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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敬文东:占梦术的秘密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5-02-16  

敬文东:占梦术的秘密




  不分古今、无论中外,一切形式的占梦术都跟嘴巴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相关。但我们有没有必要从生理常识以及“生理”和“常识”的角度,承认这一点呢?在占梦术和嘴巴之间,是否当真存在某种类似于神仙眷侣的关系?谁也不敢否认:只有嘴巴和它忠于职守的各个下属,也就是那些活泼、多言、酷爱唠叨的小媳妇们(比如舌头、牙齿或口腔),才是一切赞美之词和诽谤之词的发布大厅,才是吉凶祸福之言的集散地。自诩技艺高超的语言学谋士辉特尼(Whitney),喝了小半斤后,居然口吐狂言、大放厥词,严重亵渎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嘴巴。他说,人类之所以使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工具,仅仅出于偶然,顶多是为了方便;人完全可以选择手势、借用视觉形象进行言说——仿佛我们刚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先祖,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坏、弄砸了。但他的荒诞不经,他的酒后呓语,他故意性的“麻雀仰着飞”[1],遭到了思维打穴功夫更为高强的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sure)的唾弃:我们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语言仪器,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种无法被摆脱的宿命[2],就像阿多诺(TheodorW. Adorno)一时兴起,拨弄出来的调侃之词——“在错误中没有真正的生活。”[3]是不是“真正的生活”一定有本事排斥或者不待见那些不同寻常的“错误”?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呢?对于占梦术,作为发声工具的嘴巴(而不是掌管嗅觉的鼻子或负责听风辨音的耳朵),才是把持“真正生活”的唯一走卒。尽管嘴巴也可能犯“错误”,但只有它,才有能力犯下“真正”的“错误”(比如牙齿暗算了舌头或口腔),才能鼓捣一些令占梦术难堪的小罪孽。数千年来,嘴巴制造的音响余音绕梁,有如黄鹂的歌唱、乌鸦的鸣叫,既令人欢欣鼓舞,又让人愁肠百结、绝望透顶。这是它从和声学角度,故意为自己制造的“二律背反”吗?我们的嘴巴是不是也擅长“麻雀仰着飞”的小把戏?如果真是那样,也未免太幽默、太滑稽了……
  但嘴巴,占梦术必须仰赖的肉体物件,才是人身上最醒目的漏洞,是独一无二的缺口,而牙齿是最不着调的白色栅栏,肛门才是最不靠谱的言说器官——它底气不足的“嘟哝”声,根本不是命运密码的衍生物或次森林,就像它从来不是梦境的发源地。就是在这个朗朗上口的拐点上,我们当中的不少聪明人,却在十分搞笑的高深莫测中,跌了不只一个大跟头,还让他们毫无觉察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除少数特殊时刻,除少数身份和职业特出的人物,嘴巴必须终身裸露,但又决不意味着口无遮拦——“三缄其口”,只有“三缄其口”,才是“漏洞”或“缺口”维护自身安全的上佳方式;面对阳光、雨露、古怪的季节和身着各式比基尼(Bikini)的复杂气候与征候,嘴巴必须跟脸蛋同甘共苦——顶多在遭到恐吓、遇到意料之外的美女、大把美元和金银财宝时,圆张一下而不是“嘟哝”一下,以示惊讶。尽管嘴巴超常、越轨的惊讶状态,能在轻而易举间,改变脸蛋在容貌上的风平浪静,但也刚好是它们同进退、共患难的写照——这是嘴巴无师自通,打一出生就认领的智慧。而智慧,恰如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的热情称赞:它是“最可靠的堡垒,它永不崩塌,也不背叛”[4]。然而,嘴巴闪、转、腾、挪破坏面部表情的处女状态,不过是它展开自身语义的背景;面部表情被破坏的重要性,必须让位于嘴巴内部的自相矛盾所认领的致命性。大半个世纪以前,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令人震惊地说起过,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小小的竞技场,不同倾向的社会声音在这里展开冲突和交流”[5]。作为一个看似普通、渺小的词汇,中国人的“嘴巴”,寄身于汉语空间中的“漏洞”遭遇的境况,远比巴赫金描述的那种主要植根于俄语中的境况,要更为严峻,也更令人恐惧。
  早在远古洪荒之际,我们大智大慧的先贤古哲,就对嘴巴给出了经典的阐释,像是在提前为它致悼词:“皇皇唯敬,口生诟,口戕口。”[6]这句过于简洁的格言因钱锺书先生对其另眼相看走红至今[7]。钱先生为何格外器重这句黑黢黢的不祥之言?为何要在它面前驻足、凝目,将它打量再三?很显然,在中国人的潜意识深处,吞吃食物、养活性命之“口”,有太多的机会因为“口”自身的运作失误或失误运作,戕害了养活性命之“口”,又岂止是“不同倾向的社会声音”“展开的冲突和交流”呢?实际上,那是同一个器官在它的“专名”(proper names)认领的势力范围内,自己跟自己较劲;它是无可奈何的自虐,却又算不上祸起萧墙——但这种令人悲哀的讨打境遇,仅仅是嘴巴自找的么?对这个过于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来不及给出答案,倒是许慎从文字学的角度,道出了嘴巴的基本功能:“口:人所以言、食也。”[8]在中国,从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古远的时期开始,“言”之“口”向来是“食”之“口”的威胁,是“食”之“口”的投枪和匕首,是如影随形的隐性炸弹,是跗骨之蛆……虽然“食”之“口”也携带着用于自救的某种功能(比如误食有毒之物或故意吞金、服毒),但只有“言”之“口”才是它最大的冤家对头——舌头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赫西俄德对此深有感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一条慎言的舌头,最大的快乐是它的有分寸的活动。”[9]所谓自戕,就是吝啬得不屑于活下去,或者,自尊到了根本活不下去。
  和“民以食为天”的千古明训恰相反对,和低等动物功能单一、仅仅朝食物打开大门的嘴巴相比,人身上最大“漏洞”的终极定义,更应被该说成命运的通道、人生运程好坏的度量衡、生死之间的“一线天”……决不仅仅是押送太阳光线进入我们体内的前哨或第一站——因为寄居在一切食物中的能量,全部来自太阳和它弄出来的光线[10]。像其名字一样神秘莫测的鬼谷子深谙个中要诀:“口者,心之门户。”[11]嘴巴,和占梦术比邻而居的“缺口”或“漏洞”,它当真像我老家的剑门关守护锦绣天府的安逸和舒适那样,在看顾我们身心的安全么?很显然,不能用这种简单、幼稚的目光,去打量老奸巨猾的鬼谷子,去观察只有鬼谷子才配认领和接管的老奸巨猾——在中国,精通阴谋和隐忍之术的人确实很多,却没有几个令人脊背发凉、心上来冰的阴谋术士,能达到鬼谷子的档次,那个令人仰慕的级别。作为洞悉小人社会和阳的世界全部秘诀的智者,鬼谷子的想法很可能是:在华夏大地细密、剔透、满是暗礁的语境中,只有不发一言的嘴巴,才配充当保障性命安全之“门户”,才能成为无法被逾越的关隘,才有希望免于“口戕口”之悲剧。同鬼谷子的老谋深算与工于心计相比,《国语》就显得太乐观、太小儿科,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满脸都是可爱的小酒窝:“且夫口,三五之门也;是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12]“谗口”带来的灾祸(“乱”只是其中的一种),怎么可能只会多于“三”而又少于“五”?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命运数学?很显然,国家和人一样,不可能分三次死去,更不可能像制定“五年计划”那样,将死预先分成三个阶段去分头完成,也不是《圣经》说的,“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3]——人家《圣经》仅仅是迫于上帝语义,才从死亡的角度,给了人一个隐喻性的劝诫、一种与死亡有关的地理学和方位学。死亡不允许我们对它抱持玩笑的态度。它提倡整体。它只强调一次性。尽管它在有些时候,看上去居然显得有些迷人,但在达到顶峰时,却会毫不犹豫地突然停止自己的旅程,只把虚无以骷髅为方式,馈赠给我们[14]。人身上唯一敢跟时间叫板的物件,唯一敢针对时间起义、造反的东西,马马虎虎地说,也就是那把老骨头了。和鬼谷子的机心和小心翼翼相比,《国语》却极富诗意地为嘴巴赋予了宇宙论的辉煌地位:口是用有声的言语,来盛纳日、月、星(即“三”)和金、木、水、火、土(即“五”)的器物。《国语》暗示说,只有通过“门”一样的嘴巴,令人炫目的天体和组成宇宙万有的基本元素,才有可能被人“心”所窥视,才能被我们内在地吞吐与吸纳。或许不会有人反对:鬼谷子提供的方案太悲观、太不近人情,几乎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因为只有在唯一一种情况下,牙齿,这个不着调的白色栅栏,才能帮助嘴巴阻断对命运的言说,才能将“心之门户”变作纯粹的摆设、玩偶和绝对的荒芜:挥牙自宫、咬断舌头,让嘴巴成为言说上的太监。虽然白色栅栏的决绝和勇敢,并不能改变肛门的“嘟哝”声否定一切的超常功能,但归根结底,又能怎么样呢?谁又在乎小小一个屁眼为自己鸣冤叫屈?有那个必要么?
  华夏古人的占梦术,很早就在对嘴巴的极度悲观与过分乐观之间的宽敞地带,被组建了起来。哑巴不可能拥有占梦能力,就像太监无法生殖与繁衍。但哑巴能不能像太监收养义子那样,领养或收留某一次流浪着的占梦行为?如果哑巴去占梦,那也仅仅是没人能听懂的杂乱音符,是近乎于纯粹的物理学行为;作为终极太监的嘴巴,既配不上语言所要求的体面和尊严,又是对他自己或别人的蔑视、亵渎和不负责任。除了马克思所说的震动空气、感动几片微不足道的树叶外,哑巴的行为,顶多类似于密室中的自慰——有枣没枣,先打他几竿子再说。但是,作为某种娱乐、某种被偷偷摸摸信奉的袖珍宗教,被领养的某次占梦行为肯定能让哑巴享受到战栗或绝望引发的兴奋,就像特德·休斯(Ted Hughes)刻意夸张的那样:他“一声长嚎,不知是出于痛苦还是欢乐”!——对此,除了领养者,谁也无从判断,谁也没有能力随意置喙。倒是神学史研究者约翰·鲍克(John Bowker)的精辟之言来得既恰到好处,又善解人意:“声音与话语(Shabad)是有重要联系的。没有构成话语的声音,人是不能相互交往的,也不能和神相交往。只有通过话语,神才能被人了解。”[15]对此,古老的印度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宅心仁厚地给出了答案:“神没有形式,没有颜色,也没有物质对应体,而它是通过真正的话语显现出来的。”[16]问题是,在“听”觉良好的旁人“听”来,哑巴鼓捣出的毫无方向感的“声音”,跟舌头与口腔交合才整出来的“话语”有什么关系?它能给旁听者清晰地报告神的旨意么?
  面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疑问,许慎很机警地说过:“占,视兆,问也,从卜口。”[17]看起来,仅仅从“生理”和“常识”的角度观察,向梦境索取命运的信息、密码、口令和答案,一张功能齐全的嘴巴(我们身上最大的“漏洞”或“缺口”),才称得上唯一的中介与通道。但牙齿会不会充当有碍命运信息顺利出笼的暗礁与冰山?这个貌似有理、表征着绝对怀疑主义者算无遗策的小疑问或小心思,不值得认真回答。“问也”来源于先民对命运的深刻恐惧,但必须落实在看似空洞的“口”中;可以被“观察”的“梦兆”,来自做梦者夜间地球上疯长的植物——它在忙于吞吐氧气和二氧化碳——但必须经过“口”的运作、舌头的搅拌,才能让“‘视兆’者”看见,继而精确报告命运的行程:它真的存在么?它快来了么?它是不是就在我们宅院的三十华里开外处?作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口戕口”总是要求占梦行为必须小心再小心、一万个小心——毕竟只有中庸主义的嘴巴,才能以它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天然禀赋,报告大家伙乐于接受的命运信息。中庸主义的嘴巴对应于我们孱弱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对欣喜和恐惧的承受力,总是倾向于非常有限。大悲、大喜不仅十分难缠,还有碍健康,容易让心脏充血、膨胀,增大肾上腺素的浓度;对嘴巴的极度悲观或过分乐观,都是极为有害的,能让“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8]——在此,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当真做到了一语破的:“足够量的肾上腺素流入血液可能引起心脏(突然)停止跳动。”[19]何况在我们国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片有瓦砾的地方,到处密布着只愿意倾听好消息的皇帝、天子、朕、检察大员、教主、法官、总统、主席,最要命的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寨主、帮主和山大王……“‘视兆’者”将嘴巴严格控制在中庸主义划定的势力范围内,是占梦术的第一原则;按其本义,“漏洞”能够“漏”出同命运相关的秘密与信息,但“缺口”呢,也能假借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权力,在我们整体性命的要害部位,凿开一个大大的“口子”,以方便性命快速流失——因被报告的命运密码不受待见让报告者死于非命的案例,古往今来,屡见不鲜。此处仅列一例:“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20]看起来,嘴巴在有些时候,确实是讨人嫌的,而讨嫌的程度,肯定和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国王和皇帝的权力无疑最大,公孙圣因此有机会为“口戕口”做出绝好的演义。在生死一线天的那些个关键时刻,每个占梦者都得像鬼谷子教导的那样,管住臭嘴、紧闭门牙。在更必要的时刻,大可以求助牙齿的自宫能力——敢于为某个更高的目的,摘除自家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老二”,至少约等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优良品德,值得仰慕,配得上三鞠躬的待遇。
  借用阿多诺1956年3月24日对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说的话,我们满可以鹦鹉学舌:所谓占梦,就是“用来兑现动物眼中所看到的东西”[21],就是追求一种仅仅寄存于想象中的因果关系,以求预知未来、窥测吉凶与祸福——同神秘莫测、威武英俊的宇宙自然相比,人除了充当人“口”中常常念叨和鄙夷的“动物”,又能充当什么呢?对于占梦,亚里士多德说得异常干脆和笃定:“最擅长解释梦的人,是能够看出相似性的人。”[22]他自信的口吻,听上去,就像本雅明在说刚刚被草创出来的摄影:“社会环境与风景(milieu)只向某些摄影家显露,因为只有他们才晓得如何捕捉社会环境和风景在人脸上的无名表情。”[23]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去“捕捉”?“相似性”又存在于哪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梦象,夜间地球上蓬勃生长的植物,在何种意义上跟何种命运的哪一个切片“相似”?很显然,正是无处不在、触目惊心的吉凶与祸福,激发了先民对命运的恐惧,鼓励了他们对幸福、安康的渴望;而无处不在的恐惧和生生不灭的渴望,则催生、滋养和浇灌了想象中的因果关系。乔治·西美尔不知从哪个神秘的角落,获得了自以为可以凭借的底气,以至于牛气冲天地说:“在叔本华之前,还没有人把幸福和受苦等同起来。”这是真的吗?他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如此搞怪,究竟为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恐惧,尤其是对死的绝对恐惧[而不是谢林(F.W. J.Schelling)大肆称颂的作为“人类第一个女教师”的诗人],才是人类反观自身命运的首席教师,是促成占梦术诞生最终极、最强大的动力:早在远古洪荒之际,“受苦”就已经同“幸福”相互杂糅、我中有你、难分难解;它们早就彼此相属、互为镜像。这情形,宛若苏格拉底临终前几个小时对死亡的感受:“朋友们,真奇怪,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痛快’!怪就怪在这快感是和它的对立面‘痛苦’联系在一起的。”[24]——面对希腊大哲的精妙感受,西美尔又该怎么说?晚西美尔一百多年的保罗·纽曼很牛气地写道:“死亡,就像出生和春天的交配繁殖一样,成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和不懈创新的媒介,在坟冢、圣殿和石阵结构……中均被记录下来。”[25]唉,可怜的纽曼,他为什么要忽略每一个部族都曾信奉过的占梦术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是我们记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肉眼能够猎取和收摄的坟冢、圣殿、石阵结构?占梦术难道不正是死亡通过先民对想象中的因果关系的不懈追求,才被创造出来的命运解码术么?
  令人欣慰的是,纽曼的低级失误,他心不在焉中制造的那记乌龙球,他思维上硕大的“漏洞”,被王符预先封堵与缝合了。王符动用汉代特有的想象力,精辟地给出了占梦的一般原则:“夫占梦必审其变故,审其征候,内考情意,外考王相,则吉凶之符、善恶之效,庶可见也。”[26]西美尔、纽曼等人不该怀疑,这是中国特色的梦的符号学的根本路径,也很可能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嘴巴”里津津乐道的“一般模式”——结构主义嘛,总是乐于为自己领养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子”,以便于刻舟求剑或以逸待劳;而以逸待劳或刻舟求剑,则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绝对分离。我保证,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结构主义本身。与此同时,精研中国梦文化的刘文英先生,像个敬业的文物解说员,提醒我们这些博物馆的参观者:所谓“变故”,就是梦因;所谓“征候”,就是梦象;所谓“情意”,就是梦者的心理状况;所谓“王相”,就是梦象在夜晚地球上被制造出来时的节气与时令[27]。但最后关头才应运而至的“吉凶之符”与“善恶之效”呢?容我补充一句:它刚好是“梦象”——本雅明所谓的“愿望意象”[28]——经由占梦术士的嘴巴,有意“漏”出来的命运密码,不可能是哑巴(或终极太监)自我娱乐、自我抚摸鼓捣出来的胡乱音符。很容易分辨:梦象宛若一枚硬币,它的正面是虚拟的音响形象和视觉形象,是梦的“能指”(signifiant,signifier)状态;“‘视兆’者”嘴巴中“漏”出的命运密码,则构成了硬币的反面,充当着梦的“所指”(signifié,signified)状态。在能指依照某种激情和想象力,向所指转渡、跳跃的过程中,先民们想象中的因果关系被建立起来了,“受苦”和“幸福”之间水乳相融的亲密状态,则被给予了神秘但可靠的依据;或者,想象中的因果关系的被建立,促成了能指和所指之间、“受苦”同“幸福”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想象中令人感动、感慨和感激的境界,恰似法国大哲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一命呜呼后,其情人安娜·德·诺瓦耶(A.de.Noailles)为他写下的沉痛诗句之所说:

你躺在宇宙下,身体已经毁坏,脸上
一片昏睡的模样,
而我,依然在流浪,不管我怎样迈步,
都会踩在你的心上
[29]!

  中国人梦见掉牙,意味着“家里有丧事”[30];精神分析的红衣主教,终生以“力比多”为学术思想主打的弗洛伊德博士,则十分笃定地认为:牙齿脱落象征着“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唉,此公总是喜欢把梦象的“所指”(或称“意义”),动不动就往做梦者的“老二”身上扯,以便跟他的学说遥相呼应、同气相求。但这种令人难堪的、混乱的阐释学困境,当真是索绪尔认为的,一种圆溜溜、红扑扑、凉飕飕的水果,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型号的嘴中发声为“apple”,在汉语性的嘴巴里成了震荡空气的“苹果”,就可以证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宛若青楼尤物一样,是人尽可夫,是可以随便胡来的么?我们的梦的符号学,不愿意待见索绪尔过于轻薄、草率的看法;来源于华夏大地复杂地貌和心机的占梦术,也决不表明在梦象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仅仅拥有某种脆弱和任意性的联系——因为想象中的因果关系虽然无法得到实证,但支持它的心灵逻辑,却总是预先就抢占了能够带来百战百胜之战果的前沿阵地,何况它还征得了中庸主义之嘴的声援呢。“家里有丧事”和“阉割焦虑”的所指分歧(或阐释学分歧),来源于中、西思维的深刻分野,出自于古、今思维的大异其趣。
  汉人王符至少从视觉形象和空间主义的角度,给出了梦象的能指向所指滑动、跃进的“一般线路”:“凡察梦之大体:清洁鲜好,貌坚体健,竹木茂美,宫室器械新成,方正开通,光明温和,升上向兴之象,皆为吉喜,谋从事成。秽臭污浊,腐烂枯槁,倾倚欹征,劓刖不安,闭塞幽昧,解落坠下,向衰之象,皆为凶恶,计谋不从,举事不成。妖孽怪异,可憎可恶之事,皆为忧患。图画卵胎,刻镂非真,瓦器虚空,皆为欺绐。倡优俳舞,并小儿所戏弄之象,皆为欢笑——此其大部也。”[31]跟白天的地球上视觉和听觉拥有的正派癖好完全相同,洁净鲜美、飘逸向上的梦象,恰好是夜间地球上的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和晴空万里,是珍贵、饱满和充满喜气的能指;它的所指,必将通过“‘视兆’者”中庸主义性质的嘴巴,被完好地“漏”出,足以让梦者快乐、微笑,甚至喜极而泣,以至于怂恿他们再接再励、重做好梦。丑陋的、向下坠落的梦象是另外一回事,它表征着凶兆、末路和厄运。这同白天的地球上视觉和听觉拥有的正派癖好,依然十分吻合,宛如歌德曾在某个地方,针对另一种境况所调用的赞颂之词:“有一种温柔体贴的经验,以内在的精神来认同客体,进而成为真正的理论。”但这些鲜活、宿命的所指,这些中庸主义之嘴“漏”出的命运信息,之所以长期统辖先人的心灵,当真是老歌德肆意嘲笑教会之于基督徒那样,仅仅是“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吗[32]?
  让德意志大师、魏玛枢密官愤懑和不“爽”的是,因为有心灵逻辑从旁声援,想象中的因果关系根本不是他臆想中的那么可笑,那么不堪一击;由于《梦林玄解》的大力援助,王符给出的“一般线路”再一次得到令人信服、令人感激的加固:“若天晴、日丽、宫宇庄严、服饰新整等类,吉征也。或天晴而忽暗、日丽而忽昏、宫宇服饰初完好而忽颓敝,则吉里藏凶。如途泞水浊、形体臭秽、草木枯槁等类,凶朕也。或途泞而忽开、水浊而忽澄、形体草木污朽而忽洁鲜,则凶中带吉。”[33]瞧瞧,在古汉语的玲珑剔透中,在它的祖先预先给予的字正腔圆中,占梦术不仅从美学角度,从审美心理学的战略高度,让梦象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获取了一种稳固的、非任意性的联系,还得到了一种似是而非、号称“吉里藏凶”和“凶中带吉”的辩证法的热烈支持,以至于能让它处于“金枪不倒”之境——而“有关部门”早就将辩证法内定为人类思维的最高范畴。谢天谢地,有且只有辩证法才没有“练门”和“七寸”,有且只有辩证法,才是沸腾我们思辨的春药和“伟哥”。这种令人感动的情景,倒更像西美尔对货币的真诚“礼赞”:由于金钱语法的出现,“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34]。让索绪尔大失所望的是,“家里有丧事”和“阉割焦虑”的所指分歧,反倒完美无缺地证明:中国的梦的符号学同想象中的因果关系,总是倾向于处在婚配状态中——蜜月还将是永久性的。而且,这种神秘的“永久性”,愿意部分性地赞同或分享J.H.米勒(J.HillisMiller)的如下描述:“也许这个词本身就是‘目的地误差’的结果,它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理所当然的是,其意义总是已经在其他某个地方就被确立了。”[35]有想象中的因果关系从旁伺候,梦象的所指(即“意义”)早已被预先确定、不复更改,宛若荒谬、有悖常理的“白发三千丈”,经老顽童李太白一番鼓捣、转折和打磨后,立即天衣无缝地跟现实中的“缘愁似个长”合理地拼贴在一起。
  在嘴巴的劳作与援助下,在它被赋予的宇宙论模式中,在“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36]后,我们恐惧着和向往着的先民们,终于吃到了既速效又珍贵的定心丸:或惊恐而平静地等待灾祸到来,或怀着兴奋与喜悦的心情,守候好运如期莅临——既然命运早已被预先确定,先民除了被动接受,又能怎样?还能怎样?有且只有嘴巴,才能将杂乱无章的“声音”,转换为意义明确的“话语”,才能将宛若自然之物一般的梦象,拉进语言空间之内,因此,梦象才能在被想象着的因果关系中,变成表征祸福、吉凶的神秘现实;因此,萌生于、植根于绝对恐惧的占梦术,既是一项神秘的认识论活动,又是我们观念和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宿命论。而渴求中被想象着的因果关系,则趁机认领了它必须要为认识论和宿命论辛苦效劳的双重任务。中国的占梦术建立在宿命论的基础之上,20世纪的法国人热衷于鼓捣的结构主义,则智商极高地主动发现了宿命论。和被迫捕捉命运密码的占梦术相比,拥有绝对“主动性”的结构主义反而显得更为悲观和绝望——一切秘密,就存在于“被动”和“主动”的态度之中。这种长期和我们打哑谜、捉迷藏的境况,是否能够证明人类始终走在通往“进步”的康庄大道上?欧阳江河以决绝的语气,否决了这个疑问。但他把“问号”(“?”)卷成了一个圆圈(即“。”):“今人越是万有,越是一无所有。”[37]想象中的因果关系对应于命运的不确定性,还和对未来的恐惧心理恰相对称——但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是笔挺、坦率的直线,不是想象中甜美、柔顺的弧线。所谓梦的符号学,就是想象中的因果关系认同它的宿命论“走卒”和认识论“爪牙”的双重身份。这种过于诡异的身份认同,促使梦的符号学迅速走向梦的阐释学。占梦术就是阐释学和符号学的两位一体,何况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定关系,就是为了呼唤梦的阐释学能够尽快现身。梦的符号学是梦的阐释学的接生婆;而让梦的符号学受孕的,则是死亡的必然性,是难以索解的命运的歧义性,也是黑黝黝的恐惧和无法被缩减的怕。占梦术的血缘和身世,决定了梦的阐释学只能是关于命运和生死的阐释学,是恐惧和怕的辐射形式,是对未知的将来的强行介入——却又采取了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行进姿势。它穿行在梦象的边缘,打量着梦象的脸色,感知着梦象的温度和湿度,为梦象寻找言辞性的屋宇,希望能在中庸主义之嘴的运作与协助下,探出它的小脑袋——那些没能留下名号与姓氏的先民,是不是无数次瞧见了矗立在小脑袋上眨巴着的小眼睛?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作为饱学鸿儒的荣格显得既幼稚,又有些大煞风景。他像个冬烘先生或老牌学究一样认为:“梦的内容之所以如此费解,是因为梦使用了无意识的语言。我们在意识状态要想理解梦的意义时,就会觉得无意识的语言似乎不合逻辑。无意识的语言具有象征性,因此释梦的目标就是解译梦的象征意义,从而弄清它的真正意义。”[38]颇具几分搞笑特性的是,这种疑似“科学主义”的占梦术,到底游荡在我们思维中的哪个阴暗角落?谁能准确报出它的坐标或经纬度?当真有人能“科学地”把无意识世界的语言,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或译成擅自将“apple”认作“苹果”的汉语?至少,荣格自命的“科学释梦”工作,已经招来了太多的嘲笑和讥讽,就像说英语的斯特劳森(Peter Strwson)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描述过的某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出壳后存留下来的东西,就可能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39]荣格会同意这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判词么?从未自称“科学”的中国占梦术,因为有梦的符号学和想象中的因果关系从旁助威、压阵,却显得极为复杂、啰嗦、诡异和繁琐。它不仅要面对“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和“惧梦”(此即所谓“六梦”)[40],还必须动用现代人替它总结出来的各种占梦技巧:象征法、连类法、类比法、解字法、谐音法等等乱七八糟,却又能表征想象中的因果关系、准确影射认识论和宿命论的各种技巧[41],宛若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讽刺过的,在法语词典里,“被称作‘中国人’者,转义为‘过分追求繁琐的人’。”[42]他妈的,这种打胡乱说、张冠李戴的词典想干什么?法语词典当真相信自己拥有包打天下的能力?其实,它狗屁不是,仅仅是法国人日弄出的纸张祖宗——当真是穿上马甲,就变成上帝和“奥特曼”(Ultraman)了?这种当街手淫的举动,实在是太孟浪了。而我们的“繁琐”刚好表明:宿命论既渴望从认识论的角度,找到能够表征宿命的答案,以便“定心丸”被快速地配制出来;认识论又极其愿意动用想象中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科学”),为恐慌中的华夏先民找到可以遮雨栖身的言辞性茅屋。本雅明自杀前不久骄傲地说过,他写下的每一个词,就像犹太教经典中的词一样,拥有四重含义。命运,尤其是中国人云诡波谲、狡诈无比的命运,它如此晦涩难识,如此瞬息万变、朝不保夕,又岂止区区四重含义就能轻易对付得了?与命运相对称的梦象,不经过“繁琐”的工序、“繁琐”的心智,有能力报告命运的脚程么?能让恐惧着、向往着的华夏先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各自的命运么?
  在远古时期极具童年梦幻和胎记色彩的经验主义大脑中,有原始粗糙、似非而是、极具恍惚特性的辩证法鼓励和充当帮手,梦的歧义性早已被认作命运的对称物;梦的神秘性则得到了先民们的极度恭维,被拍马屁般,一致看作影射了死、死的邻居与亲戚。它们终其一生,都住在同一条街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某些人所说的互为“隔壁老王”,很容易实施不被道德准则认可的通奸行为。很显然,宇宙和自然万有的神秘,只是外部的神秘,更多的时候不属于人、人的思维和心灵;做梦者在夜间地球上制造的梦象(博尔赫斯称之为“黑夜半球的快乐”[43]),却是只有我们的身心关起“门”来,才能感知和享受的内部神秘。外部神秘固然让先民恐惧,内部神秘则构成了先民们心中双倍的怕。但它能否跟梦乡馈赠给我们的双倍人生相对称?这是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无需回答的问题。或许,正是双倍的怕(而不是外部神秘),才让班固——被刘姓皇室包养起来的正统学者——愿意代表大汉王朝下结论:“众占非一,而梦为大。”[44]看起来,腐朽的帝国和“屁民”或“牲人”(homo sace)[45]一样,也有它繁复难解的梦象和内部的神秘,急需梦的符号学和阐释学前来效命。面对帝国和皇室满是疑问的小眼睛,面对因渴望而半张着的大嘴巴和完全敞开的小耳朵,占梦术士(或“‘视兆’者”)应该牢记有关“口戕口”的格言——毕竟和低级“牲人”的心理期待相比,帝国和皇室拥有更为脆弱的心脏和脉动,它因此更有理由需要好消息。帝王们总是倾向于国家主义占梦术能尽快抛弃它的宿命论特征,强化它稀里糊涂、稀里哗啦的认识论特质。这是世俗权力对占梦术的胁持、绑架和诱奸。
  很可能出于跟班固极为相似的考虑,朱熹,洪武皇帝为自己认领的祖先,选择性地忘记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儒门圣训,联合他的前辈、鼓励他的后辈,将占梦术提升到天-人高度。在赵宋王朝偏安、苟活于武林之时,搞大儿媳妇肚皮、为栽赃同僚拷问过某青楼尤物的朱夫子,拿着鸡毛当令箭,宣称占梦术是先王、圣人治理天下的重要方式,拥有十分重大的合理性:“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其善恶吉凶,各以类至。是以先王见官设属……占六梦之吉凶,献吉梦、赠恶梦,其于天人相与之际察之审矣,经之至矣。”[46]朱夫子对占梦术的言说,跟《国语》赋予嘴巴以宇宙论的地位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除此之外,他是不是更想说:既然所有王朝都自称上奉“天命”,因此,与上天狼狈为奸的王室成员肯定只做“吉梦”?而那些不幸崩盘、“垮杆”、“悖时倒灶”[47]的“二杆子”[48]王朝,是不是临终前,都被赠予了一麻袋、一火车皮的“恶梦”?和干瘪、乏味的朱熹相比,中国占梦史上的大师级人物陈士元,反倒说得更加没有新意:“天人同应,相应而不远。先王必立官,以观妖祥、辨吉凶,所以合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49]这个陈某人,好像没有被封为“理学家”嘛,为什么也要摆出一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儒门做派呢?
  陈士元的鹦鹉学舌,愿意将“没有新意”推进到底的光棍风格,除了朱熹没有说出的潜台词外,或许正好可以表明帝王、皇室和天下“牲人”对待占梦术的普遍态度:以天人相与的名义,隐藏起想象中的因果关系曾经认领的宿命论“行走”的身份,故意强化它的认识论“爪牙”的向度,但又在有意无意间,将中庸主义的嘴巴给成功地隐藏起来了。不过,老谋深算的陈士元,怎么可能忘记这个大漏洞?何况这个漏洞还要为乌龙球的到来鸣锣开道。为此,他在另外的地方,特意点出了占梦术的特殊性:“夫兆倚龟而征,易赖蓍而显。蓍、龟,外物也,圣人设教利用,犹足以通乎神明,稽乎大疑。乃若梦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隐赜,则荣枯得丧,乌得而违之者。”[50]瞧瞧,在“绝地天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对失落的上天的补偿,占梦术被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具有重要性,以至于刘文英先生在检索了中国梦文化史之后,深有感慨:“占梦在史前时期,本是基于梦魂观念自发形成的一种民俗和迷信,后来在氏族、部落的活动中也成为重要的占卜形式。殷王和周王则把梦的迷信活动明确规定为官方的信仰。周王更进一步把占梦制度化,用占梦来观察国之吉凶,决定国之大事。这就使占梦活动与占梦文化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整个殷周时代,社会上下都完全为占梦所禁锢。除了绝对的、无条件的信仰之外,没有任何人怀疑占梦的神圣性和权威性。”[51]朱熹向先王圣人致敬、向皇室溜须拍马,我们不用理会,陈士元的了无新意也不必挂怀。问题是,即便有官方提倡,我们的先王和圣人真的愿意听从占梦术士报告的消息,像个“实事求是”的中共党员,像个“尊重客观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依照被报告出来的吉凶、祸福之词,毫不走样地去治理“他”的——而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么?连刘先生也无法否认,一部中国占梦史有分教:我们从中看到的,主要是吉梦,是帝王注定要登基成为帝王的好兆头,是显示帝国将继续繁荣昌盛的优质密码——它们都被被包养的官办占梦术士,被国家主义的“‘视兆’者”,给一一报告出来了。“口戕口”是不是帝王和占梦术士共同维护的禁忌?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后人看到的案例,大都是王侯将相光鲜无比的吉兆?看起来,我们身上最大的“漏洞”对最大的“缺口”,总是持有异常警觉的态度……
  梅芙·恩尼斯以知情人的身份知会我们:梦的采访术(dream interview)是美国人盖尔·德莱尼(Gayle Delaney)女士的发明。作为精通“梦史”的人,恩尼斯实在不该有这等重大失误。她应当知道,占梦术才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梦的采访”,甚至早就是“梦的解析”了。无从准确查考其生活年代的巫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占梦师,是第一个将梦象的能指与所指合二为一的人物,是第一个将宿命论和认识论揉在一起的智者。作为云遮雾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占梦大师,巫咸为中国占梦术奠定了最基本的方向,开创了中国占梦史上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但他留下的占梦案例却十分鲜见,搞得我们这些蓄势待发,想真诚赞美他的人,却“狗咬乌龟——无从下口”,热脸蛋贴上了冷屁股。尽管殷商王室早就开始用甲骨占梦[52],周人还设有专门的占梦之官[53],但更多的占梦高手,却隐藏在民间,寄身于乡野闾巷,像我们这些毬不啰嗦之人一样,很少有机会拱入官方正史、潜伏在宫廷官衙——在全地球的历史上,可能只有中国的“牲人”才算失败得最为干净、最为彻底:我们在二十四史中,能看出他们究竟在怎样起居和生息吗?但这并不妨碍占梦术士动用梦的符号学和阐释学,为帝王、为凡夫俗子破解吉凶祸福。在所有占梦案例中,属于帝王的案例总是格外让人感兴趣。这种微妙、离奇的心理,很可能对应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54]的俗语所昭示的含义。这种样态的俗语,既能鼓舞一批有志之士逐鹿问鼎,也会吓坏现役君王。对豪言“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55]的成功主义者,谁又不想让去充当至高无上的“余一人”[56]角色呢。毫无疑问,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是些有远大理想的人,都是成功主义哲学的拥护者,都有我们这些“燕雀”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的“鸿鹄之志”,但也不能因为他们像刚出炉的处女馒头一样光鲜无比,就忘记他们还都是些孔夫子诅咒过的“乱臣贼子”。要不,清人唐甄,我的四川乡贤,怎么会说出“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也”[57]这等大逆不道的大实话?所以,帝王,尤其是开国之君,假如他还算英明的话,必须要有意识地垄断“吉梦”。连土包子陈胜,也知道在某座坟墓后边装神弄鬼,知道往鱼肚子里边塞私货的效用和妙用——但首先得借用一张善解人意的“吉口”。好在这种性质的嘴巴,在被普遍规训过的中国遍地都是,而且,它们还总是倾向于主动宽衣解带、投怀送抱。因为这种成色的“漏洞”,决不会让自己的“缺口”变作定时炸弹——属于嘴巴的人仰马翻、尸横遍野,肯定与这种型号的嘴巴绝缘。
  作为五百年一出的乱臣贼子,隋文帝杨坚黄袍加身之前,“坚”称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只有右手没有左手,成了梦中的独臂翁。他被吓坏了么?他也许暂时收拾起谋逆弑君的远大志向了吧。但一个老僧——所有老僧据说都“戒行高洁”[58]、不打诳语——却随即给出了占梦之词,屏蔽了杨坚的恐惧心理:没有左手,即为独拳(权),不久当为天子。有这等质地优异的“吉口”透露天意,杨坚顿时坚定了革命斗志,打定了按时、按质称帝的决心。作为对“吉口”的回报,此人登基后,很快将老僧居住的破庙,改建成富丽堂皇的“吉祥寺”[59]——瞧瞧,一座以“吉祥”命名的寺庙,对得起当初为“乱臣贼子”打气、鼓劲的“吉口”,也呼应了“吉”祥之“口”。和杨坚相比,不久后推翻他花花江山的李渊更有趣,做的梦更富有传奇色彩,但也更污秽可怖:在“与刘文静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60]——李渊后来果如禅师所言,成了“高祖”。没说的,皇帝对僧人——尤其是不打诳语的老僧——的征用,很有效,很管用,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李白到底是早有先见之明,还是在刻意讽刺某些奇妙的景观呢?他说:“磋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61]我们从那些作为“马屁精”(而不仅仅是“人精”)的僧人身上,是否还能看得到一点儿“涅槃”、“寂静”的影子?是他们真的得道觉悟了,还是想“投机倒把”似地鼓励“乱臣贼子”成为明君,以便拯救天下苍生?朱熹津津乐道的“献吉梦、赠恶梦”,说的是否就是这个意思?指称的,是否就是这个去旧布新、去伪存真的过程?真奇妙啊,在“乱臣贼子”和开国圣君之间,在旧王朝和新帝国之间,区区一个“献吉梦”、一个“赠恶梦”,居然就能充当最稳固的桥梁。更奇妙的是,在面对“赠恶梦”时,“献吉梦”有点类似于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书中为即将被海象吃掉的牡蛎而哭泣的那头海象。海象对牡蛎说:“我为你而哭泣,我无比同情你。”但这种沉痛之言并不妨碍海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挑食着大个儿的牡蛎”[62]。秉承“辩证法就是变卦”的本来语义,话又说回来——也必须得把“话”给“说回来”——如果那个老僧、那个禅师真的不解风情,大胆将独缺一手、遍身虫蛆这等污秽而向下沉的梦象按其本义进行传释,他们的吃饭之口,还能继续押送太阳光线到达肠胃的最深处么?和僧人们“涅槃”、“觉悟”的修身目标比起来,“言”之“口”的重要性,仍然要让位于“食”之“口”的紧迫性。
  ……我看,帝王们的梦象,就不用再说了吧?既然是帝王,他做的每一个梦,肯定都跟天下苍生有关:或拯救他们,或蹂躏他们。我同意,我必须严重同意,反正满世界都是些毬不啰嗦的“牲人”,帝王们实在没必要客气:该抓抓,该杀杀,该剐剐,该毙毙——有什么道理好讲!我还要主张:生日不好不能怪父母,命苦不能怨政府。实际上,恐怕连你娘亲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颗神秘的子弹命中了靶心、打了个十环,才让你落草来到人间,何况,他们还有那么多你根本来不及兴师问罪的即兴时刻;全地球的各家政府呢,早就皈依了唯物主义,相信科学、理性、各式工具和市场,信任任何一种在它们看来值得信任的东西,总而言之,早他妈不信神了——何况占梦这等低级巫术、旁门左道,肯定会严重干扰“科学发展观”自身的“发展”。身为低等“牲人”,我建议,我们就得知趣地认命。因此,以下发问,只能算我无聊,只能算我无话找话,类似于言说上的终极太监在密室中的自慰,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我们这些失败主义者又该怎样利用占梦术,利用想象中的因果关系?嘿嘿,作为天天做梦的人、屡教不改的梦奸犯,我对自己的无聊发问的更加无聊的态度只能是:既然失败是天定的,那就不用理睬所有占梦术,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梦象不用说,都表征失败。我们唯一需要求助于占梦术的,仅仅是想知道:我们将以何种样态、经过何种步骤、在怎样一步步获取失败;在何种时刻,需要何种条件,我们才能占据“失败”一词的语义最顶峰——那极有可能是“毬不啰嗦之人”在醉醺醺的飘飘然中,能够感觉自己“玉树临风”的唯一时刻。
  除了数量极少的人间尤物,除了“被出生”(即I was born……)那一刻有能力回望来路的家伙,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人,都不可能听见或记得自己的第一声哭叫。但用不着任何政府部门动用任何型号的指示、通知、条陈、诏书、文字狱或红头文件,我都有十足的把握肯定:我的“处女哭”,是我献给这个世界的第一份见面礼——我的母亲,您一定还记得让您受难的那个日子吧。那一刻,您多么年轻,怀揣着多少令人同情的期望……在接下来的岁月,在这个自称待我不薄的世界,我曾哭过、骂过、笑过,还曾强迫自己耐着性子手舞足蹈过、眉飞色舞过。但那都不过是为了向它溜须、献媚和拍马,不过是想从它那里捞些好处。但最终,我就像17世纪末某个法国人所说:“我有一块低劣的田地,只能收些小麦,所以我把它卖了……”[63]如今,跟这个世界周旋了一番后,母亲早已退休,我也人到中年,正皮里阳秋、昏昏霍霍,走在我拜过码头、见过舵主和英名领袖的世界,这个我曾经想索取点什么却最终未遂的地方,知趣地放弃了奢望、卖掉了“低劣的田地”,不再求助于梦的符号学、阐释学,对梦的宿命论和认识论也没有多少热情和兴趣。至于“口戕口”,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呢——我又不曾“独拳”过、浑身蛆虫过。我又不是占梦术士。但不好意思,跟那些天天祈求占梦术保驾护航的强人和成功人士一样,我也在吊儿郎当地同时光勾肩搭背,在走向自己的未来。“我的未来不是梦”?以这区区七个汉字充当题目的流行歌曲,穿过末流歌星的嗓子眼,一次又一次来到我跟前,究竟想干什么?免费给我提供希望吗?问题是:我还需要这等廉价、肤浅和可有可无的希望么?
  我来到这个世界,最多“只能收些小麦”,或者,最多是个帮母亲打酱油的孩子,仅仅希望买回来的黑色液体,能给正在被母亲爆炒着的回锅肉增添一点光彩——真没想到,眨眼间,我就走了这么远,人到中年,却依然还在天天打酱油。当然,回锅肉,美妙的回锅肉,勾引我满口生津的美味,只是为了满足我肠胃中蓬勃生长着的“馋口”。但最终,还是为了那一记带有甲烷味道的“嘟哝”声,以便赞美,是的,赞美我无限热爱过的世界——你想想,一个毬不啰嗦之人,又能有什么新鲜、洁净、向上飘逸和表征着登基的梦象呢?他还有什么像样的机会,用什么像样的东西去赞美什么更高级的玩意儿吗?实不相瞒,我们这些人早就想好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老子投八路。”——恰如一首破罐破摔的歌谣之所唱。
  母亲,在麻将桌上安享晚年的母亲,您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自暴自弃,毁灭了您在让我出来时怀有的全部期望,您对此有何感想?唉,面对我一脸的颓唐和落魄模样,我知道,您已经没有心思再次举起鸡毛掸子……


注释:
[1]蜀语,意为抬杠。
[2]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3]洛伦茨·耶格尔(LorenzJager):《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4]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
[5]参阅凯特林娜·克拉克等《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6]《大戴礼·武王践阼》。
[7]参阅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855-856页。
[8]《说文解字》。
[9]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前揭,第22页。
[10]参阅敬文东:《看得见的嘴巴》,《文学界》2007年第3期。
[11]《鬼谷子·捭阖》。
[12]《国语·晋语一》。
[13]《圣经·启示录》20:14。
[14]参阅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前揭,第5页。
[15]约翰·鲍克:《神之简史》,高师宁等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128页。
[16]《阿底·格兰特》597,参阅约翰·鲍克:《神之简史》,前揭,第128页。
[17]《说文解字》。
[18]出自于索尔·贝娄(SaulBellow)一部小说的书名。
[19]柯林·威尔逊:《前言》,载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前揭,第i页。
[20]《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六。
[21]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前揭,第4页。
[22]参阅G.墨菲(G.Murphy)等:《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上,林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1页。
[23]本雅明:《迎着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24]柏拉图:《裴多》60b,杨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25]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前揭,第6页。
[26]汉·王符:《潜夫论·梦列》。
[27]参阅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前揭,第165页。
[28]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前揭,第6页。
[29]米歇尔·维诺克(MichelWinock):《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巴雷斯时代》,孙桂荣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30]《周公解梦书》。
[31]汉·王符:《潜夫论·梦列》。
[32]《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54页。
[33]明·陈士元撰、明·何栋如补辑《梦林玄解·梦占》。
[34]参阅刘小枫:《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35]参阅陶家俊:《思想者的黄昏》,《文景》2010年第7期。
[36]《周礼·春官·占梦》。
[37]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今天》2009年第3期。
[38]参阅梅芙·恩尼斯等:《梦》,前揭,第76页。
[39]彼得·F.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性的形而上学》,江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40]《周礼·春官·占梦》。
[41]参阅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前揭,第132页以下。
[42]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43]《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集》,陈东飈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57页。
[44]《汉书·艺文志》。
[45]参阅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生命的政治化》,严泽胜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9页
[46]宋·朱熹:《诗集传》卷十一。
[47]蜀语,都是“垮台”的意思,是“崩盘”的另一种方言性说法。
[48]蜀语,意思是不入流、不正经或不正宗。
[49]明·陈士元:《梦占逸旨·众占篇》
[50]明·陈士元:《梦占逸旨·长柳篇》
[51]刘文英:《梦与中国文化》,前揭,第47页。
[52]参阅《甲骨文合集》“天文历法”类和“吉凶梦幻”类。
[53]参阅《周礼·春官·占梦》。
[54]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
[55]《史记·项羽本纪》。
[56]参阅《尚书·盘庚》、《礼记·玉藻》、《礼记·曲礼下》等。
[57]清·唐甄:《潜书·室语》。
[58]参阅《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59]参阅《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60]参阅《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61]唐·李白:《赠泗州僧伽歌》。
[62]参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非凡的小人物》,王翔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63]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SabineMelchior-Bonnet):《镜像的历史》,周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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