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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吕克·南希:瘫痪的进程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02-09  

让-吕克·南希:瘫痪的进程

陈庆



  在1889年1月的都灵,尼采并没有消失,他只是瘫痪了。“进程性瘫痪(Paralysis progressiva)”:这是当欧维贝克将尼采带回巴塞尔时,精神科医生威尔对尼采做出的诊断。尼采瘫痪了十一个年头,僵死地存在了十一个年头,这占据了从他首次发表作品到他的死亡间的三十三年时间中的三分之一之多。这种瘫痪首要地并不是一种停滞、一种废止或者一种拆毁。它首先是一种展示(presentation)。它以一种他困陷其中的姿态和形象,将那个它所击中的人展示为僵死不动的,并且它渐进地完成这种展示,在牲礼(offering)的程度上,使那个人成为绝对不可变的,成为覆盖在它所终结的事物之上的一张死亡的面具以及不朽(但正像彼得·卡斯特在文字中提到的,当尼采出现在耶拿的诊所里时,他的脸便已经变得“像一张面具一般”)。
  尼采于瘫痪中的姿态与形象正是上帝的姿态与形象。他,这个揭晓并宣布了上帝之死(而不会再有复活)的人,“以上帝的假面(in persona Dei)”的方式死去:上帝比自身活得更久,但却是以瘫痪的方式。
  或者:上帝并没有死于尼采的宣言中,死于尼采的文本中(在文本之中,谁又曾经以非虚构的死亡方式死去了呢?)。上帝通过尼采的死而死亡。并且持续了十一年,这种进程性瘫痪同化了上帝和他,这个不再写下一词,不再说出一语的人。上帝最后一次复活了:瘫痪了,疯癫了,隐世了(alienated),如此这般地固化在预期的死亡(先于死亡自身的死亡,不会停止先于自身的死亡)的姿态中,以至于他永远不能再次复活了。因为现在死亡对于他来说不再是绝对的意外,对于那种意外圣灵凭借着一种仍然属于绝对的力量,知道如何去面对并超越。而这次,死亡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存在自身,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剧场(théâtre)。
  在1889年,上帝不再是简单地死去了,像他曾经死去的或者在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一书中死去的那样。也就是说,死亡的品性与状态不再是简单地被归属给他的存在,那样的话,他的存在将承受它们,并且也许最终会反过来将他的某些神性的东西输送给它们。而是死亡是在他的存在“之中”。(尼采曾写道:“‘存在(Being)’——我们不认为它可以与‘生命’的观念相分离——死去的东西怎么会‘存在(be)’?” )
  换句话说:“上帝死了!”这一呼喊,在1889年,不再允许自身被那种含糊不清的、局限性的回声所完成:“从根本上说,只有道德的上帝已经逝去了”。因为这个回声指责“上帝死了”这一表述只是一个隐喻,并且赋予了上帝的另一种生命或者另一个活着的上帝以权力,即赋予了超道德的上帝以权力。然而,现在上帝确实是死了,他的存在被废除了。这是为什么不再有任何声音宣布“上帝死了”的断言,因为已经不再存在任何可以让我们对其作出断言的主体(“现在,在这里,谁会是那个我们可以断言它的死亡的主体呢?”)。毋宁说,存在着上帝“自身”,那个不再言说他自己的死亡(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言说)的主体。相反,他用一种疯狂的、分裂的以及进程性的瘫痪的声音,给出了他自身的同一性,因为这种同一性已经不再存在。我们不会再听到一个有所说(上帝死了)的句子,我们只是听见了某个人再不能言说自身,因为他已经不再存在,他消隐在他哽咽的声音中。
  当那个疯子呼喊出“上帝死了!”,人们听到了某个人的声音,以及他的语调与口音。那是尼采,这个《快乐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的声音,并且从总体上讲,那也是“‘自由鸟’王子(Prince Vogelfrei)”的诗意的、美化的声音。但在这里人们再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那并不是一种匿名的语音,它仍然是“尼采”的声音,但除了这个名字的涂抹与消散,它不再宣布任何东西,除了它自身的起源与辐射的源头的漂移与紊乱,它不再宣布任何东西。它不再言说,它徒劳地形成音节(声响,名字),也许这会为它赢得词语能够被言说的位置。但太迟了,它已经失去了言说的力量,甚至将言说作为不可达及的事物而体验它的可能性也已失去了。通过言说,它不再把自身呈露给语言以及话语的考验(éprouver ),也不会将自身作为一个结果呈露给沉默的考验。它揭示了超越了语言自身的,或者在语言自身之后的一种语言,在那里名字是无限地可互换的,而不再命名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在那里意义的运作立即消解在任意性的界限中,并且被封印在一种被阻塞的必然性之中。那是上帝的声音,在“上帝死了”现时所意谓的范围内:不可命名的名字本身,它侵占了所有的名字,它瘫痪了语言以及历史,并且它以这种方式呈现自身:一张表达着死亡的有生命的嘴巴。(在完全停止说话之前,也就是在1892-1893年间,尼采曾经重复着这样的短语“我死了,因为我愚蠢”,或者是没有语法的另外一些:“总之,死去”。)
  上帝死了,但这次那不再是新的消息了。它是对这已死者的展示,这是为何不再是为我们展现那些作为掩饰着上帝的缺席的坟墓的教堂,像《快乐的科学》中的疯子所做的,都灵的场景则向我们展现了某个“参加了自身的两次葬礼”的人:上帝将自身呈现为已死的,并且他的死亡以一种绝对在场的方式使其自身呈现,不同于所有他之前的在场模式,不同于他之前的再现或缺席的模式。这一在场无法被忍受:上帝的缺席唤起了渴望,但是上帝已死的在场以及它的声音的在场瘫痪了。尼采便是这种在场的名字与身体。与基督或作为他的附属物相反,他是已死的上帝的道成肉身,而不是活着的上帝的道成肉身。另外他不是圣子,而是圣父:
  毫不客气地并且好不谦逊地说,我是历史中的每个名字。和我使得它们诞生于世的孩子(应该是指尼采出版的书籍)一起,我不无怀疑地设想是否所有进“入”了“上帝的国度”的人也是“出”自于上帝的这一说法并非事实。
  在都灵,上帝这个圣父直接地被肉身化了,没有经过中介(并且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健康的中介者),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一个它可以籍以穿过死亡并从坟墓中复活的中介者。不再有任何坟墓。而是在街道中央,在完满的姿态中,在完满的剧场中,在写给卡斯特或者布克哈特的信件中,上帝将自身呈现为死者。他被肉身化为死者,或者肉身化为死亡本身,这种在瘫痪中呈现自身并且先于自身的死亡。上帝呈现为死亡,那便是上帝呈现为“无(rien)”,或者呈现为在这“无”中僵死的悬停,这“无”严格来说并不能被称为“死亡”,因为它并没有同一性。毋宁说,它带走了所有的同一性。在上帝的成为-死者(devenir-mort)之中,上帝的同一性被拿走了。它在他(已经变成上帝的他)的同一性的遗失中遗失了自身,用所有历史的名字侵占了所有神圣的名字。尼采的瘫痪呈现了已死的上帝:他并不再现他,因为已死的上帝的可信的真实性并不是建立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它可以将“尼采”作为自身的代表或者作为自己的形象。相反的,已死的上帝在那里“存在”,因为尼采的瘫痪(这是他的死亡的先行)呈现了这点:不存在上帝,或者在那里所有属于“上帝”的事物都是在死亡中并且是作为死亡的。除了由所有人类的死亡所呈现的东西,尼采没有呈现其它什么,简单地说,那便是死亡,并且“上帝”甚至在存在之先便已经浸入了它。(上帝沉浸于它,那是因为上帝是被构想为不可命名的死亡,是在一个名字下被构想的死亡,并且是被作为这个名字的呈现而构想的死亡——死亡呈现了被命名并被呈现的在场的终结。)
  通过尼采,并且在都灵,历史中的时刻发生了,在那里死亡先于自身显示了它“是”什么。直到那一刻,“上帝”总是意指着(自从有着一个“神”的存在)死亡“并不存在”,并且上帝一直是无限地占据死亡的那个东西,他事先收回了从死亡而来的它的猎物,授予死亡的只是必死的运作的假象(simulacre)。那便是为何一旦这种含义被废止了,一旦自身已经确立了几个世纪(或者上千年)的意义(sens)触及到它自身的界限并且进入终结,一个时刻便来临了,那是在都灵,在那里正是死亡占据了自身并向自身显现了它的所是:瘫痪以及死亡。
  不再是“死亡不存在”,而是“死亡的存在是非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也是如此”。因此上帝不再先于死亡,并且也不再让其进入自身从而抑制它或者否定它。毋宁说,正是死亡在他之中先于了它自身。因此上帝看到了已死的自身并且将自身呈现为死者。(让保罗,这个尼采阅读过的人,便曾写过《基督死亡的话语,上帝并不存在》这样一本书。)上帝将自身呈现为一个瘫痪的创世者,一个创世的玩笑的创始者:“我就是那开了玩笑的神(son dio,ho fatto questa caricatura)”。并且这个玩笑是上帝的玩笑。上帝将自身公示为他的玩笑,因为他并不存在。当尼采在都灵拍打过路人的后背并且告诉他们“那个开了玩笑的神”,他展示的正是他自己,因此他说:“我是上帝,正是我开了这个玩笑,这个留着大胡子,四十四岁上下,穿着他学生的衣服四处游走的人,因为不存在上帝,因为我不存在。”但如果他仍然是历史中的每个名字,那意味着贯穿了所有那些名字,他是它们的起源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超验记忆的名字,即上帝的名字,但同时他也“仅仅”是“历史的”名字,因为上帝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存在者(un être)的名字,尼采正是在通过这不可能的名字而公布自身的过程中瘫痪的。
  正是在都灵,这个历史的时刻发生的地方,它得到了显示,即上帝的名字不再是超越所有名字的那个名字,它不再是对不可命名之物(L’Innameable,因为上帝的名字从来都不是其它什么,而只是一个不可能的名称【Nom】的名字)的极端的命名,而是所有命名的空无,是在所有名字之后的一个有着沟壑(creusée)的缺席的名字,或者说它正是所有名字的瘫痪以及死亡。作为上帝,作为“已死的上帝的继承人”的上帝,尼采在给欧维贝克的书信中,呈现了野蛮的、迷离的、冻结的面容,这种面容不是属于有着一个不可能的名字的他(他至少在其自身中保留了他的命名的秘密),而是属于那个已经没有名字的他,属于那个并非名称的他,对于这个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被称呼的可能,因为他并不存在。“上帝”已经变成了某种不同于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名称的名字的东西:它已经变成了那个看到自身并不存在的人的呼喊。
  他是那个已经进入了死亡的人,是那个以某种方式在那里辨认出自身并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人。(在他最后的信件中,尼采既把自己当做死者也把自己当做凶手。他预占了死亡的两个堤岸,正是在这种“是-两者”中,他成为了上帝。)因此他很相近于黑格尔的“精神(Spirit)”,这种“精神”可以“承受死亡并且在死亡中维持它的存在”。尼采的瘫痪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同胞兄弟,或者说是它的反讽,或者甚至在此处这是一回事情,它的真理。
  事实上,这个“在死亡中维持它的存在”的精神,这个因此从这个死亡中复活以便在它的丰富性中确认自身的精神,是作为“自我(Soi)”的精神。这个自我或者说主体性是作为自身-产物以及自身-设置的存在(或者说生命,黑格尔所说的“活的实体”)的决断(determination)。在自我的存在论中,这种与自身的关系(rapport-à-soi,在现象学中则是自我意识)并不归属于一个“自身-自身(soi-même,作为一种外在的、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可能使其显示的那样)”的置放。相反,与自身的关系是先行的、生产性的。这个自我正“来自于”“与自身相关(se-rapport-à-soi)”。它是自我(ego)的基本的运作,并且已经是蒙田那里的“我(moi)”。现在,为了使得与自身的关系发生,为了使得它可以表达自己,需要的是外在于自身的时刻,需要的是对自身的否定,通过它一个自身关系能够被生产(既在建立一种关系的意义上,也在恢复一种属性的意义上)。死亡是这样一个时刻,在它自身的空洞(nul)中,它的无效(nullité)允许那个自我被中介化(médiatiser)。
      自我不能是直接的,因为直接的东西不是被生产的,是还没有生成的,还没有被实现的(对于黑格尔,事实上对于所有哲学),归根结底不是实有的(effectif)。因此,死亡是自我的实有的生产的时刻以及运作。在上帝的死亡的实例中也是如此,甚至在他的玩笑的必死的瘫痪中也是如此。然而,由于这种差异,现在被生产的东西是对立于一种产物的:它仅仅是生产的诉求(L’instance)的再生产。这个瘫痪的自我并不呈现从死亡中复活的主体。相反,它把死亡呈现为这一主体的真理。它呈现了在它的轨迹中(在这个轨道中,形而上学会再现为一个动作,一个过程)停止的死亡自身,死亡瘫痪了;并且它把这种死亡呈现为主体的真正的主体性。那也是现在在“我是上帝”这句话中上帝所意谓的东西,那也是掌控着这句话中的讽刺或挖苦的意义,也就是说,疯癫的意识。一种有意识的疯癫中的疯狂意识构建了那个已经瘫痪的主体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应该误解这句话。一个人很容易会在其中看到一种神显(theophany)的宣言。一个神将逐渐显示自身,并因此宣告他的来临。无疑直到都灵,尼采并没有等待其它什么(他曾感叹:“依然有着如此多可能的新神!”)在都灵,他是在我们的历史中首个知晓这种神显将永不会发生的人。但无论它可能发生还是不可能发生,无论它曾经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确定的是,它不会伴随着这句话而发生。无疑地,一种神性的显现并不需要在一种自身阐明中被宣告或被反映。在这样一种神显中,一种非生产的即时性被立即重新解释了。(对于神显的文本的细致阅读将会指出它:当上帝宣示自身并且说“我是上帝”时,他应该“已经”在心灵的或灵魂的最深处被认出了;他的神性已经呈现了自身,否则的话他的宣言将不会被理解。)“我是上帝”是某个看到他的神性已废止的人的宣言。
  另一方面,那是一个确认了自身先于他自己的产物的主体的宣言。他确定他已经控制了这种自我-关系的运作,这种自我关系因此并不会先于它。实际上,那无非是自我关系的逻辑达到了它最严格意义上的极点。在这个极点上,结果证明了主体与那个被他的生产所要求的空无时刻是同一的,那是自我生产的必要的、不可能的时刻,在那里“自身”是无法达及的,或者说是永远不能达及的,那是纯粹死亡的时刻。“我是上帝”意谓着“我死了”。这个新的宣言并不是说这个“我”已经失去了它的活的属性,而是说这个“我”从来不拥有这种属性,并且它永远也不会拥有它。那意谓着自我关系的自身-建构与死亡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作为一种死亡,它便不会出现。这一死亡并不是不可预期地发生在某些活的东西上,而仅仅是死亡无限地先行于自身。因为只有死亡真正能够做到这种先行。并且同时它揭示了这种先行(主体建构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自身-先行)除了一种瘫痪,不是也不可能是其它什么。自我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瘫痪,这一真理可以如此来表达:“只有死亡是自身-生产的,但因此它什么也不生产”。
  这一真理也早已经在笛卡尔那里存在,那是当他认识到“我在”也属于疯癫时。那是归属于盲目的明晰性的阴暗的真理,这种来自于“我思”问题的盲目的清晰。也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真理,黑格尔一度认为自己要疯掉了。正是通过它,在接下来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之后,上帝进入到了尼采的“进程性瘫痪”中。
  在都灵,通过一种笛卡尔的明晰性的最终的内爆,或者通过一种“在死亡自身中保存自身的生命”的最后的惊厥,尼采意识到的是“一个人可以永恒地死”,正像他自己曾写下的。换句话说:主体无非是死亡,也就是说无非是“他的”死亡。但这并不涉及到一种主体的死亡。这涉及到:在自身关系的绝对的体制中,主体性并没有实现或者呈现其他什么,而仅仅是它自身的缺席。但这种缺席是如此是“它自身的”,以至于它根本不是一种缺席。也就是说,那并不是某物或者某人(可能之前在那里已经存在过的)的在场的缺欠,而是在它的独特的展示过程中的一种在场的消失。黑格尔说主体便是:“存在……它并没有外在于自身的中介,它就是这种中介自身”。现在,死亡是中介。在死亡中并作为死亡,主体实现了并呈现了自身:在开始移动之前便已经僵死了、瘫痪了;它的目光被固定了,并且不是被固定在被呈现给它的空无上,而是被固定在它的在场的非现实性(正如黑格尔所说“正像我们可能称呼那种非现实性的【irréalité】东西为,死亡”)。主体参加了他自身的葬礼,并且参加了两次,因为事实上这种被阻塞的神显无尽地、徒劳地重复自身。
   “我是上帝”这句话正是对这样的知识的传达,并且“上帝”这个词操控着主体(Sujet)的去命名化(de-nomination):它没有名字,它贯穿了吹散了所有名字的历史之中,贯穿了带领所有上帝的儿女以及它自身回到了天堂的空无中的历史。瘫痪冻结了尼采的面容,因此他的这种缺席的特质再也不能被铭刻于任何物、任何地方,他不再会留下印迹(最后的那些信件仅仅是一种遮蔽、涂抹那个叫尼采的人的印迹的方式。)对于尼采,与其说他被死亡所带走或者被从死亡中带走,不如说死亡的力量事先便达及了他,因为他不再存在。十一年之后的死亡自身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并不会斩断尼采的生命的进程,它仅仅是确认了上帝是什么:完满的黑夜的绝对的、空无的自身-知识,在这个黑夜中这一主体生产了自身,也就是说瘫痪了自身。
  去想象这十一年间,那一定存在着的在自我与所有内铭写的涂抹之间的对抗中的阴森惊人,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想象一种奇特的欢愉,甚至一种闪光的喜悦,不是在这个黑夜“之中”而是紧挨着它,作为一种在尼采的眼角中的极弱的微光,这也是不可能的吗?这是赋予了大部分的都灵信件以活力的愉悦,例如,在给布克哈特的最后一封信中,那是在他指出自身是上帝这一创世者之后:“我赞颂不死者们。都德先生属于第四十个(M.Daudet belongs to the quarante)”。这也是他写给彼得·卡斯特的便签中的喜悦:
                                          
都灵,1889年1月4日
致我的艺术大师皮尔特罗阁下:
请为我唱一支崭新的歌:世界光明,所有的天堂充满了喜悦。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这种喜悦,这种由词语与诗人的欣喜所歌唱的喜悦从何处而来?天堂出于什么理由而欣喜?严格地讲,因为上帝已经离弃了它们,并将自身固定在主体的浓密的黑夜之中。天堂中没有了自我,没有了至高的存在,天堂从主体性的必然中被释放了出来,也就是说从存在的自我生产与自我置放中释放了出来。放置在它处(这是为什么说“世界”是光明的),这是为了它们新的真理而敞开的天堂。不再是支撑着世界的住所,而是世界无原因地被抛掷于其中的自由的间隙,就像由一个孩子的游戏所抛掷。这个孩子仍然是一个神(pais paizon),赫拉克利特那里的孩子神,正像尼采所称呼他的那样“宙斯,世界中最大的顽童”。
  但这个孩子神并不是上帝,甚至不是一个小神。它是世界的游戏,它的存在不再是主体。并且这个游戏也并不是游戏:它是在一种自由的间隙中的这个世界的偿付,因为这个自由的间隙不仅是让它摆脱了自我的瘫痪化的强制,同时也赋予了它一项使命:“唱一首崭新的歌”。尼采并没有唱这首歌,他让其他人去唱这首歌。他一边说这句话,一边疯狂地笑,一边笑它,笑瘫痪的上帝——向着这些欢欣的天堂而转向的沉默的笑。
  对于他,这些天堂不再是一个人死后到达的那个天堂。在这里,死亡也被收回进无意义,现在不再是因为它在瘫痪中先于自身,而是因为将要达及的生命,总是已经在向着它到达的途中的生命,不再(在它之中)触及到自身的中介的时刻。这个生命不需要中介化自身以便以一个主体的形式获得它的实体。它只是简单地将自身呈露给它的终结,正像它已经被暴露给那个世界的游戏的间隙。它的终结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在它的间隙中它内铭写了一个名字的印迹(在这里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每一次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每个历史的名字,一个独一的印迹,一个其边界每次重新在世界的整个间隙中运作的界限,内铭写它自身。每个名字,每一次它的主体进程性地瘫痪时,都立即再次打开了这世界的整个间隙,或者是打开了,也就是说内铭写了一个新的间隙。一个广袤的共同体的间隙,其“历史”不是由一种“终结”的完成组成的,而是由让新的名字、新的歌唱无尽地浮现组成的。
  与基督教的阅读方式相反(并且也许与所有阅读这个文本的可能方式都相反),像尼采所意愿地那样读它,那么在《福音书》中的“死亡不是一座桥梁,也不是一个通道”,就是因为“上帝的国度”不是某种人们必须等待的东西,它没有昨天也没有将来。它并不到达一个“千年”,它是一个心灵的体验,它无处不存在,但同时也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此死亡事实上便是“终结”,在这种意义上尼采的欢欣并没有说明其它什么,而仅仅是他的瘫痪。但由于这种瘫痪或者说这种终结是无尽的:它让主体的凝视固定在它的虚无的来世。当尼采的“心灵”被从上帝释放出来的这个国度的欢欣充满时,在那里的所有存在者都像孩子一样,仅仅是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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