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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鲍德里亚:变形,隐喻,转移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1-10-14  

让·鲍德里亚:变形,隐喻,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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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的身体何去?变形的身体,纯粹的表象之链的身体,永恒而无性的形式之流动的身体,被神话学,或京剧和东方戏曲,以及舞蹈所激活的仪式的身体:非个人的身体,二元的、流动的身体——无欲望的身体,却拥有全部的变形能力——从自身镜像中释放的身体,却沉湎于所有的诱惑?还有什么样的诱惑,比转变物种,把自己形变为动物、植物、矿物甚或非生命,更加地暴力?这一运动使我们背叛自身的物种,并把我们暴露在其他一切物种的眩晕之中。这是情色诱惑的模式,情色的诱惑同样追求他者之性的奇异,追求被纳入他者之性的可能,就像被纳入一个不同的动物或植物品种。
  变形的力量是一切诱惑的根源,包括替代物的最变化多端的形式:面孔,角色和面具。凭借变形,我们隐藏了每一种诱惑;凭借仪式,我们隐藏了每一次变形。这是表象的规律,而身体是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对象。
  变形的身体既不知道隐喻,也不知道意义的运作。意义并不从一种形式滑向另一种形式,它是直接从一者滑向另一者的形式,就像舞蹈的运动或神谕的启示。不是心理学的身体,不是性的身体,而是从一切主体性当中释放出来的身体,是纯粹对象的身体,纯粹运动的身体,纯粹姿态透明化的身体,它恢复了动物的兽性。
  诚然,为获得这种寓言的能力,它必须宣布放弃欲望、性和诱惑。但这是它得以不死的方式。因为从一个物种跨入另一个物种,从一种形式跨入另一种形式,是消逝的方式,而非死亡的方式。消逝就是把自己弥散于表象之中。死亡并无裨益;一个人须知道如何消逝。生命并无裨益;一个人须学会引诱。
  变形的身体不知象征的秩序,它只知眩晕的连续,于此,主体在仪式的序列中迷失了自己。引诱亦不知任何象征的秩序。唯当从一者到另一者的形式之易变终止,象征秩序才开始显现,意义才依照律法而被隐喻。
  寓言、眩晕和变形的伟大游戏一经发生,性和欲望一旦显现,那么,唯有身体成为了隐喻,成为了性爱现实的隐喻场景,连同其欲望和压抑的行列。
  这里已有一种不凡的堕落:身体不是由多元的初始形式和冷酷、易变之表象构成的奢华戏剧,不是充斥着物种、性之魅影和死亡之多重方式的场域;如今的身体不过是诸样式之一的独特展示:性差异和独一脚本的场景,无意识的性幻影。它不再是刻写梦想和神性的寓言表面,如今,它只是主体之幻想和隐喻的舞台。仪式的身体无法对真理诉说,它是隐喻的、性爱的和无意识的。(精神分析的局限就在于此:它不曾留心寓言,却依然宣称自己引述寓言,对这种变形、眩晕和欲望之空虚的存在,它始终无法道说。)
  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游戏,交换,而无需穿越主体的心理想象。在那里,世界便是世界;语言只是其可能之形式的一种。想象,我们的想象,不过是形式与表象的冷酷声望的心理剩余。想象是妖魔幻觉和变形支配的被缩减的形式。
  心理学的身体,被压抑的身体,神经质的身体,幻想的空间,他者性的镜像,同一性的镜像,为自身的图像和欲望所捕获的主体之场域: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异教的和神话的,而是基督教的和隐喻的——欲望的身体,而非寓言的身体。我们已使它经历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沉积。今天,我们解释我们身体——而非源于舞蹈、决斗和恒星的占卜——的方式,我们在我们未被认识的现实之拟像(simulacrum)中,正如在冲动、欲望和幻想的个体化空间中,重估身体的方式,已使身体成为了一种引诱形式的唯物主义沉积,其内部承载了一种否定世界的巨大力量,一种幻觉和变形的超世俗的力量……
  在变形的身体和隐喻的身体之后,是转移的身体。
  隐喻依旧是放逐的形象,是和身体相关的灵魂之在场,是和对象相关的欲望,是和语言相关的意义。但在放逐中,一个人总可以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一段哀悼的、戏剧的、批判的、审美的距离——自我世界的孤儿式的宁静,这才是域(territory)的理想形象。解域化不再是放逐,不再是隐喻的形象,它是转移的形象,是对意义和域的剥夺,是源自回路(circuit)[1]之骚动的、对身体的额叶切除手术。被电刑的、切除额叶的灵魂已然成为了一个大脑的回路。进而,我们博学的神经专家很有可能把灵魂定位在大脑上,正如他们定位语言功能和直立姿势一样。那么,它会在左半脑还是右半脑上找到?
  对存在的宗教、形而上学或哲学的定义,已经让位于一种基因编码(DNA)和大脑组织(信息编码和数十亿的神经元)的功能定义。我们处在一个不再有灵魂,不再有身体隐喻的系统当中——无意识的寓言本身已经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共鸣。没有什么叙事可以隐喻我们的在场;没有什么超越性可以决定我们的定义;在分子的连接和神经的回路中, 我们的存在耗尽了自己。
 这已被确立。于是,不再有个体,只有潜在的变异。从生物、基因和控制论的视角上看,我们都是变异体。对如今的变异体而言,不再有末日审判,不再有身体的重生,因为一个人重生的会是什么样的身体?它会改变公式和染色体,它会根据其他的动力和精神变量而被程式化,它将不再要求自我的图像。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残疾打开了预感的变量领域,一个针对身体、感觉、大脑的客观实验,尤其是它与计算机的关系;计算机是一种新的、生产的、非物质的力量,而残疾是对未来工作条件的预感,就在一个改变了的、非人的和反常的宇宙之中。我们必须观察玩球类游戏的盲人——为他们特意创造的门球(torball)——其中,他们展示了科幻般的举动,通过耳朵和动物反射来相互适应,而不久之后,这会是处于盲目的触觉感知和反射适应之进程当中的人的情形,他们在系统中演化,就像在大脑内部或盒子的回路中一样。这是盲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残疾人;变异的形象,因为残缺而比我们其他人更接近交流,更接近这种心灵感应的、电子交流的世界:太人性的人,因我们残疾的缺欠而获得了工作的便利形式。
  因为环境,残疾人成为了动力和感知领域的潜在专家。社会越来越多地使自己迎合残疾人,迎合他们在功能上的先进,这并非偶然:他们会成为完美的工具,恰恰因为他们的残疾。在变异和去人性化的道路上,他们遥遥地领先于我们。
  在身体的这种控制论的突变中,激情已经消失。确切地说,它们被物质化了。“焦虑分子”已被发现!弗朗西斯·雅各布(Francois Jacob)写道,快感的中心已被确定,就在大脑或脊髓的某处。[2]一个奇迹:它和不满的中心放在了一起。而雅各布接着说“这会让弗洛伊德高兴”(因为弗洛伊德坚持快感和不满的矛盾性,而解剖学的并置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个命题)。怎样不可思议的天真!我们要如何定位受虐狂,是在快感还是在不满当中?此外,在弗洛伊德逻辑的限度内:既然快感和不满在精神上的亲和是完全的,那么,它们为何不在一个单独的点上被并置起来,相互交换?
  这些科学的笑话已经够了。今天,诱惑,激情,这种将人从一切定位化,从一切客观定义中解脱出来的力量,发生了什么?这种致死性,这种对逃避之渴望,或替代之策略的高妙反讽,发生了什么?
  它成为了无意识,成为了精神分析的被压抑者吗?如果它今天依旧存在,那么,它只能萦绕于客观现实,萦绕于真相本身,作为它的倒错,它的失真,它的畸形,它的意外。反讽,如果存在,只能渐变为事物;只能在行为准则的反抗,在程序的失败,在隐密的功能紊乱,在意义视域的沉寂,在潜在游戏的法则,在秘密中,寻得庇护。崇高(sublime)已变为潜在(subliminal)。
  但是否还有事物的潜在一面?一切都无比确定;一切都暴露于透明。这就是为什么,不再有超越;这也是为什么,压抑或僭越不再可能。一个人不再考虑被压抑者的革命(精神的或历史的)。万物耗尽了其内在性。不确定的只是,在内在性当中,事物是否会遵循我们意欲与之的客观规律。
  超越性咽下了它最后的气息。余下的是内在性的张力。而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作为超越性缺失之后果的惊人效应。一旦从超越性出发,世界被留给纯粹的意外,被留给事物的随机分布,只遵循可能性的规律,便不再成立——这是对一种傲慢良知的想象,认为被留给自身的事物只能制造混乱。但被留给自身的内在性根本就不随机。它完全出乎意料地施展事件的连接或断裂,尤其以这种包含了连接和断裂的独一形式,指数的形式。不断增强的权力(die steigernde Potenz)和辨证运动(die dialektische Aufhebung),即超越运动相对立。这种增强(Steigernde)恍如事物、存在和我们自己提出的一种挑战,是对指涉和超越性之丧失的挑战。进而,我们在挑战和引诱的神话形式中发现了这种连接/断裂的形式,而神话的形式,我们知道它不是辩证的关系,而是一种由风险而非平衡的潜在化所表达的不断增强的权力。在引诱中,我们再度遭遇了这种潜在的形式,这种致死的质,其命运还偶尔降临于我们,正如事物被留给自身之设置的时候,降临于事物一样。



[1] 这个概念,连同变形的进程,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英译注)
[2] 弗朗西斯·雅各布是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见《可能与现实》(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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