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章伦 译
正如我们所知，在今天，任何东西都能成为艺术品。或毋宁说任何东西都能经由艺术家之手变成一件艺术品。观者已无法仅通过自身的视觉经验去区分一件艺术品与一件一般物，而是必须首先了解一位艺术家如何在自己艺术实践的语境中使用一件特殊的物品，由此才能认定它是一件艺术品或是一件艺术品的一部分。
然而问题是谁才是艺术家？如何区分艺术家与非艺术家？如果二者间的差别如今还是可能的话？对我而言，这个问题远比去追问如何区分一件艺术品与一件一般物更为有趣。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长期以来的体制批判传统。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藏家、策展人、艺术托管商（trustees）、美术馆、馆长们、画廊以及批评家们的都普遍遭到来自艺术家们的分析和批评。然而艺术家们自己呢？显然，当代艺术家们也是一种制度化角色。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对艺术体制的批判其实是一种从艺术体制内部生发出来的批判。今天，人们可以把艺术家简单地视为是艺术世界中承担某种既定角色的专业人员。如同其他任何官僚化的组织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艺术界也是一个基于劳动分工的世界。因此，人们也可以认为艺术家的角色部分就是为了批判这种基于劳动分工的艺术世界，使其更加开放，日趋包容，广博，更加有效率并有利可图。然而这样的答案貌似合理实则难以令人信服。
一、去专业化的艺术 博伊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名言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以及俄罗斯的先锋派。无论是在博伊斯的年代还是今天，这句名言都带有乌托邦的特点。它通常被理解为是一种乌托邦愿望的告白，即：如今由非艺术家组成的人类社会未来会变成主要由艺术家组成。我们都认为这样的愿望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如果艺术家的角色如上所定义，那么我决不认为这样的想法会是乌托邦的。这种希望世界完全变成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人类必须不停地生产艺术品，并为四处参展的机会而相互竞争——的愿景，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倒更像是反乌托邦。事实上，更是一场十足的噩梦。
现在，人们可以认为——事实上人们也常这么认为——博伊斯对于艺术家的角色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解。人们常觉得这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愿景已然过时，但对我而言此种判断并不具说服力。当代艺术界以及当下艺术机制的传统形成于二战之后，这种传统是基于历史上前卫艺术的实践及它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期间的更新及经典化（codification）。如今，人们不认为这种传统相较于那时有多么巨大的改变。正相反，经年累月，它变得越发模式化。新一代的职业艺术家们发现，自己进入艺术界的渠道主要还是通过艺术院校以及近几十年来日益全球化的艺术教育项目。这种全球化，统一化的艺术教育是基于一种相同的前卫标准（avant-garde canon），这种标准主导着整个当代艺术机制，不仅是前卫艺术生产自身，也包括随后在这种前卫的传统中生产出来的艺术。当代艺术生产的主导模式是晚近学院化的前卫艺术。这正是为何对我而言要回答“谁才是艺术家”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回到历史上前卫艺术的发端，回到那时人们对艺术家角色的定义。
所有的艺术教育以及一般教育都必须基于一种特定的知识或是特定的，可以代代相传的技艺（mastery）。于是问题来了：当代艺术院校代代相传的知识及技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如今引发了许多困惑。前-先锋（pre-avant-garde）艺术院校的角色已经非常分明。在那里，艺术教育是向学生们教授一种已臻完备的技艺准则，包括油画、雕塑及其他的媒材。今天，部分的艺术院校回归到这种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尤其是在新媒体领域中。的确，诸如摄影、电影、录像、数码艺术等这些艺术形式都有特定的技术要求，而这些技术也是艺术院校能够教交给学生的。然而，我们自然不能将艺术降低到仅仅只是技能总和的份儿上，这就是为何如今我们看到，重又兴起了一轮“艺术作为一种认知形式”的讨论，一种在教授艺术时绕不开的讨论。
然而当下的这种“艺术作为一种认知形式”的言论却并非新生之物。宗教艺术就曾声称自己以一种视觉化、图像化的方式向那些不能对宗教真理进行直接思考的观者们呈现了这些真理；传统的模仿艺术（mimetic art）则自称以一种一般观者们无法洞见的方式揭示了日常世界的本质。这两种观点都曾被许多思想家批驳过，如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也有赞同两种观点的，如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然而无论思想家们对这两种观点在哲学上的优缺点如何言说，上述两种关于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的观点，以及与其相关的技艺的传统标准都不被历史上的前卫艺术所承认。经由前卫艺术（的反叛），此前职业的艺术家变成了去专业化的（de-professionalization）。
然而这种去专业化的艺术却将艺术家置于了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因为公众常把它理解为是艺术家向非专业化（non-professionalism）的回归。相应地，当代艺术家开始被视为一种专业的非专业人士，艺术界则被视为一个充满了“艺术阴谋”（art conspiracy）的空间（鲍德里亚语）。这种艺术阴谋论的社会效应似乎会呈现出一种只能从社会学角度解读的神话。
然而，前卫艺术所呈现出的这种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不能被误认为是一种单纯向非专业化的回归。艺术的去专业化是一种从总体上改变艺术实践的艺术活动，而不仅仅是单个艺术家回归其原初的非专业状态。因此，艺术的去专业化本身就是一场高度专业的运动。稍后我会进一步讨论艺术的去专业化与艺术的民主化之间的联系，而在此之前我想要先指出的是，最初，知识与技艺在艺术的去专业化里是如何必须的。
二、前卫的弱符号
在近作《剩余的时间》（The Time That Remains）里，乔吉奥·阿甘本借用圣保罗的例子讨论了成为一个专业使徒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艺。这种知识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知识：关于世界即将毁灭的知识，关于不断缩短的时间（contracting time）的知识，关于我们所寓于其中的时间的不足（the scarcity of time）的知识——这种时间的不足宣告了任何一种专业性的无效。因为严格来说，任何一种专业的实践都需要一种长时段的预设（longue durée），一种时间的持续性以及世界的恒常性。在这个意识上，使徒的职业——如阿甘本所说——就是去实践“每一种不断被撤销的天职” （the constant revocation of every vocation）。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职业的去专业化”（the de-professionalization of all professions）。不断缩短的时间使我们所有的文化符号和活动都变得枯竭而空洞，使其都划归于零，或如阿甘本所言，它们变成了一些弱符号（weak signs）。这些弱符号是时间即将终结的征兆，它们始终被那正在到来并已然显现的时间的缺乏所削弱，而我们恰恰又需要那缺乏的时间去生产并思想那些强大而丰富的符号（strong, rich signs）。然而最终，这些弥赛亚式的弱符号却胜过了我们世界中的强符号——那些强大的权威、传统、权力符号；以及强大的反抗、欲望、英雄主义，或令人震惊的符号。在谈及这些弥赛亚式的弱符号时，阿甘本显然在思考一种“弱弥赛亚主义”（weak messianism）——一个瓦尔特·本雅明最先引介的术语。但我们还记得（即便如果阿甘本没能记起），在希腊神学中，kenosis（神圣放弃）一词被用于描述基督的特性。基督的生命，受难，受死被视为是对人性尊严的羞辱，一种神圣尊荣的符号的自我倒空。在这个意义上，基督的特性变成一种“弱符号”（weak sign），它极易被理解（或误解）为是一种软弱的标志（a sign of weakness）。正如尼采在《反基督》里所讨论的。
如此，我倾向于认为前卫艺术家是一种世俗化的使徒。他们是时间的信使，告诉这个世界时间正在缩短，这个世界存在一种时间的不足（scarcity of time），甚至是缺乏（a lack of time）。事实上，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永远地告别了那个我们原先所熟悉的世界以及传统的生活条件。它是一种不断改变的时间，是历史的突破，是新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在现代性中生活就意味着没有时间去体验那永恒的不足（permanent scarcity），一种时间的缺乏——因为实际上，那些现代计划通常还没有完全实现就被抛弃了，每一代新人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计划，相应的技术，以及去实现这些计划的职业。所有这些又都被下一代人所抛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下所处的时间并非是一个“后现代”（postmodern）的，而是一个“超现代”（ultramodern）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中，时间的不足和缺乏越发明显。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点，因为在今天，每个人都很忙，谁都没有时间。
在整个现代时期，我们看到所有我们自身的传统及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都已不同程度地衰落和消失。今天，我们同样也不相信当下的时间——我们不相信它的时尚，它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会有任何持久的效力。事实上，当一种新的时尚或潮流兴起时，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它很快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确实，当一种新的潮流出现时，我们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它能持续多久呢？答案往往是：它持续不了多久）。因此可以说，不仅是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连我们自己的时间本身也是一种持久的弥赛亚式的，永在启示之中的（chronically messianic，chronically apocalyptic）。我们几乎会不自觉地用一种随即会衰落或消失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样存在及新兴之物。
前卫总是与进步的观念相关，尤其是技术的进步。我们确实能看到许多前卫艺术家及理论家直接反对保守派，并坚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去实践旧形式的艺术是徒劳的。然而这些新兴的技术并没有被当作建造一个崭新，稳固的世界的契机——至少在第一代前卫艺术家看来是如此——而是被视为一台可用于摧毁旧世界的机器，这台新技术的机器同时也在不断地摧毁现代科技文明自身。前卫艺术把这种进步的力量主要看成是一种破坏力量。
因此，前卫艺术会追问：当传统文化及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在不断毁坏，时间也在不断收缩时（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的特征），艺术家是否还能继续艺术创作？或者换句话说：艺术家如何去抵挡这种进步的破坏力？（destructiveness of progress）如何能创作出一种能逃过永恒变化的艺术？一种无时间性的（atemporal）、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艺术？前卫艺术想要创作的并非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艺术，而是一种超现世的（transtemporal）艺术，一种合适任何时代的艺术。我们不断地听到和读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目标——包括艺术的目标——都必须是要改变现状。但问题是我们的现状就是变化。我们唯一的现实就是永无止尽的变化。因此，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监狱里去改变现状就等于是去改变变化（change the change），去避开变化。事实上，任何一种乌托邦不是别的，正是从这种变化的监狱中出逃。
当阿甘本谈及废除所有职业，通过弥赛亚事件清空了我们所有的文化符号时，他并没有继续追问：我们如何才能跨越我们所身处的世代与那个即将到来的世代间的边界？他并没有如此追问因为使徒保罗也没有。保罗相信无需经由死亡，每个个体的灵魂（非物质的）就能够跨越这道边界，即便是在有形的世界已然完全毁灭之后。然而前卫艺术想要拯救的并非灵魂，而是艺术。为此它曾尝试做减法（reduction），通过把其中的文化符号减到最少而使它得以逃过文化时尚及潮流中的突破（breaks）转变（shifts）及永无止尽的变化（permanent changes）这种彻底减少艺术传统的做法也必须事先考虑到自己在进步过程中的瞬息毁灭。通过这种减法，前卫艺术家们开始创造出一种对他们来说似乎异常贫穷，软弱，空无的形象，这些形象或许能够在每一种可能的历史性大灾难中幸存下来。
1911年，当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On the Spiritual in Art）里谈及减少绘画的模仿性（painterly mimesis），减少对世界的再现时——这种减少揭示了绘画事实上不过是色彩与形态（colors and shapes）的组合——他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对于绘画的观点能够在未来各样文化的变化中幸存，即便是最革命性的变化。绘画中所呈现的那个世界会消失，但绘画本身的色彩与形态的结合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康定斯基相信过去所有创作的图像以及将来即将创作的图像都能被视为他的作品，因为任何绘画图像都不过是一定的色与形的组合。这种观点不仅在绘画上适用，也适用于包括摄影、电影在内的其他媒材。康定斯基并不想创造出一种个人化的风格，毋宁说他把自己的绘画当作观者观看的学校。在这间学校里，观者可以看到所有可能的艺术变化中不变的构成，那些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图像中重复的图式。在这个意义上，康定斯基真正把自己的艺术理解为是不受时间影响的（timeless）。
随后，马列维奇在《黑框》中对图像做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减法，图像变成纯粹只是图像与框架间的关系（image and frame），被沉思之物（contemplated object）与沉思的场域（field of contemplation）之间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无法避开黑框，任何我们所看见的图像同时也是一个黑框。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由杜尚最先引进的现成品的使用方式。无论我们想要展示什么，无论我们认为正在展出的是什么，都以此种方式为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说，前卫艺术生产出了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图像（transcendental images），它显明了其他图像得以涌现及静观的条件。前卫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弱弥赛亚主义，也是一种弱普遍主义；它不仅是使用那些零符号的艺术——这些符号被正在来临中的弥赛亚事件所倒空，也是通过弱图像来显明自身的艺术。这些图像有着微弱的能见度（weak visibility），当它们作为那些高度可见的强图像的组成部分时，它们必定从结构上被忽略，如古典艺术中的图像或大众艺术中的图像。
前卫艺术否认原创（originality），因为它并不想发明，而只想发现那些超验的、重复的、弱的图像。然而，每一种对于非原创的发现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发现。在哲学及科学看来，生产一种先验的艺术无异于生产一种超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跨越时间的边界就等于跨越了文化的边界。每一个在可想象的文化语境中创造出来的图像都是一个黑框，因为当其中的文化背景被抹除，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框。这意味着，在一种弥赛亚的眼光看来，它一直都像是一个黑框。这使得前卫艺术真正向一种普遍的、民主的艺术开放。但前卫艺术的普遍化权力是一种弱的、自我消抹（self-erasure）的权力。因为只有当前卫艺术生产出尽可能弱的图像时它才能取得普遍性的成功。
然而，某种程度上，前卫艺术却具有先验哲学所没有的暧昧。哲学的沉思以及先验的理念化（transcendental idealization）通常被认为只是由哲学家来进行并且也只是为哲学家而进行的。然而，前卫艺术的先验图像却同其他经验主义的图像一道在同一个展览空间展出。因此人们就可以认为前卫艺术将经验与先验等量齐观了，并让二者在一个统一、民主、外行的观看中相互比照。通过收纳一种先验性——这种先验性原先只作为宗教或哲学思考的对象，前卫艺术极大地拓展了民主化展示的空间。这样做有积极的一面，却也隐含着危险。
从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前卫艺术在其观者面前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先验图像，而是一种特定的经验图像，这种经验图像呈现了其所属的特定时代及其创作者的特定心理。因此，“历史的”前卫立刻就变得既清晰又令人困惑（clarification and confusion）：清晰，是因为它揭示了历史上不断变化的风格及潮流背后那不断重复的图式；令人困惑，是因为前卫艺术与其他的艺术一起展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允许了它被误读为是一种特定的历史风格。人们可以说前卫艺术普遍性中的根本之弱至今仍在持续。然而今天的艺术史却认为前卫艺术创造了一种艺术史上的强图像（art-historically strong images），而不是弱的、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图像。在这个意义上，前卫艺术力图揭示的艺术的普遍维度仍旧是被忽略的，因为此种揭示中（revelation）的经验特性将其遮蔽了。
甚至在今天，我们仍可以在一个前卫艺术的展览中听见：“为什么像这样的作品”，我们就说马列维奇的吧，“一个我的孩子都能画出来的作品，能在美术馆里展出？”一方面，对马列维奇作品的此种反应当然是正确的，这表明大多数观众仍然把它们视为一种弱图像，即便它们赢得了一场艺术史的强图像胜利；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观众从比较中得出的此种结论也是错误的。有人认为此种比较贬低了马列维奇，但也有人认为可以把这种比较看作是对某人孩子的赞赏。确实，通过其作品，马列维奇在艺术领域中为弱图像——事实上也是为所有可能的弱图像——打开了一扇门。然而只有当他的图像被视为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他的自我抹除被恰切地欣赏时，这种开放的意义才可能被理解。如果马列维奇展览的观众不能真正欣赏自己孩子的作品，那么他们也不能真正欣赏艺术界的这种开放，即允许出自孩子们之手的作品被如此欣赏。
虽然能够在各大美术馆中展出，但前卫艺术在今天仍然被默认为是非流行的（unpopular）。然而矛盾的是，人们通常之所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非民主的精英艺术，并不是因为把它视为一种强艺术（strong art），而是视其为一种弱艺术（weak art）。也就是说，前卫艺术之所以被广大的民主大众所拒绝或忽略，恰恰因为它是一种民主的艺术。正因为前卫艺术是民主的，所以它不流行。如果前卫艺术变得流行了，它就会变得不民主。的确，前卫艺术为普通人（average person）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艺术家，从而作为一种弱的，贫穷的，部分可见的图像的生产者而进入艺术界。然而普通人肯定不是流行的，只有那些明星、名人、很火的个人才是流行的。流行艺术（Popular art）是为那些由观众（spectators）组成的人民，而前卫艺术是为那些由艺术家组成的人民。
三、重复弱姿态
问题于是来了，历史上，先验论者及普遍主义者的前卫艺术究竟发生过些什么。1920年代，第二波的前卫运动把先验论者及普遍主义者的前卫艺术当作用于建造一个新世界的稳固根基。这波晚近的前卫艺术世俗基要主义（secular fundamentalism）在1920年代被俄罗斯构成主义、包豪斯、俄罗斯福库特马斯设计学院（Vkhutemas）等所发展，虽然像康定斯基，马列维奇、雨果·巴尔（Hugo Ball）等这些早期前卫浪潮中的领军人物却拒绝这种基要主义。然而即便早期前卫派并不相信在其普遍主义艺术的弱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一种正确的新世界，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完成了一种最激进的减法并创作出了一种最弱的作品。然而同时，我们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说它是一种错觉并不是因为这些图像还可以更弱，而是说它们的这种“弱”很快也会被（不断变化的）文化所遗忘。因此，当从一种历史的距离上观看它们时，对于我们而言，它们要么是太强了（对艺术世界而言），要么是与我们毫不相干（对于其他的每个人而言）。
这意味着，这种弱的、先验的艺术姿态并不是一朝产生就能世代永续的。而是，它必须被不断地重复，以便在先验与可见的经验之间保持距离，去抵制变化的强图像、进步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增长的承诺。只是揭示那超历史的重复图式是不够的。必须不断地重复这些图式所带来的启示，而这些重复本身必须也可以被重复，因为每一次对于这种弱的、先验的姿态的重复都会立即产生出清晰和困惑。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清晰，然后又衍生出进一步的困惑，如此反复。这就是为何前卫艺术不能一朝产生就可以世代永续，而它必须不断地重复以便抵制那永不止息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永久缺乏的时间（chronic lack of time）。
这种重复的、同时也是徒劳的姿态开启了一种对我而言是当代民主形式中最为神秘的一种空间。像Facebook、MySpace、YouTube、Second Life以及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为它的全球用户提供晒图、放视频、写文章的机会。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无法将这些网络上的照片、视频、文章与所谓的观念或后观念艺术区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最初是由1960—1970年代的一种激进的、新前卫的（neo-avant-garde）观念艺术开启的。没有这些艺术家在先前所做的艺术的减法，这些社会网络的审美哲学的兴起便是不可能的，它们也不能向广大的民主大众开放。
这些网络的特征是大众性生产及可见性很低的弱图像，它们取代了20世纪中那些高度可见的被大众所沉思的强符号。正如许多著名的理论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主流大众文化的分解：如格林伯格所谓的媚俗，阿多诺所谓的文化产业，或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这种大众文化由主流的政治及商业精英们为大众——消费大众，观看的大众——而创造。如今，统一的大众文化空间正日趋分裂。我们仍然有明星，但他们却不如往日那般辉煌了。今天每个人都写文章、晒图片，但谁有时间去阅读它们呢？很显然，谁都没时间。充其量不过就是小部分志同道合者、熟人或是亲戚之类。20世纪由大众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生产者与观看者的关系被颠倒了。此前是数百万的读者和观众去观看和阅读少数精选的图像和文章，如今则是数百万的创作者创作着成千上万的图片和文章，而它们的读者大都没有时间来阅读它们。
早先，在大众文化的鼎盛时期，人们都为吸引大众眼球而竞争。人们都渴望发明出强的、出人意料的、令人震惊的文章或图像，以至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即安迪·沃霍尔那著名的“出名15分钟”。
然而，同时，沃霍尔却创作了像《睡》（Sleep）或《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这样长达几小时的、单调乏味的电影，没有任何观众在整个影片的过程中都会全神贯注。然而这些影片确是极佳的、弥赛亚式的、弱符号的例子。因为它展示了睡眠及建筑中的瞬时特征——它们似乎是濒临灭绝的（endangered），从天启的观点来看，是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事实上这些影片本身无需观众的全神投入，甚至不需要任何观众，就如帝国大厦本身或一个已经睡着了的人不需要任何观众一样。毫无疑问，沃霍尔的这些电影起呈现的最佳地方不是在电影院里，而是在一种一般来说都是循环播放的电影装置（film installation）里。 观众可能会驻足观看一会儿，或是压根不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社会网络的网站，人们可以访问或者不访问它们。人们的访问就是注册，而不是在意在那儿耗费了多少时间。当代艺术的可见性是一种弱的、虚拟的（virtual）可见性，是一种在不断缩短的时间中带有天启性质的可见性。人们已经满足于一个特定的图像和一个特定的文章能够被阅读，至于那种阅读中的真实性（facticity）就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当然，网络也可以变成——部分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充满着强图像及文章的空间，这些图像和文章已经开始主导它。这就是为何年轻一代艺术家们越来越对弱可见性及弱公共姿态（weak public gestures）感兴趣。我们眼见许多艺术团体的兴起都是一种参与者与观众的结合。这些群体为自己而做艺术，或许也为那些其他团体中的艺术家，如果他们准备好协作的话。这种参与式的实践意味着，只有当人们把自己当成艺术家时，他才能成为观众。否则，人们将无法进入相应的艺术实践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的最开始。前卫传统事实上在被做减法，由此产生出一种无时间性的、普遍性的图像及姿态。这是一种具有并呈现出现世弥赛亚知识的艺术——我们居住其中的是一个暂时的世界，它受制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任何强图像的寿命都必定是短暂的。这同时也是一种低可见性的艺术，这种低可见性可与日常生活的低可见性相匹敌。因此，它并非偶然或意外，因它首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因它的微弱和低可见性，从而能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幸存下来。
事实上在今天，日常生活已开始通过设计或是当代的共享交流网络展示自己，表达自己。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将日常生活本身与它的自我表现区分开了。日常生活变成了艺术而不再是裸生命，或者说裸生命把自己当作了工艺品（artifact）在展示。艺术性的活动如今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艺术家与他的观众分享最普通的日常经验。如今艺术家与大众分享艺术，正如他们曾与宗教及政治分享艺术那样。成为艺术家不再是一种独特的命运，而是去进行一种每日实践——一种弱的实践，一种弱姿态。然而为了维持这种弱的、每日生活层面的艺术，人们就必须要不断地重复艺术的减法，去抵制那些强的图像，去摆脱那作为强图像的永久交换方式的现状。
在《美学》的开始，黑格尔就声称，在他的时代，艺术就已经是过去的东西。黑格尔相信，在现代性的世代里，艺术已然不能够反映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然而前卫艺术却向人们表明，艺术仍然能够部分地反映现代世界：艺术能够显示出现代世界的短暂特性（transitory character），它的时间的缺乏；并通过一种弱的、极少的、用时不多的——或根本不需要时间的——姿态去胜过这时间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