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捐赠
主题 : 朱迪斯·巴特勒:解释、开脱、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5-02-06  

朱迪斯·巴特勒:解释、开脱、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

何磊、赵英男 译




  一部独具勇气与抱负的力作:由心理世界出发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们懂得团结、认识痛苦——正是这些因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主体。
    ——霍米·巴巴



  九一一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媒体中反智情绪高涨、审查制度大行其道。这可能是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使然,也可能意味着,作为“民意”与“舆论”体现的媒体脱离了群众,开始向我们鼓吹政府的“呼声”。而媒体的腔调之所以类似政府,则是因为媒体支持或认同政府的说辞。我们姑且不谈媒体对大众的影响,不去追究媒体是否以塑造国民忠诚情感为己任。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尚未完全失效,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已经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媒体的“批评”(亦即媒体独立性)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侵蚀。
  尽管我们最近获悉了一些虐待战俘的事情,而战争的“失误”也已公之于众,但是,发动战争的理由与导致战争的原因似乎都不是大众关注的重点。直到最近(2003年秋季),公众才开始探究政府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原因何在。实际上,深究原因必然会引起恐慌,人们担心探究原因会被别人视为寻找藉口。“正义之战”(justwar)的发起人迈克尔·华尔泽(MichaelWalzer)就曾在报章中表达过这一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专栏社论中发挥了潜在的审查效果。同样,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副总统理查·切尼(Richard Cheney)、爱德华·罗特斯坦(Edward Rothstein)等人的文章,他们鼓噪道,当前不仅要重新强调美国价值观,还要重新强调最毋庸置疑的根本价值观。那些被冠以“相对主义者”或“后-主义者”头衔的知识分子要么是“恐怖主义同路人”,要么就是反恐斗争中的薄弱环节。人们难以批判战争,因为主流媒体不会刊登这样的观点(于是它们大多只能发表在激进媒体或互联网上),而且,只要批判就有可能招致疯狂的打压与审查。布什提出的二元论表明人们只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跟恐怖分子一伙”。而在此情况下,人们几乎无法同时反对这两种立场,也几乎无法质疑这一二元对立的逻辑。而且,这种二元论重新弹起了东西方二分的陈词滥调,从而拐弯抹角地带我们绕回了“文明”(我们自己)同“野蛮”(现在成了“伊斯兰”的同义词)的拙劣二分。冲突发生之时,在有些人看来,如果有人反对战争,那么他一定同情恐怖行径,或者他一定认为恐怖行径是正当之举。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在知识层面进行反思,让人们了解更负责任的区分,如实地重述历史原貌,并且按照完全不同于以暴易暴的逻辑重新理解“负责”。依据这种认识,全球合作的长期愿景将成为公众反思与批评的指导原则。
  左派对阿富汗战争的回应遭遇了严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无视左派对“他们为何如此憎恨我们?”这一问题的解释,认为这些解释就是为恐怖行径开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道德上的反智主义倾向、不信任左翼的情绪、自我鞭策的第一世界菁英——这三者共同作用,让人们无法反思当前全球冲突的背景与原因。“九一一没有藉口”的鼓噪已经成为压制公众严肃探讨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正是这种外交政策使恐怖活动得以在世间孳生。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他们拒绝客观报道国际冲突,拒绝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对美国军事活动提出的重要批判。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严重褫夺非法移民及恐怖嫌犯人身自由的情况。国旗成为了含混的象征,人们藉此将九一一死难者同当前的战争相提并论,似乎凭借这一简单的象征就能把同情逝者转化为支持战争。人们公然嘲笑和平运动,将反战游行斥为不识时务之举;这种态度制造出一种舆论,它极度排斥反战的情感与理性分析,同时强硬地质疑着异议的地位与价值,而异议正是当代美国民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定术语”意味着什么、应当如何使用它们、藉此又能暗中形成何种团体利益……关于此类问题的共识也催生了霸权。我们用“恐怖行径”专指九一一之类袭击美国的事件,藉此将这类暴行同那些外交决策或公开宣战发动的“正当”暴力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将这些恐怖行径称为“宣战”,于是军事打击就成了理所应当的自卫之举。同时,“恐怖分子”一词的用法也越来越模糊,目的、行动截然不同的各类力量都在利用这一术语。例如,以色列当局用“恐怖分子”来描述所有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却不会用它来描述当局的暴行。普京也用这个词来指代车臣的独立斗争,于是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发动的暴力行动就成了合理的国家自卫。美国也藉“恐怖分子”将自己定义为恐怖袭击唯一的意外受害者——当然,美国确实遭受了暴力。但遭受暴力是一回事,而以此为由、以自己所受伤害为由对他人(他们可能是伤害美国的根源,也可能不是)发动肆无忌惮的攻击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此我想强调,理解暴力的方式产生于遭受暴力的经历,但这种理解方式既阻止了特定的问题与探究历史的要求,也为复仇提供了道德藉口。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理解模式,因为它有效地决定了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某种观点是解释还是开脱、我们能否听取异议,这些都取决于理解暴力的框架。
  这一理解框架还有另外一层叙述功能。在美国,我们用第一人称讲述九一一事件。这一日期与那些始料未及的恐怖经历推动着叙述。如果有人想把这个故事的开始时间提前,那么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例如,我们可以讲述默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的家庭生活,他是不是因为长得像女孩而遭到嘲弄,他在汉堡的什么地方集合,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驾驶飞机冲向世贸中心大楼。我们也可以讲述本·拉登的故事:他为何与家族分裂,他又为何如此愤怒。这样的故事比较吸引人,因为它们暗示人们:个人病态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可信而动人,因为它为某些主体赋予了能动性。我们能够理解这种能动主体,它符合我们对个人责任的理解,也符合领袖魅力的理论:这正是二战中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大力鼓吹的理论。
  相较于“一伙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个人以各种方式策划实施了恐怖活动”,上述叙述方式无疑更容易理解。因为如果有这么一群暴徒,就需要有一个领袖,一个对所有成员行为负责的主体。也许我们可以从有限的渠道获悉基地组织(al-Qaeda)利用伊斯兰教义的手段,为了支持我们的自由主义理解框架,我们还想知道:这个组织并不代表伊斯兰宗教,大多数穆斯林不会宽恕他们。基地组织可以成为“主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主体从何而来?抽离出事件中的个人,我们似乎就毋需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整个事件了。我们也许不解,尽管有些组织已经公开谴责了暴行,为何各大穆斯林领袖未能更严厉地公开谴责暴行?我们也不会明白,为何这些穆斯林领袖难以像明确谴责暴行一样同美国展开合作。
  我们自己的暴行是不会见诸报端的,它们始终是以自卫为名开展的高尚事业:铲除恐怖主义。在阿富汗战争时,曾有报道指出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可能屠杀了一个村子。人们会调查此事么?如果确有此事,人们会以战争罪起诉肇事者么?如果媒体中出现了阿富汗土地上流血的儿童或死者的尸体,这不是为了说明战争的残忍,而只是为了批评军队未能精确制导。我们严厉批评自己未能精确命中目标,仿佛命中目标就是终极目的。然而,我们不认为逝去的生命与受害的人群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不会想要了解,为什么屠戮生命恰恰证明了美国的暴行。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当成恐怖行径。而且,如何依据这些恐怖事件开始自我反思,我们没有先例可循。九一一事件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因为,试图从另外的角度讲述这一事件或者试图了解原因,这样做本身就使能动性问题变得复杂莫测,无疑也会导致道德模糊的担忧。为了把那些行为谴责为没有任何藉口的绝对错误,为了有效维持我们的形象:既是受害者、又积极参与了铲除恐怖的正义事业,我们只能从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开始叙述。
  我们必须使用第一人称,并且摒弃那些可能会削弱讲述者“我”在国际政治领域领袖地位的内容。丧失领袖地位同样是我们的创伤,我们无法容忍这一局面,于是试图通过重新占据领袖地位来弥补这一损失。叙事方式必须补偿弱点暴露为自我崇拜带来的重创。因此,我们的反应是拒绝国际合作,因为那样我们就必须服从凝聚共识的原则。我们把联合国贬为次要的协商机构,转而刚愎自负地坚持美国的单边主导权。然后我们又问: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暴露自身弱点激发了我们坚守美国“领袖地位”的主张,这种反应再次暴露了我们蔑视国际合作的态度:因为这些合作组织并不是由美国建立或领导的。此类国际合作同美国霸主地位并不矛盾,反而证实、加强、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因而对国际合作的未来形式及可能性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也许根本不会有人听到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要问:关于第一人称叙事在全球架构中丧失中心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提出全新的理解方式与可能性?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谈遭受袭击这件事,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谈九一一之后发生的一切。这些故事必须要讲,也一直在讲,尽管沉重的创痛打击了我们的叙事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历史塑造的领域内活动,这一领域内同时还有其他主体与其他活动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摆脱美国刚愎自负的防御性叙事视角,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同他人生命之间的深刻联系。我的左派朋友自嘲道,他们失去了第一世界的骄傲自满——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一定要重新找回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才能从创伤中恢复吗?我们能否接受针对第一世界自豪感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不同的政治模式?
  我认为,我们应当虚心听取某些解释:它们在美国极为少见,但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世界格局何以形成,虚心听取此类解释将促使我们承担新的责任。我们将不再只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将改用第三人称叙述或者听取第二人称叙述,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权力格局。然而事实却是,我们不愿坦诚面对第一世界中心地位的丧失,拒绝听取任何解释,仿佛解释这些事件就等于承认它们是合理的,似乎解释事件就等于同情施暴者,好像理解这些事件就等于为其提供辩解。我们对某一观点的恐惧掩盖了更深层的恐惧:我们害怕那种观点传染我们、腐蚀我们,害怕假想敌的思想会摧毁我们的道德。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想?布什声称,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铲除”恐怖根源。但是,找出应为袭击美国负责的个人就是找到根源了吗?我们有没有想到,入侵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主权国家、支持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的巴基斯坦军事政权、抹杀生命、摧毁村庄、家园和医院……这些行为难道不会引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美情绪与反美活动?就战略层面而言,我们是否想要减少暴力?就伦理层面而言,我们是否有责任制止暴力进一步蔓延?是否需要反思自己如何为暴力推波助澜?我们是否有义务催生一种包容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全球政治氛围?
  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自由主义者悄然支持战争,这些自由主义者还为美国的国家暴力提供理论辩解,证明它不是恐怖主义行径。不仅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不想听到“原因”,“正义之战”的自由左派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听“开脱分子”(excuseniks)辩解。这个生造词汇重新搬出了冷战时代针对苏联的修辞,它暗示:那些想要了解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藉此了解全球格局成因的人,其质疑与问题本身就使他们成为了假想敌的同谋。但是,追问政治事件与社会事件(如最近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形成方式,甚至寻找各类原因,这样做并不等于为这些事件找到责任的根源,也不等于让我们失去明辨是非的道德判断力。
  显然,某些左派的分析结论仅仅是:这是美国自作自受的报应,或者说这是美国咎由自取的下场。这些偏颇的说法只是表达美国优越地位与无限权威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解释认为恐怖活动是由单一主体发起的,这个主体不是我们以为的别人,而是美国自己。不存在其他主体,即便存在,他们的力量也不如我们。换言之,这种政治妄想只是美国霸主地位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妄想源自于对无限权威的幻想,这种政治妄想还体现在一些更为极端的解释中,比如,九一一袭击是中央情报局(CIA)或以色列秘密警察(Mossad)策划的。的确,本·拉登确曾在中情局实习,而且美国曾经为了战略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曾支持过塔利班。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构成因果关系,但它们却成了解释框架的构成要素。这些解释并没有直接说美国就是肇事者,但是,显然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为因果推断提供了条件,正是这种管窥蠡测的论断助长了政治妄想。
  人们会这样理解这种观点:美国才是恶因,美国实际上是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是唯一应对此恶果负责的国家。媒体与公众无法接受这种推理,因为它似乎是在指责受害者。但我们是否只能这样理解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是否只能采取这种表述方式?看来,如果左翼人士想要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提出某种反战观点,就必须澄清这一观点,并且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使其为人所知。
  如果我们相信,彻底反思现状的成因就是为那些施暴者开脱,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成问题的道德桎梏之中。但是,如果就此放弃思考,我们仍然会背离道德。我们可能会逃避共同的责任:透彻理解历史、全面认识现状的历史成因。果如此,我们就将失去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源,也就无法构想并开创别样的未来:一种能够摆脱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未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Arroyo)在2001年10月29日说“(恐怖主义)最理想的温床就是贫困”,阿兰海蒂·罗伊则认为本·拉登是“从美国外交政策弃儿的多余肋骨中造就的”,她们未能提出严格的因果解释。“温床”未必滋养,但可以滋养。就其定义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弃儿的“多余肋骨”是以莫名其妙的炼金术方式形成的。肋骨生成于废墟之中,似乎它是死人的骨头,或者是骨骼残骸的复活。上帝从亚当的肋骨中造出夏娃是从生命中创造生命,这种炼金术则不然,它借助了象征而非因果的方式,从死亡中创造死亡。实际上,两者都运用了象征(废墟与骨头)来说明某种生成方式,这一方式先于并超越了严格的因果结构。两者都指向条件,而非原因。恐怖主义的某种条件可能必要、也可能充分。如果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这一事态就没有恐怖主义,这种事态乃是导致恐怖主义所必需的。如果是充分条件,那么出现这一事态就足以导致恐怖主义。条件不会像个人一样“行动”,但所有的行动者都得依靠条件行事。条件是行动的前提,但是将条件拟人化,认为条件可以像我们一样行动,这显然是错误的想法。因此,我们应当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是袭击美国的必要条件,没有帝国主义背景,袭击就不可能发生。但是,要想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如何感受帝国主义行径;我们还需要了解,帝国主义行径在那些人成为行动与思考主体的塑形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这就开启了另一种理解。似乎这也正是玛丽·卡尔德尔(Mary Kaldor)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所表达的观点。她说,“在许多战事频仍、极端组织招募新人的地方,成为暴徒或加入准军事组织可以说是那些缺乏正式教育的失业青年唯一的机会。”据救济组织“关爱”(Concern)估计,大约二十万伊拉克平民遭到杀害,其中包括一万儿童,遭受饥荒的穆斯林人口年底将达到六百万。这些事实如何影响穆斯林对美国的看法?穆斯林的生命是否同第一世界公民的生命一样珍贵?美国的官方宣传与媒体报道是否还将巴勒斯坦人当成“人类”?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总是在国家或家庭之类的规范框架内描述遇袭的美国人,而过去数十年战争中死去的数十万穆斯林能否像这些遇害的美国人一样,得到类似《纽约时报》讣闻的哀悼?我们拒不承认穆斯林与阿拉伯人也是“人类生命”,是否正因如此,我们才无法一视同仁地哀悼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逝去生命?
  沙特王子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10月11日在纽约发表了讲话,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回应瓦利德讲话的态度明显反应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批判话语?王子带来了一千万美元的支票援助世贸中心的善后工作,他对袭击世贸中心的恐怖行径表达了震惊与道德谴责,同时要求“美国更加公允地对待巴勒斯坦建国事业”。福布斯网站(Forbes.com)这样报道朱利安尼拒收支票:瓦利德在纽约说,“以色列人仍然在屠杀我们的巴勒斯坦同胞,而世界却听之任之。”在新闻发布会上,朱利安尼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道德层面,这次恐怖袭击没有任何类似事件可供比较,恐怖袭击没有任何藉口。[……]他们杀害了四五千名无辜民众,犯下如此暴行的人没有任何资格辩解,为袭击事件找藉口只会让悲剧重演。”世界第六大富豪,沙特王子瓦利德确实谴责了恐怖行径,也对遭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造成的三千多名罹难者表达了哀悼。
  在同一天的电视报道中,朱利安尼声称瓦利德的观点“完全错误”。我想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接受双方的观点。因为,公共视听规范认为这两种观点相互抵牾,所以,“表达哀思”和“提供帮助”两者之中总有一个是虚伪的作态。有可能人们会这样理解瓦利德的发言:美国未能公允对待巴勒斯坦建国事业,这就是恐怖袭击的理由。可是瓦利德的表态很清楚,而且他后来在《纽约时报》社论中也明确表示,尽管他认为美国确实未能尊重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但是这种政策失误并不能成为恐怖袭击的藉口。他同时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更加公允地对待这一问题,就能改善美阿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想见,改善美阿关系将有助于减少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通过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布什当局印证了这一看法。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因为,在“以色列人屠杀众多巴勒斯坦人”这句话中,“屠杀”一词的用法是成问题的。
  如果我的语法理解没有错,那么,在霸权语法中,“屠杀”一词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只能用来指针对第一世界国家的非法暴行。朱利安尼将瓦利德的说法视为辩解,因为他认为,面对屠杀有权采取军事自卫。他认为瓦利德的观点“完全错误”,我想他并不是否认巴方有伤亡,也没有否认以方须为此负责;在他看来,如果以军“屠杀”了那些人,那么这些受害者就跟世贸中心大厦的受害者一样了。于是,我们不能说这两件事中的死难者都是遭到“屠杀”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意味着屠杀一群人和屠杀另一群人同样糟糕;依据朱利安尼的逻辑框架,遭受这两种暴行之后都有权自卫。
  王子后来暴露了自己的反犹态度,声称朱利安尼拒绝接受支票是因为受到“犹太人的压力”,这种观点令他信誉受损。尽管如此,他还是表达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观点与思维方式。为什么以色列人的死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不是同样可怕的事情?阿拉伯人确实在寻求合法途径解决持续的暴力。而美国拒绝将巴勒斯坦人视为屠杀受害者,这种做法为何会引起阿拉伯人的莫大愤怒?我们不必花费工夫进行量化比较也能明白王子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美国需要反思,反思自己的政治投入与政治行为如何造就了充满愤怒与暴力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九一一发生的暴力事件是美国的“错”,这也不是为犯下暴行的人开脱。不妨这样理解王子所言:恐怖行径绝对是错误的,同时美国应当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创造条件制止类似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行动。这并不是说,美国只需要对本国范围内的暴力事件负责;这是在要求美国担负起另一种责任,创造更为公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平等、尊重主权、公平分配资源。
  同样,《纽约时报》认为阿伦达蒂·罗伊批判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反美”的,这意味着,任何试图从九一一及其后的战争出发批判重估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都是反美的,它们都是假想敌的同谋。这种做法就是在压制异议,它表明民族主义者拒绝听取任何来自外国的批评。这显然不公平。罗伊明确谴责了本·拉登,但是她想要了解本·拉登何以至此。谴责暴力与探究暴力成因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需要在更宏观的分析框架内同时审视这两个问题。然而,就目前公共话语所受限制而言,人们根本了解不到此类双向思考:人们把这种思维方式斥为矛盾或伪善,他们完全不认为罗伊是位道德视野宽广的政治批评家,反而认为她只是偶像或邪教狂徒。
  根据罗伊的说法,我们可不可以既认为美帝国主义的肋骨“造就”了本·拉登(造就他的历史原因很多,美帝国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又不会以为美帝国主义是造就拉登及其团伙的唯一原因?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暂时区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继而依据集体责任思考个人责任。犯下暴行的人当然要为此负责;他们不是傻瓜,也不是非个人性社会力量的棋子,他们是有责任的行动者。同时,社会塑造了这些个体,如果把他们的行为归结为纯粹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病态或“邪恶”的表现,那我们就错了。个人主义及道德主义(在此指竭尽全力公开谴责的道德教化)话语都认为,个人是责任因果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但是,如果把自发的个人行为当作道德推理的出发点,我们就无法追问:何种世界塑造了这样的个人。而且,“造就”、“塑造”是怎样的过程?何种社会条件促成了选择与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主体塑形?为何要选择极端的暴力?为什么在某些国际环境下,对某些人而言暴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选择暴力是为了对抗何种侵犯?他们又采取了哪些手段?
  追问这些问题并不等于说:错误在于社会条件,错误不在于个人。准确地说,追问乃是为了反思社会条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行为不是自发的,行为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行动的同时,我们也受到影响,而我们的“责任”就存在于两者的联结之处。对于那些塑造我的社会条件,我能做些什么?社会条件如何制约我?我又如何改造社会条件?塑造、影响我们的事情并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自己所受的影响。吊诡的是,一旦遭受到他者的暴力,我们的责任反而强化了。我们受到暴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无法自主行动。只有在遭受了暴力之后,我们才被迫进行道德追问:如何回应暴行?在暴力的传递过程中,我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回应暴力时,我们将发挥何种作用?我们的回应究竟会加剧暴力还是会终结暴力?以暴易暴貌似“合理”,但这种解决方式是否负责?同样,道德谴责会立刻让人满意,自以为是的谴责甚至可以暂时令谴责者摆脱所有同罪责的干系。但这样做是否负责?难道这样做就等于理解世界吗?难道这样做就等于依据非暴力、合作、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投身社会改造吗?
  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是为施暴者开脱,而是要为国际正义承担起不同的责任。因此,九一一之后我们应该立即采取两方面行动:找出策划实施暴力的人,依据国际战争罪标准,在国际法庭中审判他们。尽管我们怀疑国际法庭之类的国际机构,但怀疑态度正好有助于我们改进这些法律机构,甚至可以促进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并设置新的执行机构。美国一意孤行地诉诸军事途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暴力,并且对穆斯林青年加入恐怖组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在战略层面或伦理层面,这种做法都是鼠目寸光之举。美国全然无视自己在穆斯林地区千夫所指的敌人形象,对自己遭受的暴力做出暴力回应,这种做法也巩固了自身的恶名:无视第一世界外生命的军事强权。以暴易暴“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对该地区怀有暴力与反主权企图。要想领会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训诫,要想摆脱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我们不仅需要依据合法手段纠正错误,还需要理解世界政治现状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依据非暴力原则开创新世界。
  我们是一个国家,更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这一集体责任的基础就在于平等的非暴力合作。这一责任要求我们理解当前局势的成因,继而依据更为坚实的基础重塑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了解原本无法了解的事情,还要求我们敞开心胸,听取那些动摇我们霸主地位的叙述,不论这些叙述来自左翼还是右翼。我们知不知道这些事件确实曾有先例?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亟需了解这些先例并从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它们再度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坚信,过往的先例并不能为今天的暴力事件提供“理由”。如果说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这些事件,这并不代表理解历史可以为这些事件提供道德藉口。只有理解历史,我们才能找到暴力的“根源”,才能开始描绘别样的未来图景:它不会再以“消除暴力”为名延续暴力,也不会再以种种藉口阻碍我们透彻而合理地思考并应对全球局势。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