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答谢辞
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对我完全是意外，然而，也是极大的光荣。当我得知自己和耿占春先生一起获得这一荣誉时，更让我感到压力和惶恐。耿占春先生在当代诗歌批评领域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一专业的贡献是我这样一个业余的作者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从大学毕业起，我就一直从事着一份特别繁重、黏人的职业，写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诗歌批评更是业余的业余。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获得这样一份旨在表彰在诗歌创作和批评领域做出专业贡献的奖励，尤其让我感到其沉甸甸的份量。感谢“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感谢各位评委，感谢诗歌。尤其要感谢已故诗人东荡子，我们今天在此相聚，正是以他之名。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东荡子在诗歌领域几十年始终如一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充满人性尊严和诗意魅力的诗歌世界。他的离去使得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面相失去了继续恢弘光大的可能，其中的损失是每个热爱诗歌的读者都能感到的。如今，诗人自身已经成为诗歌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正是借助这一力量，人类才得以熬过所有那些黑暗、艰难的日子。在这个物质的力量不断膨胀，而人越来越变得渺小的时代，我们尤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不断消除黑暗”的力量。
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爱好诗歌的人们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奖来表彰和激励那些为诗歌做出了贡献的诗人，但对于诗歌批评的表彰和奖励，人们的表现却有些吝啬。“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在这一奖项中专设评论奖来激励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们，表现了其与众不同的卓识。而在首届评奖中，评委会破例将评论奖同时授予两位批评工作者——比获奖诗人还多出一位——表明了评委们对诗歌批评的关注和推动诗歌批评工作的决心。基于对“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和评委会鼓励诗歌批评工作的初衷的赞赏，接下来，我想对诗歌批评的性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关系作一番粗略的探讨，以此表达我对诗歌奖的设立者和诸位评委的感谢之忱。
从1980年代以来，诗歌界就流行一个批评比创作落后多少多少年的说法。这个“多少”依说话者的心态和对自身诗坛地位的满意程度而定，但是认为批评落后于创作却似乎是很多当代诗人的共识。这显然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来衡量批评工作，潜意识里把批评看成了诗歌写作的附庸。尤其那种以自身是否得到承认或承认的程度来判断批评落后与否的意识，不仅是对批评的不尊重，也是对诗歌本身的不敬——它在取消批评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损害了诗歌的独立性。正如诗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批评也有自己的问题要了断。批评家的问题和诗人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重叠。某些诗人指望通过别人的批评确立自身地位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如果你不是邓恩，没有哪个艾略特能把你变成邓恩；如果你不是荷尔德林，也没有哪个海德格尔能把你变成荷尔德林。在确立诗人的文学史地位、肯定诗人的成就，引导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上，批评当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批评的目的却不在于此，或者说，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此。我认为，批评和诗歌创作一样，也是一种想象诗歌的方式，最终它们都是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是的，批评和创作同样是一种想象。在批评家的工作中，想象的能力也和在诗人的工作中一样不可或缺，只是批评家和诗人所用的材料不太一样。诗人利用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以自由的想象来重建世界的秩序，批评家则主要以诗歌文本，当然也还有自身的经验为材料以自由的想象来重建文本的秩序——但归根结底，批评家重建的还是世界的秩序，一个非物质的、属于心灵的世界秩序。我甚至认为，批评家的想象和诗人的想象一样也有其随机和即兴的性质。批评家的工作也需要灵感，带有人类想象所特有的那种不可重复、充满魅力又令人迷惑的特征。就是说，批评家的工作和诗人的工作一样，主要不是依靠严峻的逻辑力量的推动，而是依靠热情的想象的激发。一个合格的、有出息的批评者所面对和处理的不会是某个诗人或某个诗人集团，他也不会将自己局限于当代的文本，他所面对的是骆一禾所说的属于人类共享的、包揽古今中外的“诗歌共时体”。也就是说，批评家的工作是独立于诗人的，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诗人，甚至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他并不必然要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他的责任和义务只对诗歌。正如诗人只对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负责，批评家也只对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负责——诗人和批评家的成果同属于“最高虚构”。诗人的工作成效取决于他的想象的质量和它们在语言层面实现的程度，以及他对于世界的爱情，批评家的工作成效同样取决于这些因素。对于世界的爱情，毫无疑问，既是诗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批评力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为了这份爱情，诗人才写诗，批评家才从事批评。有所不同的是，诗的魅力来源于诗人的直觉思维（想象）以及语言的视觉、听觉、意义的综合效果，批评家则在上述诸因素之外还需要从逻辑上说服他的读者。但在诗歌批评工作中，逻辑并没有把他的工作变得容易，相反，它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批评家要把想象的成果以一种逻辑的语言呈现出来，其中甘苦凡是做过一点批评工作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批评家的工作独立于诗人，但诗的创作却并不独立于批评，相反，在写作中两者始终难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通常我们都认为写作先于批评，批评是继写作而来的一个属于第二位的行动。如果我们单独观察批评家的工作，似乎确实如此。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诗人的工作，这一关系就被颠倒了。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阅读总是先于写作。实际上，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任何写作。在这一点上，诗人东荡子也表现了他不凡的见识，他曾经颇为决绝地把自己的写作命名为“读者的写作”。当然，东荡子所说的阅读并不止于一般意义的文本，还包括自我这本无穷之书。事实上，任何天才诗人的写作在其初始阶段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阅读的一种增值行为。而任何阅读都伴随着批评，或者说阅读本身就是批评。由此来看，创作倒恰恰可能是批评的副产品，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写作本身加以必要的观察和反思，便会发现创作行为本身同样始终伴随着批评，对现代诗的写作来说尤其如此。现代诗是一种反思的诗歌，它的起点就是对诗这个概念的不断重新思考。而这正是批评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没有批评的参与，我们不能写出任何一行诗。也许我可以说，诗人是作品的生母，批评家则是作品的生父。当然，这个生母和生父实际上是二而一地统一在同一人身上。所以，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尽管他可能没有发表任何批评文字。从世界范围来看，哪一个现代大诗人而不同时是大批评家呢？在此，我还要做一个大胆的推论：任何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尽管他可能从来没有发表一行诗。他只不过是把他的诗歌才华，把他的诗的热情转移到批评工作中，并以批评的形式展现出来罢了。缪斯女神的赫利孔山上居住着诗人，也必定有着批评家的一席之地。
批评的工作是一种想象的工作。因此，最有资格和条件从事批评工作的正是诗人。但是，一直以来占据着人们头脑的、把批评视为第二位的工作的偏见，使得不少诗人对批评抱着鄙薄的态度。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认为批评工作会损害诗人的创造力。正是这种意识和态度，造成了优秀的批评家比之诗人如此稀少的事实。而事情本不应该如此。如果说当代诗歌批评落后于当代诗歌是一个事实，那么其责任恰恰在诗人自身，而不是批评界。其实，对诗歌来说，不存在什么写作者和批评者的二分圈子，只有一个写作和批评共生的诗歌共同体。目前批评相对于诗歌写作不尽如人意的事实无疑损害了我们的诗歌。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诗是在写作和批评的双向互动中成长的，它既不能缺少诗人的母爱，也不可匮乏批评家的父爱。从根本上说，批评也是一种推动诗歌写作的创造性力量。因此，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诗人改变对批评的这种鄙薄态度，投入到批评工作中来。这对于诗人和批评家共同的诗歌事业将有百利而无一害。我相信诗人对于诗的热情本来是会激励他们投入到批评工作中来的，让他们对批评工作裹足不前的，只是那种对批评的世俗偏见。我想，现在是扫除这些偏见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