长的岁月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言说的姿态。尽管我对此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和一定程度上的苦闷，也强烈地感到了有些不那么对头，但我没有能力尽快走出大话营造的氛围。毕竟早在我们清醒之前，大话的套路、大话的各种零部件，已经不由分说地构成了我们身体的有机组分。我的自我教育从此开始。我清楚地记得，我生命史上这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某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中午，面对祖父的去世我痛哭不止，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的痛苦。在那一刻，眼泪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也是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到，在此之前社会、父母、学校和祖国对我的诸多话语教育，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但即便如此，我的自我教育的成效却是缓慢的、是暗中发生的。从那时开始，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川北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再后来是在成都平原一座美丽的都市，我发疯般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大师、次大师、准大师和伪大师们的著述。我承认，我长时间地摹仿过他们的做派，试图用他们的语调说话。但我惊讶的发现，诸如此类的做派和语调，和我周边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一点关系。而所谓关系，就是想和凡庸的生活细节搭上关系却从未搭上关系的那种关系。俗不可耐的细节始终无法出现在我早已习惯了的语言模式中。很久以后，对这种境况我有过一点微不足道的检讨，而很长时间以来的更多的反思则深埋内心：
我要把昨天丢弃的人间细节
重新拣起：在整个挥汗如雨的季节里
我给他施的肥最少
这一点我从未忘记。
（敬文东《如今》之二）
若干年后的今天，晚知晚觉如我者也终于看清楚了，当年的大话给予我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言说姿态，乃是一种宏大的、粗疏的、省略了若干细节的方式。它太高尚、太迂远了，我渺小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它；它太光滑、太剔透了，以至于在它与我的日常生活之间根本就产生不了有效的摩擦力，以至于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稳当地行走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也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的窗口，看见属于我的凡庸的生活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一个准盲人，面对周遭的事物发出的议论可笑之极。大话组成的空间就像一张孔穴巨大的渔网，只能捕获鲸鱼那样的猎物。而鲸鱼，如你我所知，经过人们千百年来的穷追猛打，差不多快要灭绝了。即便如此，我肤浅的经历还是可以作证，即使鲸鱼没有灭绝，即使它碰巧撞在了我的网孔上，也不会被我真正地把捉，因为我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捉它——尽管在大话组成的令人眩晕的时空中，我似乎曾经有过那样的本事。
除此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胎教始终让我明白：通过大话提供的观察角度，一切事物无不是明晰的，一切事物都不具备任何神秘性。它们的身体、内脏、血液和神经，就像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那样清楚和毋庸置疑。事物身上的神秘光辉被大话有效地清洗掉了，唯一存在的光辉只是大话所允许的光辉。那是一种眩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我们穿行在事物中，就是穿行在朗朗白昼之中。其结果只能是：各种事物在大话中变得形象单一、口感寡味。除了把它们当作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物质供我们利用外，就什么也不剩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周边的各种事物完全丧失了热情。秉承着大话的教诲，我坚决相信：土地就是用来种庄稼的，房屋的天职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而树木之所以长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砍伐，否则，它们就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非常热爱我的母语。在某一个下午，我还曾故意矫情地对一位挖空心思想出国的小娘们说过：汉语就是我的一切。但我仍然要说，在我粗浅的印象中，大话始终是汉语的一贯品德。诗人张枣把汉语界定为“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倍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张枣是对的。从《尚书》、《周易》开始，几乎每一部正宗的典籍莫不是大话的演义。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典籍中，我看到了天、天理、道、廖天一、爻、未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立志成圣则圣矣……却难以看到我们应该拥有的那块渺小却并不洁净的现实。倒是一些不入流的稗官、野史和笔记中，还残存着一些非“大话”的成分。但它们要么腐朽不堪、让人厌恶，要么根本就没有对付大话的任何力道。确实，在道听途说中，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来自汉语深处的大话品质和我的胎教、原始图腾一道，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使我在大话的沼泽地越陷越深。我近乎行尸走肉般行走在街道、商场、立交桥和电视塔旁边，面带冷漠，思谋中如何上吊或投河，以便告别太过清晰、以至于无聊透顶的人生。
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深陷大话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时，我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但那时我还自以为年轻，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能从沼泽地中攀沿而出。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自我都是渺小的，都是不足为凭的。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需要脚手架。认识到这一点很痛苦，因为这证明了自我的微不足道；但现在我愿意相信，认识到这一点也足够美好和幸福，因为从此以后也许我真的有救了。感谢本雅明，他在我最需要帮助和拯救的时候，像个幽灵或半神一样，适时地来到了我身边——尽管这位软弱而又坚强的人生游击分子、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也仰仗了许多人的救助，才成了我眼中半神一样的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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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和本雅明一起流亡巴黎的汉娜·阿伦特（Hananh Arendt）有一段关于本雅明的话，非常精彩也非常有名，即便在汉语读书界也差不多耳熟能详了。阿伦特说：本雅明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研究过文本及其注释，但不是语言学家；翻译过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但不是翻译家；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却不是神学家；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却不是批评家……汉娜·阿伦特目光锐利，见识非凡，品德近乎无懈可击，是我心目中在心、智两方面都堪称完美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她的话或许可以证明：即使对于阿伦特这样优秀而不怀私心的朋友来说，本雅明也是难以理解的。
但我似乎更乐意赞同本雅明另一个朋友肖勒姆（ Gershom Scholem）的看法。此人认为本雅明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肖勒姆的理由是：本雅明的“学术活动贯穿了各个阶段，覆盖了所有领域。从表面看，他的主要论题是文学和艺术，有时也涉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题目，并且很少涉及纯哲学的问题。然而，在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里，他的兴趣和冲动都是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及其现实体验中获得的。”但本雅明的全部著述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决不是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在我看来， 导致这种分野的原因之一，是本雅明奇迹般地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一种袖珍式的观察方法。这显然和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形而上学传统所要求和使用的观察方式大相径庭。黑格尔说的是另一种大话，是一种和理性有关以及关于理性及其运用的大话。
在我所能阅读到的本雅明的文字中，无论是学术著作（比如《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德国悲剧的起源》），还是泛文学创作（比如《单向街》、《驼背矮人》），袖珍式观察方法始终是它们的稳固根基。本雅明通过这一手，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大面值的货币，明目张胆地转换成了小面值的货币，将英镑弄成了便士。尽管他的前辈胡塞尔在这方面也来了一手，但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1925年，痛苦、失意的本雅明有过一次意大利之旅，他在那里写了一篇绝妙的文章，题作《那不勒斯》，其中有如下一段：
建筑物就跟这石头一样可渗透。在院落里，门廊上，楼梯上，建筑物与人们的活动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任何情况下它们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有待一日可能变成一个汇聚了意想不到的新兴人物的剧场。这里没有什么是确切无疑的，没有什么是要永久存在的，没有什么可以说它“就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建筑物，公共生活节奏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几乎没法分辨哪里是楼房正在兴建，而哪里的楼房已开始倒塌，因为一切都未做定论。多孔性的形成，不仅是南部工匠的懒惰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建筑师的即兴创作的热情所致，这种即兴创作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地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和机会。建筑物被用作大众舞台。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分成同时活动着的无数剧场。阳台、院子、窗户、走廊、楼梯、房顶同时又充当着这些剧场的舞台和包厢……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个人生活也是同样的分散、多孔和混杂。使那不勒斯区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地方恰恰是它与南美那些黑人聚居的小村庄之间的共同点；社会生活渗透于每一个人的个人态度和个人行为中。这里，和在南美的小村子里一样，为了生存，对这里的北欧人来说，最自私的事情就是公共事务……这样，家庭之间在一种相互模仿并接受对方的联系中达到相互影响。
这段随手分拣出来是文字，绝不仅仅是本雅明全部著述中的一个片段，实际上，它几乎可以算作本雅明全部著述在写作方法论上的一个缩写或者缩影，尽管它看上去似乎有些简单。本雅明的朋友阿多诺（W.Adorno）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要想正确地理解本雅明，必须感受到他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但在我不无偏狭的理解中，阿多诺的话，只不过正确地说出了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的文字中的结果，而不是袖珍式观察的展现过程。实际上，只要稍微阅读一点本雅明，就不难发现，本雅明的所有词汇、句子，都被袖珍式观察方法深入浸泡过。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那里意味着：决不放过一块石子（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但同时又始终要从一个看似渺小的事物，快速地过渡到另一个看似乏味的事物。这是本雅明在词与物之间构筑的一种也许仅仅属于本雅明的特殊方法论。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忽略了这一点，本雅明的晦涩难懂就是必然的结局。
本雅明特别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他引用过《恶之花》中的如下两句：“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 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这两句诗也许恰好可以用在本雅明身上：通过袖珍式观察，本雅明也完成了从石子路到字眼再到“诗行”的嬗变，如此快速、打眼，像疾风驶过茅草那样，他的文字快速地掠过了众多的事物，但又从不因为匆忙而忘记了赋予众多事物以深深的擦痕。正是这一写作素质，构成了本雅明“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
本雅明的文字也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恍惚性。恍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从看似的漫不经心中，透露出的恰恰是细致入微的体察；从看似的慢中，透露出的恰恰是快。本雅明令人惊讶地将这两重类似于悖论的“事物”，包裹在了他的文字统一体中。而他的文字统一体，正好是他的词、句子、段落直到整个写作擦过事物时留下的深刻擦痕。本雅明也由此给了进入他眼睛和心灵的事物以浓重的恍惚性。事物在他的文字中左摇右晃。但左摇右晃的事物始终能把善于阅读的人，或者干脆说，能把与本雅明心气相通的人，导向一个令人眩晕的目的地。但本雅明通过这种恍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将目的地处理成了通向目的地的一个个中转站。
我把与本雅明的相遇看作我生命史上的奇迹。而奇迹总是起源于偶然。的确，我就是在偶然中遇见本雅明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我遇见本雅明之前，是不是听人说起过他。十多年前，我在济南文化东路一家狭小的书店里，偶然看见了三联版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因为价钱便宜，装帧不俗，书名也比较对我的胃口，就买了下来。但我当时并没有读它。我正在兴致勃勃地赶制一篇稿子。直到文章写成后，我才打开了那本书。但我立即被吸引过去了。本雅明在这本异常复杂的小书中那种繁复、精彩、不拘一格的引用方法，让我惊讶不已；那种精微的细节描写和分析，几乎让我热泪盈眶，像失散多年的地下党找到了组织。现在我愿意坦率地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了细节的力量。读完这本书，我对自己刚刚写成的那篇文章深怀仇恨：它仍然是大话的产物，是大话的逻辑开出的贯常腔调，它仍然试图用大词去捕捉虚构的、虚拟的事物。在我的文章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几乎经不起任何推敲。我撕掉了那篇文章。我预感到我生命史上的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从那以后，凡是本雅明的书我都买、都读。但我要说的是，吸引我的，始终是本雅明的观察方式、观察方式产生的令人眩晕的文字，以及产生这种文字所需要的心灵转折。我对本雅明究竟说了什么始终兴趣不大。事实上，我从未打算成为研究任何一个人的专家，哪怕他是上帝。人缺少什么，自然就会追求什么。而我需要的只是死死抓住本雅明，期望他能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一步步拖曳出来。我得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在很大程度上剽窃了本雅明的观察方式。我也开始在自己的行文中有意加入一些有说服力的细节。我期望通过这一手，将我早已习惯的大面值钞票，转换成和自己的庸常生活相匹配的小面值的零花钱。为此，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本雅明在论述和细节之间的种种配方：它的比例、它的密度、它的节奏、它的温度。它们都曾被我利用，尽管我深知本雅明是不可学的。不久，我发现自己渐渐从大话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我成功地抛弃了我的原始图腾、我的胎教，但我又从另外一个较小的角度，重新建立起了与原始图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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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精辟地指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的祛魅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理性的霸权，事物仅仅是主体的对象，是供人解剖的标本。在这个高度张扬理性，并把理性“上升”为大话的过程中，事物身上的光辉消失了，事物的一切脉络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见。理性制造出的大话空间是本雅明的存身空间，政治制造的大话空间是我生存的空间。让我惊讶的是，本雅明有能力强行让事物——哪怕只是一张报纸——重新充满神秘性。仿照韦伯的话我们可以说，本雅明的观察和写作过程，恰恰是给世界重新“增魅”的过程。在本雅明的几乎所有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每一件事物，每一件事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清晰的，都充满了神秘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本雅明的犹太教背景。在1931年的一封书信中，本雅明解释过这一点：
我从来没有在脱离神学思想（如果你愿意称它为神学思想的话）的情况下去研究和思考。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和思索一直遵循着犹太教法典的教诲，遵循着《圣经》中每个段落都有四层含义的原则。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最陈腐的共产主义论调，它所包含的含义层次也比当代资产阶级深奥理论包含的含义层次多。那些所谓的深奥理论只有一层含义，即为自己辩解过失。
秉承着这种认识世界的态度，本雅明似乎从来都是根据他的好奇心、根据他的自我根源来展开他的写作的。他对事物的内在品质有一种近乎迷狂般的爱好。仰仗着特殊的观察方式，本雅明似乎长了一双电子眼睛，能一下子看到事物的核心部分上去。事物的转义、喻义、歧义，都在他的电子眼中暴露无遗。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只不过是用相匹配的词语和句式将事物核心部分的转义、喻义、歧义盛纳下来。在理性和科学的转弯处，在理性和科学的机关枪扫射不到的地方，本雅明出现了。甚至是在理性和科学管辖的范围内，本雅明也让事物重新充满了神秘性。他来到理性和科学的枪口下，挡住了它们射出的子弹，将事物的神秘性近乎完好无缺地保护了下来。
本雅明通过他的电子眼，还看清楚了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与另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之间的差异。但这是一种神秘的差异，甚至就是关于神秘的差异。更让人惊讶的是，看起来有着近乎无限差异的两个事物，都能被本雅明天衣无缝地联接起来，并统一在同一篇文章中，统一在同一种语调中。仰仗着袖珍式观察方法，本雅明掌握了一整套表面看起来是“乱点鸳鸯谱”似的联系法则，却又能在暗中准确地把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焊接在一起。他在诗人（比如波德莱尔）和“拾垃圾者”的形象之间找到的同一性，不过是“乱点鸳鸯谱”的辉煌战果。
在一个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在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清晰的年头，本雅明通过他的观察方式，重新赋予了事物新的神秘性。但本雅明让人惊讶的地方远不止于此。他能让自己从最微小的事物身上，从点滴的时间当中，窥见到神秘的上帝、拯救以及希望：
卜卦人从时间中找出他所蕴藏的东西。在他们的经验中，时间肯定不是均质的、空洞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记着这一点，或许就能领会人是如何在记忆中体验过去的——也就是说是以与卜卦人完全相同的方式体验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禁止探索未来的。然而，摩西五经和祷告却教他们记忆。这就剥去了未来的魔力——所有到卜卦人那里去寻求启示的人全都是屈从于这样的魔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来说，未来就成了均质的、空洞的时间。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塞亚可能从中近来的狭窄的门。
但本雅明窥见到拯救的方法却不是论证式的，或者具体地说，从来都不是柏拉图和黑格尔式的。本雅明有一套单独属于自己的“逻辑方式”。这是一种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暗中联接起来的逻辑。这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神秘性的逻辑。通过他的观察，也通过他的写作，本雅明重新为点滴的时间赋予了记忆，为细小的事物添加了被别人、被逐渐流逝的时间抹去的细节。由此，本雅明发明了一种和时间有关的记忆术，以此来对抗在理性的大话空间中越来越严重的遗忘品性。他最接近文学创作的《驼背小人》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早几年，有人认为本雅明对汉语学界意义不大。持论者的依据之一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本雅明的论调太不合时宜了。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但我首先要申明：如何接受本雅明，本雅明具体而微的思想如何在汉语学界产生何种影响，那是别人的事情，我管不着。我想说的仅仅是：本雅明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诗歌界。在我熟悉的诗人朋友中，有不少人都坦率地承认过这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本雅明对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影响，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远不如说是在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方面。还是以鄙人为例。作为一个曾经把大话当胎教和原始图腾的人，我通过本雅明第一次懂得了：事物的神秘性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的，事物的神秘性在我们的语言中又是如何产生的。通过本雅明，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事物的神秘性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它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沉入缅想，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细节和细节之上的神秘性，是我们的激情和拯救的来源之一。
在中国不断向所谓的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凡夫俗子，我们确实需要事物和事物的细节的非透明性，也希望在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事物不那么太过清晰。这当然不是在提倡神秘主义或者“封建迷信”，而是要力图使看似毫无光辉的事物，通过它的混沌和神秘为我们提供“诗意”，为我们带来激情，从而将我们从平庸的、一目了然式的现代生活中拯救出来，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好奇，刚好是勾引我们朝气蓬勃地生存下去的必要动力之一。
遗憾的是，本雅明并没有朝气蓬勃地把他的生活推进到底。忍受了命运的无数次戏弄后，他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自杀了。从启示的角度，我愿意固执地说，本雅明的自杀，并不是事物的神秘光辉在拯救方面的无能所致，事情的真相也许恰恰是：智慧如本雅明者，也没有能力完全洞悉事物的神秘，没有能力仰仗这一点以便成功地将自己引渡到光明之中。实际上，本雅明的观察方法早已向我们暗示了：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大话时代，事物的神秘性本身就是一种有待重新发明的特殊“事物”。而本雅明显然没有完全掌握拥有“重新发明”功能的必要技术。对此，我，一个东方的小知识分子，愿意在这里说：恰恰是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继续学习他的理由，也正是因为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更加感激他的依据。他以他的著述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拽了出来，又以他的死，教导我继续探讨事物的细节以及光辉，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哪怕仅仅是苟延残喘——找到一部分坚实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