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阳 译[1]
这部由约翰·伯特[2]编订得极好的非同寻常的巨册，应当建立起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在他的国家的文学成就中的永久位置。从1966年到1986年，沃伦写出了几乎是这二十年内美国创作的最好的诗歌。沃伦于1989年9月15日去世，此前的三年里，他因病情太重而无法继续对诗之崇高的高度探索。然而他在六十一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曾经拥有一次诗的新生，完全可以与托马斯·哈代、威廉·巴特勒·叶芝和斯蒂文斯的伟大的最后阶段相媲美。约翰·伯特奉献的版本给我们提供了沃伦全部诗歌的精确文本，从而复原了一部美国杰作：只要对于伟大诗歌的热爱和理解在我们中间还继续存在，这部诗集就会被人们阅读、研究和理解。
晚年的威廉·威姆赛特，是一个学问极其渊博的批评家，也是沃伦在耶鲁大学的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觉得我对沃伦诗后期诗歌的热爱让人颇为吃惊，因为他认为沃伦与其说是一个抒情诗人，不如说是一个“戏剧性诗人”。作为我以前的老师，威姆赛特通常认为，依他的判断，我倾向于低估现代美国诗歌中的戏剧性因素。我回答说：在沃伦从《化身：诗1966-1968》（1968）以来的诗歌中，我认出了一直标志着从品达经浪漫主义直到叶芝的崇高颂歌的怀疑精神。从一开始，沃伦的典型方式是戏剧性抒情诗；但诗人过了六十岁之后，他在与时间、与文化和家族历史，总之，与他自己的伟大竞赛中，内化了戏剧。在他长期的重要阶段，沃伦与诗之崇高的天使角力，带走一个新名字的胜利。“罗伯特·潘·沃伦”曾经首先是指长篇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3]（1946）和《充足的世界和时间》（1950）的作者。这些重要的小说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我相信沃伦的名字将更多地与他的《诗歌全集》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许多诗作超越了甚至他最好的叙事作品。这部书是沃伦的核心，是他长久的光荣。
沃伦在美国诗歌中有许多先驱：他向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4]和赫尔曼·麦尔维尔致以特别的敬意。在现代英国诗人中，哈代对他最为重要。但对沃伦自己的诗歌施加主导性影响的，从1922年直到1966年，是T.S.艾略特；《荒原》的符咒在沃伦开始写作《化身》之前一直不曾被破除。直到我在1968年购买并阅读《化身》之前，我一直认为沃伦的诗歌虽然很好，但从根本上讲是衍生性的：在方式、风格和辩论方面都是艾略特式的。哈特·克兰虽然也受到艾略特诗歌的强大影响，但他从一开始就与之抗衡，而沃伦却需要四十多年才超出艾略特。
艾略特作为榜样既激发了沃伦，也约束了沃伦。我还记得当时我自己的惊讶：那是1973年1月，我先是收到沃伦的一张明信片，接着是一封热情的来信，是对我刚刚出版的一本小书《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的反应。我几乎没有预料到沃伦会喜欢它，但我想错了，就是这本书，让我失去几位老朋友，也给我带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时，沃伦强调了他非同寻常的认识：在我关于强力诗人与其后继者之间的竞争的描述中，他认出了他自己与他的先驱艾略特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随着我们友谊的发展，我们极少能够不带着激烈的（虽然是友善的）午餐时间的争论来讨论艾略特——或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艾略特与爱默生相互之间是深刻对立的，而沃伦不喜欢爱默生是终生的、激烈的。虽然他绝非基督徒，却拥有奥古斯丁式的关于罪、错、过失和历史的信念。沃伦本人具有极大的幽默、讽刺的宽容和相当高的智慧，他大概是我所认识的最严肃的世俗伦理主义者。
虽然沃伦作为诗人和批评家渊源于艾略特，但他的气质与艾略特极少有相同之处。沃伦最好的小说——《夜骑兵》（1939）、《在天堂门口》（1943）、《国王的全班人马》，和《充足的世界和时间》——其中激烈的讽刺，有时与艾略特的詹姆士一世风格的措辞相呼应。但沃伦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他的叙事艺术经过了康拉德和福克纳的陶冶，情感也比艾略特更巴洛克一些。一直到《化身》和随后的《奥都本：一个幻象》，沃伦诗歌修辞的圆满精致才进入到他的诗歌中。
沃伦在耶鲁教最后一学期时，他正好在写作后来收入《或其他：诗1968-1974》的那些诗作，在我至今看来，这部诗集仍然是他最好的单行诗集。作为比诗人年轻而又被他所畏惧的一代（尽管他总是友善的，却仍旧隐约地保留着一种影响力），我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对自己诗歌生涯所进行的沉思。他的诗歌创作曾经从1943年中断，一直到1954年才完全恢复，虽然1953年出版了《与龙为伍》第一版。沃伦解释说从1943到1953年这些年几乎都用来写作《在天空门口》、《国王的全班人马》和《充足的世界和时间》了，但某种程度的弦外之音透露出个人生活不幸福也是他在诗歌创作上沉默的一个原因。过渡性的诗集——《诺言：诗1954—1956》（1957）、《你，皇帝们，及其他：诗1957—1960》（1960），和《诗选：新诗和旧诗，1923—1966》（1966）——虽然被许多人所赞美，但是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艾略特的影响之下。我自己关于诗学影响的性质的一些聚集成形的思想就受到《化身》的极大激励：在这部诗集中，一个崭新的沃伦带着令人惊异的强度出现了。
沃伦的新风格是硬朗的、如谜的、真实的：“我的舌头/像一片枯叶在我嘴里”，诗人在这一新风格的范例——《树叶》一诗中这样写道。由于十五岁时一只眼睛失明，沃伦最终有了一只义眼，以及随之而来的某种永久的不安：担心失去另一只眼睛。我认为沃伦明白这一点，即这种焦虑与成为他最典型的隐喻的东西有关，那就是诗的幻象与鹰在落日时分的飞行、与鹰自己的幻象之间的联系。《树叶》记录了在鹰与沃伦诗人性格的再生之间的一个萨满教式的认同时刻：“我看到/鹰在高空抖动。”沃伦的父亲曾经非常想成为一个诗人，但后来为了支持家庭而放弃了这一雄心。沃伦对这一放弃的熟知能部分地解释这种尖利的叫喊：“我，/我父亲的我，曾经将牙酸倒。”但这种争辩的经历被框定这种叫喊的祝福所抵消：
世界
果实累累，我，也是如此，
因为我是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
父亲。我，
我父亲的我，曾经将牙酸倒。 沃伦的父亲向他呼喊，祝福他，“在蝉停止鸣叫的那一刻。”“不是蝉，”艾略特曾经写道，于是，带着刻意的艺术技巧，沃伦获得了他的完全的、后艾略特的声音，他的新风格：曾经将牙酸倒[5]。
沃伦在这伟大的二十年里的诗歌，对于诗人和读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许多人对他的像一位新的以赛亚一样回荡的预言式风格感到不安。但沃伦最好的诗作，其力量和原创性在我看来都是无容置疑的。每一位喜爱沃伦诗歌的人都会列出自己最喜爱的清单；我理想的美国诗选，沃伦部分将以《树叶》开始，然后至少包括《爱的诞生》、《夜鹰》、《秋天的心》、《红尾鹰与少年时代的火堆》、《山上日出的神话》、《有死者的限度》，以及早期的《永远的基业》、《启示》和《多须的橡树》。我的选择，虽然不免是个人化的，但至少反映了三十年来一再阅读和讲授沃伦诗歌的经验。刚接触沃伦作品的读者可能想从这些作品开始，但我更愿邀请他们在这部巨大而辉煌的书中自由漫游。
批评家不能是预言家，但我自己的批评观念包括构造经典的事业，一种目前实在很不受欢迎的劳作。不过，至少对于哪些现代美国诗人将在我们的文学中挣得永久的地位，如今似乎存在广泛的一致：罗伯特·弗洛斯特、华莱士·斯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玛丽安·莫尔、艾兹拉·庞德、T. S.艾略特、哈特·克兰、约翰·克劳·兰色姆、西奥多·罗斯克、伊丽莎白·毕肖普、詹姆斯·梅利尔、约翰·阿什伯利、A.R.阿门斯……罗伯特·潘·沃伦显然属于这一群体。无疑还有其他非凡的候选人：我本人愿意加上梅·史文森，和非洲裔美国诗人杰伊·赖特和施里亚斯·毛斯。这样的名单可能显得带有个人癖好，但也许会证明对人有所启发。然而，选择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来帮助构建现代美国诗歌的经典，既不是随意也不是由于个人癖好。就其最强者来说，沃伦的诗赢得了与美国“崇高”[6] 的竞赛，可与麦尔维尔最好的诗相提并论，后者遭到我们占主流的爱默生传统的流放，却极其强而有力。
译注：
[1] 本文为布鲁姆为《罗伯特·潘·沃伦诗歌全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所作序言。
[2] 约翰·伯特（John Burt），美国诗人、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英文教授。《罗伯特·潘·沃伦诗歌全集》的编订者，《罗伯特·潘·沃伦和美国理想主义》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的作者。出版有诗集《下降之路》（The Way Down，1988）和《无望的劳作》（Work Without Hope，1996年）。
[3] 《国王的全班人马》（All the King’s Men, 1946），沃伦早年小说名作，奠定了沃伦作为南方文学主要作家的地位。获普利策小说奖，并改编为电影。汉译有陶洁译本（《国王的人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和陈绍鹏译本（《国王的人马》，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4年）。这也是沃伦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小说。
[4] 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美国基督教贵格会诗人，终生致力于废奴运动。
[5] “将牙酸倒”，典出《圣经·耶利米书》：“在那些日子，人必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31:29)，“因为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吃酸葡萄的，那人的牙齿必酸倒”(31:29)。
[6] “崇高”，原文词首字母大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