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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茨维坦·托多罗夫:论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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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5-03-18  

茨维坦·托多罗夫:论蒙田

周莽 译



  蒙田是古今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他阅读过所有古人之作,而所有的现代作者都会读他的作品,对于任何研究法国思想史的人来说他是确定的出发点。
  首先,蒙田代表着一种人情味的自主形式:他希望能够与他爱的人们一起生活,而不是同那些将习俗强加于他的人一起。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你在空间中和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是预先确定的;出生地就是你的自然框架,要终生与之联系在一起。然而,蒙田肯定地说他宁愿要自己选择的东西,而非强加于他的东西,宁愿想愿之物,不要给定之物。他写道:“我不大喜欢自然[天生]本色的甜美。我觉得任何新的知识和我自己的知识比其他的邻人的共同的和偶然的知识更有价值。我们共同获得的纯粹友谊通常胜过气候或血缘的联系[族群]让我们与之相连的那些友谊。”人不是扎根的植物,他们有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的自由。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蒙田而言,我们具有一种本性,但是本性是矛盾的,因为本性就是让我们自由。
  友谊反映我们的选择,友谊比仅仅由血缘纽带强加于我们的关系更值得重视。按照《圣经》的规训,人应该离开自己本家去建立新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子胜过父母(《创世纪》,2,24),蒙田不仅限于重申这规训;他肯定说,就个人而言,他的子女不如朋友可贵——这始终是出于同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所选之物胜过强加之物。他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乏不近人情的见解;他喜爱精神上的子嗣即书籍胜过自己的亲生骨肉。如何解释这些决断?对父母的爱为一方面,对孩子的爱为另一方面,两者的不对称性是具有启示性的。为何我们爱子女胜过爱父母?这是因为爱子女不是选择的结果,蒙田这样解释,它是出于本能,即存留物种的本能。我们爱子女,不论他们怎样,是好或是坏,可爱或是可憎。我们这样做,与禽兽没什么不同。相反,一旦我们成人,便没有什么让我们对父母有这样的爱。如果我们对子女的爱必须服从判断,那么我们会更爱他们长大的时候而不是小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前因后果来进行判断),我们会仅仅依据他们的功过来爱他们:“因为,如果如同我们这个世纪大量滋生的那样,他们是些狂暴的野兽,那么就必须憎恨他们并且避之唯恐不及。”人们可能质疑这种对子女父母之间关系的分析的恰当性;但对于蒙田而言,善不在于服从自然(自然是属于禽兽的),而在于摆脱自然。
  其他基于血缘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关系不是经过选择的,在这一点上讲,它们是不完美的。“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亲人,但这是个凶悍的人,一个恶人或一个傻瓜。而且,越是自然法则与义务加于我们的情谊,越是少有我的选择和自由意志。”这些词汇——选择、自由、意志——的堆砌表明蒙田对于人类法则(限制)与自然法则(必然)对立的这一范畴的重视。人们如此珍爱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这一事实证明我们并未离开“禽兽”状态,我们并未到达完全脱离禽兽状态的“人性”。
  对于人们对子女的依恋,蒙田还提出另一种怀疑。将所有希望和所有抱负都放在子女身上的那些人,他们关心家族世系超过关心个人,他们忘记了对自己给以应有的关注。相反,蒙田宣称,我从未认为“没有子女是一种缺陷,会让生活不够完整和不够满足”:必须生活于当下,而非未来,必须生活于自我,而非他人。“我仅限于在纯属生存必需的情况下受制于财富”:子女并非我的存在的一部分,自由是相对于这些绝非必要的牵挂的,它是一种财富。这中间存在一种新的要求,即要求被人从个体上对待,按照自己本来的样子来看待,而不是因为在家族中或社会群体中代表着什么;与此相伴的是要求服从自己的情感选择。一个16世纪的男性早已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女性,要等到20世纪。
  这种支配自己个人生活的权利不是蒙田所要求的自主的唯一形式。精神活动也应当从传统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仅仅依靠自身之力。正因为这个原因,蒙田宁愿培育 “理解与良知”,而非“填充记忆”:重复古人所肯定的东西,这是鹦鹉都能做到的,人类应当靠自己来判断与行动。对于那些“记忆满满但判断全空的人”,蒙田并不看重,按照他的那个后来变得很有名的表述,“与其头脑满满,不如头脑明白”,蒙田更愿拥有懂得“自己选择和辨析”的心灵。因为这个原因,他同样不看重书籍,虽然书籍比子女更可取:从书籍中,至少是从传统书籍中,人们找到的是知识,即来自其他书籍的东西。然而,这种知识是凭记忆之功,它自己无法成为一种目标:生活的目标,就是生活。蒙田最后几乎是在歌颂无知无识了。对于那些将所有的骄傲都放在引用某位古代作者、炫耀书本知识的人,他只有蔑视:这不再是科学,而是学究气;他更偏爱那些自得其乐的人,即使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
  这是否因此意味着蒙田“反对”记忆,就如同他的某些表述让人以为的那样?并不确切。他所反对的是记忆的专制,在这种专制下,过去的片段——古人的知识——被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总是让人有同样虔诚的态度。《随笔集》总归还是记忆之作,因为其作者从记忆中找到自己的认同和经验的结果;但是,书中记忆被用于一种超越于它的目的,即对人类命运的思考。逐字逐句的重复的记忆是过时的,但作为范例与工具的记忆,通向智慧的记忆,却受到褒扬。
  通过这种立场,蒙田表述了一种现代人熟悉的选择:反对经院知识和反对服从传统;支持理性与判断的自主。“自由七艺,让我们从给我们自由的艺术开始。”这种要求不仅关系到认识世界,还关系到善恶判断:最好由自己寻找理由,而非追随别人的权威。“以他人的肯定为基础来建立对美德行为的奖励,这是采用一种过于不确定和混乱的基础”,蒙田写道,“我有自己裁判的法律与法庭,我不向别处寻求”。之所以能够设想提出这一要求,那是因为蒙田早先努力证明了习俗对我们的作用,努力否定法律有任何自然基础:习俗是第二天性,而天性只是更古老的习俗。既然自然沉默无语,那么理性便应当发言。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到将人类行为重新引向一些严格属于人类意义的参照点,这在蒙田作品中并不伴随任何对人类的有系统的歌颂,不伴随任何对人类能力的无限信心(蒙田并非一个“天真”的人文主义者)。相反,他不急于证明人类理性是多么薄弱,人类的骄傲是多么不合理。“所有生物中最多灾多难和最脆弱的,就是人类。” “世上没有比人更让人害怕的野兽了。”蒙田对人如此不看重,任何负面的描述在他看来都有一层真理光辉。“我总体上认为,在所有古代对人类的总体看法中,我最同意的和最喜欢的是那些最蔑视人类、丑化人类和贬低人类的看法。我认为哲学只有在打击我们的自负与虚荣的时候,才是对人最有利的。”所以,并非因为人是善的或聪明的才应当让他们主导自己的事务(他们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代替他们去做。理性是薄弱的和有缺陷的;但它胜过盲目服从传统。人既不完全善也不完全恶:“善与恶……是属于我们生活的不可分离的成分”,这便是蒙田为何对教育进行思考。记忆可能是有益的,但记忆给我的是借用的知识;理性是薄弱的,但这却是我自己的:所以理性是两者中较好的。
  这种新的自由的外延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点,也许因为他在表述时的某种谨慎态度,蒙田的观点彼此有些不同。有时,他宣扬谦卑,他大大约束自由的界限,宣称“不仅是我的行为,还有我的思想”都服从公众的权威(尤其是宗教的权威)。但是,他平常的态度是另一种,确切说就是将思想与行动对立起来,前者完全自由,后者服从当下的权威。“我们应当臣服和服从任何国王,因为这与他们的职责有关;但是我们只因为他们的德行才尊敬他们,才喜爱他们”:理想同感情一样,是摆脱服从的义务的;如果国王不是有德行的——而且是我自己判断他是否有德行——我就既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智者在内心中应当让灵魂摆脱众人,将它置于自由判断事物的自由与力量之中;但是,在外部世界,他必须遵从他接受到的方式和形式。”内心自由,外在服从:这种分配似乎是明白清晰的。另一些表述证实了这一点:“意志与欲望是自身的法则;行为的法则要听从公众的法令。” “我的理性不是用来屈服的,弯曲的是我的膝盖。”
  但是,有时蒙田的视角更宽广。此处,应当回顾,在《随笔集》之前一百年,在意大利出版的一部著作常被看作新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宣言,那就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人的尊严》。皮科并非首位宣扬这一精神的,甚至也不是第一个颂扬人的荣耀、试图抑制圣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的人。然而,他的雄辩让他胜过前人。在这一简短著作的开头,他排除了传统上对人类之伟大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感官或智力敏锐、理性或美德),他最终只记取人类对于动物的唯一一个真正的优势:动物的天性决定它们的行为,而人类没有任何天性,而是自由选择他将变成什么。
  重新用前文引入的一些词汇来说,皮科否认人文主义是“天真”的(人并不比其他物种优秀),但他的表述使他接近于那些“骄傲”的人文主义者:与其他物种不同,人能够变成一切。普罗塔哥拉向柏拉图讲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在这神话的新版本中,上帝对人类说了下面的话:“亚当,之所以没有给你确定地位,也没有给你属于自己的样貌,也没有给你特殊禀赋,那是为了你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思想,去拥有自己希望的地位、样貌和禀赋。对于其他动物,它们确定的本性被我们规定的法则束缚着:你,没有任何约束制约你,让你能够定义自己天性的是我交给你的你自己的判断。……之所以把你造成既非天上,又非地下,既非有寿限,又非无寿限,那是为了让你被赋予光荣的塑造自我的独断能力,你可以给自己你喜欢的形态。”
  皮科能够如此大声地肯定人的尊严,那是因为他依据一个可敬的传统:人是一个小宇宙,自身包含着大宇宙的所有复杂性;人是完全依照上帝的形象造出的,因此属于无限。但他的表述仍然是有力的:人(此处谈到的是失乐园之前的人类)是一种可以变成矿物或植物、人类或天使的可变形之物。我们看到皮科的表述可以让人想象自主的一种极端版本,依照这个版本,人只是自由、不确定性,没有任何实在的天性(一切皆非别人给予,一切皆是自己想要的);在这一点上,他代表着“骄傲”的人文主义的一个版本。虽然,他看到了“有害的使用自由选择”的可能,他仍然将这种自由看作崇拜与歌颂人类的一个理由。
  蒙田或许不知道皮科的作品,他没有像皮科那样歌颂人类;但是,当他重新采用普鲁塔克对人与动物所做的区分,他与皮科是接近的。他的版本没有皮科的那么极端。“熊、犬的幼崽表现出它们的自然倾向;但是,人类很早就投身习俗、舆论、法律中间,他们很容易改变或伪装自己。”在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关于神的正义的期限》),他将动物的“真诚”(它们的幼崽立刻显示出遗传特征)与人类的虚伪对立起来。蒙田将原始材料的意思做了变通:在他那里,对立的不仅是真诚与虚伪,还有对“自然性”的保持与改变天性的可能。改变的便利,并不意味着像皮科所希望的那样,在有所行动之前人类什么也不是;而是意味着人类的认同在于拥有一些多元的、可更改的风俗与选择(但它们始终属于人类:人不可能选择了石头的命运而仍然是人)。所以,蒙田隐约看出克服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的可能性:人类的天性,正是他们拥有文化、历史、个人认同的能力;他们的天性在于不完全被决定。如果个体的人不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人类历史本身就毫无意义,蒙田也不会写《随笔集》:书籍是为了追寻自我,其存在本身说明对于他而言,个体不是掌握在上天手中的简单玩物。
  依托古代的怀疑论,蒙田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来临:善并非由上帝定义,不是自然中既定的,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我们的义务除了偶然性之外别无其他规则。”此处,法则战胜了自然,价值是习俗的后果。但是,不应误解蒙田的这一明确表述的意义:偶然性本身不是偶然的,它的可能性本身构成人的天性。只有习俗,这第二天性,它可能显得与第一天性一样不可动摇。蒙田不是以现代人的方式,从这种任意性中推论出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重组法则的可能,蒙田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古代人相近,认为我们有理解这秩序的自由,这秩序却是独立于我们的个人意志的,我们有自由去到达在这秩序中为我们保留的位置;理性的用处就在于此。对这些(偶然的却成为天性的)法则的服从本身可能在自由中进行:我们服从这些法则不是因为像禽兽一样我们无法以别的方式行事,而是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法则,我们选择服从。“上帝喜欢赋予我们某种理性能力,为的是我们不像禽兽那样奴性地服从共同法则,而是通过判断与意志自由来执行法则。”此处,人的特性似乎不再是理性,而是自由;理性本身是一种解放手段。
  如果每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任意的而不是由自然或上帝强加的,难道不应该让它们服从人类的判断,如果不是以判断为基础,至少用判断来做出评价?蒙田似乎要求一种彻底的自由,他写道:“当奴隶,我也应当是理性的奴隶。”但是这句话立刻被一种限制加以补充:与城邦法律有关的事情除外。蒙田要求自主,但却是一种有限的自主:他想在法律框架内自由行事,选择自己的道路,但这仅仅是对那些属于他私生活的事情。寻找最佳的政府形式以便创造一个理想城邦,他认为这是一种无谓之举,因为具体的人并不表现为不确定的天性,而是表现为拥有文化与历史的生物。必须懂得将愿想与既定条件结合起来:蒙田没有丝毫属于“骄傲”的人文主义者的地方,在关于社会秩序方面,他甚至是个保守派。“不是作为观点,而是作为真理来说,对于每个民族而言最好的治理就是现存的治理。……改变只能导致不公正和专制。”我们还会回到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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