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译
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那天早上，她来到巴兰基利亚，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东询西问，知情人让她到世界书店及周围的咖啡馆找一找。那些都是我每天早晚两次必去之地。我在那儿会我的作家朋友。那个为母亲指路的人提醒她说，“小声点，他们可是些书虫儿”。十二点钟，她蹑手蹑脚地绕过书桌，来到我的身边。她看着我，笑容黠慧。那是她美丽时光的见证。没等我作出反应，她开腔说：
“我是你妈。”
她变化不小，所以乍一看我没能认出她来。她四十五岁，生过十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她怀孕整十年，加上相应的哺乳期，多少有点未老先衰了。她满头堆霜，眼睛也好像大了一圈。那会儿她正透过一副老花眼镜愣愣地盯着我瞧。她穿着丧服，正严格地为她的母亲服阕。当然，她依然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式华美，且又因成熟而更加风姿绰约。在拥抱我之前，她先以惯有的郑重对我说：“我是来请你陪我去卖房子的。”
无须任何说明，我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房子。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世上只有一处房屋属于我们：我外祖父母留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那也是我有幸出生的地方，但八岁离开之后一直没能回去。我刚刚辍学，放弃了攻读三年的法律，时下正致力于阅读一切到手的书籍，或者没完没了地吟诵不可再造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而那些借阅的翻译作品使我获得了创作小说的技巧。我已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六篇小说，因此而得到了友人的鼓励和一些批评家的关注。再有一个月就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逃过了兵役并有了两次淋病经验。我每天抽六十支劣质香烟，简直肆无忌惮。我辗转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和巴兰基利亚，靠《先驱报》的那点儿几乎了不可见的专栏稿酬活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国王，夜幕降临之际则恨不得以尽可能奢侈的方式拿天作被拿地当床。然而，生活的混沌和希望的渺茫仿佛不仅于此，一群形影不离的哥儿们居然突发奇想，要搞一份可怜兮兮的刊物。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阿方索·富恩马约尔为此计划了三年。
此外，我比时尚整整超前了二十年：穿花衬衫，着牛仔裤，长发蓬乱，须如蔓菁，脚下还朝圣般地踢踏着一双凉鞋。此般模样却非出于嗜好，而是因为太穷。一次，在电影院的黑暗之中，一位异性朋友对另一个人说：“可怜的小加博算是没得救了。”她当然不知道我就在旁边。
因而，当母亲叫我一同去卖房子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当她说没有足够的旅费时，我却碍于面子说我的那一份由我自己负担。
我在报社里根本无法解决这个负担。他们每天只付给我的专栏三个子儿，偶尔因为哪个撰稿人的阙如轮到写一篇社论也只有四块钱。而这些勉强够我苟活。于是我想到了预支，经理却告诉我说，我的欠款已经超过了五十比索。终于，我做了一件朋友们无法想见的事情：我出了书店，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口堵住了书店老板、卡塔卢尼亚老头堂拉蒙·温耶斯老师。我开口跟他借十块钱。可是他搜索遍身只找到了六块。
无论母亲与我，都不曾料想这么一次单纯的两天之旅会对我产生命定般的作用。从此往后，即便我寿命再长、工作再勤奋，也无法穷尽由此萌生的故事。而今，我已经七十五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甚或一生中作出的最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青春年少，记忆的旨趣与其说是面向过去，毋宁说是指向未来。而我对小镇的记忆尚未受到乡思的浸染。往事如昨，丝毫没有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对我而言，阿拉卡塔卡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人们彼此相识，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从镇边匆匆流过，河床满布光滑、洁白、宛如史前巨蛋的卵石。傍晚，尤其是在十二月，雨过天晴，空气就会像钻石一样晶莹剔透，圣塔玛尔塔雪山那雪白的尖峰仿佛移到了对岸的香蕉地里。远远望去，阿鲁阿科印第安人像蚂蚁一样排成行蜿蜒在白雪边上。他们扛着姜袋、嚼着古柯以打发生活。我们小孩子满心幻想拿这些永恒做雪球，在街头巷尾打雪仗。当时阿拉卡塔卡热得出奇，尤其是在午睡时间，以至于大人们总要抱怨几句，好像它是每天降临的惊奇。自打我来到这个世上，总有人不停地说铁路和香蕉公司的营盘都是在夜里建造的，因为白天谁也无法操纵那些被太阳烤得发烫的工具。
殖民地时期从巴兰基利亚到阿拉卡塔卡的惟一交通工具是奴隶手工凿造的机动船，简陋不堪。乘坐这种不成体统的机动船驶过混沌而忧伤的宽阔水域，抵达谢纳加之后再转乘火车。在当时，那趟火车可是全国最好的。它最终穿过香蕉种植园区，沿途不断停靠于尘土飞扬的炎热村庄和孤寂车站。这就是我和母亲于1950年2月18日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开始的旅程。狂欢节在即，却下着瓢泼大雨。就这样，我们带着三十二个比索上路了。假如卖不掉房子，这点儿钱勉强够我们回程的花消。
信风大作，在内河码头上我好不容易说服母亲登船。她有的是打退堂鼓的理由。机动船虽说是按照新奥尔良的蒸汽船仿造的，但用的却是汽油，整个儿抽风似的震动不已。船窗有个可供悬挂几层吊床的小厅。厅里还有几排长条凳儿；囿于行李过多，人们必得推推搡搡抢占座位。行李中有各种货物，甚至不乏鸡笼和大活猪。至于少数几个寝舱，则大都由提供紧急服务的妓女占用着。每个寝舱有两张行军床，但因那晚所有寝舱都已有主，我们只好抢占过道中央的两张铁椅以便打盹过夜。
正像她担心的那样，暴风雨使玛格达莱纳河变成了可怕的海洋。虽说旅途并不漫长，但我却准备了一大堆烟丝发黑、烟纸几近破布的廉价卷烟。我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重新阅读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当时，福克纳是我最忠实的保护神。母亲紧紧地拽着她的念珠串。念珠串像一个绞盘，足以让拖拉机停止运转、将飞机吊在空中。然而，一如往常，她只求十一个孩子长命百岁、洪福齐天。她的祷告许是到了该到的地方，因为当我们进入港湾时雨小了，风儿温柔得刚刚可以赶走蚊子。母亲于是默默地收起念珠，然后久久地凝视着围绕我们的喧嚷人群。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伴随她成长的却是香蕉公司虚幻的辉煌。这就是说她至少获得了有钱人家女孩的良好教育：进入圣塔玛尔塔圣母学校。放假的时候，她就和女友们一道在绣花绷子上绣花，弹钢琴或者跟她的一位小姑妈参加当地贵族阶层的羞羞答答的卫生舞会。在她不顾父母反对决意要跟镇上的报务员结婚之前，谁也不曾听说她谈过恋爱。自此以后，她的显著品格便是幽默感和钢铁意志。在她漫长的岁月中，任何艰难困苦都没能使她低头。然而，最令人吃惊、同时也最令人叹服的是她掩饰这种个性的美妙方式：典型的狮子座性格。这种性格使她能够不动声色地建立一种母系权威。
我望着她如此沉着冷静地面对如此不堪的旅行，心想这或许就是她何以接受如此迅捷、如此强大的贫穷与社会不公的原因。没有什么比那天晚上更能证明这一点。成群的苍蝇、闷热的天气、机动船掀起的浊水和腐臭以及因为无法休息而来回折腾的旅客仿佛有意要考验人的耐心似的，即便他涵养到了极点。然而，母亲就这么坐在她的椅子上一动不动。与此同时，寝舱里的姑娘们正兴高采烈地收获着她们的狂欢。她们扮做绅士或者小K，其中一位就在母亲身边进进出出，已经接待了好几位顾客。我以为母亲没有察觉，但是当那姑娘第四次或第五次出门拉客时，她老人家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她走到过道尽头。
“可怜的姑娘，”她叹息说，“干什么不比这样讨生活强。”
就这样，她一直捱到半夜。这时，强烈的震荡和过道里的昏暗灯光已经使我感到非常疲惫。我放下书本，挨近她抽起烟来，尽力让自己从约克纳帕塔法地区泥沙浮动的沼泽中探出头来。我一年前辍学，战战兢兢地指望靠无须学习的新闻和文学来养活自己。因为我记得萧伯纳说过这样一句鼓舞人心的话：“为了上学，我被迫自小放弃教育。”然而，我没法跟谁讨论，因为我隐约感到，我的理由只能用来说服自己。
要想说服父母接受我的疯狂举动恐怕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对我希望太大、投入太多，而我家当时又没有钱。尤其是父亲，他或可原谅我做任何事情，却惟独不能见我把一纸文凭挂到墙上以实现他自个儿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没法和他沟通。一年过去了，可我还在琢磨怎样去见他、把我的理由告诉他。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来了，叫我和她一起去卖房子。但她迟迟没有提起此事；直至半夜，仿佛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悟，她终于切入正题了。
“你爸爸很难过。”她说。
于是，可怕的地狱出现了。她总是在你最缺乏心理准备时切入话题，而且镇定得不可动摇。而你，明知故问，全然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弃了学业。”
“我没有放弃学业，”我说，“我只是换了个专业。”
她对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很有兴趣。
“你爸爸说这原本就是一码事。”
我于是强词夺理说：
“他不也放弃学业去拉小提琴了？”
“那不一样。”她动情地反驳说，“他只在节日和夜间演奏，而之所以辍学是因为当时连肚子都填不饱了。何况他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发电报。这在当时可是个满不错的职业，尤其是在阿拉卡塔卡。”
“我靠给报纸写文章生活。”我说。
“你这是在安慰我，”她说，“谁看不出来啊。瞧你这副德行，我在书店里差点儿没认出你来。”
“我也没认出你来呀。”我说。
“可情况不一样，”她说，“我以为你是个要饭的。”她看了看我的旧凉鞋补充说，“连袜子都没有。”
“这样舒服，”我说，“两件衬衫，两条短裤；穿一套，洗一套，还要什么？”
“一点点体面，”她说，然而又立即缓和了一下语气，“我之所以说这些，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爱你。”
“这我知道，”我对她说，“不过，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
“我不会。”她说，“因为我不会违拗父母。”
我笑了，心想你当初是怎么违拗家庭去跟父亲结婚的：
“你敢看我的眼睛吗？”
她严肃地避开我的眼睛，因为她知道我在想什么。
“没有父母的祝福，我是不会结婚的，”她说，“不管怎么样，他们祝福我了。”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当然不是因为我使她感到信服，而是她想去厕所却又生怕那儿太脏。我去找水手长，问他有没有稍微卫生一点的地方。但他却回答说他自己也用公共厕所。仿佛刚刚读过康拉德，最后他说：“到了海里，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乎，母亲只好服从大家的规则。出乎我的意料，她回来的时候忍俊不禁。
“你瞧，”她说，“假如我染上什么见不得人的病，你爸爸会怎么想？”
午夜过后，由于海葵的触须缠住了螺旋桨，船晚点三个小时，而且在林边抛了锚，不少游客不得不下到岸边，拿吊床做绳子把船拖开。热浪和蚊子让人无法忍受，但母亲却没完没了地打起盹来。这种祖传的休息方式使她不至于忘却方才的话题。旅行重新开始时，凉风吹来，她顿时恢复了活力。
“无论如何，”她叹口气说，“我总得给你爸爸一个说法。”
“你就别担心了，”我以同样的真诚对她说，“十二月份我回家一趟，我会对他解释一切。”
“还有十个月。”她说。
“反正今年没法跟大学交涉了。”我说。
“你真的答应回去了？”
“是的。”我说。我总算发现她的声音变得有些激动了：
“我可以对你爸爸说你回去的事吗？”
“不，这可不行。”我断然否定。
显然，她在寻找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却不便给她。
“既然如此，你不如干脆实话实说，免得有撒谎之嫌。”她说。
“那好吧，你就照实说吧。”我说。
我们暂且告一段落。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但我心里明白，她只不过是想休息一下以便旧话重提。不一会儿，她睡着了。阵风吹走了蚊子，空气重新散发出鲜花的芳香。机动船变得像帆船一样轻盈。
谢天谢地，那天晚上倒一直风平浪静。我走到船头，眺望窗外，但见晨光初露，渔火点点。渔火多似繁星，数不胜数。渔民们聊天的声音在水面上发出神秘的回响。我支在窗台上观望远方的山脉，胸中禁不住涌起了第一股思乡的浪潮。
曾几何时，也是在谢纳加水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清晨，老爹把我留在寝舱里睡觉，自己却去了酒吧。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骚动从锈迹斑斑的风扇和寝舱的铁皮门缝钻了进来。当时我不满五岁，心里很是害怕，但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做梦。早上，船到了谢纳加码头，我看到外祖父正在刮胡子。寝舱的门敞开着，镜子悬挂在门框中央。记忆非常清晰：他没有穿衬衫，但汗衫上依然耷拉着宽宽的绿条纹松紧带。他一边刮胡子，一边与人交谈。对那人的模样我记忆犹新，要是现在碰上了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他兀鹫般的侧面令人过目不望。除了两只手腕上带着金手镯、金手链，他的右手还文有海员特有的黥墨，脖子上也挂着好几条金项链。我刚刚穿好衣服，准备穿靴，那人对外祖父说：“上校，毋庸置疑，他们就是想把您扔到水里去。”
外祖父笑了笑，却依然刮着胡子，随即又以他特有的高傲说道：“他们幸亏没这么做。”
我这才意识到昨晚发生了什么。想到有人要把外祖父扔到水里去，我顿时感到非常震惊。
那天早晨，我和母亲一道去卖房子，望着晨曦给雪山涂上蓝色，我忽然想起了这一永远无法澄清的细节。因为晚点，我们目睹了海河临界处的沙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渔村旁晾满了渔网，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小孩在沙滩上踢布做的足球。许多因为没能及时抛掷炸鱼爆竹而失去了胳膊的渔民令人心颤地走在街上。有人从船上扔钢蹦儿，孩子们便光着腚子潜到水里拼命争抢。
七点光景，船在谢纳加附近的一片臭不可闻的沼泽里抛了锚。伴随着公鸡母鸡的骚动，搬运工人踩着没腿的淤泥把我们连背带抱地运到了岸上。在码头上，我们悠闲地用着早餐，品尝着谢纳加美味的小金枪鱼和油炸青香蕉。忽然，母亲发起了新一轮进攻。
“那么，你告诉我，”她连眼皮都没抬，“怎么跟你爸爸说？”
为了争取思考的时间，我明知故问：“关于什么呢？”
“当然是他惟一感兴趣的：你的学业。”
她有点生气了。好在有位没事找事的食客听见了我们的谈话。鉴于气氛，他颇有些好奇。而母亲的回答使我既心虚又震惊，因为她对于自己的家事从来都是讳莫如深的。
“他想当作家。”她说。
“一个好作家可是能赚大钱的，”那人一本正经地说，“尤其是和政府合作。”
不知道是母亲有意回避话题，还是为了在生人面前保持矜持，她和那人聊起了我们这代如何这般的令人费解，他们的过去又如何那般的令人追怀。最后，他们发现了许多共同的熟人，并且因为共同的祖先科特斯和伊瓜兰而互认了亲戚。那年月，加勒比海岸的每三个人中起码会有两个和母亲沾亲带故，而母亲总要为此欣喜惊诧一番。
而后，我们乘坐四轮马车去了火车站。那是一匹硕果仅存的稀有马匹，其古老的种族已经在世界上消失殆尽。一路上，母亲望着硝蚀的原野出神。而我则思绪澎湃，因为眼前的一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回想起三四岁时外祖父第一次带我去巴兰基利亚，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一语不发地经过这片灼热的不毛之地，来到泡沫升腾、死鸡浮动的绿色水面。
“这就是海。”他对我说。
我不无失望地问了句对岸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没有对岸。”
而今，我曾经沧海，却始终觉得那是他最了不起的答案之一。无论如何，这片脏不可耐的臭水出乎我的想象，其沙滩因为充塞着腐朽的红树枝和碎贝壳而令人厌恶。
母亲对此一定颇有同感。当大海呈现在马车左侧时，她叹息说：
“没见过里奥阿查这样的海！”
于是，我对她说起了那些死鸡。然而，一如所有上了年纪的人，她以为那是孩子的胡诌。她眺望着沿途景物，而我则通过她的沉默揣摩着她的心思。我们穿过“容忍区”的那些色彩斑斓的房屋，绕到铁路的另一侧。有帕拉马里博鹦鹉在锈迹斑斑的屋檐下透过笼子操着葡萄牙语欢迎旅客。经过火车注水处时，我们看到巨大的铁皮篷下汇聚了成群的候鸟和迷失方向的海鸥。我们终于抵达谢纳加，却无心入城。宽阔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两边的房屋散发着古老的辉煌，落地的窗户洋溢着钢琴练习者重复的曲调。突然，母亲指着远方对我说：“瞧，这就是世界的尽头。”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看到了车站：一栋面目全非的大木屋覆盖着两撇锌板，锌板下面是站台。车站边上有一处或可容纳二百来人的所谓广场。母亲对我说，1928年的那场屠杀香蕉工人的惨剧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发生的。谁也不知道死于非命的究竟有多少人。然而，我对事件的了解程度超乎母亲的想象。自记事起，外祖父就在我耳边重复了千遍。全然亲历的一般，我知道，军队宣布罢工工人是扰乱社会的罪人，于是三千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倒在了血泊之中：军官是在下达五分钟离开广场的最后通牒后命令开枪的。机枪的火舌包围了人群，像锋利的剪刀修剪着绝望的人群，直至将他们全部修理干净。
火车到达谢纳加的时间应该是上午九点。人们总是早早地从不同的水路或者山路汇集到这里，迫不及待地等待九点一刻发车后进入满是香蕉种植园的内陆地区；但我和母亲八点多赶到时，站台上却空无一人。火车晚点了。当它姗姗地驶进站台时，母亲禁不住幽了一默：“这不是我们俩的专车吗？太奢侈了！”
我知道那是她掩饰失望的自嘲，因为岁月明显地侵蚀了空荡荡的车厢。那是古老的二等车厢，只是没了藤椅；上下推拉的玻璃窗门变成了横七竖八的木板，仿佛穷人身上的补丁。真的是今非昔比，整辆火车就像是一具幽灵。
过去，这趟火车有一、二、三等车厢。三等车厢是专为穷人设置的，除了长板凳可供歇息，还有很大的空间用来运输香蕉和牲口。二等车厢是藤椅座位，那些藤椅都是拿黄铜做的骨架。一等车厢更加考究，不仅有地毯，而且有清一色的可调式大红丝绒躺椅；坐这种车厢的除了政府官员，便是高级白领。每当有香蕉公司总裁或者他的家人、他的贵客降临，火车就会挂一节豪华车厢。豪华车厢的有色玻璃窗户上点缀着镏金窗檐；车顶阳台上有几张茶几，客人可以在那里饮茶畅谈。在我熟识的人中，没有谁知道这神秘的车厢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我外祖父当过两届镇长，且并不吝啬，但他只有携女眷旅行的时候才肯坐二等车厢。有人问他何以如此钟情三等车厢，他总说“因为没有四等车厢”。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当时火车如此准点，以至于邻近的村镇总是把汽笛声当作调拨钟表的依据。
不知是何原因，那天的火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在它徐徐开动的当儿，母亲在它奔丧似的怪叫声中朝胸口划了个十字，然后回到现实：
“弹簧缺油。”她说。
整趟火车也许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我意兴索然，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边迷迷盹盹地读《八月之光》；偶尔瞥一眼窗外，仅仅为了知道我们所处的方位。火车在途经一片海滨沼泽的时候，长长地拉响了汽笛，然后快速驶入一个橙色的岩石地带。车厢剧烈地震荡起来，直至十五分钟后减速进入一片绿叶蔽日的种植园。空气骤然变热，闷闷的，吹不到一丝海风。无须抬头，我就知道火车已经驶入封闭的香蕉王国。
世界发生了变化。铁路两边伸展着没有尽头的马路，牛车拖着绿色的香蕉缓慢地行进。忽然，广袤的土地上出现了营房。营房用红砖砌成，窗户上蒙着粗麻布，天花板上悬挂着电风扇。罂粟花丛中耸立着一家医院。小河旁出现了一座小镇。火车经过铁桥，发出刺耳的噪音。姑娘们在寒冷的河水里洗澡。她们鲱鱼似地跳跃着，拿隐约可见的乳房引诱过往旅客。
从里奥弗里奥镇上车的几家阿鲁阿科印第安人扛着许多装满鳄梨的麻袋。那可是全国最好的鳄梨。他们一路小跑着穿过车厢，到别处寻找座位去了。当火车再次开动时，我们的车厢里只增加了四个乘客。他们是一位年轻牧师，两名妇女和她们怀抱的一个婴儿。婴儿不住地啼哭。年轻牧师穿着靴子，带着头盔，像个勘察员。粗糙的教士服上布满了船帆似的方块补丁。伴着婴儿的啼哭，牧师就像在讲道台上那样不停地说教。话题是香蕉公司回来的可能性。自从香蕉公司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好像丧失了别的话题。希望它回来和不希望它回来的人争执不下，且都有充足的理由。牧师属于后者，但他的理由让两个一同上车的妇女感到莫名其妙：“香蕉公司所到之处便是枯枝败叶。”
这是他惟一精彩的一句。但没等他解释清楚，其中一个妇女便还击说，上帝一定不会同意他的观点。
就这样，记忆抹平了伤痕，美化了过去。时移世易，从车厢遥望那些坐在大门口或站在硝石滩向火车行注目礼的男男女女，便不难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每当有人提着箱子经过这里，人们就会以为是联合香蕉公司又回来了。他们的所有探亲访友、离合聚散和往来书信，也都少不了这样一句神圣的“阿门”：“听说香蕉公司要回来了。”
虽然没有谁知道此话从何而来，也没有谁清楚它依据何在，却人人信以为真。
自从外祖父、外祖母相继离开人世，母亲以为她已经从一惊一诧中摆脱出来。然而梦幻背叛了她。尤其是在茶余饭后，任何相关消息都足以使她联想到位于香蕉种植区的阿拉卡塔卡。多少险恶时光，她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之所以没有卖掉房子，就因为有望看到香蕉公司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到最后，巨大的现实压力战胜了她。因此，当她听到牧师说香蕉公司马上就要回来的话，无奈地在我耳边嘀咕起来：“可惜我们不能再等了，否则准能多卖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