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中写道：“A＝A：一个多么出色的诗歌主题。象征主义因同一的法则而苦恼，阿克梅主义则将它作为自己的口号，并用它取代那可疑的a realibus ad realiora（从真实到最真实）。谁在这一法则前充满虔诚的惊奇，谁就无疑是一位诗人。因此，承认同一法则的主权，诗歌就可无条件、无限制地获得对一切存在的终身拥有。逻辑是意外性的王国。思维，从逻辑上说就是不断地吃惊。”（刘文飞译）诗人道出了阿克梅派的两个秘密，一是“同一法则”，即追求词语的明晰性，摒弃含混、抽象的暗示；二是对事物“吃惊的能力”。阅读唐不遇最新出版的诗集《世界的右边》，我似乎听到了阿克梅主义在中国隔代的返响。他的诗，无论表现的，想象的，抒情的，叙述的，都以明晰的词为单位，将喻体掌控在几个核心词汇碰撞与转换的电光火石中，寻找事物间一些反常的联系。这类诗，往往先有一个核（意象的，情绪的），再试图让这个核丰富、饱满，长出果实，突然伸出枝叶，给人出其不意的一击。
凭借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两位俄罗斯诗歌之星的鲜明形象和卓绝才能，阿克梅派诗歌在中国影响广泛。而写作观念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历时性淘汰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写作者，与其说是前赴后继、没有退路地在一条时间之河上接力划桨，不如说是在同一个圆形平面上，死者不是被取消的人，而是我们的同代人。判断写作的优劣，往往也不是看谁冲在前面，发明一种死者没用过的划船方法；而是看死人活人的队列中，谁更接近写作的圆心。
唐不遇200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魔鬼的美德》时，更迷恋奥登式的智性繁复和拉金式的反讽，并已在那时积累了成熟的诗艺。之后十年写作的结集，可视为转向的结果。不遇习诗之时，“盘峰论争”沸沸扬扬，学院派和口语派各执一词。年轻写作者面对重重陷阱，要找到自己的言说方式，首要的是清除观念的迷雾，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清除即批判，写作即回应。唐不遇这种清晰、直接、精练的语言态度，是对炫技的、缠绕的、吞吞吐吐的技术流的有意反驳；而他诗歌的形上意味，又与口语原教旨主义扁平的生活流拉开了距离。有时，他会恶作剧般地大胆使用生殖词汇，来显示自己无畏的当代身份：
宇宙是一块巨大的岩石，
它有时发蓝，有时变暗：
当暗的一面形成梦境，
我就直挺挺躺下，变得透明。
我梦见一个男人在岩石的
阴道口张望。一只鸟
停在我身上，我从它身上迅疾飞出。
我又飞进另一只鸟的身体，
在孤独的岩石中飞行。
——《鸟》 “鸟”，是不遇的核心词汇之一，从“树冠”下“避雨的鸟”，到“一切貌似鸟的东西”，从“我飞进”的“鸟的身体”，到“我总是把女孩读成鸟儿”，从“躲在我的喉咙里”的鸟，到“早上，晨勃，/有鸟叫”。“鸟”简直成了唐不遇的诗歌图腾，它是自由的，不拘的，随物赋形的，又是身体的，干预的，情色意味的。但即使是他最色情的诗，比如《挖掘机》，也保持着优美的单纯。“性”，仅仅是生活的要素，无涉伦理意义上的困境和震惊。诗集的第二辑，被命名为“妻子”，献给不遇的爱人：画家索瓦。阅读这些诗，能感受到诗人的妻子就是他的第一读者：“这世界在我眼中的/将通过她的嘴说出——”，没有这种亲密而深刻的爱情，也不可能在情诗中有这样让人称奇的想象：
你是上帝写给我的一封密信，
正如我是上帝写给我母亲的一封公开信。
你只喜欢被我捧在手上阅读，
而世界总是想偷窥你。
因为你，上帝将给我写第二封信：
我们的孩子。
——《上帝写给我的信》
这首诗的联想方式受到了迪金森的启发，但与迪金森谈论“写作”不同，唐不遇直接谈论肉身的神秘。“道成肉身”即“言成肉身”，在上帝的意图中，写作即让身体在场。在紧接着的另一首杰作《爷爷的恐惧》中，身体不是男女之事的“交换秘密”，而是家族轮替中生与死的亲缘：“黑暗中冰凉的雨滴/落在你无法把握的衰老的肉体上，/落在我无法把握的成熟的肉体上。”
在俄罗斯诗歌史上，阿克梅派试图为象征主义祛魅，主张回到日常生活，追求语言的准确简洁，并肯定诗歌是一门手艺，是经由锤炼不断达到巅峰的活动（“阿克梅”一词意为极盛、巅峰、事物的最高程度），而不是缪斯的神术。然而，阿克梅派与泛义上的象征主义的区别，也许并没有他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大。诗歌观念的微妙分歧，有时只是在“传统”的无边溶液中泛起的不同气泡。阿克梅派的“同一原则”、“日常生活”，仍然在修辞编码的优雅中，追求省略和留白；而“不断地吃惊”，又如何能不借助隐喻和象征来实现？毋宁说，阿克梅派是象征主义中的改良者，而非革命派，他们的古典情怀，他们对自然的热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而我之所以认为唐不遇的诗是阿克梅主义一个世纪后的回音，也是因为他像个象征主义的改良者。他喜欢写“月亮”“太阳”“泉水”这些经典诗歌意象，甚至不避讳频繁使用拟人手法。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写法也可能造成审美趣味上的保守和怠惰。
诗集的题目，也得自向另一位现代“意象诗”大师特朗斯特罗姆的致敬：
在蓝房子，靠海的窗前，
你用左手弹钢琴，
右手的五根手指
搁在胸前，像褪色的琴键。
只有在深夜，世界的右边
才会被悄悄弹奏。
——《致特朗斯特罗姆》 左手演奏，右手静默。而静默是更高的音乐，正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是更高的语言。于坚在《从“雄辩”到“放弃”——读特朗斯特罗姆有感》一文中谈到：“他的诗歌放弃雄辩。这讲的真是象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学习到的那种知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它们的不雄辩。通过精练的、点到为止的意象、蒙太奇式的组合，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是古典诗歌的强项。”这也正是唐不遇的诗歌抱负。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唐不遇真的放弃了对历史和现实的雄辩意识。他的早期代表作《坟墓工厂》就是一首兼具预言色彩和寓言性质的工业化哀歌。而这本《世界的右边》，由于出版审查的原因，被删去了一些诗，其中有《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这首诗探讨了写作和坦克所表征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历史被迅速遗忘、只剩下平庸乏味的沉默之时，诗歌“结绳记事”的失败努力。不遇的这一重要向度没能在诗集中呈现，十分遗憾。这些诗的缺席，也吊诡地隐喻了静默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世界的右边”，就是语言的峭壁之外，那美学的和现实的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