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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沈苇:从乌鲁木齐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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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5-02-17  

沈苇:从乌鲁木齐到耶路撒冷





  我正在变成一个他。乌鲁木齐——北京——法兰克福——特拉维夫——提比利亚。从一丛“我们”当中起飞,降临到另一丛“他们”中去,我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他”。“我是谁”的问题又在脑海里萦绕回旋。变成一个犹太人?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两个隔阂民族的一个混血儿?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变成了一个虚词,变成单数的、白日幽灵般的第四人称。自我,这微不足道的一滴或一缕,已融入我跨越的群山、大地和国度。
  阿摩司·奥兹所说“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只道出了部分真理。大多的真理却像无名无姓的第一人称一样秘而不宣。在“我”不在场的远方,从来都是他者的国度,无数“他”和“她”的在场。从“口传圣经”《塔木德》中,勒维纳斯读出犹太教的精髓是“他者”、“为他人”。“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重新阐释并摆正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旅行的最高意义是对他者的亲近、与他乡的零距离接触。当我们在异国的床上醒来,匆匆穿上祖国的外衣和拖鞋,他乡只是多了一位偶尔的闯入者,异国的土地短暂地接纳了“他人的人质”。
  ……就这样,像一粒寂静无言的微尘,我降落到了加利利湖畔。

加利利湖畔诗人耶稣

  提比利亚(Tiberias)是加利利湖畔的一座小城,阿拉伯人称它为太巴列。此地与耶稣有关的传说和圣迹很多。住在镇上一家名叫Aviv Hotel的小旅馆,一只鸽子每天早晨来看我。有一次,它还飞进房间,与我相处了十几分钟,顺便吃了我带来的中国饼干(饼干渣)。当晚,入睡前阅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话:“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提比利亚与耶路撒冷、希伯伦、查法特并称为以色列四大圣城,分别代表了水、火、土、空气四种元素。提比利亚代表的是加利利湖的一泓清澈之水。这座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面积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形似竖瑟,如同加利利山和戈兰高地之间谷地中的一块翡翠。这里水草丰美,绿树成荫,生机盎然,被誉为是一个有着“含笑的大自然”和“田园牧歌情调”的地方。
  加利利谷地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区,其名称在希伯来语中含有“混居区”之意。在耶稣时代,除犹太人之外,还是腓尼基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的居住地。绕湖五十多公里,有多处与耶稣时代有关的圣迹、遗址:约翰施洗处、登山训众教堂、五饼二鱼堂、彼得打鱼处、kursi教堂废墟、约旦河……耶稣十二使徒大多来自加利利地区。
海拔-200米的加利利湖和-300米的死海,一淡一咸,是以色列的两大自然奇观。而加利利湖,是一座被耶稣和《圣经》改写的湖,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文之湖、新约之湖、福音之湖。
  耶稣生于伯利恒,在拿撒勒长大,一生被称为“拿撒勒人”。青年耶稣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施洗,在犹底亚沙漠受魔鬼试探并禁食四十昼夜,“上帝之国”的观念在他心中形成了,尔后往加利利湖畔偏远的迦百农(村庄)去,渔夫彼得、安得烈兄弟等四人成为他的第一批门徒。他走遍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治百姓的疾病,追随者越来越多。“登山训众”也即“湖畔讲道”,是耶稣的首度公开讲演,他用一种混合语(杂有希伯来语的叙利亚方言)宣告天国福音: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讲演,一个新宣谕的开端。加利利湖畔的民众,从未聆听过如此丝丝入耳、声声入心的话语,它温和而令人欣慰,如同大自然的露珠、田野的香气,又如加利利湖水一样清澈透明。与孔子、苏格拉底一样,耶稣是述而不作的大师、口传心授的大师。四福音书中,马太所记第一福音书被认为最能代表原始的“耶稣言论集”。
  使我们陶醉入迷的是耶稣的讲演口吻,温和、愉悦、生动、质朴,带着一种普世性慰藉,直入人心。这种温柔平易的口吻和田园牧歌式的话语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我想,首先是大自然的浸润与教诲,诚如欧内斯特·勒南写到的:“耶稣所受的全部教育来自含笑而雄奇的大自然。……他所爱的,是交织着农舍、鸟巢、岩石上的洞穴、水井、坟墓、无花果树和橄榄树的加利利村庄。他总是与大自然紧紧拥抱。”(《耶稣的一生》第三章)他是认识到“没有人能在故乡成为先知”而往加利利去的,并在美好的大自然中培育了一种优雅的情感和话语风格。其次,是言说方式上“为他人”的倾向和选择。加利利湖畔生活着一群与乡土水乳交融的民众,他们和善诚实、性情柔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信众过着一种著兽皮、食野蜜的简单生活,他选择了一种平易晓畅、让每个民众都能听得懂的言说方式。还有一点,耶稣放弃了《旧约》中那个“暴戾的上帝”,也无需借助摩西的雷电荆棘、约伯的启示旋风,他承继的是《诗篇》、《雅歌》的话语风格。自然环境优美宜人的加利利,本身就是《雅歌》和许多脍炙人口诗歌的诞生地。
  相对于《旧约》中上帝的暴怒,以及耶路撒冷时期沉郁、激烈的个性,加利利时期的耶稣是极其温和的,这种温和精神是如此的丰盈、舒展、辽阔,同时包含了个人激情、意志力、人性至上、悲天悯人、对善与真的沉思冥想、壮美而热烈的利他主义以及超越自身时代的伟力。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甚至在这种“温和”中发现了“软弱”:“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他的软弱和受难。……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世俗’解释的出发点。”(《狱中书简》)朋霍费尔的表述呼应了《马太福音》第八章中的一句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在听从上帝召唤和自身使命的同时,也附从于人类的理想目标:重构上帝与人的亲密关系,缔结天国与人间的“新约”。
  欧内斯特·勒南曾发现了耶稣身上的“诗人”。“耶路撒冷幼稚的解经家忽略了真正的《圣经》诗歌,它们却被耶稣以出色的天才揭示出来。《诗篇》中的宗教抒情诗与他那诗人的灵魂发生了绝妙的重合。终其一生,它们一直是他的食粮和营养。”(《耶稣的一生》第三章)耶稣作为诗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善用比喻,自然界的飞鸟、花朵、草木、泉水、山峦等,他信手拈来、成为喻体,用来化解生命的困惑,浇灌人们心中的块垒。耶稣是当之无愧的比喻大师,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寻找并重建一种辞格关联,使陌生、疏离的事物血肉相连,正如上帝/人子的二重性在他那里化为同一性,取自自然界的意象和喻体,也获得了超自然的启示色彩。
  耶稣将同时代犹太文士热衷的希伯来譬喻发挥得淋漓尽致。“得人如得鱼”、“飞鸟不种不收”、“眼中梁木”、“牧我羊群”、“骆驼过针眼”、“天国好比芥菜种”等,都是精彩绝伦的譬喻。门徒曾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大概关乎传道的“秘密”。不用比喻时,耶稣宁肯保持沉默,因为他要应验先知的一句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而逾越节的最后晚餐,耶稣用无酵饼/身体、葡萄酒/立约的血,将身体力行的比喻艺术推向极致和巅峰。
  在走向各各他和十字架之前,一个温和大师同时是一个口述大师、比喻大师,是诗与思的先驱。一个布道的耶稣、口谕的耶稣,也是文学的耶稣、诗歌的耶稣。《圣经》也自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集。当我们深陷现代性的困扰和焦虑,迷失于技术与修辞的雾霾,当周遭的戾气多倍于《旧约》中上帝的原始暴戾,我们思慕加利利“湖畔诗人”耶稣,他的口吻温和而不乏热忱,他的比喻巧妙而充满灵感,他的布道妙语连珠并直指人心,他的人格魅力光华四射并泽被后世……这样的思慕,在我们身上切开疼痛的伤口,同时开凿了流水汩汩的涌泉。这样一位“湖畔诗人”,无疑是耶稣以降所有诗人的楷模。
  在提比利亚的最后一个早晨,那只我熟悉的灰鸽子又准时出现在窗台上,它有一双明亮、好奇的眼睛。窗外是小城参差的红瓦屋顶,加利利山上长满野燕麦、荆棘和丁香,还有一株高挑的枣椰树、几株柏树,三匹阿拉伯悠闲地低头吃草……晨光中的宁静好像是耶稣时代的宁静,一只加利利的鸽子也可能来自那个时代。它低声咕噜,莫非要与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诗人缔结一种秘密的“新约”?

在拿撒勒朗诵阿米亥

  “尼桑国际诗歌节”已举办到第十届,每届都邀请中国诗人参加。这一届邀请了我和另外两位中国诗人。开幕式朗诵在拿撒勒一所中学的礼堂举行。
  站在中学这边的斜坡上,对面山坡上是成片成片灰绿色的橄榄林,间杂无花果树和香柏树。白石灰石的民居“沉浮”于绿意漫漶中,四下散居,高低错落,有的还建到了山顶。拿撒勒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城市,四五万人口中,大多是穆斯林,也有不少阿拉伯基督徒。它原是小山顶上的一座阿拉伯德鲁兹村庄,慢慢形成了城市。今天的拿撒勒,不像一座现代城市,更像一座古朴的大村庄。它是木匠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的故乡。玛利亚在此受灵怀孕(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城中半山腰上有“天使报喜堂”和“约瑟的作坊”两处著名遗迹。
  中学礼堂不大,能容纳两三百人。听众主要是拿撒勒本地的诗人、文学爱好者,中学教师和学生,还有无事闲逛来看热闹的村民。一位患白化病的文学青年逢人便笑,一位戴头巾的德鲁兹老太太带着两个天使般的双胞胎孙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礼堂里悬挂着参加诗歌节的十二国诗人所在国的国旗。一位德鲁兹青年弹奏曼陀林,为开幕式预热,他弹的时间太长了,渐渐失去了耐心。诗歌节本计划邀请巴勒斯坦诗人参加,但未得到以色列政府允准。
  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诗人纳义姆·阿瑞迪主持开幕式。他是这个诗歌节的创立者,生于拿撒勒,德鲁兹人,获得的却是希伯来文学博士学位,并用希伯来语写作。开幕式上“事故”频频,一会儿停电了,一会儿话筒坏了,一会儿纳义姆找不见主持稿了,但并不影响议程的照常进行。几个月后,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再次见到纳义姆,他对中国文学活动那种一丝不苟的“宏大叙事”,似乎有点不太适应。再后来,听我的朋友高兴说,他到挪威当大使去了。
  我第三个朗诵。先朗诵了自己的一首短诗《吐峪沟》,出英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字母。接着,朗诵了耶胡达·阿米亥诗集《开·闭·开》中的第一首《阿门石》和最后一首《犹太人的定时炸弹》。去以色列朗诵阿米亥,并向这位我热爱的已逝诗人致敬,是我出境时的一个强烈心愿。我比朗诵自己的诗作要卖力,怀着践诺的热忱。但纳义姆似乎有点尴尬和不悦,点评时口气比较微妙。他可能在想,一个中国诗人跑到阿拉伯人的“大本营”来朗诵一位犹太人的诗歌,而且用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汉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即使不是冒犯,也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吧。好在纳义姆是见过世面的人,很快恢复了平静自如,并将点评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他话里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地区,作家的对话、文化的对话还十分稀缺,感谢中国诗人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中场休息,爱尔兰诗人戴尼斯·欧·德里斯考尔(Dennis O'Driscoll)和意大利女诗人安娜丽莎(AnnelisaAolololorato)找我聊了一会儿,他们对短短七行的《吐峪沟》给予很高评价。德里考尔说,这首诗英文翻译过来很精彩,感到没有丢失原来的诗意和思想。安娜丽莎则说,“吐峪沟”好像与拿撒勒有某种相似和关联,尤其结尾“生者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双眼睛”,正如她对拿撒勒的第一印象。德里斯考尔是谢默斯·希尼的挚友,刚刚与希尼做完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对话《林中路》(Stepping stones)。他认识耶胡达·阿米亥,对他的印象是:机警、幽默、善于自嘲,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很强壮。1990年在耶路撒冷,他见证了耶胡达·阿米亥与苏珊·桑塔格关于巴以问题的一次争论,两人吵得很凶,最终不欢而散。
  最早读到阿米亥是在高秋福翻译的《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四十三位诗人,阿米亥诗歌收录九首。《战地雨》一首,猛地击中了我,再难忘怀。诗人极其冷峻地再现了一个“生死并置”的战争场景,不露声色地谴责了战争的残酷。诗只有五行:

雨落在我的朋友们的脸上;
落在活着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用毛毯把头蒙上,
也落在死去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再也不会把头蒙上。

  阿米亥作为一名士兵曾加入二战中的英军犹太支队,参加了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经历了1956年的“西奈战争”、1967年的“八日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战争与冲突成为中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旷日持久。厌倦了战争的阿米亥说:“对于战争我无话可说,没有什么补充,我感到羞耻。”他祈祷“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不要停手,别停!继续锤打,/从犁铧中锻造出乐器。//无论谁想重新制造战争/都必须先把乐器变成犁铧”,却仍视和平为一个“幻景”,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的诗性梦想,上述诗的题目就叫《和平幻景的附录》。阿米亥称自己是“后现实主义者”,是做着“忧虑生意”的人,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立场上的“是”和“不”,他的态度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我的口号,可以这么说,近年来一直是:不是‘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理想不是和平,而是没有战争。”
  傅浩译《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之一,2002年版)收入诗作一百八十多首,转译自阿米亥的八部英译诗集,时间跨度达四十多年。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阿米亥作为当代希伯来第一诗人的实力和分量。这是一位掌握万花筒般迷人魔法的诗人,是在多棱镜中拥有多个奇异侧面的诗人,同时是将生存的复杂性化为思想的统一性的一位诗人。当他用曾经描述神迹的语言说出“汽车、炸弹、上帝”之时,意味着希伯来诗歌新范式的开始。他的诗,混合着个人经验、民族志、幸存者记忆、宗教氛围、世俗生活、中东风物和超自然启示。他是忧虑大师,也是愉悦大师,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痛苦和模糊的快乐”的大师。在“内里被焚”、“头发白如霜雪”的苦痛中,像他诗中写到的深深扎进绵羊毛的一只虱子,寻找“不顾死活的快活”;在“半数的人们爱”和“半数的人们恨”之间,寻找诗的位置和“话语的阴凉”。
  一方面,阿米亥诗中的自我幻化为多重自我的冲突,另一方面,诗成为“他者自我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我的心肩负着不是我自己的悲哀”。因此,他诗歌的声音是对“个人”和“全体”的双重代言,是跨越文化界限的持续对话。从“悠久的悲哀传统”中,从现实的冲突、隔阂和怨怼中,他提炼出一个词:爱!爱“以我的全部存在,以我尚在这里的全部存在”说出,爱是“人们把彼此放在生存的伤口上”来治疗自己的伤痛,爱是《一位阿拉伯牧人在锡安山上寻找他的羔羊》中的单纯:“寻找一只羔羊或一个孩子/永远是/这群山之中一种新宗教的肇始。”
  1998年出版的《开·闭·开》是阿米亥的最后一部诗集,2007年有了黄福海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这部诗集我读过多遍,仍意犹未尽、欲罢不能,是我居家和旅途的枕边书。它是阿米亥的巅峰之作、告别之作,是无题短诗的集成和镶嵌画式的“组诗群”,松散,自由,却呈现内在的有机关联。《塔木德》上说,母体内的胎儿像一本合上的书,嘴是闭合的,肚脐是张开的,出生后,原来闭合的张开了,原来张开的闭合了。“开·闭·开”既是诗集的隐在结构,又成为生命/宇宙自足与轮回的象征。诗人写道:

打开、关闭、打开。在我们出生之前,一切
都在没有我们的宇宙里开着。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切
都在我们身体里闭着。当我们死去,一切重又打开。
打开、关闭、打开。我们就是这样。

  从《战地雨》等早期诗篇中的“生死并置”到《开·闭·开》的一唱三叹,阿米亥发明了一门诗的“并置学”:《圣经》引用与当代意象的叠加,多种自我的切换,过去与当下、历史与现实、神学与日常的并置。更重要的,诗人将民族、宗教、政治等大题材,细化并聚焦于个人的日常经验,从而有了经验的切身性,体现了写作的高度诚实。同代小说家阿摩司·奥兹说:“读阿米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写诗的地方好像就在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居所。”
  “犹太人向上帝大声朗诵托拉(《摩西五经》),/年复一年,每周一段,/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诗人进而写道:“我诚心诚意地宣布,/祈祷的产生比上帝早。/祈祷创造了上帝,/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祈祷,/但祈祷创造了创造人的上帝。”阿米亥同样将诗作为一种祈祷形式,是介乎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如同他书桌上一块刻有“阿门”的石头。这块来自犹太人墓地的祈祷石喻示了新神学的可能:“奥斯维辛之后,有新的神学:/那些死在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现在和他们的上帝十分相像,/上帝没有身体,也没有身体的形状。/他们没有身体,也没有身体的形状。”幸存者创伤——爱、祈祷——新神学,这是阿米亥通过《开·闭·开》探索并拓展的人性的普适之路。

车过约旦河西岸,想起达尔维什

  阿米亥祈祷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从犁铧中锻造出乐器。在叙以边境的戈兰高地,一群艺术家正在这么做,他们将兵器、弹壳、军车拆卸、组装成雕塑:恐龙、天鹅、甲虫、花朵、树木……这些“铸剑为犁”的钢铁雕塑,出现在废弃的战壕和一丛丛野罂粟旁,赋有了新的形式、新的生命。
  下得戈兰高地,一路南行去耶路撒冷。汽车行驶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的基布兹、定居点之后是巴勒斯坦的城镇和村庄,一闪而过的棕榈树、枣椰树、橄榄园、葡萄园之后,是越来越荒凉的巴勒斯坦土地,生长着低矮的玉米和向日葵,构成一抹抹依稀的亮色。杰里科一带荒凉尤甚,山上植被稀少,贝都因人赶着羸弱的羊群,爬过支离破碎的山坡。一个秃山、石头和贫寒的世界。过了杰里科,则是蛮荒的死海湖盆,犹如进入史前不毛之地。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一定是反复看见并切身体验过这种荒凉和贫瘠的。他一定是怀揣“铸剑为犁”的梦想却屡屡发现“刀剑把人变成了猎物”。在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身份焦虑中,他的词语变成了愤怒——“锁链的朋友”,变成了革命——“地震的朋友”,他深知“当我的词语/变成蜜糖/苍蝇便覆盖/我的双唇”。1966年的作品《来自橄榄园的声音》道出了个人心声,也凸显出诗化了的巴勒斯坦人形象:

回声来自橄榄园。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下面是火,
我对乌鸦们说:别撕咬我。
我能回到家里,
老天会下雨,
并且他会
熄灭这噬肉的木头!

有一天我会从十字架上下来。
但是,我怎么回家,
光着身子,赤着脚?

  从1960年的第一部诗集《无翅鸟》起,在从1970年开始的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中东、埃及、巴黎)中,“回家”是达尔维什诗歌最重要的、反复发掘的主题,“但是,我怎么回家,光着身子,赤着脚?”则是更深沉的问题与困惑。早期的达尔维什是一个鲜明的“抵抗诗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号召抵抗以色列占领,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而战,在“回归家园”的愿景中,致力于民族身份属性的建构,因而被誉为“民族代言人”、“巴勒斯坦人的良心”。他要写出“愤怒的雄狮之情、忧伤和义愤交织的游子之情、对失去故园期盼的回归之情”。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是早期代表作,流传甚广,诗人将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情人关系”:“她的眼睛是巴勒斯坦/她的名字是巴勒斯坦/她的忧愁是巴勒斯坦/她的衣饰是巴勒斯坦/她的躯体是巴勒斯坦/她的声音是巴勒斯坦……”而1988年的《那些传播流言蜚语者》,是具有极端色彩的、令人不安的作品,被以色列右翼认为是一位巴勒斯坦危险分子发出了“消灭以色列”的信号。诗中写道:“现在该是你们走开的时候了。/你们可以居住在你们喜欢的地方,/但不要居住在我们中间。/你们可以死在你们喜欢的任何地方,/但不要死在我们中间。”
  与阿米亥战后身居学府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不同,达尔维什开始写作的时候充满政治热情,并且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诗歌热情与政治热情交织一起,诞生了他的政治抒情诗,诗篇常常变成了“投枪和匕首”。他担任过巴解执委会委员、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是1988年《巴勒斯坦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许是厌倦了政治,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达尔维什致信阿拉法特,辞去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一职。1995年,结束二十五流亡生活的诗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定居拉姆安姆。这是一次回归,是“抵抗诗人”向着“不合作诗人”的回归,更是向着故土和诗神的一次回归。在“我的祖国不是旅行箱”或者“我的祖国是个旅行箱”的隐喻化表述之后,达尔维什突然发现:“词语才是建设家园的原材料,词语才是祖国!”
  有人曾批评巴以诗人、作家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为原教旨主义留下了“幽暗地带”。因为原教旨主义既不承认本民族文化的多维性,又拒绝与他者文化(他们所谓的“敌人的文化”)发生关联。阿米亥和达尔维什都是原教旨主义反对者、批评者,但他们之间缺少“交集”和应有的对话。有一次,达尔维什谈到了阿米亥,他说:“他的诗歌对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们写的是同一片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来使用风景和历史,而这基于我被摧毁的身份。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之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话说得十分坦诚,但其中况味比较复杂,令人咂摸。从中可以看出巴以诗人互不服气、互为对手的尴尬关系,几乎与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对“土地”和“家园”的诉求和争夺如出一辙。
  诗友、阿拉伯文学翻译者倪联斌曾于2000年在约旦首都安曼拜访过达尔维什,说诗人已厌倦在朗诵会上那些叫嚷着要他朗诵早期作品的人,他甚至在舞台上嘲笑阿拉伯同胞,谩骂他们,“然后又会在下台的过道上拥住每一个阿拉伯人抱头痛哭”。(倪联斌《我和我的阿拉伯》,载《西部》2011年第10期)告别政治的达尔维什仍不忘评论政治,他对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对立感到十分厌倦,讽刺说:“我们胜利了。/一个民族现在有了两个政府。/他们互不讲话。/我们胜利了,/其实,真正取胜的是占领者。”
  晚期达尔维什对自己一生的写作有过深刻反思,承认早期作品有的“太政治化”,“有时沦为政治口号”。他对中东地区泛滥的“仇恨文化”忧心忡忡;对巴勒斯坦诗歌为了强调与祖国的关系而“把诗歌淹没于口号、路线图和旗帜之中去”表示了质疑,认为拙劣的爱国诗会破坏祖国的形象;对诗歌语言沦为倦怠、衰朽和程式化十分警惕,因为诗人唯一的恐惧是“对于平庸而死的恐惧”。有人指责他放弃了“抵抗诗歌”,是一种蜕变和退化,对此,他回答说:“我要向那些板着面孔的审判官承认: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他这样理解“抵抗”一词:“诗歌将我们身上自然的生命力纳入诗中,这正是一种抵抗行为。……捍卫生命的诗歌,便成为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
  从“抵抗诗人”到“不合作诗人”,从“诗歌抵抗”到“美学抵抗”,达尔维什向着“晚期风格”转变:平和、豁达、沉着、有力,同时借助历史、神话和民间故事写作,体现了历史意识和文化眼光。他甚至赞美遗忘(被遗忘),因为遗忘是进入“自由想象”的一个前提。“假如你愿意,你会被忘掉并自由想象。/这里没有紧迫的工作,为了你的名声和脸面。/你就是你——没有朋友,没有敌人,在这里研究你的传记。/……咖啡馆,你和一份报纸,坐在/那个角落,被遗忘。没有人侵扰/你内心平静的领地,也没有人想要谋杀你。/你被遗忘多好啊,/在你的想象中多么自由!”(《咖啡馆,你和一份报纸》,张曙光译)对身份属性的建构超越了族群意识,回归于人类意识,转而沉醉于人的模糊性:“我坐在屋子里,不快乐,不悲伤,模棱两可。/我不在意是否我要意识到/我不是真正的我……或别的什么人!”(《我坐在家中》,张曙光译)
  ……车过约旦河西岸,想起达尔维什,想起另一个巴勒斯坦:加沙。我要为巴勒斯坦、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写一首诗,我要认真期待这首诗,在今后的写作中必须要有这首诗。一首诗,即便称不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国际声援,但至少可以表达对他者痛苦的关注、对巴勒斯坦境遇的理解。

我们偷运糖、方便面、药品
衣服、电脑、手机、洗涤剂
水泥、钢筋、燃油、小汽车
石头、子弹、AK—24步枪……
这一切是为了喂养一个词:仇恨

我们从另一个拉法、埃及的拉法
偷运来了新娘、妓女和毒品
年轻人载歌载舞,彻夜欢庆:
“Insa,Insa……那就是生活啊!”

我们偷运一头狮子、一条眼镜蛇
去加沙动物园。半路醒来的狮子
吃掉一个忧郁、瘦小的同伴

地中海剩下三海里肮脏的潮地
那广大、蔚蓝、洒满阳光的部分
我们通过加沙地道偷运……
  ——《加沙地道》(2013)


让我们去耶路撒冷

  给移居特拉维夫的诗人唐丹鸿打电话。她建议我们早一点到特拉维夫,那里不仅有地中海、雅法老城,还有很多可看的地方。她和她的丈夫大卫、女儿碧拉都在等我们的到来,还买了鸡、大虾、蘑菇,要为我们做一顿中国饭。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说,丹鸿,在特拉维夫无法逗留太久,只能见一面就回国了,你写写特拉维夫吧,一定能写好。这样,就有了她后来发在《西部》的一篇散文《左边的特拉维夫》(载2011年第3期),这是一位新移民发自以色列内部的文学报道,精彩、客观而有深度。
有一个“左边的特拉维夫”,必然有一个“右边的耶路撒冷”。“许多年轻人在离开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特拉维夫是个人自由主义的首都,耶路撒冷是正统派的地盘。”丹鸿在电话里说。
  我要去耶路撒冷,去它的老城、哭墙、圣墓教堂。
  面积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位于犹大山地南部,被石头城墙包围,四周是荒凉的山谷和干涸的河床。方寸之地,是三大宗教的圣地,有犹太教的哭墙(西墙)和圣殿山,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基督徒的圣墓教堂(复活教堂)和“苦路”(耶稣“受难之路”)。
  穿过阿拉伯人店铺林立、幽深狭长的老街,终于来到“第二圣殿”遗址——哭墙。正午明晃晃、火辣辣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广场上游人很多,一律被要求戴上犹太小纸帽。持枪的以色列军人,穿黑呢大衣、戴黑高帽、面色苍白的正统犹太教徒,以两种冷峻风格相向而过,只有一群快乐调皮的小学生,还看不出他们的宗教倾向。久久徘徊于此的人,或扶墙祈祷、哭诉,或静静沉思,或将写有心愿的纸条塞入墙壁石缝(曾经有人在墙缝里塞进十几亿美元的支票)。
  多年前,我在诗中写到过这堵哭墙:“你感到存在一个可能的边境/一座中国长城,一堵耶路撒冷哭墙/哭吧,坍塌吧,墙——/泪水浮起石头、砖块,像浮起轻盈的羽毛/一个可能的边境也可能是不存在的……”。(《克制的,不克制的》,2005)我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张最成功:背枪的士兵与正统的犹太教徒面向哭墙祈祷,他们的背影形成强烈反差,而哭墙作为两个人之间“边境”,似乎被取消了。几年后,我在耶路撒冷的阳光下继续祈愿“一个可能的边境也可能是不存在的”,但这只是一个良好心愿,事实上,在人们心里,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别的地方,“边境”无处不在。
  尽管这片土地的现实和真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或者在电视里熟悉了的“暴力的唯一性”,但巴以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甚至在同一信仰宗派林立的内部,都存在一道道无形的看不见的“边境”。耶路撒冷是古语中的“和平之城”,却是历史与现实当中隔绝和冲突的一个中心。人们用各自的语言呼唤各自宗教里的各自的上帝,却从来没有一个“综合的上帝”出场、显灵。人们像兄弟兼冤家共居一城,偶尔会流露伤心时刻的“一体同悲”。

在老城一家屋顶上
洗好的衣物晾挂在下午的阳光中:
一个与我为敌的女人的白被单,
一个与我为敌的男人用来
擦去他额头汗水的毛巾。

在老城之上的天空中,
一架风筝在飞。
引线的另一端,
一个孩子
我看不见,
由于那堵墙。

我们挂起了许多旗帜,
他们挂起了许多旗帜。
以使我们以为他们是幸福的。
以使他们以为我们是幸福的。
  ——耶胡达·阿米亥:《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居民、希伯来大学教授耶胡达·阿米亥笔下,这座城市是他的“精神镶嵌画”和“灵魂考古层”。生活在里面的人们被展示在历史的橱窗里,摆出各种凝固的姿势。耶路撒冷是一个守丧的女人,既是哀悼者,又是被哀悼者。一个沉入海底的亚特莱斯蒂。一架旋转木马游戏车。一座刀剑的城市,和平的希望尖锐得能刺破坚硬的现实。那些已经升到天上去的古代圣徒和即将升空的未来的宇航员,似乎都想逃离它,到天上去。因为和耶路撒冷相比,哪怕是广袤的宇宙空间,也更安全和保险,像个真正的家。阿米亥问: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不是纽约、伦敦、巴黎、彼得堡、罗马、麦加、巴比伦?
  “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的城市,别的人?/有一次,我站在西墙之下,/突然间一群野鸟惊起,飞上天空,/啾啾叫着,扑着翅膀,像一张张碎纸片,/上面潦草写着各种许愿,那些许愿/从巨石之间翻飞而出,/升上天空。”(耶胡达·阿米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而在我认识的一位阿拉伯诗人笔下,“耶路撒冷同自己分离/便不再是它自己/……巴别塔和耶路撒冷/乃是罪与罚的两种象征”。(纳义姆·阿瑞迪:《耶路撒冷分离》)
  所以,在一群野鸟和许愿的碎纸片升上天空之前,在人类有力量分担这种“罪与罚”之前,我要去耶路撒冷。
  ——黑衣人,你要去耶路撒冷。为被毁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为大流散民族,为奥斯维辛的野蛮,为六百万被屠杀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六百万个单独者,六百万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为自己作为幸存者后代的身份,哭泣。
  ——陌生人,你要去耶路撒冷。哭墙是为人类的耶稣准备的。在圣墓教堂,你虔诚俯下身子,抚摸耶稣墓穴上血红色的大理石棺盖。你沿着耶稣的“苦路”缓缓而行,上了各各他山,仿佛听到十字架上的声音又一次回响在耶路撒冷上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远道而来的人,你要去耶路撒冷。哭墙是为今天的我们准备的。昔日苦难的幸存者,今天苦难的亲历者,都视自己为“创伤民族”,他们身上碰到那儿都是疼的。在这块神的乐土,在这个中东炼狱,人们正过着相互“看不见”的“互为人质”的生活。一位悲愤的东方学家说:“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都被锁在萨特的地狱(即“他人”)情境之中,无法逃脱。”(爱德华·W.萨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在哭墙前徘徊过、祈祷过,请告诉你回来的世界:不仅仅是加利利湖畔的耶稣,不仅仅是耶胡达·阿米亥,不仅仅是穆罕默德·达尔维什,今天的诗人,是所有他人的人质,也是一堵“哭墙”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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