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
我从未谈过保罗·策兰[1]。是谦逊？还是读不懂他的语言？可一切都让我靠近他。
我爱这个曾为我友的人。而且，我们的书和而不同。
同样的诘问连接起我们，那是同样遍体鳞伤的话语。
我从未评论过保罗·策兰。今天，我想斗胆一试。这个决定并非完全出于己愿。
这是第一次，我很想为德国的读者们写一写保罗·策兰。[2]
这是第一次，我写下评论保罗·策兰的文字，并把他的语言、他特有的话语所开放的场域作为终极场域赋予我的文本，这足以促使我说“是”了——就像有人沉默或孤寂时对自己说“是”一样。然而心之所念的，却仍是已逝的故友。又仿佛第一次，在一片静穆中，我在我们从未一同涉足的地方陪伴着他，那儿是语言的心脏，是他曾与之激烈抗争的语言，而非我们彼此交谈的语言。
斯人已逝，谁复堪与言说？
虚空占据全部位置之时，那位置便也空空如也了。
在我家里，保罗·策兰为我朗诵他的诗，至今余音袅袅。此刻，笔握手中，那朗诵声仍环绕耳畔，我倾听自己的词语奔向他的词语。我倾听他的词语化入我的词语，仿佛阴影下，在一个未曾远去的人伫立之处，我聆听着他的心跳。
那声音就在我研读其诗的中心；因为我只能藉译文去阅读保罗·策兰；但通过自己创造的抵近其文本的方法，借助于诗人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未背叛他。
保罗·策兰自己作为译者就出类拔萃。
一天，我告诉他，我很难从眼下的法文译本中认出他读给我的诗——他的译本在1968年时还很少——他回答我说，他对那些译本大致感到满意。
正如诗人菲利普·苏波[3]在《伊戈尔王》的序言中所说：“翻译，惟其追求如摄影般再现真实时，方属背叛。这等于事先就宣判了一个文本既不会生动，也不会和谐，既无色彩，更缺失节奏。”
真是一针见血；但若果真如此，原初的文本会发生何种变化？
保罗·策兰对已经出版或行将付梓的译本表现出的认可着实令我困惑。“很难更好了，”他又接着说道。难道心底里，他比任何其他作者都更明白他是一个不可译的诗人？
在保罗·策兰的语言背后，有另一种语言的回声从未死寂。
像我们一样，在白昼的某个特定时段，在穿越黑暗与光明的边界之前，保罗·策兰的话语徘徊着，在势均力敌的两种语言——弃绝的语言和希望的语言——的边缘行动着并表达着。
贫乏的语言和丰饶的语言。
一边明澈；一边晦暗。但融合至此，孰可区分？
是辉煌的清晨，抑或哀伤的夜晚？非此，非彼，而是迷雾之下、时光内外均无法独自言表的广袤荒野——真是苦不堪言。
非昼，非夜，而是模糊的空间，是被剥夺的语言藉昼夜融合的声音，从再现的语言深处退却后留下的空缺。
这就好似话语只有在其他话语的废墟中方能立足，同在，却无他。
尘埃。尘埃。
沉默允诺聆听词语，对此没有作家不知情。在既定时刻，沉默如此强大，词语只能表达沉默。
沉默，这足以颠覆语言的沉默，它可曾拥有其不能归因于无源无名的特有语言么？
那是秘密的、不可听闻的语言么？
只有那些一度归于沉默的人对此最为了解，但他们也清楚，只有通过使用语言的词语才能听到它，领悟它。
那是从沉默到沉默、从词语到沉默的持续过程。
但问题始终存在：沉默的语言是拒绝语言的语言吗？亦或相反，是记忆首个词语的语言吗？
我们难道不知道么？由字母和声音构成的词语依旧保留着对学校课本或其他作品的记忆，某天，这些作品向自身揭示词语的同时，也把词语向我们揭示出来；同样，词语也保留着对一切声音的记忆，那些声音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数个世纪内——口耳相传。
那是被发掘、被传播的词语，通过陌异或熟悉的双手，通过遥远或当下的声音，那是昨日之声，而无论其悦耳或冷酷恐惧与否。
如今，我敢断定，词语没有历史；只有沉默被词语讲述的历史。
词语只言说这一沉默。那是它们和我们的沉默。
追问一位作家，首先意味着追问其记忆的词语，沉默的词语；意味着对其词语之往昔的钩沉——那些词语远比我们古老，而文本则无年代可循。
德语，对保罗·策兰而言，尽管是他浸淫其间的语言，可有一段时期，却被那些号称德语卫士的人所禁用。
若德语的确让他引以为傲，那德语同样也令他蒙羞。难道不正是那些无法立刻将他推向死亡的人使用着他所忠悫的词语，企图将他清除并弃置于孤寂或漂泊中么？
骤然间，世界全然陌生，却又要完全投身于抛弃你的国家的语言之中，且宣称那语言只为一己，天下竟能有这等不合常理的事。
真的，似乎语言只属于那些爱它胜过一切并终生不离不弃的人。
那是非同寻常的激情，是为了语言才拥有的自身激情的勇气与执著。
斯特凡·莫塞斯[4]在分析《山中对话》[5]时写道，保罗·策兰在这首散文诗中借用了某些意第绪语的习语，他认为这足以构成对刽子手的挑战。
对我而言，他的挑战并非如此一目了然。
对刽子手的挑战是在他处。是在他的诗的语言里。那是一种因他而臻极化境的语言。
每位作家都在与词语不懈作战，以强迫其表达出自己最内心的东西，但绝不会有人会像保罗·策兰那样在自身的肉体上有如此绝望的经历；那是一种双重的经历。
要懂得礼赞杀死我们的词语。要杀死拯救并赞颂我们的词语。
与德语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引导着他在走向生命的终结时书写下了那些阅读时惟觉肝肠寸断的诗句。
读者甫一接触策兰诗便感困难，其缘由也即在此。
早期的诗中，伴随着保罗·策兰的词语的，是他的思想与呼吸之语言的词语：那是他灵魂的语言。
他需要借助这样的语言才能活下去。在他书写的语言中，他的生命被书写，那是以他生命的词语甚至是以死亡的词语书写的，而死亡，也是一种词语。
最后的诗中，他对语言的执著达到了顶峰。那是在爱的心中之死。
那是在摧毁言说之前所欲言说之物；一如眼下惟沉默曾有权述说的：这词语前后的沉默，这词语之间、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沉默，其相悖而行，却殊途同归。
他的诗惟存对真实的求索。那是语言的真实么？真实即为绝对。
面对刽子手，他以与其共享的语言之名喝令其屈膝下跪。
这便是他接受的豪赌。
若翻译确属背叛，我还敢坦承那是为了更好地倾听保罗·策兰而踏上了背叛之路么？
然而，对每一次个体阅读而言，难道不都是自我的背叛么？
我不能直接阅读德语，要借助各种译文来阅读保罗·策兰；有法语、英语或意大利语译文。都可以接受。又都各有不足，但可以帮助我更深切地领会原始文本。一个译本所缺失的，另一个译本可以补阙。
我阅读着这些译文，而不失对德文文本的洞察；并试图从中发现节奏、运动、音律和删减。那是由保罗·策兰精确的声音所指引的。他不是已将这种阅读方法传授给我了么？
我掌握的所有语言都有助于我进入他的语言中——那是我所不了解的语言。就这样，经由如此罕见且非同寻常的迂回方式，我得以尽可能地靠近他的诗。
我确实曾阅读过保罗·策兰么？我的确曾长久地聆听他。我如今仍在聆听。他的书每次都会更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已记不得这对话始于何时，但此后再无任何事情可以中断这个对话。
那是穿越词语的沉默之对话，其轻盈一如自由而勇敢的飞鸟；这世上的全部庄严尽在苍穹之中；一如大理石墓碑被伤感的幽灵置于无存的墓冢；这世上的一切痛苦尽在大地之上；一如漫长而恐怖之白昼的灰烬，在数百万焦糊的尸体上，徒留绛色烟霭中那难以承受的图像。
“虚无的玫瑰 无主的玫瑰” “我们曾是，如今是， 仍将是，某种 虚无，但却在绽放， 那是虚无的，无主的 玫瑰。”[6] 注释： [1]本文译自埃德蒙·雅贝斯《词语的记忆：我如何阅读保罗·策兰》（Lamémoire des mots: Comment je lis Paul Celan），法国：fourbis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页。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本名保尔·安切尔（Paul Ants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二战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本人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曾获不来梅文学奖和德语文学大奖毕希纳奖，成为继里尔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重要、最深刻影响的德语诗人。1970年在巴黎塞纳河投水自杀。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法国诗人、作家、哲学和宗教思想家。 [2]这篇文章系应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之约而作。——原注 [3]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诗人，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4]斯特凡·莫塞斯（Stéphane Mosès，1931-2007），法国-以色列裔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弗兰兹·罗森茨威格日耳曼-犹太文化、文学、历史研究中心名誉教授。 [5]《山中对话》（Entretien dans la montagne），是保罗·策兰在1959年8月错失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约定的会面后写下的一篇神秘的散文。 [6]引自保罗·策兰的诗集《无主的玫瑰》（La Rose de personne）中的一首诗《圣歌》（Psau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