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木朵
主题 : 钟鸣:当代英雄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05-08  

钟鸣:当代英雄




  我们这一群忧郁的、很快就要为人忘却的人们,
  将要无声无臭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
  给后人也没有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莱蒙托夫《杜马》)



  我读杨政诗,应在八十年代中期,到报社工作后,即他近作《水碾河》诉说的地点:“十字路口工阶级凌虚而立”。说也巧,这地点(含周边),曾孳乳过不少诗文,不少噂沓背憎的往事,张枣的《邓南遮的金鱼》、《到江南去》:“……它就在报社对面”,柏桦许多涉政治与性的诗篇也于此裂变,《痛》、《美人》、《琼斯顿》、《群众的夏天》等。翟永明著名的《土拨鼠》等,我早期几乎所有愿留下的诗篇、“动物随笔”,还有《旁观者》和《象罔》……颇有“起穷巷,奋棘矜”之势。旷代文艺家、诗歌骚客、三教九流,过往不少。
  因它偏芙蓉城东北面,地处北站、东郊、成渝、九眼桥、四川大学与报社环线之间。旧时水道、陆路环绕畅达,即扬雄所叹“渟皐弥望,郁乎青葱”。皇帝驻跸、献忠毁回澜、民女濯锦、薛涛与白居易唱和作彩笺,望江、货囿、市井、面店、科第……无不汇聚。革命动荡,铁路遂兴,省府鄙邑流通窜习,乡梓官学遂杂。李劼人《死水微澜》之陶冶,辛亥革命的闻人暴徒,匪窜乱党的温柔乡,大学“第三代”之肇始,即便黔地“启蒙派”也作过通气口,无不囿于这一地氛围。各代逸民,商贾鱼龙,小市民与虾爬、旧时地下党后裔、劳动阶级、围绕铁道系统铺展的厂矿局子、贩夫走卒……歧途枉劳,煤灰扑鼻,戴鹜冠者、搞水货者、摆地摊的、地痞,官僚,惧热避荫,都相互撞见,南人火性子又急——旧时,袍哥语便有“水紧得很”,意即“事急”,欲速未达,则“不认遑”。认遑,意即“反水”,口头禅就有“汤水得很”。迄今,成都方言都残剩“水哥”、“水得很”、“水场合”……述之“阴柔延宕”的性格,与沾点匪气的“码头文化”。都市主义渐为江渎洪涝浸侮,最后漫泐不清,阴沟政治取而代之,遂中国小人灭君子威风。
  无独有偶,天下都还兴“北朦胧”时,思虑未得真审,南诗,则有了另外的视野与冲动,独断之学遂兴,拉长时间,大可细察这来龙去脉。难怪杨氏也出乎意外地写了首汤头歌:“大水汤汤”,还有“水头,已是我的末途了”。早期还有首《给阿水的诗》,“阿水”何方人子,男女事由不论,一面叙孺子气,一面又不得不叙非人道压力,“红色愚人帽”、“老年朝圣者”、“逃亡者的尸体”、“恐惧和风暴”、“死亡的气息”……接踵而至,整肃味很浓,或也只有以非人的变形,来获得点动物的温暖。温情于极权语境,呈中性,亦如奥威尔笔下的“监控麻痹症”。所以,福柯认为,作用于“政治肉体”有物质和技术两个层面。
  50后诗人柏桦,虽写过“由于精神的匮乏,我们接受了物质的教训”,但他习惯由本能去理解,未觑技术社会惩罚的层面。所以,后来再见“知识者”不知不觉由忤逆变规训,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感官本能的文艺蛊惑中国,非惟外来,也有传统的基础。杨氏窥此矛盾,很想于诗续他熟悉的温情。因缺少,所以幻想。作为反常化叙求,这正是冷漠社会反常化表现之一。所以,似乎都未写好过,因语境缺了先机。所以,温情在他,也就是“熨在流年上的痛的侧影”。
  有趣的是,那既生物又美学的“痛”,却始于柏桦。那首诗,源于一本医学译著(记得是《痛的哲学》,但忘了是我买的还是他买的),我们唠叨这“痛”妙趣横生。但,当时,我走的是另一路,柏桦嗜险害,秒杀几页,遂于水碾河草拟了他的即兴诗:“怎样看待世界好的方面,以及痛的地位……痛隐射了一颗牙齿……幻觉的核心,倾注于虚妄的信仰,克制着突如其来以及自然主义的悲剧的深度”。这本能催化貌似的理性,最能代表柏氏诗歌的特征。所以,在你阅读颇具快感时,可千万别忽略了词语下面那躁动即兴的“政治肉体”。
  那时,他借焦灼的孤身,思维敏捷,谐调感不错,大家都还没能力去厘清理性与本能、学与知的关系,而且,也无暇顾及。他写诗的快感,曾让怀有强烈英雄气质的年轻一代着迷——本雅明也说过:“英雄是现代主义的真正主题”——当然,不蔽美恶,也废掉不少,都缘于此。杨政是个异数。
  由他不断学习、疏离来的诗篇,很明显地能看出上一代的反作用:“他(指柏桦)十九岁的负重之旅啊,挥汗如雨的缁衣,正被我们反穿”。看得出,比周上代,诽誉交争之间,他已非传统“安静”的递嬗关系了,虽焉知祸福,但,较那种“毁容”式的因袭,蔑邻圣而仗胆,又不知好了多少。诗歌,作为“平民英雄政治主义的谋杀”,或胎于《尝试集》。至此,“引车卖浆”——其实,也就是借革命的洪水猛兽而发现底层歌唱的屎壳郎:“粪香就是道路”。倘若真要醒眼去发现自己的英雄,不难发现那些“巴洛克式的光辉”,换了时代,继续声张“流氓无赖主义的诗”。
  杨政最新诗作《苍蝇》,就臧否了这种闪烁巴洛克式光辉的混合肠腔,比之Cindy Sherman恶心的《无题照》有过之而无不及。视之,读之,恶心反讽,蚀空一切的“舶来品”,怕也只剩下接触还是阻止接触这等伪装的问题。这大致是50年代诗人的遗产。诗歌魇胜法,不比政治魇胜残酷,也不起眼,所以,就社会学意义的发泄,也更有效。缓解普罗大众的挤压,较之士阶层视之“奸俗”的卑鄙,或更迫在眉睫,所以,也更容易被今日扁平虚假的富裕社会和强人时代接受。
  也正因为一直封闭在近世的“迫害感”和“解放癖”中,诗歌英雄,遂呼之欲出,无不兼备聚集群众和照亮黑暗的欲望。依附词语的超然力,也必为其反向定义,其程度远高于发达的民主社会。以蛊惑方式消费群众,也就转而为启蒙的英雄气质消费。词语“绝圣弃智”的浓缩化现象,我们每人或都该警觉,“退不三思,坐语一世”,庶可称“词语降神”。诗歌界,不能还原词语力量入迷者甚多。故后殖民文化背景下的亚裔作家,也特别容易耽溺两种语言的纠缠:生活语,习得语。后者,比喻说来就像“吊嗓子”。文化各业“吊假嗓子”的颇多:“子虚君还在吊假嗓……这些内心的小声音”。显然,杨氏于自己一代,发现了那种更隐蔽的危险:反常化的简单模拟,逆袭,随之而来的,则是作为上一代美学的牺牲品。“鸡胸君”这个词,至少在描述某种不可医治的遗传。
  反常化,有无可能因势利导转向健康,社会不论,就诗人个体而言,得看与其丰富性自相抵牾与否,还要具体看内在情调延续的“逻辑性”,我很赞同I.A.理查兹的看法:一首优美的诗会渐次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但也并不忽视其中的诸成分的局部特性。而这正是我之所以较早关注杨氏的兴致所在。他早期的诗,就含了那种“个人无意识”的叙述动机,比如,极权社会碾轧下的社会渣滓,就是不能借了肢体放纵和奢侈为都市主义提供真正的英雄,除非“谁会先离开这场飨宴”。
  无独有偶,这种思虑所隐含的歧义,与莱蒙托夫的名篇《我的恶魔》,正好相近,也是——“在他的环境里聚集了一群恶党”,单纯、热情、缪斯是压抑着的,爱作为命运的一部分,因“冷酷地盯视着鲜红的血腥”,连纯洁也不得不遭遇“蔑视”。反常化——现在,我们来瞧瞧其副作用,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不视为生命,而作为时代病的抵押,并行却又相悖。无论他后来,如何采了对人世一切嘲讽、戏谑的态度,像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变着戏法去贬损一切愚行……,但,这都未能掩饰他曾拥趸的脾性——“我们以童真的方式/领悟一切”,反倒证明,一种古怪的“心智高远”的血统,最终会被环境颠覆,而且,已随了旧文明的坍塌而被颠覆。于中国,最紧要而也最搞笑的是,一种反智的“大众社会”(反智政治,余英时有专论,不过传统、极权二因如何对剖,尚待讨论),依了魇胜法得以形成,用来抑制人性的,恰好也正是“血统论”。
  当然,后面这“血统”,是被近代意识形态化过滤的一种东西,甚至连阶级血统都谈不上,仅仅是“阳刚败北,阴柔致胜”更低俗的滥用,既为革命催生,也为其灌输。如果,“革命”一直是在谭嗣同所言“阴疾”的范畴,“白沫浮其上,红沫也浮其上,所有深藏于内的穷凶极恶,一起暴露”,那究其传统,便复杂起来。非慎之又慎。
  所以,在叙及诗歌领域某种现象,某个熟词、套话、低智计谋时,我们都得留意“文化鼎革”所导致的“强人时代”和“反常化”这两种现象。我已多处叙之“牛前进”和“猪坚强”,也即福柯在《不正常的人》叙及的“阿尔西比亚德主义和艾罗斯特拉德主义”(指两种人格:前者集中了伟大的品质和许多缺点,如自以为是和野心勃勃;后者指在低能者那里,恶毒与无道德、反道德和虚荣相结合),而且,这两者,经意识形态参照,又都含了“包法利主义成分”:即设想较自己本性更完美伟大的他者。用夫子话说,即“小拙代大匠”。不解此种人格特征,便难解传统诗教“文质合一”的要害,而更惑于今日诗惟辞章的现实。古今流别,虽不专对,却会影响悟性很高一类诗人于现实和人事的辨析。杨氏叙“狡黠的小孩……模仿着我和另一个人的游戏”,参照其后作,显然,对“包法利主义”的讽刺,为其主旨很重要的一脉,虽他未必知道这个术语。
  而这先觉,则源自张枣。杨氏之敏锐与获取准确性的能力,不光体现越加凝练的诗中,更体现在他对“先驱者们”的判别上,毫不吃力便聚焦诗歌之星分野下的西蜀几人。星非自高,引而高矣。在60年后与50后诗人间,的确暗存一种选择性的“诗教”关系。这是杨政一代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种不引人注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以独特的方式审慎、抱怨着那种呆板的不变化。
  从语言时尚的选择性看,他先近柏桦,诗风于原本的清丽转求恢奇,后又融张枣的人情洽和、纾缓轻盈,泥而不滥,词彩飞扬,且善讽,遂淬炼为一家。张枣是综合性的好,骨子里是打击“包法利主义”的。而柏桦,则多拥自恋渲染“短暂、解放的美”。一代人的风格,包括身心自戕以及天性才华磨损所涉各事由,对60后震动极大,印象很深。所以,他们反身也对“现代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波德莱尔1846年谈及此带有反讽的意味),对无产阶级文艺——现转而为“无恒产之文学”,对现实主义远景,对智力和意志及无处不在可疑的权力,多了些警觉。
  他的诗不多,数十首而已。他念大学在蜀,正好是狭义的大学“第三代”人的腹地。在那样的年代,敏锐的人都会嗅到“一个新世纪的前奏曲”,又或以遗忘为代价,那样的氛围,他是不能不写诗的。毕业后,流寓东南,远离了青春期诗歌的氛围,浪漫与冒险:“向令人发指的光明索取高烧、炎症与死亡!”也包括本雅明指出的现代自杀病。
  这几代诗人的自杀量,也的确成了大家的心病,——但,却是佝偻形的。杨政诗中常出现“佝偻”这个词,包括“鸡胸”,与柏氏“意识形态的平胸”合为双壁。太多的自大狂,太多的躲闪,以及对“毛时代”革命禁忌的反常化表现,兰波称之“新来者”,视过往为祭献。但也有是含蓄包容先驱和他者的,但,并不怂恿其毛病,偶有怠玩,倒也知其弊端。变异非出此不可:“……我曾随你昏昏入眠,醒来,我已长大成人,自食其力,盘算操劳”。这是我瞧得起他的地方。
  他先后结识的诗人中,柏桦、张枣互为俊友,影响甚剧。迄今,他还记得用自行车驮柏桦来工人日报社的情景。同时,他也记得,如何揶揄、修理那些一门心思钻营的写家。他的幽默、狂傲、讪笑,折腾庸人的软暴力,发挥起来也很骇人。这是他该担心的。总之,涉居东南,于他是很大的改变。诗里有所流露。那首《小孩子与苦行僧》,恰好把自己划入了“零余者”。徘徊的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死去,另一个却无力降生,遂出现了零余者。此零余者,由郁达夫而闻名于世。左右皆非,颓唐更好玩。由此,杨氏之《小丑》颇值得咀嚼:“你好!左脚,你好!右脚”,都是“难闻的牺牲品”。这类调侃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总比无节制的饶舌好。
  摆在他们面前的诗歌生活,选择性不大:求理性注定枯燥,而消极怠玩,虽得些乐子,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循环往复,再跌入结构性的枯燥乏味,朽烂更深,遂好讬词往昔的“美丽”(但,要明白,美,就其实质,乃真实的因素)——恰好,“美丽”这个词,曾一度泛滥80年代诗界,柏桦诸多作品可谓集大成。就摆脱“无产阶级浪漫主义”和反白话文意识形态平铺写实的连续性而言,他有极大的贡献,至少在“不受控制”这个层面,是“反英雄”的。
  弗莱在谈现代文学“反英雄”典范的《地下室手记》时,恰好又叙及一种反弹现象:即“追溯到一种对于行动能力的过分自觉。叙述者蔑视自己,然而又赞赏自己能够诚实到自贱的地步,这样,他就不断被汹涌起伏的修辞所能缠住”。以此审柏氏作品,极为精到。他于生活手段、写诗时而自作贱,很有名,毋庸余置喙。但,让诗这种特殊的公共知识产品(进入社会流程后),因一己之愚拙而导向反现代性之真实,那就值得反省。杨政《殡》中的诗句,无论事由、联想,无疑指涉其师承而后多耽溺失语的柏桦一代:

那人,比白昼更白的那人
却成为我们一天中最浓重的黑暗,


  看得出,诗的意图由奥登那首著名的悼念叶芝的诗孳乳。究竟“比白昼更白的那人”是指现实的某个亡者,还是诗艺导师亡于形神,毋庸费力,因柏桦所叙“我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白色的情绪”,“我白热的年华”,“那依稀的白颈项”,以及更直接的“而我们精神上初恋的象征,我们那白得炫目的父亲”,已无疑回答了此问题,这些都是两代诗人再熟悉不过的句子。
  柏桦属50年代那种身处迷茫、焦虑而仍能以词语直接命中目标为快感的诗人,所以,传染的命中率也颇高,青年一代,无不风靡。那时,反乌托邦小说的“老大哥”,也正好流行,所以,少年躁狂与革命专制,遂合二为一:“我们时代最后一个‘老大哥’的冬天”。这个冬天非叶芝式的,恰是俄国“古拉格”式的。而“父亲”,作为记忆,则融生理精神为一炉:“生理的、赶不走的抱怨”。最后,也只能寄托他之后的叛逆者——“从我们身上走出一个男孩”。当然,这男孩,一直是他的道具,按其诗歌内在逻辑,又可能是一次循环,——尤其作为诗,若只从形式主义走出的话。便又旋回白话文运动当初的“易卜生主义”。
  而真正的改变,于杨氏,则是来自1989年的断裂。“广场革命”一如既往会循了“身份认同”和“语言行为”(萨义德认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言有所为,故在公共世界,惟有“公共的知识分子),会把“介入派”与“路过派”(李劼人《死水微澜》: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豁然荡开。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故意模糊,反就心多了,倘若再以文藻饰真实,即奸猾的谎言。“死者,士之所重”。谎言,非士,非君,更是对赴难的侮辱。事件后趟浑水的颇多,故都必先证而后洁。
  他写有《89之歌》,意识此次逆转仍不过广场式对抗现代性之因袭——“从世世代代惊恐的叫喊中走来”,望风披靡倒下的也非啻“愚钝的感官”和政治走卒,还有那些被各种现代性场所和器具擦刮下去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海子、骆一禾……甚至也可以广义地包括瞿秋白、鲁迅。但,杨氏把这一切倒置于“极度个人化”的反应、颓废上,甚至醇酒、生死之上,遂见他这代的反应,仍跋涉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泥淖。但,他于这首诗,多少给予了“美丽”一种新解:“拒绝美的高价的诱惑,它选择自由的阴暗”。
  因生活,他去了福建,写诗能辨方位星宿(《暑夜》),也不知他哪来的这方面的知识(指分野)。在他那代多数人还津津乐道,沉浸于身体化的训诫写作,发明词具各种颠沛的小玩艺时,他却以新的“地方知识”为乐,写了形式很完整,质感更强的诗篇,包括1990年的《塔头行》、《灯笼》(后者进入了张枣的视野)和1991年的《七哀·水头》等。开始嘲讽诗人失语:“满载油腻的知识与妄想,青年打响饱嗝,长者挑剔假牙”,甚至“老一代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眼潮红”,摇身一变,成了“小孩子泪水汪汪”。谁都知,“小孩子气”的含义:“小孩子,心明又眼亮”。但,这任性的小孩,必须和具有忠诚品质的僧侣结合,才会引人审睇。所以,也就有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童僧”。
  他的小孩与苦行僧并置,是新旧秩序混合的一种诠释。假如,波德莱尔现代主义理论是清晰的话,在本雅明的分析下,应该是清晰的:“按他的观点,古典的要旨局限在结构方面,而作品的实质与灵感的激情则是现代主义的事儿”两者的协调、冲突,正好成为他既秉持诗人气质又充当局外人的注脚。他的结构能力,平衡感,借了判断力,相当惊人,在那个年龄段,少有出其右者。
  他的行脚僧,不光接近怀有还乡病的“零余者”,而且,还涉及对迷恋原型的动摇,《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与另一个更为有趣的旧俄国的“僧侣”融合后,可供我们观察一种复杂而又有趣的性格。那种以为“俄国文学”的气味消失殆尽的说法,我是不太同意的。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此书——他那代人,怕许多未必知晓,所幸,他读过,虽印象不一定有我们这代深,但,也不是没有——乃因为,我们这代,乱世枭雄互戕的社会基础,对超越寂寞、平庸有着特别的诉求,甚至不择手段,意识形态的虚幻,便成为这代人的难题(张枣: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而杨氏这代,已渐远了“阶级的忠诚”,要对付的则是更难对付的东西——因缺乏目标而引起的“无聊”。
  后现代无聊的魅力,曾经艾伦·狄波顿润笔,几乎就是火车、旅店、飞机场、空墙壁、加油站、缺乏归宿感……一系列的忧伤转换。诗歌,则是另一系列无尽的情绪转换,最后,和政治一样,也会殊途同归,纯属无聊。寂寞、平庸、无聊与世故,不断重复……这就是罗兰·巴特说的逸闻、废话,跟肥皂剧和清洁剂一样,既来自古老的竞技场,又属大众神话。
  我曾这样写过:“大人,(先生),你那支桑柘木做的弓,可不可以袪掉那玉成的无聊”(《与阮籍对刺》),借射侯来喻精神领域的空虚与袪魅。张枣曾接过这口吻,“是的,大人,月亮扑面而起”——又再孳乳一连串可堪称后现代形象的东西,比如“一个滑旱冰的小阿飞”(《而立之年》)、“麻将妓女”、(《死囚与道路》)、“革命童仆”(《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广告美男”、“围观肌肉的健美赛”、“翘二郎腿的燕子”,自然羞煞唐朝的燕子飞花……一旦传统的“英雄隐身”,门锁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操持新法的“小无赖”,在那哇哇地吐静电。看得出来,对付“无聊”的现象学,始于我们这代,但,惟杨氏,随后步入了这种很特别的交接:“行走在我无聊的脚印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发现了我们这代沉浸于无聊的魅惑,也应给予绝缘。正像莱蒙托夫说的:“当代英雄正是一幅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幅集合我们整整一代人充分发展出的恶习所组成的肖像”,杨氏看透了这点,所以,他的诗也交替表达着少年老成、宿命和厌世等等对拆的思想,自然的万劫不复与离愁,怨诽不乱,即便南枝,也可刺世。其实,这一直是汉诗隐疾,那他又高明在哪里呢?
  要了解这点,那我们便先由他杜撰的苦行僧,跳转至影响我们这代稍深些的莱蒙托夫(他和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克梅派的古米缪夫和曼德尔斯塔姆,都是广义的被极权主义害死的英雄)。莱氏恰好写过首《童僧》的长诗,从故事看,也是把缅怀自由的少年和濒死悲伤的苦僧,揉合为一体:“心灵上是一个童僧,而命运上却是一个僧侣”,莱蒙托夫把俄国比喻为《童僧》,故事原型,便值得咀嚼。
  一个童年就偶然进山地做沙弥的上僧,因缅怀家乡,许多的回忆,在他记忆中仍活生生的,于是,他很想获得自由。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他从修道院逃跑了,但,却找不到返乡的道路,在经历了各种艰辛和爱恋后,最后他又出现在自己的“监狱”——修道院的墙下。临死前,他给老僧叙述了流亡途中那些“幸福的日子”。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有异于常人的那种圆活个性,——不管在哪里,如果看到罪恶,必然发生或无可消灭的话,都会去原谅”(《当代英雄》)。或只有我们以为是小孩的调皮、犯罪,才会这样。离了社会约束,便觉得高高在上,都是小孩子的感受。而此感受,则一直是杨氏的主题。
  杨氏写作吁请阅读的潜在对象,窃以为,多为诡谲的“老僧们”,不为别的,就为保持距离。有距离,则有延续性。因“先驱们”也漏洞百出,只是命运更奇妙、有趣些(什么让我们讶异……我们望着这些长着白色胡须的老年朝圣者)。所以,就诗艺蜕变的向心力,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螟蛾》、《雪》,以及我将重点叙及的“地接诗”。之间则是奇特的《七哀》诗。
  组诗共四首,诗题取曹植《七哀诗》。所谓“七哀”数,即《韵语阳秋》所释:“痛而哀,义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此五言诗体,源于汉末,此时用于1989年后由蜀至闽东迁的心情,非啻大同世界不停地“戡乱”,混合了流亡的英雄口吻,更多“祸福相依,顺天俟命”(康有为语)的悲观消极,把社会的灾难替换给自然,如“东海……你锅中的汤汁,使我免为鱼鳖”。我们的“童僧”,虽获自由,但,自由里,或又弥漫着另外一种极原始、野蛮的气味。大致也就是满溢古风的“哀郢”了。这是我所见他这代最接地气的作品。通过它,可观他这一代的语境、诉求。
  杨氏这代,与50后的语境差不离,或许,还秉具更多风险,因他们更无所忌讳,也“开始嘲笑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感情”(《当代英雄》),变得更加反复无常,也更易陷幸福痴癫综合症。但,毫无疑问,“文化岁差”也毕竟会使最优秀者,春而后生,对先驱者的重蹈覆辙,有所怵惕。
  他的人生,几乎是嘲弄、讥笑一切的。与“皮却林”相仿,对征服的目标没啥兴趣,反而对征服的过程感兴趣。生活,诗,并无二致。所以,日常、肉身,便成精神苦渡。苦渡不了,遂一叶障目。英雄的这段自白,值得注意:“……而我们,作为他们可悲的后代,漂泊在地球上,既无信念也无傲气,既无喜乐也无恐惧,只有那个不由自主的担忧——每当想到无可避免的结局,心头便会紧紧一缩。我们不太能够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去做伟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达成,于是,我们冷漠地在猜疑与猜疑之间打转,这跟我们前辈从一个错误误解投身到另一个误解没两样。”
  《七哀》诗后,他便一时没写更好的作品,甚至停滞下来。毕竟,在中国,没背景的庶民,活着,便都要养家糊口。未知何故,他后又辗转至一般人看来不大适合诗人的“京畿”——屯钝之地。谁知,却反刺激了他的胃口。或因为零余者,可将现实中的一切“葡萄酒、矿泉水混合着喝”(《当代英雄》)。再者,历经各种冲突,他于内心,自有灵台可守,此即南音传统,非梁益、楚汉、吴越谱牒而不能。迄今,怕也只亡故的张枣君得此诗的江珠。望之西蜀,杨氏可积雪采云。先天时,后地理,再人事。气,虽儒者可望,而人性却难守。清浊升降如何,都关乎内在精神支撑的层面,非惟时运:

望气的人行色匆匆
登高远眺
……
穷巷西风突变
一个英雄正动身去千里之外
……

  《望气的人》是柏桦早期最好的诗篇之一。摘句不足以通观全篇,更不足以叙其“消极能力”,但它捣虚腾挪,涉及了汉语诗歌于“后毛时代”的英雄主题。张枣的诗篇,涉及也颇多,如《刺客之歌》中的历史与英雄主义,汉才西魂,挪的都是西洋史观,更委婉的则是《邓南遮的金鱼》:“罗密欧换成了朱丽叶”。有许多人未详此句之覈。因这首诗,那年由我在“水碾河”孳乳。我给在场的张枣、柏桦等讲了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和金鱼的轶事,张枣遂建议每人写首同题诗。那时,北方“朦胧诗”方兴未艾,开始便好经世之言,佚于“格言警句”,遂径自为北鄙诗,后多疲于空洞和套话。南诗言事纤密,俳四俪六的奇谈怪论,转弯抹角的诙谐,也并非没毛病,或因太“文学化”,求刺激而抑思想,迷恋平衡传统,遂轻薄,矫饰……却又不能不以此抗衡地缘政治的边缘化。学在四夷,却获终京畿,这一向是中国政治、文化(甚至是革命)的宿命。
  所以,一旦,你自视传统意义外省“多余的人”,那也就自视为“皮却林”。按伯林所叙,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契诃夫、别林斯基笔下、所有的俄国“多余的人”,都属此类。此类人,“是困惑的理想主义者,是天真动人、过度热心、心地纯洁的人,是本来可能避免而事实上从未避开的不幸状况的受害者……时而近乎喜剧,时而近于悲剧,经常大惑不解、误事、没有效率,但也没有任何虚伪,至少,没有任何无可救药的虚伪……时而软弱自怜,时而坚强愤烈……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至坚不催的道德人格……典型道德与思想英雄主义,其原型,亦即其实际的、历史上的体现……”(伯林《俄国思想家》)。
  中国社会更为复杂,除了俄国换位来的中式“多余的人”(由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浪漫“授之以政”而遭重创,然后唱响),革命与英雄,智识精英,袍哥与英雄,小偷与英雄,黑帮与英雄、党棍英雄、强人英雄……阴差阳错,都可能结合,而且,畅怀吟诵,不知深浅、羞耻地排比大写人生……什么都有可能,所以,“罗密欧换成了朱丽叶”几乎是“命运男英雄换成了阴柔英雄”的一种托词。类似的句子颇多,如柏桦的“鲁迅即林语堂”。此种换位,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遗憾的是作者不知,而且,一向如此,因为,诗人只对词语交配产生的吸引力感兴趣。
  比较而言,张枣技高一筹,琐语微言,聘问生死,甄别言与事,故有专对,虽未深求,但其双语探珠,欧亚习俗弥补不少,虽也同僚句摘发挥颇多,消极、颓丧也不亚于柏氏,但,依节制和平衡感,反恢奇、纵横有真论辩,讥刺温吞,微言诗教,也还总是新鲜有益。
  对这二人,杨氏自当明了于心,知取新甚难,救弊也难,在解决先驱者这些难题前,他也必须明白,这同是他这代的难题。居京畿后,他有首致张枣的《雪》,把二人归于“奥德赛”(尤利西斯)——值得留意。因尤利西斯的别称,即“经验丰富者”,常伴随其他英雄出行。柏、张二氏,自然是1949年后,经验特别丰富的“反叛文化的英雄”。但,这路人马,也颇多奇特的结局,甚至“颠覆”初衷。英雄,也会是反英雄,而反英雄,也会狼狈地败下阵来。
  几乎突然间,他便写了真正令人讶异的《国子夜》,颇有诗中所叙“寒颤搜刮百骸”的感觉。“国子夜”一题是“国子监”(满清)和“子夜”(解放)的合文,身居京畿,眼光于节庆便很容易落在广场和城楼周边(皇城)。这“皇城”颇似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那里是自由散步的广场,我们又修筑了多面堡垒”。
  但,历经严酷时代,流行的保命的“狡猾气质”(一只熠熠的狐狸),狡猾,市侩,坚定不移的自私与冷漠,已成为新的可巡逻天下的的国民性。杨氏想把这个话题捅得更开,其方法,即把对“狡猾”这种后延症的观察范围,扩展至50年代这批人,效果令人震惊。“后毛时代”的各种人物穿梭其间,城楼胖子,破音遗老,轮回的厌世者,再度引人瞩目。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革命节日,也是一个发誓不改变现状的新闻发布会,持续的低智化……总之,就是不断地演砸自己。
  这首诗的价值在哪呢——在其“历史的隐秘性记忆”,这点,由“……轮回的厌世者,风中招摇的……”、“祖国的气息破空而来”二句勾勒出。杨氏作诗最擅长的手法,就是拿了几乎不值得嘲笑的事物来细掰(獭祭),既为“牺牲”,便不能不孳乳“英雄感”——微物本身自然主义性质的英雄感和主观操持的英雄感,这都不幸地集中于广场,若数落自尧舜时代的“横木以告”(不幸的是,广场之华表,即这横木蜕变的象征,华丽而无用,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多不识),已绵延了数千年,其无用性,也旷世未变,几乎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债务”,即便北岛借题说“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居另一个京畿(南京)的韩东,也表现过往下走(和谁?)的另一种“英雄感”,这种简单化的“平民英雄感”,为胡适所倡,——其实,那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英雄感;即便形势所迫,生出其强迫性来,就像我们凭白无故遇着祖国无数的事件和人,立马就成了“政治”和“高尚的年轻人”……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其实,孳乳这一切的幕后(“绕梁”的“无影之国”),多数时候,会是弥天大谎或错觉。
  这种往往直转而下的“奇异化”,颇似布莱希特“陌生化”的废品再造。具体至诗,显然,他通过诗题的“国子监”和诗里的“空廓”,把象征意识形态肥胖的城楼,安置于晚清以来的时空,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史景迁那本《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来。第一个人物就是康有为。他的“保国会”几乎是笑话,而自谓的“福祸相依,顺天俟命”倒很有理。因他一边在为中国的改良画饼的时候,也曾怀疑,想与其合作的孙逸仙也想暗杀他,都无非是围绕这皇城的“星伴皓月”,另一类贞人卜辞,现在,被杨氏讥为“甜味素的皓月”(晚清、民国多曰“饿乡”)。在史景迁笔下,食这“鼓天下之气”英雄主义甜味素的知识分子蛮多,包括章丙麟、邹容、谭嗣同、秋瑾、鲁迅、梁启超、沈从文、丁玲、瞿秋白、徐志摩、梁漱溟、陈独秀、闻一多、老舍……又何不包括胡适、吴宓、陈寅恪一路。史景迁为叙述1890-1980年代的历史胜负,“流光之末,必藏着最暗的胜负手”,还叙及七十年代末“民主墙”时期的魏京生、北岛等。后二人,模糊了“知识者”的界线,这点值得关注。但叙之“当代英雄”无愧。
  史景迁这句话说的颇为含混,但却蛮有意思:“……中国历史不是一场能让舞台两旁的人安然无恙、不受牵连的戏”,因此话,深涉即便今日我们人人也能感受的现实。这对理解杨氏近作背景、意义,是极重要的辅助线,——他在《国子夜》里有更扭曲的应和:“……王已陷落歧途……一只熠熠的狐狸现身了,人彻底玩完了,你们,演砸了自己”。我们当然明白,这不是说,诗人们不勇敢,或不聪明,——其实,他们聪明得甚至有些过头,几近于狡猾,以贱治贵集权下的活命,只能是这样的性格——而是说,我们这些浪漫主义的英雄后代,萎顿在荒凉的地球上,“既无信念也无傲气,既无喜乐也无恐惧,只有那个不由自主的担忧”——担忧什么呢,不可避免的持续恶化。几乎所有人,都了解这结局。我如是说,基于这持续地迷恋、恶化、结局,也以人人之个性为支柱。所以,“我们不大能够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我们个人的幸福,去做出伟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达成,于是我们冷漠地在猜疑与猜疑之间打转”(《当代英雄》)。这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那种“未加思索的信念”造成的。这信念,“并不能成为任何善良或邪恶的必然保证:它容易通向最崇高和最美好的道德事业,也同样容易通向以最卑鄙的方式追求最庸俗的自我满足”。
  通过杨氏的近作,我们会发现,今日诗歌叙述的精神层面所涉的环境和条件变了。《国子夜》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并不是说,它就已清晰描述了全部恶化的症兆,但,它已敏感到绵亘数代人的那种“悖论”,不光侵蚀我们这代,我们的上一代,而且,也开始“拂过年轻而垂死的头颅”,也就是他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故可谓“鸱鸮夜撮蚤”,虽还未见丘山,却能察其毫末。其后,再由一首《诗歌圈》,过渡至堪称“地接诗”的《忆南京》,怕又不止毫末了。
这首《诗歌圈》用了四川方言写来,倒也符合白话诗传统的“我手写我口”。但凡诗人,非惟蜀地诗家读后,怕都会觉得闻了股尿骚。但,却不能当虚言看。倘若读过闻一多之《死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再念及现实,便不难发现,知识分子随暴力社会的猖狂形成,自发孳乳了一套“祛蔽系统”,统称作“逸民精神”,无非是想持续地养慎善持,赋予诗文,顾其终极,或为锦灰,所以,多数有此造诣的文艺家,大多趋于秃灯自毁,清流沆瀣,难分难解。也就是“几十年的一个堂口,近来的场合”(《死水微澜》)。
  杨氏趟过蜀地各圈子的浑水,固知其中翘楚、手段和臭味相投。年轻时代的“手淫犯”,文革小偷小摸尝试犯罪的精英,巷闾舵爷,小市民(诗里的“黄豆小兵”)打翻天印,即无恒业又无恒学的“白伙食”(蜀方言,意即“白丁”)……伴随着普罗文艺之汹涌,层出不穷。遂明白,时至今日中国,人文情势之恶化,已逼迫内心相当严重,混合着民众肤浅的物质进步意识和极权主义的不知羞耻,讹钱为时衣,或拯救,几乎胁持了所有的人。故念及此处由闻氏“残汤剩羹”衍生的“吞不完的死苍蝇,舔不尽的咸勾子(蜀方言:屁股)”,不能不立马警觉,旧式智识阶级之覆灭。而分裂性人格的诗人,过去曾一向被视为文明的捍卫者,而如今,纷纷被“非人化”的环境左右,顾影自怜改为混吃混喝,退可保身,进则富贵,即便佯狂诈鬼,近似巫祝,执浅白,或稽深奥,移花泰西,都不足以再添作神圣语言的代言人了。
  倘若非绝望至看透一切愚昧的把戏,便也能借古讽今,抽身去作那“诗歌未亡人”,“电眼小清新”们,成群结伙摭拾“啐破嘴皮……的口水套路”。“千首富不救汝一生贫”,这一句点破此诗本事:即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功名利禄,历经普罗革命和政乖的洗劫,以贱治贵而兴“强贵”,扭曲遂生吾民(包括诗人)反价值的本能与环境,必与具诸多限制性条件的现代主义发生冲突。诗歌身体化的驱动,渐衍为反智,只能说明文艺与社会同步共致“祛蔽系统的”崩溃,而同时,也表明诗歌的“内部情调”——作为“自然说书人”这一传统技艺彻底消逝。即便“人间忽然起高庙”,也无济于事。因为“打光咚咚”的、“溜光头的”和“拜水码头”的(近似李劼人之“野娃娃”),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一统天下,归曰“总爷”(李劼人:“‘总爷来了’,这一声,比什么退鬼的符还灵……人圈中间的美人英雄,一下都不见了”),还是“后现代”的,再接传统“教民”遗续,还是一样地“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李劼人语)。显然,诗,未能如愿改变社会,也很难改变己身。因其英雄形神的底本,一错再错。
  杨氏“地接诗”,先《忆南京》(2014,9月)、再《国子夜》(2014,10月),《水碾河》(2015,2月),《重庆之歌》(2015,4-6月)与《上海之歌》(2015年,8月)次之。《忆南京》是回忆作者探望当时在那教书的柏桦。90年代初我们关系尚可,也去探过,闻鸡鸣,游秦淮,食盐水鸭,访客都是此“老三篇”,故熟其中“掌故”。也不知作者彻底知否,本小题,鲂尾之赤,却涉了如燬的公案,否则,便不可解诗中为何横亘如此多的“遭扰”、“破败”之辞:“碎纸片”、“城垣松滑”、“瓦砾”、“鸿断残云”、“废诗”、“百骸”、“焚迹”、“金陵黯淡”、“钟山泣血”……。谁都知,毛泽东也曾用韵“龙盘虎踞”一类。喋血遣词,便知非“三等国”矣。今日诗求心声真言,吁嗟文明衰没,便不能虚美隐恶,有所取,非击石附石,以言行事,便不大婉约得起来,必涉历史、华胥极深的隐喻。
  南京作为大江形胜,政治舆地,概称石头、南都,与泰山般,为旧史博洽群记,肇于《禹贡》扬州,城起,本就兴亡灭无间,先越灭吴,楚灭越,接着秦灭楚。汉晋以下,王朝更迭,改秣陵、建业、丹阳,隋开皇,并蒋州江宁。唐灭隋,置金陵,昇州,大宋再改健康……一路兴衰,至近代东瀛屠城,郁结民族心疾,逸仙病殁葬蒋山(即钟山),即龙盘所在。乱世枭雄借势,毛氏集团又败蒋公集团,一路整肃,岂六朝古迹不复有存,即便越台淮岸,怕也成泡影。俗言“胜代陪京,人文所寄”,倘若衰世,人文怕也只作“鸡笼”观,半调子借吟工部“秋兴”了。杨氏“时代需要叙事而非抒情”实有所指。
  故柏氏流寓金陵前后写的诗,可一并参读。他是含了一口英雄气而奔石头城的:“一个英雄正动身去千里之外”,并抱有相当的幻想:“望气的人看穿了石头里的图案”。但,真若此否?杨氏似有观望:“觑不破就是死门”。若读柏氏“南京诗”(1988-1992)——他后来那种不太负责地乱采历史气场的癖好也缘于此,就修辞而言,可得些快感,就诗志来看,恐怕会失望。痴迷环境现象,摭拾皮毛,不知所云,于大逆无道“文革”后惟整饰语言取胜的一代诗家,是家常便饭。记得,柏氏曾面叙1989年的群众反叛,“小柏”也杂游行队伍。有人吁请他朗诵其《琼斯顿》。但他害怕,没敢朗诵。这点,我反能理解,任何性质的“革命”,都没必要让缪斯和莎士比亚去充当炮灰。只是以后,当我们再读这些诗句时:“孩子们可以开始了,这革命的一夜,来世的一夜……摇撼的风暴的中心,已厌倦了那些不死者,正急着把我们带向那边……热血漩涡的一刻到了,感情在冲破,指头在戳入,胶水广泛地投向阶级……”,也只能当作是一种“不可知的预言”。再聆其呼唤“自由”时,概不能当真。
  毕竟,让人牺牲一切的声名和光荣,作为传统的权威,仍笼罩在我们的头上。毕竟,“生活的渴望比命运的痛苦还要强烈,虽然,我(们有时)根本瞧不起别人的生活”(《当代英雄》)。说到代价,便又回到宿命的问题上来:“人生是这般地烦闷,假若要是没有斗争。我们,沉湎于逝去的往事里,在人生当中,判别不出多少事情来……我需要行动,我希望让每个日子都成为不朽,好像是伟大英雄的幽灵……”(《当代英雄》)。
  而这“幽灵”,则最先由西方的马克思发挥至政治檄文。如今,多数人已习惯了身心分离的表达(无论他举的啥旗)。那种诗人因“反对社会的舆论,于是他就被杀死了”(莱蒙托夫《悼念诗人之死》)一类事早成浪漫主义传说,这在国家主义的梦工厂或主导的创意工业的民间性中几乎不再发生,客观江山则如败絮。修辞之下,英雄和懦弱,心罪与咎由,伟大和渺小,语言空泛和以言行事(在英雄叙事中多作舌尖与黄金的象征),有时真乃一念之差。城头和人民,不断变换角色,反复闪现柏氏诗,都只点缀山诗风景。真是“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李白《横江歌》)。现实中的山川人文气厚,非晓以源头的“地势坤”,皆取西南岷嶓,祖江则拥秦淮清溪朝于东北。山趋水至,聚会钟山,石头、玄武,方营帝宅堂奥,包藏王气霸业……毛时代俯仰辞彩,剿残古往人文,遂“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反常化文艺被抽空,也只剩燕尔辞赋,标竿渺小的自我,也无非往那死水里多泼些脏水而已。都正好与杨氏吟游所见及解析合。称《七哀·水头》和《忆南京》等为“地接诗”,均为视其悲观的真相。
  此诗难能可贵处,非在字字珠玑,在作者懂得“限制自己的范畴”,抑制了白话文诗长久以来随时“唾地成珠”的毛病,仰赖“拟情”以别诠释或安装说法,故先别言与事。权作叙事,言(议论)暗随,顺势而为。谈语有味,浅说有致,固达难达之情。我们这就来看看,他究竟搞了些啥名堂。
  诗中那位“打横作陪的体育老师”,是真人秀,与柏氏同寝室,曾循胞兄去外国打工,因无智识技能,终败归,命守体育,遂消极起来,是那种最常见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体格惟用于吃饭、攒热能、消耗、寂寞,寻欢发泄,愁着将来,故完全不解同寝看似平和却乖张的诗人,较了他其实更消极颓废,以及这些诗歌江湖来来往往的人,究竟何方神仙,即深又浅,狡猾也恍惚。常人与诗人如此“隔膜”,诗人与诗人,又未必不是。所以,既为“盘中餐”素鸡(南京小吃)一类,其糗事,就难免不成诗人笑料。柏氏有诗为证:“一个深夜爱说话的体育教师今天专程去加拿大的月亮下哭泣”(《山水手记》)。之于身边的普通人,就“恕道”而言,此讥是否残忍了些不论,只是这里暗匿了种逆转,即心理学“病态痛苦”的转移。因我曾亲身经历过柏氏自己赋予体育老师的状况(夜奔哭述),只是一种状况,非缺陷,是现实挤压边缘人常产生的状况,应付如何,看各人平衡。但诗里,柏氏则常转移给被描述者,将其“本能化”,这是他“消极才能”惯用手法。由于恐惧,通过表演某种“阉割仪式”(语言戏弄)将其驱除,是种很古老的行为,演绎“精神病灶”也并非不可能。
  这里,非专论柏桦,只因诗述有三人,体育老师,柏氏,写家。叙事者想通过角色转换来折射真正的主角——即诗中“小柏”。前面已铺垫了“喇叭、细作、孤儿子……”,后者大致可视为“孤臣绝子”与亲切的“龟儿子”(蜀语)的合文,与后面的“牧斋”、“小柏”可孳乳为一种对应关系。后者,是平民阶级的代表(重庆,另一个旧政府的京畿),最容易为市侩利用,其别名庶可谓“随风倒”,既爱怨嗟,也好喜怒,既尖刻、圆滑,又逆来顺受。按辈分,按相因50年代诗人的“营养”,杨氏不可称“小柏”。除非,此称呼直捣现实语境,戏谑“党腔”,有修辞学上的意义。
  “喇叭”、“细作”(近旧时的“雩”与“龠”)让人联想到1949年国民政府于南京的倒塌及随之而来的改元建制和整肃。就像史家所叙的拿破仑,法国于他就像焠钢厂。前不久还有揭露,叙毛氏曾专嘱对旧时行政京畿之地,开杀戒,较其它城市,定比例需多出。故储安平那著名的“多少有无论”,恰是对“细作”的另一种诠释。诗需细作(普罗革命尤好诗歌及运动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它刺激了不少野心),意识形态屠戮亦同。精神、人肉耕作,两者较之,都可谓幼始。幼即少,少即小。坊间一则政治笑话,即有周氏讳毛润之于延安饮食男女,便用过“小同志”。“小同志”较之“老革命”(旧习)之狡狯,真不在一个级别。此南腔北调,今用于柏桦,是否恰当,要看上下文。究竟谁比谁更幼稚可笑?比如,体育老师的滑稽性,就有“杜撰”成分:“我总狐疑,他是来自小柏诗中的人造人”。这句是关键。
  其实,即便那人的可笑糗事都真,——吾民之不靠谱,啥时又不逼真呢,自然蔑历,民心趋本能,围观洋人砍同胞脑壳,人血馒头,自戕不息……都是真的,但,问题不在这,而在诗人的注意力(定格)和语言的蒙太奇效果,亦如那“松滑、不切实际”的金陵,都沁了记忆的阴影。诗人也“明知”——那些“内心的小声音,至多把斑鸠变鸽子”(柏氏诗,其修辞也基本受此原理支配),但又如何呢?问题在,我们为此黯淡承担过什么,内心改变过什么?颓废,当然是一种力量,但,那是消极的。诗人主张裸露地表现陋习,本能,不运用智慧,这是可能的吗?当然可能,——如果,我们窃以为这是种“自由”。
  柏桦在我们这代诗人中,自当是增效最高的佼佼者,他的诗风,稽考下来,与其价值混乱的过度时代更显天衣无缝,这是其影响关键,许多人受益匪浅(即便张枣也承认这点,有时稍过分地谬赞其放纵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所以,存者也因人而异有所损。损益后果,却未必尽知。为措辞而措辞,诗好媟黩,理求强说,几乎就像大家反感的革命“漫天要价”,击倒了不少人。他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也很享受,这是一个事实。别忘了,歌德在那著名的谈话中所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这个“益”,更多是就语言技术层面说的。我很早就看出,也说过,柏桦是那种可同时把理想和消极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人,过去,曾颇多领教。他是我所见才华卓绝而又极本能的一个诗人,他对身体快感和词语快感执迷不悟地追求,导致了诗歌一种“快乐死”的现象,但,这种达名,偏举,放诞,并非由他发明,而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倒很符合此邦文明趋近晚期的大众心态。若把诗也简单分作流派(就申叔之言类比而已),南边自有“摭拾校勘”、“昌微言大义”、“炫博驰词”三派,柏桦显然属后者。
  以前,目睹其写诗过程,觉得他颇似科幻电影中表演的“液态人”,可逆袭任何材料替换为己身,“原件”萎顿在地。50年代诗人,其教育运用几乎是半桶水。相当部分人,其实是工农兵的身份习性,讬于诗,摇身一变,遂讹为知识分子奇葩。本来,柏氏最瞧不起那些人,首当其冲,加以讥嘲,但,一落笔,却又违心赞其“道德”,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遂知,口水话的有效性在三五分钟,只求即兴的效果,“分秒都是现场”。早期,他凭才情、灵气、情境,原文直接阅读(如英文版的曼德尔斯塔姆,最奇怪的是,他所喜爱的曼氏,恰恰反抗隐形“权势”最凶),写也稍认真,出过佳作,遂很快成为被“第三代”采气的对象。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平庸的时代,生活与诗,都需激化和改变。而他语速急躁、措辞跌宕很大、精神分裂很厉害的风格化也正当其时。他的不耐烦、喜怒无常,用乖僻修葺一新的矫情,甚至孤注一掷,对循规蹈矩的矫情诗人是种打击,对才情、命运不济且又具英雄情结的人,则是鼓舞,突如其来,艺高胆大,应接无暇。作为个人选择的生活倒也罢了,但转而为语言途辙,效果与谬误,则相当的惊人。
  他的语言方式,以雅俗为病,对诗歧义化自有效果,而对其现实与精神层面,则基本上是任性而不负责的,包括他那被视为“名著”的《左边》。他对年轻一代诗人的采气、取彼,极为敏感,甚至用“杀父情结”嗤之。而他自己也难免,《左边》只字不提其缘由,过程,便是个例子。据我所知,缘于性格,他本非好深研典籍的人,即所谓文本主义。但,这些年,为了延续其靠“搞法”出奇制胜的旧习,强辞写了些“文本主义”诗歌,要处理高难度的历史题材,此即夫子说的“小拙代大匠”事,《“无任”的训诂史》便是一例。他不知在哪看了材料,捞起半截就开跑,便从汉砖、罗振玉、张政良的考证叙起。并言因胡三省一个注释,张政良便白了头,并彻底放弃了对“无任”的探究,此案遂又流布欧人……且慢,也不知柏氏因未阅原文,还是未读懂原文,固不知,就在该诗叙及的文章中,张政良其实已解决了“无任”本宜,通过《隋书·刑法志》及其它史料汇说,非隹胡三省。并彰雪堂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态度老实”。诗人反想当然地乱扯一气,既叙史实,何不先弄清来龙去脉,再说发挥。此症,今日肤浅的“复古一派”习见。其实,觅“无任”本宜,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由音形以语言释语言之训诂,如何就危苦耸言“训诂史”了。训诂学本就为绝游言无根、空谈误国而生,诗人知二五未知十,却拿了纰漏炫世,曲解,强说,这最见柏氏态度。其诗与行,过去,多视为“乖张”,附会魏晋,今日再思政乖,遂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非惟国家政见,庶几也含了此政乖下的个人粹言与骄横。空理固能绳民,民也可昧厥修辞,蚀吞真相,此起彼伏,互慰得快感,中国遂苟且下来。
  于是读“这是那年最硬也最软的景象,我的俊友,望气?”,遂见深切。“软硬”输送于诗,并不新鲜,余很早就曾有发挥:“吃住软硬,兼施暴力和仁慈”(《中国杂技:硬椅子》)。故知“软硬”时具多重象征:即有广义的“色情”暗示,孳乳隐蔽扩张的“本能”、矛盾、冲突与抵消,也隐喻政治的强迫症。“我的俊友”,来自柏桦张枣间,现又移至柏桦与杨氏(遂衍生“地接诗”的人文范畴)。这代人,本身逢其时,想囫囵吞枣一并解决1949年后受压制的个人理想、文学、肉身(性欲),乃至社会变革、财富诸多问题,但却明显的力有所不逮。于是乎由柏氏牵出的“望气”,便要附会到“文化的梗阻”上去。其功过,在中国,一般而言,都依赖后人的解释。误则误,通则通,不畅则痛。
  杨氏的解释,归于时间——“沦为时间的痼疾”,这当然是个不错的借口(这在俄国革命后,于“英雄时代”之再认识,也以此说分泾渭,遂诀曼氏与其它诗人的高低,故他夫人所言,曼氏的时代感并不强),甚至连好诗的毛氏也知这宿命的时间(毛氏于“时间”也如是作答:“一万年太久”,“弹指一挥间”,平面压缩之下,遂又弔起各路英雄的成败,诸如此类),但,这也容易转而误读暴力社会。这点,杨氏也还看得明白,所以定义“痼疾”,也把“反英雄化”负隅顽抗一代的重蹈覆辙,比喻为失色江山和颓废人生(肉身和精神)的重叠。位在南京,不能不说是巧合。
  但,我也要说,杨氏虽看出“英雄”的毛病,但,要说寻找解决之道,还是没有的,毕竟两代萌通太近。所以,“小柏长亭相送”也好,“春花急躁”也罢,交代的也无非是些凡人“关系”,今人好戏曰“肉身”、“吃饭”。奥义浅出,直抵休息、货囿,脑残学崇者以为大形守身,诗人顺手牵羊,附会相传,也只剩白头、诈言。记得,许多年前,柏氏曾亲口对我说:“诗人必去北京混,才能得承认”。当时颇为惊诧,后看也就“教授”、“作协”一类,遂知,诗早已玄远,一直扮演着离间计,还不如农工的“吭唷主义”。再由这里读近似的嘱托、先唱(柏氏原崇北岛,读其散文,也多叙往来关系事,便知文心也渐分血缘),想革命虐政之后,农工齿坚于舌,风雅半残,也未脱俗,祛魅故难,世人也只能嘘唏,笑以为道,不再以英雄看了。但,遗憾的是,这不是自然做的选择,而是一开始就下不来的“反叛文艺”(多蹊跷称“地下”、“大佬”,审其行为,遂成笑谈),高蹈的脾性,终究愚而多茫昧之说。蜀方言有称之“弹崩子”。冒“亡”的风险,其实是“无”,但,必治疗才能了解。但,50年代的人,相因文化宿疾,都自护得厉害,分裂起来,便走了形。诗歌,你千万别只看修辞。
  华夏种,除东粤雕题民,啥时嘴唇笃厚来着……,其实,也是借了异质化特征调侃而已,要隐喻的却是厌世者们口口相传的历史累赘。上失肤寸,下失寻常,虽也为民,却又不在百姓家。黄党隆盛,趋炎附势,也裹了各路英雄、草莽,荟萃一炉,几乎成为自己的悖论。恰好,“厚嘴唇的孩子”也来自柏桦:“呵,我的肥胖的厚嘴唇的男孩”。英雄代代有,成败时时论。而每一代,不由而同,又都会因了风暴和精神避难的埠头,非得“用回忆来代替年青时代的力量”。麻醉的有,沉沦的有。我们这代不撇清,下一代也会帮着厘清。言(籀从辛囗,方邑,讹口),最后都是本地遗留物,汉诗具此先天性。杨政的“地接诗”其意义在此。至少,他比同代人,更多地懂得,有时,恰好是真正意义反对的东西,才孳乳思想的硕果。所以,也就比别人更了解上代俊友,习惯于偶像类的“小柏”们,心急火燎,点亮过哪些词语(杨氏诗,特别注意筛淘过滤这些带菌的词语),消费过哪些牺牲。作为非人化的代价,经他的“拟情”叙述,尤其是这些“地接诗”,很清晰——至少在我看来,也很快就复原了我们这代“反常化”运作的线索,永久的君主与受难者,演绎那种大家习以为常前进的生活方式,如此持续的痴迷,于今后,绝不该显得无关紧要,否则,就又会重蹈人人问难此社会淤滞不前的轮回:

我要对宿命保持着蔑视吗?
和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精神的忍耐
去和它相抗?

  (普希金《预感》)

  杨氏于这组真正造成“第三代”(若真有这玩艺)质变的诗篇,表达的是一种吾民最缺少的历史感悟与警觉,——“异质性革命而同类化”的警觉。与“小柏”们曾一度无所适从表现的“白色情绪”截然分开,故然可视为“反英雄主义”的。虽他这般年龄的诗人,也不是没有以其它方式表现过“反英雄”的气质,但,多只简单化地表现为一种“逆向关系”(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关系,犹如“山寨”关系),——比如,上和下,左和右,内和外……诸如此类,唯物辩证法,新瓶旧酒。被杨氏讥为“乔装的对立统一”,或“发痒的客体”。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狐狸和刺猬的故事,我们也很熟。但,“祖国的气息破空而来”,传统意识形态化的“无影灯”,则未必大家都熟,都反感,甚至,更糟:反常化的内驱系统(也是系统,亦如“新左”),只不过把诗歌毫无才华的“引车卖浆”,逆转为街头当众撒尿,造谣中伤,滥用自由、判别权(注意法国大革命的丹东),这些“革命泛起的红沫白沫”,如今还得加上黑沫,与更狡猾的“灰沫”(骑墙者),“美丽”泛滥在什么样的群体间,一定是有规律的,窥穿了,仍然是革命那以贱治贵的“缁衣正被我们穿着”,宏观而论,仍继续“演砸自己”。因为,他们表演的依然是身体的放纵,假公平而以暴易暴社会无等级之分(分工意义的)。颇似神话中的刑天,砍掉了他的脑袋,他却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嘴,唯剩脑残,继续手舞足蹈以取彼、斧削为生,膜拜数代本无需反感而不得不反感的金钱和权力。然而,普世利民社会的进步,诉求,虽艰涩,却并不以此为轨道。所以,“文化失重感”,或直接的因袭冲突,其损益,有时恰好又在50年代之后的诗人那里表现突出,效颦有,巧取蔑踪有,俗不可耐,形残智陋有,哀矜无喜真思索的也有。诗学黏了西洋记学,人文精神,遂诀于利民利己间的平衡。但,毕竟环境恶化甚久,作为毛时代的思维载体,危巢岂有完卵,故达名而泯劣痕,几乎痴人说梦。除非,你有剜目的金盆子,或自生一套封闭“美学”,衍理非智,自家誖惑,也誖惑大家。
  记住,曾有过的法西斯社会基础,就是群众提供的一切非理性的习俗。如今,化学、土地、生物、社会、政体、精神的混合自戕,就是个证明,当然,我们也可看作是此文明濒临晚期才会出现的文化征兆,——同时,也是分崩离析之社会结构性地低智化表现。这在杨氏于“地接诗”后完成的《苍蝇》里,有浓烈的表现。50年代诗人的作品,一直是杨氏这代的营养,或也是被捂着变质的包袱,或跩人的梯坎,也未必不是不得不吞的“金苍蝇”。古老的土著,迷信是成群结队的亡灵变作苍蝇。张枣、柏桦都写过《苍蝇》,注意,绝古霸气续之专制又好诗文的毛氏也写过帝国主义的“苍蝇”,叙之“嗡嗡”:

我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
我想深入你
我迁入你的寿命和积习
灾难的气味多难闻

  (张枣《苍蝇》)

  张枣赋予了这个文明压缩体一种脆弱的生理气味,相恶而相交(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曾予这类最严厉的惩罚:水上的蠓虫把位子让给蚊子的季节),故生出各种奇妙的妥协来,却从未细盯泥近自己的内部动静,察以毫末,昏懵懵地,便享受了一场它所赋予的死亡美学。诗人只假以是亵,分享宿命的细菌。而杨氏,则只对“嵯峨的内心”感兴趣,这是其过人处。所以,他于此作运用的隐喻,也可称作“赫拉克利特式的隐喻技巧”(曼氏语)。透过这只广泛革命后效的“苍蝇”,着眼的是其“透明度”,属生理范畴本身。与“透明度”相干的,则是“梗阻现象”,发明起来,便是“苍蝇吸纳现象学”。
  吞苍蝇,是个很恶心的动作。病菌惊人,渺小,能量却大,堪比“乌云的胖子”,故谁也不会开口笑纳这家伙。除非,我们被啥事物猛地惊吓得目瞪口呆,比如“黝黑的子弹”,比如“杀猪匠”,再如阴盛阳衰的“血肉灿烂”——自戕互嗔,存在主义的“恶心”……诸如此类,空气突然淤滞,倒抽凉气,才可能囫囵吞下这苍蝇。一旦苍蝇附体,遂成肮脏猪圈里“太袖珍的魂魄”。这种广义的“政治惊骇”,于50年代的人,与生俱有。于60年代的人如何,不尽知。但通过此作,或多少可了解点,英雄如何瞬间成了亡命徒,可吞蝇自亵,还能蚌病成珠。这里,我们又见了“地接诗”中那些“厌世者”,成堆成堆的,但,已转为“腹诽之士”,其微妙就在,他把苍蝇看作是前仆后继的“失血者”们,虽鬓眉互换,与江山易主一般,揭竿而起,却很容易犯青春狂热症,也容易误入歧途。最后,宿命所在,或许还有违自家初衷。他在《忆南京》用了“钱谦益们”,以换喻“小柏们”。这有些勉强。因50年代的诗人,并没有经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法同则观其同。有些小小的违逆,那实在是不能称其为“英雄”的。没有条件,成其为事,或还可以。
  所以,我一向并不怎么赞同,把一切的社会恶果,不分青红皂白,都归于环境,或时间,这样的话,所有的苍蝇,非人化的语言行为,强人时代的膜拜价值……便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下,我们也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杨氏“地接诗”,最主要的是以“文化宿命论”为主要叙述线索,“抒情”与“叙事”,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区别,而非修辞学。但,在枯燥乏味的毛时代之后,人们渐渐又开始崇拜起修辞学来。我们见到更多“诗歌的熟练工”,磨叽了一辈子,无非仍然是那抽离了自身、也抽离了现实的“抽象”,两代人的“时局(怕都)是一把乱牌”。以前有过的“伪善的读者”,现在恐怕要改作“伪善的抽象”。恒久进步的抽象之下,固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历史悠远的怀疑主义的人们,模棱两可,常说,常爱着的一种命运。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