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人与散文》及《空中灾难》两篇文章中，我们能够发现，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在最原始的意义上使用“散文”这个词的，即它应当并一直以与“韵文”或“诗”对举的面貌出现。这就意味着，小说、随笔、文学评论，甚至以上所有体裁的混杂物，都应该被理所当然地纳入到这个名称中来。作为一部完整的散文集的《小于一》，于这种语境下，获得了在编排方面的完美的自洽性。你不需要再纠结该怎么定位它了，它就是“散文”，最好的散文。
集中一头一尾的两篇文章，《小于一》和《一个半房间》，处理的是记忆、经验与逝去时间所招致的光晕效果或梦幻感。“过去”作为一份艰辛而得的礼物，被赐予到此时此地作者精神谱系的因果之思当中来，使之带上了鲜明的自传属性。而谈论圣彼得堡（《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或伊斯坦布尔（《逃离拜占庭》）这些城市以及它们背后的现实或历史纵深，是另一个单独的主题，处理它们，其实并不比探讨“独裁”（《论独裁》）或者“恶与顺从”（毕业典礼致词）这一类话题更容易——毕竟，对后两者的探讨虽然存在试探和反思的成分，但作为话题的它们显然更适合独断的语气，而二者的边界也至为清晰。这些文章，拼就了《小于一》这部散文集的A面。就精神自传的角度来说，它们构成第一个闭合的圆环。
第二个闭合的圆环就其“闭合”而言，是于形式上来说的。实质上，作者邀请了如此之多的其他人加入到这个圆环中：卡瓦菲斯、蒙塔莱、陀思妥耶夫斯基、沃尔科特，当然还有之于布罗茨基来说更为重要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以及那个被多次“取悦”的影子：威斯坦·休·奥登。作者在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的是精神的验证和回响。作为《小于一》这张散文光盘的B面，这种验证和回响和A面的直抒胸臆密不可分，且往往互相说明。当然，布罗茨基并没有在这半部书中因此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学究式批评家，而是时刻保持着一个“特殊读者”所具有的贴切、审慎和开阔。作为回馈，作者本人的诗人形象，也鲜明地确立于他对这些同行的评论之中。换句话说，诗人布罗茨基依靠评论他心仪的其他诗人们，为自己划定了诗之疆域中的坐标：最好的归宿，是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布氏很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总体作者”或者说“全能作者”的形象，不仅是因为他在不同体裁中所显示出的无分轩轾的能力，而且还在于他对语言所进行的本体性尊崇，一如他喜欢反复引述的那句奥登之诗：“时间……崇拜语言和原谅/每一个它赖以生存的人。”还有什么能比将语言凌驾于不朽的时间之上更疯狂的举动吗？大概只有诗人，才会有这种掺杂着谵妄色彩的骄傲立场。另外，《毕业典礼致词》和《论独裁》等篇章中所展现的敏感、精确与冷静，对奥登和茨维塔耶娃的细读中所流露出的耐心、专注和反歇斯底里，也使得我们无法只把他当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诗人来看待。更不用说《逃离拜占庭》这样的庞杂文本了，他几乎是在向历史和哲学分享他的个人性，而历史和哲学则回馈他以思想的纵深。
布罗茨基的这部散文集，不仅溢出（同时也是扩大或还原）了“散文”的边界，甚至跳出了“文学”的领域，而具有了思想史意义上的深度。他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那个极权国家（苏联）所报以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玩味；这种态度隐藏在《小于一》、《论独裁》、《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以及《一个半房间》的字里行间。他并不愤怒于它对他的剥夺和改造，他的批评切中要害却很少夹杂个人感情上的愤怒——哪怕是在谈到因那个僵死体制的阻挠而至于一家人无法团聚、父母去世无法送终时，布罗茨基的情绪虽然更激动，却仍旧保持了克制。他当然嘲弄这个体制，不过这种嘲弄因为私人经验的加入而具有了真实的力量，又因为作者对私人经验份额的控制而保持了一定的审慎度和观察所必要的距离感。
布氏对他在极权国家几十年的生活之态度，和他在《毕业典礼致词》中对耶稣“山上宝训”的解读，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他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个故事中的容忍、以德报怨及非暴力抵抗视角，解读成了“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这样的积极姿态。同样的，他对极权之恶的态度也不是消极控诉或反抗，你很难看到他的怨恨或愤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硬朗和刚健杂糅的姿态。布罗茨基正是以一名诗人、一位知识人和文明人的精神上的尊严，来积极消解极权体制所带来的罪恶和荒谬。诗歌，则是这尊严的泉源，而非手段。
说到作为泉源的诗，我们或许需要来详细考量布罗茨基本人的文体高卑论。诸如“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或者“我们过去有伟大——但未来只有散文”（出自布氏诗作《我们过去有伟大》，黄灿然译）这种暗含立场的指陈，在我看来本质上是对“诗歌”这个词背后所蕴含之精神力量的提炼和升华，而非试图挑起某种不必要的文体争端。事实上，就连布罗茨基本人，也是无穷受惠于诗之外的散文文体的。假使我们看到这位诗人“纡尊降贵”地去写散文而认为他真的认可散文家地位低于诗人的话，我们大概陷入了一种错觉：误以为他对这个新获得的身份有着本能的贬抑，而事实上，有可能他是在展示初来乍到者的谦逊。
十五年前，刘文飞翻译的布氏文集《文明的孩子》一度是我这代人重要的精神食粮，但那里头大概只有五篇文章是《小于一》中的，其余则选自作者的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如今，黄灿然的这部全译本，终于将《小于一》完好地带入了汉语中。有趣的是，布罗茨基谈论卡瓦菲斯诗时候的一句幽默论断：“最好的抒情诗，百分之九十是在性事后写的”，在十一年前发表于《书城》杂志上时，是没有那个“性”字的。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文章在译文措辞上的改动（或者恢复本来面目），到底见证的是整个时代气候的变迁，还是得益于世界大潮对人们头脑的洗礼？或者是出版方对细节的努力起了成效，还是意味着我们遭遇了（略好于布罗茨基的苏联时代的）制度之偶然性松懈？我不知道这个小细节是否值得一提。
这部《小于一》初版于1986年，本质上是一部回忆之书（诗和批评勾连的也是对不朽之物的回忆），正是在这回忆中，所有的一切才获得了意义的填充。三年后，布罗茨基写了一首《致M.B.》（他的妻子叫做玛丽亚·布罗茨卡娅），里面有这样的两行：“当时间跟回忆碰撞，就发现自己的无能。” 时间在回忆面前遭遇了和在语言面前一样的窘迫（还是奥登那句一直回荡在《小于一》整部书中的“时间……崇拜语言”）。这句诗当然是被强行挪用至此拿来说明问题，不过这也算应了布罗茨基本人在《取悦一个影子》中对奥登“会既不走也不送他儿子”那句诗的写照：“诗歌句子总有一个癖好，就是会偏离上下文，跑进了普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