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波 译
五年前，母亲来我们家中过感恩节时，突发中风。尽管她当时已患有一种罕见的癌症，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但是莫名其妙地，我眼见她一动不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无法开口说话，心里还是毫无准备。母亲康复的希望不大。大概有六七天，我每日坐在她的床头，流眼泪，或者跟她说话——其实是在跟我自己说话——读一段什么，同时——我现在依然觉得这是一种忏悔——在头脑中写下这首诗：
独声二重唱 1
我坐在你身边
观看意识的潮水
起落，观看
护士们，白帽
如一众海鸥盘旋
于床上。窗户
慢慢变暗，
然后点亮，
再变暗。钟表
诉说相同的故事。
上个星期你说，现在
你必须学习
自己缝纫。
如果线令人厌倦，
针就是悲痛。
我坐在这里借鉴。
2
顶替春天
我献上这枝
连翘
它黄艳的花簇
我强使开放。
你挤出一个微笑
表示感谢。外面
仍然寒冷；
谁知道严寒
会持续多久？
而在地下，
它们旗帜蜷曲，
花的大军在候命。
3
我正等待你死去，
尽管我试图哄你
回到生活
用蛋挞和汤羹
还有彩色的药片仿佛
骰子在瓶中晃动，
尽管它们的魔力
已随外科医生父亲，
那最后的魔术师
走出这个世界。
我正等待
你再次成为
你曾经所是，
完整地在那儿
好让我带着新的痛苦跑过去——
你的死——头发向后生长
在你的颅骨上一如既往，
你寡妇的顶峰，我童年地图上
可靠的地标，
那些年我曾相信
药和爱和善良
可以挽救一切人。
4
我们逃离母亲
一次又一次，年轻的
胡迪尼，习惯了日间表演。
起先逃出
生产的运河，我们新鲜刻造的脸庞
像古老的奴隶船头
领航的雕像，
小手划呀划向生命。
后来逃入寂静，逃到
砰然关响的门后，
婚姻的试航。
我以为我年岁已够
可与你并坐，分享一本书。
但是当我从书页间
抬起头，你已
从我逃遁。
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治愈了，虽然并不彻底。她返回家中，完全恢复了语言能力和左半身绝大部分行动能力。
与此同时，我无法决定怎样处置我的诗。我是否应该把它发表在小杂志上，那些亲人不太可能看见的地方？我是否可以把它收入即将出版的新书？倘若一位不了解状况的人碰巧读到这首诗，他或她很可能会以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这重要吗？我敬畏神秘的力量，唯恐如果母亲在诗中与死神擦肩，在现实生活中也难逃一劫。但最令我烦恼的还是母亲自己的想法，因为一旦把诗收入诗集，她必定会读到。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首题为《道德课》的诗，诗中一个高中老师向全班同学发问，假如博物馆失火，应该救出一位老妇人还是一幅伦勃朗的油画？我是学生之一，或者说，为了写诗，我假装如此，然后莽撞地答道：“为何不让那妇人自己决定呢？”而这次，我只是少了些莽撞，多了些迟疑。我告诉母亲我写了一首关于她的诗，叫《独声二重唱》，我当时以为她将不久人世，所以如果她对此抱有顾虑或者不希望诗发表，我当然会尊重她的意思。母亲要求读一读这首诗，我就给她看了。“真不错，”她说，就像她对我所有诗歌的评价，不好不坏不偏不倚，“当然，你必须发表。”我照做了。诗集出版的时候，母亲像从前那样打电话来祝贺，但声音却有些异样……
“怎么了？”我问，“你对这本书不满意么……？”“没什么，这本书我当然喜欢。”接着她又说，“只是那首写我的诗让我感觉糟糕透了。”“妈，”我抗议道，“你不是说过喜欢么。”“不，不是那首，是另一首，描写我好转期的，说我假装自己没事来自欺欺人。”一连好几分钟，我全然不知她在讲什么。
下面就是这首《好转期》，正巧印在《独声二重唱》的前一页。
好转期 看来你必须慢慢
成长为死亡，
就像一双新鞋
在壁橱外的地板上等候，
闻起来有制成它的
动物味道，但是太大
太硬，穿不上。
此时你光着脚跳舞
虚弱的舞姿在假装，
而我们与你同舞，
你腕上的脉搏
嘀嗒流逝。
这就是身体一直等待的
短暂休战，
它对自己开战
已有多年。你说
水尝起来像花。
你踮起脚尖偷盗
绕过壁橱门口。
这首诗几年前就完成了，写的是一位在癌症好转期后来过世了的朋友，因为它与我那位朋友结合得过于紧密，所以我从未料想，同样处在癌症好转期的母亲会认为那首诗写的是她。事实上，它写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死。
这意味着什么？我问自己。是我太大意了吗？可能吧。我是否应该筛选我所有的诗，以免有人牵连受伤？又或许我太过仔细，只顾着《独声二重唱》，却未曾留心，其实某一首诗对某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是无法预知的？难道这一切不全是虚构吗？
几年之后，母亲真的过世了，我也为此写下一系列的诗篇。我写得如此情不自禁，就像人们情不自禁地吃，情不自禁地喝，情不自禁地赌博。直到现在，我仿佛还在续写。我从这些诗中挑出一组，发表在《不完美的天堂》中《逝者》一章。此后，每当我翻阅那本诗集，看见它们组在一起，就会感到一种不安，仿佛我无权写诗，无权从事艺术，用母亲的死亡，我的悲痛。尽管她已不在身边来让我伤害，但我依然能听见她声音里那种不确定的“异样”，它使我想起史蒂芬·邓恩（Stephen Dunn）那首惊人的、最终给出救赎的诗《家中常事》，它是这样开头的：“母亲去世时/我想：现在该写一首有关死亡的诗。/这不可原谅/但我即刻宽恕了自己/因为儿子能够写出/他们曾为母爱。”（让我多说一句，对于内疚的感受，女儿往往不同于儿子。）
有时候，我头脑中会反复播放一段我曾在广播上听到的某位知名批评家的访谈，他正说起他写的一本有关他父母的书。在他动笔之前，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病重住进了疗养院。而未待手稿完成，父亲也去世了。他对访问者这样形容父亲去世的时机：“这说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却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它恰好让我找到了结束本书的方式。”听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受到迎头一击。显然，作者也为自己的话感到惊讶，随即开始反悔，为刚才的说法进行辩解。我真有点同情他。然而不知何故，我感觉他话里的无情使我也受到了牵涉，使所有作者都受到了牵涉（当然，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此处说的是一位批评家）。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作者合理的主题呢？她自身的不幸或他人的不幸是否包含其中？“何以你的不幸/进入我的诗歌？”在一位友人失去了她患有白血病的女儿之后，我写下这些诗行，“现在我们之间/有个笨重的包袱——你独自平衡得更好。/你儿子的细胞/一个接一个/关闭/好像小城里/天黑之后/逐一熄灭的灯盏。/写它/我必须一遍遍清洗/我的墨水手。”
几乎所有作者都会从个人生活中提取素材，但我们应否在其中划一条边界而不逾矩？每个人的界限又是否相同？
非小说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曾在她的著作《记者与谋杀犯》中写下这样一段富有争议的话：“任何一个不至于太笨或者过于自大，从而可以看清事实的记者都悉知自己那站不住脚的道德立场。他自信满满，猎取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孤独，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毫无怜悯地将他们出卖……由于性情的差异，记者用各不相同的方式为自己的背叛申辩。对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越是炫耀，对艺术便越没有资格去讨论……”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虽然有些关联。也许是出于无知，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没那么复杂的对比，谈起来更为轻松，至少更容易给那些为一篇文章或一本非虚构类书籍接受采访的现实中人物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参数。那么，小说作品又如何呢？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这一愿望比成为我以往任何一个身份都迫切。但是我永远无法调动足够的冷酷去虚构那些我明知有原型，而他们也可能从中认出自己的人物。”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曾经评说，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世界仅仅为了她的写作而存在。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赞美。新近的一位普拉斯传记作者，同样身为诗人的安·史蒂文森（Ann Stevenson）在书中抨击她的传记主角曾写下那首著名的《爹爹》，因为前者认为从事实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对奥托·普拉斯是有失公允的（他并不真是一个纳粹）；还有那首《美杜莎》，写的是一只水母，而普拉斯母亲的名字也有水母之意。该诗这样结尾“走开，走开滑溜溜的触须！你我之间毫无瓜葛。”（补充一句，虽然我尽量冷静地看待这些，但是作为一位作者的母亲，“滑溜溜的触须”使我感到紧张。）最后，史蒂文森如是总结她的感受：“当然，西尔维娅也可能无法想象诗中描写的对象会受到贬损或伤害，又或者她认为自白模式需要从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另一个高度来理解，但如果我们因此认为这真是她的意见那就错了，因为这些诗篇的确给她笔下清白的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很遗憾，普拉斯已经不在我们左右来为自己辩护。与此相反，经常露面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一个叫做“书签”的电视节目里被指责书写现实中的人物时却说道，一个时刻唯恐伤害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有说服力的作者。
我诗中的人物经常以史蒂芬、彼得和蕾切尔命名，它们恰好也是我儿女的名字，但我却从未对此有所顾虑。我有一首诗叫《分数》，诗中丈夫给我的熨衣水平打了个“未完成”，床上表现打了个B+。我就此征求我真正丈夫的意见，他十分乐意答复，并且从自卫的角度告诉我他从来不信这种膨胀的分数制。所以每当他出席我的读诗会，我都不朗诵那首诗。但诗是虚构，我这样对自己说。我的家人对我的发明通常持有一种雅量。然而，尴尬是一回事，伤害就不同了。无疑，我们需要某种禁止跨越的边界，但它的方位却是十分个人的决定，可能需要一次次被擦除和修整。至今，我仍然挣扎着划出自己那一条。写作的人终究会认识到这一切。小说家苏珊娜·摩尔（Susanna Moore）曾在一次关于她那部即将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我的旧情人》的访谈中说，把家庭成员的死亡写入小说她并不感到愧疚，然而要把它搬上银屏，在经济上获利，就会使她忧心重重。（当然了，从经济上获利而导致烦恼这种事是不会找到诗人身上的。）
我也认真考虑过，对自己而言，什么容许入诗，什么则不可。通常，别人告诉我不应该做某事时，我的反应却是立即执行。比方说，有一次我在《尾声》上看到一则《回答》杂志的投稿广告，他们需要犹太题材的诗。当我看见规则中禁写的题材，就立即坐下来写了一首题为《回答》的诗，把禁写内容用在引语当中。
“禁写题材包括：大屠杀，祖父母，
礼拜五夜晚的点蜡仪式……黄昏的耶路撒冷。”
还未到黄昏
在耶路撒冷
正值清晨
而祖父母已消失在
大屠杀里
带着他们安息日的蜡烛。
点亮你的诗篇，快。
太阳已侧身
向西
虽然祖父母和蜡烛
早已于那时焚毁
只剩残端。
我很少在读诗会上读这首《回答》，因为有时候听众会在一开始发出笑声，随后发现诗的主题也包括大屠杀，就感到无比尴尬。我认为这样不好，哪怕是无意中令听众感到窘迫。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安，因为从另一层面来讲，我并没有权力使用大屠杀的题材，我的亲人当中，罹难的只有一些我从照片上才认识的远亲。提及此事是因为我对大屠杀题材的犹豫恰好可以说明我在前文中举出的矛盾心态。而当我受其驱动必须写下这个幽灵般缠结于心的主题时，我通常会委婉一些，就像我在《格罗德诺》那首诗中说祖父的家人死于“历史”。
辛西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写过一篇十分震撼人心的短篇小说《披肩》，故事发生在一座集中营里。小说在《纽约客》上发表之后，她收到了一封一位集中营生还者的愤怒来信，纠正她说集中营的守卫是不戴头盔的。奥齐克曾在短篇小说集出版时考虑过修改这一细节，但最终放弃了这个决定。“艺术已经完成，”她说，“我不想再把它拆散。这也是我良心受到谴责的原因之一。我把苦难制成艺术，我恨这个观念。但我也知道，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这样看来，由那些亲历了大屠杀的人来书写这一题材显然更为合适。那么，丹·帕吉斯（Dan Pagis）曾在集中营里受难这一事实会使他大屠杀题材的诗因为“真实”而显得合理吗？我对这一答案并不确定。
我读过几篇攻击卡罗琳·弗雪（Carolyn Forche）的诗集《我们之间的国土》的文章，理由是卡罗琳仅在萨尔瓦多做过短暂的停留，因此无权以主人身份使用这一题材。事实上，艾勒·赛道夫（Ira Sadoff）曾在一篇发表于《美国诗歌评论》中很有说服力的文章里称她为“他人苦难的游客”，尽管这一次他只是抱怨她想象力的贫乏而非清点她中美洲之行的天数。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艾勒。我认为它们是有力而合理的诗作，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并存。可是，我又记得初读到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那首《游客》时有多么惶恐。他在开头写道：
吊唁是他们给予的一切。
他们蹲坐在大屠杀纪念碑下，
在哭墙边戴上坟墓一样的脸
而在旅馆里隔着厚窗帘
他们大笑。
没人愿意成为这样的游客，哪怕仅仅在隐喻的意义上。但是我们必须冒险。难道我们不需要诗歌作为见证，作为谨记那些我们不应遗忘之事的方式吗？难道我们不需要用诗歌来纪念我们所失去的，恰如早前历史中每一首挽歌所记录的那样吗？诗歌诉说了太多的失去！耶胡达·阿米亥，这次以他一贯的慷慨，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讲了一个故事：火车上有一位老妇人在痛哭“哦，哦，我多渴呀，我多渴……”于是，一位试图静心阅读的年轻人穿过整列火车，从最后那节餐车上为她取来一杯水，希望她能从此住嘴。然而她继续痛哭，“哦，哦，刚才我多渴呀，刚才我多渴……”阿米亥说，这就是诗歌所是的一切。他继续补充道：“我相信诗歌有治愈的力量，首先对我，然后对我的读者……每一首诗都是一支摇篮曲：‘世界分崩离析，但是睡吧，孩子，睡吧。’即便诗中别的不能，节奏也会哄你入眠，无论词语多么沉痛。”之后阿米亥将一首诗比作疫苗接种，仿佛通过给予他人一份小剂量的免于一死的战争，他所经历并写下的战争便可以帮助他们。“描写痛苦的语言，”他说，“比描写康乐的语言更为精确。”这也恰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写作的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生活或更好地忍耐生活。”
接下来，我想谈谈诗歌的慰藉作用，它既是对读者的慰藉，也是对写作者的慰藉。其中最简单的一层理解是认同感，当我们读到他人的苦难，我们便不再是那个唯一承受痛苦的人。至少有一瞬间，失落的孤独感会被驱散。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多数与《悲伤的五个阶段》和《父亲或母亲之死》这类诗篇有关，他们告诉我，这些诗减轻了他们的悲痛。
对作家而言，写作同样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这也是我一直试图达到的。我，我们，反复书写内心的悲痛，不能自已，仿佛如此我们就能甩开它们，它们就会从指尖汩汩流泻到纸上，仿佛我们通过钢笔或键盘的仲裁就能与之了结，直到下一首诗开始。当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管她的缪斯叫“那个好护士”，她正是此意；当舞蹈家朱迪斯·詹米森（Judith Jamison）把刚刚过世的母亲编入她最新的舞蹈并且说“假如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使你感到过不去，你就用它”，她说的是同一回事。
在一次有关诗歌心理治疗的研讨会上，诗人迈拉·史克拉蕾（Myra Sklarew）将诗歌的治愈作用与梦的作用相比较。她论文的摘要中有如下描述：“诗歌维持心理上的探索，用语言搭建复杂的结构，同时向心理冲突、困扰等问题的检验开放。诗歌具有对抗自闭的成就。”然后她用罗兰·弗林特（Roland Flint）的诗《皮肤》来举例。《皮肤》写于诗人六岁大的儿子去世后不久，表面上写的是葡萄酒的酿成。
皮肤 假如木头的纹理够好，
还有木工，尺寸，上箍，
桶就够好。
假如还有好葡萄，
木和酒
便会彼此改善，
在漫长的黑暗中静候。
分离的土的味道
将彼此一再品位一再改变，
直到，仿佛连着薄膜
木与酒
不再分离，
木来自黑暗来自酒。
当这一切在进行，什么都可能发生。
回去吧，回到神秘。
现在我感激我的小诗
它再次如是教我：
我的上帝不变
当木已不再是木，
酒也不再，仅仅，为酒。
对于这首诗，迈拉·史克拉蕾这样说道：“在罗兰·弗林特这首《皮肤》里，你将看到多年前一个工作坊的人所看到的。诗人把诗带到工作坊给大家点评，那时他的儿子刚被一辆汽车撞死，司机是一位老人，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慢慢开车行驶在一条没有出口的路上。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首诗与他儿子或他儿子的死亡有关。我至今记得，当我们开始阅读，我感到诗中饱含一股悲痛的力量，一股他的儿子行将越过死亡的力量。只要这些事实不为他所洞见。我不禁联想，倘若父亲意识到他真正在写的东西，他就不见得能完成这首诗本身可能完成的探索——当意义被暂时搁置，心智便被允许继续它的旅程并沿途发出询问，追随安眠地下的孩子所经历的日与夜。 最终，父亲通过诗篇完成了一种仪式，他甚至祝福了儿子归返大地的过程。他使这种缓慢的回归变得神圣，他庆祝转化本身，庆祝这种圣餐式的承受。我举这首诗为例是想说：我认为，诗歌写作抵抗自闭，抵抗心理的封缄。在写诗过程中，判断力、意义的阐释甚至下意识的综合行为都被延迟了……通常我们无需等到多年以后，现时的作品也会突然为发生不久的事件带来启示……所以，罗兰·弗林特这首漂亮而有力的诗作使得他能够慢慢想通并接受儿子的死亡。”就像安德烈·西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合唱队里的一个声音》中说，“人类所有的创造中最为艰难的是艺术，它使死亡也与其结为同盟。”
特伦斯·德普莱斯（Terrence Des Pres）在他后期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这种关头，或许因为缺乏其他东西的支撑，诗歌成为唯一的需求。或许因为在这样的终结时刻，除了诗歌再无更好的、足以分享并平衡我们精确度量的喜悦或疾苦的东西，足以庆祝婚姻或新生儿的东西，足以使我们挺过痛苦的东西，一座新坟旁除了庄严的悼词和沉默之外足以简单道出确切词语的东西……米沃什说它‘像面包一样必需’，我想是的，我们从中获取的力量和营养真实可靠。”
这一切我全都相信。尽管我每创作一首有关母亲死亡的诗，小小的不安都会找上我。但是这不安，我同样相信。
文中提到的诗：
道德课 多年以前的道德课上
老师在每个秋季提出相同的问题：
倘若博物馆失火
你会挽救哪个：一幅伦勃朗的油画
还是一位老妇人，而她已没有多少
时日可活？硬椅子上一阵躁动，
对画作和老年都不太关心，
我们索性一年投给生命，下一年投给艺术，
始终漫不经心。偶尔
那老妇人会借用我祖母的脸
离开她日常的厨房漫游至
某个我想象中通风良好的博物馆。
有一年，我自作聪明地回答
为何不让那女人自己选择？
琳达，老师说，这是逃避
责任的重负。
今年秋天，置身一座真实的博物馆，站在
一幅真正的伦勃朗的画前，一个老妇，
我，即将成为。画框里
色彩比秋天更深，
甚至深过冬日——泥土黑褐，
尽管大地最耀眼的元素已烧透
画布。我终于明白，妇人
和油画和季节几乎是同一个
并全都无法被孩子们救回。
家中常事 母亲去世时
我想：现在该写一首有关死亡的诗。
这不可原谅
但我即刻宽恕了自己
因为儿子能够写出
他们曾为母爱。
我盯住棺材
知道她的寿命，
知道人生一次次
在甜美的记忆中修订。
不可确知
我们如何从悲伤中解脱，
但我记得十二岁时，
1951年，世界还未
解开它的衣衫。
我问母亲（我在颤抖）
是否可以看她的乳房，
她把我领进房间
毫不尴尬或忸怩，
我盯住它们
不敢要求更多。
如今，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
从未有过母爱的巨蟹座的人
会遭受厄运，而我，一个巨蟹座，
再一次获得祝福。多么幸运
有这样一位母亲
把乳房向我展示
当同龄的女孩正在开发
她们独立的国土，
多么幸运
她没有宣判我厄运
用太多或者太少。
假如我要求碰一碰
甚至吸吮，
她会怎样做？
母亲，一个死去的女人
我确信是她允许我
轻松爱上女人，
这首诗
献给我们停下来的
地方，献给那充分的
不完整
和你系上扣子的方式，
然后你开始处理
家中常事。
不幸 何以你的不幸
进入我的诗歌？
现在我们之间
有个笨重的包袱——
你独自平衡得更好。
你儿子的细胞
一个接一个
关闭
好像小城里
天黑之后
逐一熄灭的灯盏。
写它
我必须一遍遍清洗
我的墨水手。
分数 丈夫为我打一个A
给昨夜的晚餐，
一个未完成给我的熨烫，
一个B+给床上表现。
儿子说我是个中等生，
一个中等母亲，如果
我用心
还有进步的余地。
女儿赞成
及格与不及格制并告诉我
我及格。等着吧，迟早会有
我退学的那天。
游客 吊唁是他们给予的一切。
他们蹲坐在大屠杀纪念碑下，
在哭墙边戴上坟墓一样的脸
而在旅馆里隔着厚窗帘
他们大笑。
他们按下快门
与我们著名的死者合影
在拉结古墓，赫茨尔公墓
和弹药山上。
他们叹哭我们亲爱小伙子的命运
渴慕我们坚实的姑娘，
他们急着
把内衣晾干
在通风的蓝色浴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