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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回地:同时代人的当代性:对异质性存在的呼唤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5-10-29  

回地:同时代人的当代性:对异质性存在的呼唤

        ——在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
 
  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概念让我们称呼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状态法。
    ——卡夫卡《箴言》
 
  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烙印是我的疾患,但同时也是我生命力的激活剂和兴奋剂,我可以借此获取灵感……
    ——凯尔泰斯·伊姆莱《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

 
 
一 
 
  将“成为同时代人”作为一个诗学研讨会的共同主题,与作为一个诗人的个体对自身写作提出当代性和同时代的要求相比,前者显然更有着召唤某一精神共同体(共通体)出场的意蕴。在这样的召唤中,“成为同时代人”(抑或“成为当代人”)的祈使语气,有了某种行动和责任伦理的色彩。
  是怎样的一种责任伦理?
  首先是抵制时代生活的同质化统治。
  诚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二十世纪的一场“进步风暴”,以强力裹挟着历史中天使的翅膀,篡夺着他的自由意志,将他拉向他背对着的未来。在进步的名义下,现代僭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国家和人类公义之名,以历史常态的书写速度,涂抹着受压迫和奴役的个体血肉。
  因此,对同时代人的召唤,在此意味着:终止同质化历史书写;绽露异质性。
   “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
  同质化的历史观,以及貌似“客观和实证”的知识观,一如东方式一贯的专制主义及其孪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毒害着我们的生命,瓦解着个体的存在感,及对于当代的判断力。如今,在这片“集体主义”、“进步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依然有效的国土上,技术官僚、利益集团和专制寡头,为民众打造着一个个足可容身的“人造洞穴”——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以前就预言,人类以“历史与正义”之名设计了金碧辉煌的琉璃大厦,自己却蜗居于大厦旁的鸡窝或逼仄棚户之中。
  后来,在比较相通的意义上,在政治哲学的维度,犹太裔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将类似的现代人造景观,命名为现代人得以居住的“第二洞穴”——这是一种人为打造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貌似“客观”的居所。而人若要再次获得真理和生命,则必须再一次倒爬着返回人类先祖和哲人们拥有的“第一洞穴”,也即“自然洞穴”。在“自然洞穴”中,政治生活、哲学问题、诗学问题,以及政治哲学问题,得以再一次坦露原初的根基,诗人、哲人、政治家、民众再一次面对赤裸裸的真实处境。
 

 
  赤裸裸的真实处境,未被任何意识形态装修过的人的原初处境,是当代人和当代思想应该不断返回和追诉的地盘。当代人是一个集成的灵魂场,当代人的灵魂磁场,感应、交汇了当下的、近代的以及古典灵魂的各种对话、质问,各种幽灵和冤鬼,各种能量的隔岸眺望、珍惜、辨认与失而复得,以及遭遇历史性拐骗以后,灵魂再一次复归的各种正当性诉求。
  当代人身上,不时回想着各种近现代和远古幽灵的诉求,各种父辈幽灵们的强烈质问,以及被“历史必然性”压抑的创造性和可能性。这是中国人必然承担的哈姆雷特处境。这是当代的诗剧语境之一。
  当代人将如何偿还这些幽灵的宿怨和债务?
  比如,在中国现代语境中,主权国家和政体对于“人民”的承诺,在历史书写中的变异,就是一个例子。“人民”在历史书写中,从原有的历史道义论的正面脚色,不断被篡夺、删刈,直至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幽灵一样的,几乎已经被取缔了的存在物。当“人民”的幽灵,出现在所谓“群众路线”中时,它又一次被经历了构建。
  在八十年代末,诗人和诗论家骆一禾的思想中,“人民”是一个活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革命,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意识,并且呼唤着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
  骆一禾还写道:

  “在觉醒的命运中,文化的历史活动,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历史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或存在着这种潜能。在领略到它以前,我确认自己的迷失。”

  骆一禾的思想,也许会带有某种八十年代的整体主义的痕迹,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思考,对于我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的藩篱,依然具有警示意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整全意识”,在后现代主义以后,已经与我们完全隔膜。
  回到关于“人民”的问题。政治哲人阿甘本认为,人民,“是那个永远已经在的东西,同时又是那个有待去实现的东西”,作为政治理念的“people”(或“mass”“multitude”),便是多元断裂点上零碎的个体所凝聚而形成出的一个“共同的表面”(popular surface,或译为“人民的表面”)。
  阿甘本认为,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构建物,在共同体的“原始结构”(original structure)中,有两种“人民”—— “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共同体的分隔性结构(structure of separation)。大写的人民(the People)指向共同体的政治-司法存在;而小写的人民(the people)则是以被排除在这个政治-司法存在之外的方式而被纳入到共同体中的所有人。阿甘本称这些被排除在政治-司法存在之外的小写的人民为“赤裸生命”(bare life)。这一赤裸生命,有着祭祀的牺牲品的性质,是被暴力地祭献于所谓的神圣主权的祭坛上的一个个祭品。这一语境,我以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相当有效。
 

 
  什么是“当下”(或“现时”)?如何抵达当下?
  阿甘本在《什么是当代人》中写道:“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而是向当下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在另一个译本中,这后半句翻译为:“回到现实内部的一个我们绝对无法生存的空间(lightwhite 译)。”有意思的是,“无力经历的部分”与“无法生存的空间”,在汉语中构成了某种奇妙的对应。
  在两年前的一次写作中,我对这一“无法生存的空间”有过一种逼近的相似体验。在那次诗歌写作中,我把这种体验命名为——“活埋”。而且,那次写作体验的动机和引擎部分,也正好是以一种对“考古学”背景的想象中发动起来的:我想象同时代人的“活埋”处境,以及正在被几百年以后的某一队考古学家重新挖掘,所以,就有了第一句:“我遇见被活埋的人……”。当然,我的写作肯定没有抵达作为思想家的阿甘本所抵达的深度:这也正是我作为一个诗人那些尚未“经历的部分”。
  “阻碍我们通达现时的恰恰是我们以各种理由(其创伤的特点,其过度的亲近)从未努力去使之活过的成群事物。对这种‘已死之物’的关注就是当代人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当代的人就是回到我们从未抵达过的现时。”(同前引)
  所谓“我们从未抵达的现时”,与“未曾在场”,“无力经历”,“无法生存”,在阿甘本的上下文中,几乎是相同的意思。
  而我们“从未努力去使之活过”的事物,也正是我们“未能经历的那些东西”。他认为,对这种“未被经历之物”的关注,就是同时代人的生命所在。
  因为,同时代人有责任呼唤出这样一些未曾活过的,或未曾经历过的事物。
 

 
  “当代的人把时代的黑暗当作某种关注他的东西,当作某种从不停止吸引他的东西。黑暗是某种比光明更直接地、更独一地转向他的东西。当代的人就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
  凯尔泰斯·伊姆莱,通过他的写作表明,他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中的一位。他那低回不已的、幽灵一般疑虑重重的写作,迫使你不断“回到现实内部的一个我们绝对无法生存的空间”。
  奥斯维辛,是那一个“绝对无法生存的空间”的专有名字。
  在那里,“我们从未抵达”,“从未在场”,也因此就从来“无力经历”。
  在《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的一篇日记中,凯尔泰斯·伊姆莱哀叹自己“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工作了”。但接着,他忽然写到了列宁的死因:中风,以及引发列宁中风、瘫痪的一个细节。
  这一个后人几乎无从知晓的细节,突然在作家的笔端跳出来,插入了历史之中:
 
  “……夜莺总在凌晨将他从梦中闹醒。就在这样的一个凌晨,他冲进院里,开始轰赶夜莺。他从地上拣起石块朝它们掷去。突然,他感到自己再不能举起石块……他瘫痪了。这是不能被扼住喉咙的夜莺对伟大革命家进行的高雅、轻盈、然而却像花岗岩一样坚强的复仇,这是艺术家的复仇。”
   
 
  一个曾经主宰历史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创造人类历史”的伟大导师,其肉体有限性在夜莺们的歌唱之前毕露无遗。夜莺的轻盈歌声无情地嘲弄了历史巨人的暴力。他那瘫痪的胳臂,在夜莺飞离后的旷远天空下,突然枯竭为一根石头。
  对于历史,当代人能够“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来读解”,“能够依据一种必要性‘援引历史’,这种必要性绝不来自其意志,而是源自一种他无法不回应的紧迫性。”(同前引)
  或许,这样的一种紧迫性,正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显得日益尖锐起来。
 

 
  去成为!这是一种召唤。但,召唤这一行为的主语是谁?
  去成为!意味着“我”在成为(to be,是,being)的进行时态之前,抑或之中。
  去成为什么,这是一个行动,是对行动的再一次召唤;去成为什么,先得舍弃当下性中的“什么”,得为那个“成为”的行动付出代价。不然,就不能“成为”,就依然是“无物之阵”中的僵化者,或“第二洞穴”中的迷失者,或档案袋里“面貌良好”的“群众”,而“泯然众人”。
  当阿甘本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我联想到,一个人肘关节突然脱臼,或者被强力牵拉后,骨肉撕裂的剧痛。我们与时代的关系,可能正是一截即将被撕裂的骨肉。因此,同时代人与时代发生错位,而正是在这错位中,同时代人将认出自己:他何以作为自己,何以被某种声音召唤,进入某个未名的共同体。
  因此,成为同时代人,是一种发生位移中的对共同体的召唤。只有在那里,他,或她,作为个体,获得作为个体的个体性,以及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共通感。
  但我们如何能够确证,这种共同体的共通感不是一种错觉或幻念?抑或“中国语境”下的哈姆雷特,他的身影正飘忽于当代的影子诗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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