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章 译
一七八九年，托马斯·普林格尔出生在一个苏格兰农民家庭。他后来崇拜彭斯，积极参加苏格兰文学复兴运动，努力争取在苏格兰那不算大的文学界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但没有成功。一八一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资助计划，征集国人向开普殖民地移民，就这样，普林格尔和家族的大部分人一起到有关部门登记应征，次年成行，来到该殖民地东部荒凉的边远地区住了下来。
由于对边远地区的生活状况很感失望，普林格尔没干多长时间的农活就离开了农场，并由别人举荐，他在开普敦的殖民公署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他后来在此创办了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他的有关活动很快使他与独断专横的总督查尔斯·索默塞特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普林格尔是否有权在报上刊登可能会使殖民公署感到难堪的消息。尽管普林格尔最终胜出，但他却因此而失去了工作。一八二六年，他回到了英国，直到一八三四年去世，他都一直是废奴运动中的著名人物。
普林格尔在南非提倡新闻自由，回英国后也与其他人一起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许多驻非洲殖民当局确保英王在非洲的广大臣民能够享有法律权利，普林格尔因此在历史上占有不算重要但却十分令人尊敬的地位。在苏格兰文学界，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写过不少甜美流畅但略显平易的自然诗。
然而，他作为南非英语诗歌鼻祖的声名则更加远扬，这一声名主要来自他的诗集《诗画南非》。该诗集一八三四年出版时，其中所收作品（有些以前发表过）基本上算是定稿。其中有几首诗——比如《沙漠深处》——不久就成了各种流行诗集争相收录的脍炙人口之作。
这个在南非只待过六年的人，算得上南非诗人吗？恩斯特·佩雷拉和迈克尔·查普曼认为是。他们两人最近编了一本普林格尔诗集，名字颇为大胆，直接就叫《托马斯·普林格尔的非洲诗》。这个集子除全部收录了《诗画南非》中四十来首诗作外，还收了普林格尔在南非创作的杂诗以及宣传废奴运动的儿歌。不过，两位编者之所以说普林格尔是南非诗人，不仅因为这些诗的内容都与南非有关，他们还认为，读普林格尔的诗歌作品，不能孤立地去读，应把他的诗和他的散文作品（写得最有分量的要算《住在南非的那些日子》，1834年），乃至和构成其部分生命的环境结合起来读。“我们对普林格尔其人以及对他所处的历史、地理背景的了解，对那些曾促使他做出积极回应的特殊事件的掌握，都赋予其诗作以一定的意义。”，“他对本国（指南非）一些重大实际问题始终一贯的关注，也都构成其创作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意思是说，普林格尔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时代，实际上，他的诗歌作品集中体现了目前在南非社会和文学生活中仍很流行的话题，这些话题大都饶有兴味，不乏经验之谈，当然都是人们仍在争论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的文学风格与和他同时代的浪漫主义大家的“创新”去进行比较，以为他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创新”。相反，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看问题：普林格尔当时正在本土语言和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典雅的诗歌语言之间不断作出选择，他的内心有流亡者常发的牢骚，但对南非当地的现实他又从未置之度外。这种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正好部分地表明他当时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正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 普林格尔是一位得到公认的诗人，至少在南非是如此，但有一段时间，他的作品确曾不易找到。因此，佩雷拉和查普曼着手编辑了这本既方便，价格又适中的诗集。但他们的目的不仅在此。通过编辑这本诗集，他们更希望能为普林格尔在文学史上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纠正以往南非文学史的一些偏颇：过于褒扬罗依·坎贝尔等右翼作家的浪漫虚构的写作趋向，而对普林格尔等自由左翼作家所采取的历史现实的创作方法则肯定不足。
佩雷拉和查普曼不仅在诗集序言中扎实而有力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收入了许多供评论研究的资料，其中既有普林格尔对自己的诗作本身所作的评注，也有从普林格尔的《住在南非的那些日子》里摘来的一些选段。此外，编者还根据罗伯特·瓦尔一九七〇年发表的研究材料，说明了普林格尔诗作版本的复杂情况，普林格尔本人对诗作曾经作过的修改情况，编者有时也作了深入细致的阐明。
然而，也存在一个问题：普林格尔的所谓“非洲诗”到底有何实质性的意义？从编辑角度看，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有点特别：假如不叫《普林格尔诗集》，那么，把普林格尔的所谓“非洲诗”和他的所谓“苏格兰诗”分开来处理，是不是更好？是否应该编一本名叫《诗选》的东西，不管其来源如何，苏格兰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只要是普林格尔的诗歌佳作就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可从下列这一严酷事实中找到答案：普林格尔目前只能在南非找到部分读者；而且，这部分读者对诗人那多少有点浪漫主义味道的苏格兰诗歌写作方法，还不一定感兴趣。正如诗集编者所言，除了专家以外，任何人读普林格尔的诗要想有所感触的话，他都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读这些诗，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这些诗置于19世纪初英国加快向南非殖民这一历史背景上。
然而，如果以为普林格尔一贯忠实于写“真事”、“真人”，未免不太能够使人信服，不妨比对一下，诗集的编者颇有倾向性的说法，普林格尔的诗“以神话和幻影的方式体现了殖民地的精神”。在普林格尔的《诗画非洲》中，给沃尔特 "司各特的题献诗后面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诗，名字就叫《贝专纳男孩》。从普林格尔给该诗加的附注和他的有关书信中，我们了解到，这首诗取材于真人真事。普林格尔收养过一个孤儿，名叫辛扎·马洛西，普林格尔回英国时，把他也带了去。但到了英国不久，辛扎就死了。辛扎的故事使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南非殖民地边远地区的情况：土匪横行、蓄奴现象普遍，公众生活遭到极大破坏。辛扎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真人”，但是，其真实性主要不是来自这首诗本身，更多地是来自普林格尔所加的附注和他所写的有关书信。这首诗除了毫不掩饰地随意篡改事实外（比如，普林格尔就承认说，诗中的男孩带着他的小跳羚在沙漠里到处游荡，而真实生活中的辛扎实际上没有养过这种小动物），还通过诗歌特有的语汇把读者带离非洲的特定情境，让读者走进一种浪漫而崇高的抽象画面。在这幅画面上，随处可以见到一些非洲著名的哺乳类动物。比如，在下面的几行诗中，读者就可听到辛扎讲述奴隶贩子是如何把逮到的人赶过加里普（橙黄色）河的：
宽阔而深不可测的加里普河在咆哮
混浊的河水荡涤一切，
我们渡河时，听见周围有巨大的海牛
在深深的漩涡中发出震天的鼻息声；
可是，捕捉奴隶的那帮人残酷无情
把我们这些累得精疲力竭的人
像驱赶羊群那样地赶过这水流湍急、充满悲伤的河流：
——我们当中有些人再也未能到达彼岸。
辛扎所讲的故事是以充满诗意的想象重新构思的，而且是用民谣的形式讲述的。我们并不否认，他所讲的故事当时可能在英国读者的内心引起同情和怜悯乃至愤怒之情，也不否认这些故事当时可能引发一些变革。我们只是想说，普林格尔在将故事变成诗时，只是把他所用的材料纳入了当时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现成诗歌形式范畴之下，这种做法谈不上有多少创意。辛扎实际上并不是“殖民地精神的神话和幻影方式的体现”，他和欧洲被虐待儿童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个意义上，辛扎这个形象是欧洲人发现非洲的想象中所既有的（他的小宠物跳羚类似羔羊，只不过有点异国情调，其实仅仅是用来表达田园诗般天真无邪的一个文学象征而已，信手就可拈来）。
换句话，在把实际非洲经历转换成诗的时候，普林格尔把自己特定的非洲体验给普遍化了（实际上是普遍化为欧洲的东西），他所用的诗法也是尽力模拟华兹华斯之前的写乡村生活的诗人，特别是詹姆斯·汤姆逊，华兹华斯本人也是普林格尔所激赏的。将特定的东西普遍化，普林格尔的这种做法在当时也许不太容易给自己模拟他人、缺乏创造性的诗才引来争议。当然，也许普林格尔是故意为之。利用熟悉所有相关文本材料，我们当然可以把部分历史的现实内容读进《贝专纳男孩》这首诗中，使其变得更为丰满些。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来读普林格尔的诗作，可能是普林格尔本人所不愿看到的，也是有违他在诗歌创作上所作的努力的。尽管他的诗水平一般，但把诗和历史一一对号入座，毕竟不是读诗的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