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华先生曾任《俚语隐语行话辞典》副主编。他集中研究了中国俚语和黑话，对我们国家各个地区的俗语分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讲民俗语言，一是讲通语，二是讲隐语。隐语就是黑话（也称暗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出面采编了一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他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目前，在学科建制上，民间文学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大块。其中歌谣和谚语属于韵文，故事属于散文。神话是叙事的，属于广义的散文。余云华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发展，一般是先有民间的作品，然后才有作家的作品。先有老百姓，然后才有作家。从体裁上看，有叙事类、散文类；先有神话，后有传说，再发展到故事，再发展到叙事性的小说，散文。韵文方面，先有民间歌谣，然后有诗人创作的诗歌。民俗文化也叫口传文化，口传文化保留的原始思维比较多，有活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每当文化面临危机，一般都会向民俗文化吸取养料。回头去看，五四时期就有向民俗文化寻求发展的文学活动。爱尔兰诗人叶芝写作《凯尔特的薄暮》，汇集了他收编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内容包括鬼怪、仙人、幽默故事和乡间传说。他的理想是延续爱尔兰民族文化传统，重振爱尔文学。他相信自己这样做，能够唤起民族身份意识。
我也反思，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来，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最终还是存在着一个身份确立的问题。从我开始现代诗写作，接受的是西方现代诗的写作形式，在思想上得到了启蒙，自然就唤起了一些自主意识。我想，我们自身的语言在哪儿呢？表面上，我们好像传达的是自己的思想，但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是不是我们民族自身的说话方式和习惯呢？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说话基调，说话语气，语音变化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结构在哪儿呢？我认为，现代诗有它自身的感性逻辑和理性思维，但它应当遵循本民族的民俗文化。时代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在口口相传里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形态，是一个语言事实，然后才是文学对语言事实的创造，并最终有所回归。余云华先生表示：“北岛，我只记得他的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在民间，任何一个段子，他的读者动且上千万，因为他们的语言系统是相通的。原始思维，原始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你要读懂民间文学，大概是不可能的。语言的解析密码，像我们日常表示惊讶的口语‘哇’，它就通‘花’，‘花’又通中华的‘华’，这样，从日常口语一下子就贯穿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
《诗经》里面有首古琴曲：“诗有琴声，女悦鸡鸣；女悦鸡鸣，志阅背旦；子新是意，民新有难；交江玄，玉壶有来。”现在的学者一般把它解释成丈夫说：天亮了。妻子说：天还没有亮。但在这首诗里，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士是男人，没有说是丈夫。女是女人，没有说她是妻子。妻子的“妻”在古文字里，是一个人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抢婚。抢婚是在父系社会初期才发生的事，所以这一首诗反应的根本就不是父系中心社会，那个时候没有出现丈夫，也没有出现妻子，是发生在母系社会的事。这是翻译者搞错了，就是女人说，男人说。那个时候婚姻制度是群婚，一群男人对一群女人的婚姻，似乎人人机会均等。
我读过余云华先生写的文章《巴蛇吞象》，他把俗语应用到神话解读。神话有这么一个现状，就是从作家文学这个角度去研究，会七说不一。民间文学说到底，是老百姓的文学。老百姓创作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语言，那就是俗语。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很多东西才能迎刃而解，好多千古之谜也都可以辽望。比如诗经里面讲周仁的老祖宗季。谷神季，齐声如大。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学人把他说准确过。宋代朱煮等人，大家大儒，都说那个大，像羊子，生下来像羊子，羊子生下来在衣包里头装起。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面，他把长辈就称作大大，还保留着原始的称谓。所以，齐声如大，就是季这个人生下来就像他的爸爸。不能说季生下来像羊子。余环英，郭沫若，好多专家，往往都是从书面语来作研究，这是有问题的。西方有人说，神话是语言的毛病。我们国家的神话语言没有毛病，是研究者的问题，是他们的研究路子没有走对。
余云华先生是文革结束后首批考入大学的学生，三十多岁才上西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寿师范学校教书，现在西南大学教中国文化课。在教民俗学的时候，余云华先生基本上是在学科里面打转。后来教民间文学时才跳出来了。他说，我看到好多名家的解释，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以语言为基础。但如果把老百姓的语言，当成书面语来讲的话，那就大错特错。民俗语言涉及到民间文学的方方面面，对文学创作非常重要，应该注重这个民俗文化氛围！我的看法是，不仅仅是有民俗文化氛围，创作时还得有故事原型，它是在我们说话习惯里面存在的，需要去民俗语言里识别，也就是在口传文化里去体察。原型在民间文学里面。中西方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在民间故事里吸收了一些原型。原型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我们一时冲动的想象。凭想象是另外一种情景，它脱离了真实发生过的，也许根本就是在幻想。不少人都知道，民间语言既有其共同性也各自的独特之处，我们国家有几个大的方言区，在这些方言区里还有无数的小方言。方言里保留着文化和习俗。胡适写的通俗文学史就是从这方面来考察的，而且俗文学一直都存在，只是到了建国之后被铲平了。胡适弄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更早一点的我手写我口等等都是试图打破书面语对民间口头文学的束缚。我觉得，向民俗语言学习，多体会其语言的共通性。写的是一块石头，但它充满了象征，跳出一个猴儿出来了，或者用于女娲补天。它象征的可以是一个故事，也可以是一种思辩。象征的形态越丰富越好。如果把握到其中的规律，就能创造出不同的文学空间来。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熊外婆的故事。在重庆，我们叫熊家婆。很奇怪，在黄河流域叫狼外婆。到了云南，被叫做老虎外婆。有的地方还叫人熊外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个原型问题，大概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属于黄河流域的狼外婆。如果跟整个黄河流域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了。就是说，狼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民族在历史上冲突，长期作战，比如汉民族与地风门的冲突，大概是从尧舜时期开始，这个冲突到汉代中期才结束，相隔好几千年。这两个民族相邻，有战争的时候，有和平的时候，和平的时候两个民族就通婚。如果北方少数民族，他的女孩子嫁给汉民族，那么汉民族就喊他们外婆。为什么喊外婆不喊外公呢？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年代稍早，多多少少还保留着母系氏族，母系社会的文化语言。我们知道，外婆是最心疼外甥的。老太婆有三件宝：女儿、外甥、老母鸡。外婆心疼外甥，但是，汉民族跟狼搞不好关系，一打就是几千年。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故事。
为什么到重庆这儿就变成熊外婆了呢？而且我们叫熊外婆为熊家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故事的原型有可能是在这儿。因为把自己的外婆叫家婆，这个称谓更为原始。在母系社会，生下的孩子属于妈妈，她的地位最高，叫家婆。家婆，家婆，家是家庭的“家”。家婆就是自家的婆。到了父系中心社会，女儿出嫁才产生外婆，才产生这个称谓。那为什么叫熊外婆呢？因为重庆这儿有巴人。巴人跟楚人作战，楚人的图腾就是熊。楚人姓熊，楚人的最高统治者姓熊。楚人很聪明，他实行近交远攻。跟他相邻的国家他搞好关系，攻打远方的国家，然后一个一个灭掉。楚国在称霸的过程当中，一共消灭了大大小小43个国家，最后他把巴国从川东一直打到涪陵，又从涪陵赶到重庆。赶到重庆以后，下面的涪陵一带给楚人占领了。所以《华言国史》记载，称我们四川盆地江州以下，七人为楚。交界的地方大概就在我们老家长寿县下面的黄朝霞。今天从语言上可以听得出来，忠县下面，涪陵那边酉、秀、黔一带，什么，我们说啥子，他们叫么子。到长沙一带，也是叫么子，保留了楚的语言。在作战时期，保留得更多的，不是个人观念，而是团体观念。巴王把自己的女孩子嫁给楚人，楚王也把自己的女孩子嫁给巴国王族。所以，整个巴族就叫他们外婆。重庆保留传统更多，叫家婆。外婆最心疼的是外甥，但这儿恰好不是这样。楚国步步紧逼，打得最惨烈的地方，就在彭西河一带。修三峡水库时那儿挖出很多楚人士兵的坟墓，便是证明。外婆不再心疼外甥，所以这个故事就产生了。
如果把熊家婆的故事当作动物故事，就失去了它的本意，也就是失去了这个故事的原型。这个模式为什么又变成老虎外婆了呢？大概我们西南这块的民族，在中原吃了亏，跑到重庆这个地方来。在重庆这个地方打败了，又往云南贵州跑。跑的时候不单单是居民的迁徒，民族的迁徒，还把整个文化也带起走了。我们这个地方叫熊家婆，到那个地方就变成老虎外婆。因为那个地方的彝族以老虎为图腾，他们跟彝族通婚的时候，一边通婚，一边也经常发生战争，这样就变成了老虎外婆。
西方现代派文学源头性的小说家卡夫卡取兔子和乌龟赛跑这样一个西伯莱民间故事，常常在小说里面反复使用这个悖论关系，揭示人类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永不能抵达的荒谬感。中国谚语里面也存有类似的哲理故事，如“百尺之竿，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的是一支筷子，你一天摘一半丢了，但你始终摘不完。我问余云华先生：“你是怎么搜集到这些民俗文化资料的？”“我不喝洒，不打牌，有时候要买起烟酒，出去找一些人吹牛。他们抽烟喝酒，我就记他们的故事。我这辈子，除了教书，就是收集民俗资料。”“啊！你真了不起！”“这个社会风气浮躁，你要沉下心来做事情，少管一些名和利，就很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