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译
那个刚刚去世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这种伟大，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越来越稀少——极其稀少。那些成天与鼠目寸光、内容贫乏的陈词滥调为伍的新闻媒体让他对这一点更加了然于胸。那些媒体却总喜欢让他的死敌和那些已经成为历史陈旧垃圾的人来谈论他。
当在一个时代中，即便是一个人的去世也未必能压住那些人的妒火，那么这些嫉妒将成为我们社会中的真正的野蛮的标志。那些精神分析的侏儒们，那些满嘴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都放开嗓子高喊着：“他挡了我的道，但他现在完蛋了，现在该关注我了。”
事实上，拉康从一开始都到处树敌，他诋首先就诋毁了那种虚幻的连贯统一的“自我”，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拒绝了美国精神分析学派提出的“保卫自我”的口号，在美国，“保卫自我”让人们可以适应于社会的连续统一性，拉康提出，因为主体是由语言象征性决定的，那么主体不可避免地是欲望的主体，于是，这种欲望主体不可能适应于现实，或许只有在想象中才有这种可能性。
最终，拉康提出，欲望的原因是一个失去的对象，即匮乏，这样，这种匮乏在象征的规则之下被阐明，欲望既没有实体，也没有本质。它只有一个真理。
在一系列小型的会议中，拉康从暗淡的精神分析视野中攫取了第一桶金，对于那些精神分析来说，重要的是真理，而不是欢愉（joussance）。精神分析师的主要的但却不存在的角色是让光芒（通常是一种灼热烫手的主体性的光芒）照亮断裂的能指，使得欲望的真理滑动起来，而精神分析师个人最终必须让他自己只能与分析的结果保持一致。
拉康在这些小型会议上的发言造成了针对拉康的带有敌意的争论。最终，在表面上，精神分析国际与他断绝了关系。由于需要将他思想的巨大转变组织起来，并对那些在行为上相信精神分析实践伦理学的精神分析师进行培训，拉康建起了自己的学校。但即使在那里，他最终面临着充满了分裂和解散危机的一种勉强维持下去的严峻局面。
似乎有人这样认为，晚年的拉康自七十年代以降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我的看法与之完全相反。在收殓了屈从于意指规则的主体理论之后，拉康最终竭尽所能来研究主体与真实（réel）的关系。能指规则的理论是不充分的。这里需要的是某种无意识的几何学，一种表达三种媒质（象征界、想象界、真实界）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主体的效果得以形成。在这个阶段的思考中，拉康求助于拓扑几何，这使得他产生了他自己的根本性的唯物主义。
拉康坚持认为，政治对于真实无济于事。他通常说，“社会往往是一个伤口”。很巧，危急中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避免地参考了他所归纳的主体辩证法。事实上，很明显，衍生于第三国际的党-国形式的黯然落幕开启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政治主体的本质是什么。如今，无论是作为意识的主体（萨特的主体），还是作为自然实体的主体都没有用武之地了。相反，拉康在其理论中归纳的分裂的，漂浮的主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走出这种窘境的方式。这样，主体是断裂的产物，而不是表达出现实的观念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工人阶级观念的结果。对于今天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来说，拉康的作用就如同黑格尔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革命的作用。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再次置身于那种老套的情境之中，我们又面对着那些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并自以为是地认为继萨特去世之后的拉康的去世，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渴望听到他仍然不得不继续言说。与他所教的课的内容不同，他发展出一种在如今已经极其非同凡响的思想伦理学。
当然，《鹦鹉》杂志让我们无数次地追溯到这种伦理学。在那一刻，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追悼那位已经不再我们身边的逝者。
注释： 这个文本首先刊登在娜塔莎·米歇尔和我创办《鹦鹉》双周刊上，这个杂志会或许是八十年代最有趣的杂志之一。这篇文章写在拉康（1901-1981）逝世后不久，文章的标题出现在1981年11月的杂志的导读上。
我经常写作和谈论拉康。他是我第一本哲学“大”作《主体理论》的重要参考。在1994到1995年间，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课堂上讨论他。我关于他的思想的讨论的另外两个部分各自发表在《存在与事件》和《世界的逻辑》中。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带着景仰和批判，我们在《条件》中收录了这些讨论的稿子。尤其我借用了拉康的无限的概念，还有知识的观念和爱的真实经验。我最近关于拉康反哲学的稿子将在英文的《拉康印记》（Lacanian Ink）的第27期上发表出来，文章的标题是《冒失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