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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尼采:荷马的竞赛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12-25  

尼采:荷马的竞赛

蔡乐钊
 

  当人们谈到人性(Humanität)时,这个观念是有所依凭的,即这是使人与自然分离并有别于自然的人性。但是这种区别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然的”品质和那些恰当地被称为“人的”品质不可分离地同生共长。人,在其具备最高贵卓绝的才能的情况下,完全就是自然,他自身就拥有自然的那种奇特的双重性格。他那一般被认为是可怕和非人性的能力,或许恰恰是肥沃的土壤,仅由此就能够从感情、行动和劳作当中生出一切人性。
  因此,希腊人,古时最具人性的人,身上就有一种残忍的特性,一种貔虎似的毁灭欲:这种特性,在希腊人被放大的怪诞形象——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是如此地显而易见;然而,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上,也如在他们的神话里,这种特性必定会使我们这些带着孱弱无力的近代人性概念走近它的人感到惊骇。当亚历山大将加萨城(Gaza)的勇敢的保卫者巴提斯(Batis)的双脚钻穿,将他活生生的躯体绑在战车上拖着四处跑,任由他的士兵对他加以嘲弄时,这是一幅令人厌恶的阿基琉斯的讽刺画,后者在夜里以相似的方式凌辱了赫克托尔的尸体;但甚至这种特性对我们来说也是某种冒犯,会令我们感到恐惧。在此我们得以一窥仇恨的渊薮。我们以相同的感情看待两个希腊党派血腥和无餍的自相伐戮,比方说,在科西拉革命(Corcyrean Revolution)中。在城邦之战中,当胜利者根据战争法权处死所有男性公民,并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贩卖为奴,我们看到,批准这样一些法律表明,希腊人当真认为,有必要让仇恨彻底地发泄出来;在这时,被压制住的膨胀的感情释放了自身;貔虎腾跃而出,可怖的眼里迸射出一种纵欲的残忍。为什么希腊的雕塑家在数不尽的雷同之作里反反复复地描绘战争与搏斗,那些竭力向外伸张的人体,其筋腱由于仇恨或胜利的傲慢而紧绷;那些蜷缩成一团的受伤者,那些发出最后的呼哧声的垂死之人?为什么所有的希腊人都对《伊利亚特》里的战斗场面喜闻乐见?恐怕,我们并未以足够“希腊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如果我们确曾以希腊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我们定会感到不寒而栗。
  但是,孕育了一切希腊事物的荷马世界背后隐藏着什么?在荷马世界中,藉由超凡的艺术精确性,以及那些诗句的宁静、纯洁的诗句,我们已然被擢升至单纯的材料熔冶之上:它的色彩,通过欺骗性的艺术手法,显得更加明亮、更加柔和、更加温暖;它的人物,在这彩色的、温暖的光照下,显得更美好且更能博得人的好感——但是,假如我们不再受到荷马之手的引导和保护,往后大步迈进前荷马世界,我们会看到什么?惟有黑夜和恐怖,我们只看到一种习惯于惊怖的幻想的产物。什么样的尘世生存状况在这些令人厌恶的可怕神谱传说中得到反映:一种仅仅受夜的子女支配的生活,斗争、情欲、欺骗、衰老和死亡。让我们想象一下赫西俄德诗里已然令人窒息的空气,愈积愈浓厚,愈来愈黑暗,得不到从德尔斐和诸神为数众多的庙宇纷涌至希腊的一切可使之缓和与净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浓厚的波奥提亚空气和伊特鲁里亚人的阴沉纵欲相混;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将会从我们身上强索出一个神话世界,在那里面,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和宙斯还有提坦神的抗争将作为一种缓释呈现出来;在这笼罩一切的气氛中,战斗是拯救和解脱,胜利的残酷是生之欢乐的顶峰。事实上,正如希腊法的概念是从凶杀和凶杀的赎罪发展而来的,更高贵的文化也从凶杀赎罪的祭坛上取得她第一个胜利的花环。这个血腥时代的浪潮随后在希腊历史上犁出一道深深的痕迹。俄耳甫斯(Orpheus)和缪塞俄斯(Musaeus)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仪式揭示了持续不断地目睹一个兵争与残忍的世界必然导致何种后果——导致对生存的厌恶,导致将这种生存看作惩罚和补赎的观念,导致将生存等同于负债的信念。然而这些结论并非希腊人所特有:在这方面,希腊大体上与印度和东方相似。不过对于 “为何要过一种进行着战斗和胜利的生活?”这个问题,希腊的天才已经准备好另一个答案,并且以整个希腊历史的广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假定,希腊的天才过去曾认可生存中的这种可怕冲动,并认为它是正当的;反之,俄耳甫斯派思想中所隐含的信念是扎根于这种冲动的生活不值得过。斗争和胜利的欢乐得到认可:将希腊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分开的,莫过于由此而来的对某些个体伦理概念赋予的色彩,譬如厄里斯(eris)和嫉妒。
  旅行家泡赛尼阿斯(Pausanius)在希腊四处漫游时,曾拜访过赫利孔(Helicon),人们向他展示了希腊人第一部教诲诗,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的一份古老的抄本,写在几块铅板上,饱受时间和天气的摧残。尽管如此他还是辨认出不少东西,即有别于常见的抄本,诗的前面没有那首短小的宙斯颂,而是直接以如下的陈述开始:“大地上有两位厄里斯女神。”这是希腊最堪瞩目的思想之一,值得所有来到希腊伦理门口的人铭刻心间。“人们会赞美其中一个厄里斯,正如人们会谴责另一个,如果人们还有点理智的话。因为这两位女神性情殊异。其中一位,煽动罪恶的战争和纷扰,实在残忍!没有人喜欢她,但是,在必然性的束缚之下,凡人还是遵照不死诸神的意旨,敬奉这位沉重难忍的厄里斯。她的行止就像年长的黑夜;然而,统治高天的宙斯在大地的各个根部和人类当中安置了另一个厄里斯,这个厄里斯要好得多。连疏于手艺的人也在她的催促下投身工作;而且如果一个财产匮乏的人看见另一个富裕的人,前者就会急忙仿效后者播种、栽植,把家务安排妥当。邻居与邻居之间为财富而竞逐。这位厄里斯于人有益。甚至连陶工也忌恨陶工,木匠忌恨木匠;乞丐嫉妒乞丐,歌手嫉妒歌手。”
  在这里出现的关于odium figulinum(陶工的仇恨)的最后两句诗在我们的学者们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根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谓词“忌恨”和“嫉妒”只合乎那位坏厄里斯的天性,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些诗句是伪作或者是偶然阑入的。然而,这些学者必定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种有别于希腊伦理的伦理的启发,亚里士多德就不觉得这些献给好厄里斯的诗句有何不妥。而且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所有古代希腊人对忌恨和嫉妒的想法都与我们不同,并且赞同赫西俄德的判断,他描绘了一个邪恶的厄里斯,她引领人们在灭绝一切的敌意战争中互相残杀,然后又赞扬了另一个善良的厄里斯,作为醋意、忌恨和嫉妒,她激励人们采取行动,但不是投身于殊死搏斗一类的活动,而是投身于竞赛活动。希腊人爱嫉妒并且认为这种品质不是污点,而是仁慈的神明的影响:我们和他之间横亘着怎样一道伦理判断的鸿沟呵!因为他爱嫉妒,所以每每他的荣耀、财富、辉煌和好运过度时,他也感觉到,一位神明嫉妒的眼光落在他身上,他害怕这嫉妒;在这种情况下,神明提醒他,人的每种运气都是转瞬即逝的;他为他的幸运感到害怕,于是献出其中最好的部分,恭顺地俯伏在神的嫉妒面前。这个想法并不会使他与他的神祗疏离;恰恰相反,他们的意义由此得以明确:对其他一切生灵燃着嫉妒之火的人,绝不能胆敢与诸神竞争。在塔米里斯(Thamyris)和缪斯的斗争中,以及玛绪阿斯(Marsyas)与阿波罗的斗争中,在尼俄柏(Niobe)动人的的命运中,显示出人与神,这两种永远不得互相争斗的权力的可怕敌对。
  然而,一个希腊人愈是伟大和崇高,他体内野心勃勃的火焰就燃烧得愈旺,吞噬着每个与他跑在同一道路上的人。亚里士多德曾用宏伟风格拟就一份这类敌对的竞赛者的名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甚至一名死者也能引起一名生者的强烈嫉妒。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描述科洛丰的克塞诺芬尼(Kolophonian Xenophanes)和荷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理解克塞诺芬尼(以及后来的柏拉图)对这位诗界民族英雄的这种攻击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够考虑到,这些攻击的根源在于想要攀上被打倒的诗人的地位并继承他的名声的热切欲望。每个伟大的希腊人都在传递竞赛的火炬;每种伟大的德性都会引燃新的伟大品质。当年青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因思及米提亚德(Miltiades)的桂冠而辗转不寐,他那早就苏醒、只是在与阿里斯提德(Aristides)的长期竞争中才释放出来的冲动,变成他在政治活动中所展现的那种超凡的、出于纯粹本能的天赋,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笔下看到相应的描述。下面的问题和答复是多么地典型:当伯里克利的一个显赫的对手被问到,城邦里最好的摔跤手是他还是伯里克利,他回答说:“就算我把他摔倒,他也会否认他已经倒下,并能达到目的,说服那些看见他倒地的人。”
  如果人们想看到那种感情以天真的方式完全表露出来(那种感情即为了城邦的存续竞赛是必要的),人们就应该想一想陶片放逐法(ostracism)的原初含义:比方说,以弗所人(Ephesians)在放逐赫尔谟德鲁斯(Hermodorus)时宣告的:“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是最优秀的;假如有这样的人,就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到别人那里去。”为什么不能有人是最优秀的呢?因为如此则不再有竞赛了,希腊城邦生命的永恒之源就要遭到危险。后来陶片放逐法在与竞赛的关系中扮演另一个角色:它用于以下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即当参与竞逐的大政治家和党派领袖之一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感到自己将被迫采取有害的破坏性的手段以及发动可疑的政变之时。然而,这项奇特的制度原先的功能不在于它是一个安全阀,而是作为一种鞭策:把出类拔萃的人遣走,以重新唤醒力量间的竞赛——这是一个与近代意义上的天才“隔绝于人”(Exclusivität)相对立的思想,不过它假定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总会有若干天才相互激励对方投身行动,同时使彼此保持在适度的界限内。这便是希腊竞赛观念的核心:它憎恨独裁,害怕它带来的危险,作为对天才的防护措施,它切盼出现——第二个天才。
  每一个人材都必须通过争斗来展现自己,这是希腊大众教育的要求,而近代的教育家最害怕的莫过于所谓的野心不受约束。在这里,人们害怕自私这种“自在的罪恶”(das Böse an sich)——耶稣会士除外,他们与古人意趣相同,并且由于这个缘故,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能干的教育家。他们似乎相信,自私,亦即个体特性,只是最强大的中介(agens),而它本质上是从它为之奋斗的目标那里获得“善”或者“恶”的属性。但是,对古人来说,竞赛教育的目的是全体的福利,是公民社会的福利。例如,每个雅典人都必须在竞赛中发展自己,以求能够最大程度地服务于雅典,尽量减少对它的伤害。它并不像近代的野心那样,一般是无边无际不可估量的:年青人在与别人竞争赛跑、投掷或歌咏时,他想到的是家乡的福利;他想要通过提升自己的荣耀来提升它的荣耀;他将裁判员作为荣誉的象征戴在他头上的花冠献给了本邦的神祗。每个希腊人从幼时起便感到,作为实现本邦福祉的一个工具参加到各邦的竞赛中,是他的一个强烈的愿望:由此他的自私被煽成烈火,由此他的自私也受到束缚和抑制。因此,古代作为个体的人更加自由,因为他们的目标更切近更触手可及。近代的人,却总是处处受到无限的牵累,就像埃利亚的芝诺(Eleatic Zeno)寓言里捷足的阿基琉斯:无限阻碍了他,他甚至追不上乌龟。
  不过,正如接受教育的青年们在相互竞争中成长,他们的教育者彼此之间也进行着比赛。伟大的音乐大师,满腹狐疑和猜忌的品达(Pindar)和西蒙尼德(Simonides)并肩而立;在对抗中,智术师这类古代高级教师遭遇他的智术师同行;甚至那类通过戏剧来进行的最普遍的教导,也是以伟大的音乐和戏剧艺术家的激烈角逐的形式来传授给民众的。真是奇绝了!“甚至艺术家对艺术家也怀着忌恨!”近代人最害怕的莫过于艺术家身上的私人战斗情绪,而希腊人却只是在私人斗争中了解一个艺术家。近代人觉得是艺术作品的弱点的地方,希腊人却在那里寻找其最高力量的源泉!例如,柏拉图的对话里具有特别的艺术上的重要性的东西,大抵是与同时代的演说家、智术师和剧作家的艺术竞争的结果,他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最后他能够说:“看哪,我也能做我的伟大对手所做的事情;没错,我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之流也未能像我一样创作出这样美丽的神话,没有哪个剧作家能够创作出《会饮》这样一个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整体,没有哪个演说家写过我的《高尔吉亚》里那样的一篇演说辞——而今我却屏弃所有这一切,并且谴责一切模仿的艺术!惟有竞赛才使我成为一名诗人,一名智术师,一名演说家!”怎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眼前展开,当我们追问竞赛和艺术作品的观念之间是何种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竞赛从希腊生活中取走,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前荷马时期的深渊,充满由仇恨引发的骇人残暴和毁灭欲。不幸的是这种现象频频出现,当一个伟大的人物由于一桩异常光辉的事迹,突然从竞赛中退出,根据他和他的公民同胞的判断,已经hors de concours(退出竞赛)。几乎毫无例外,其后果是可怕的;如果人们经常由此得出结论说,希腊人不能忍受声名和好运,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他不能容忍没有进一步的斗争的名声,以及竞赛行将结束时的好运。没有比米提亚德(Miltiades)最终命运更明显的例子了。马拉松那场无与伦比的胜利把他置于孤独的高处,擢升到远在每位战友的之上的地位,他感到一种卑下的欲望在他内心苏醒过来,想要向帕腊(Para)的一名公民复仇,他与这名公民积怨已久。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滥用自己的声威、城邦的财产和公民的荣誉,玷污了自己。意识到他的失败,他着手策划卑劣的图谋。他与一个名叫娣摩(Timo)的德墨特尔女祭司暗通款曲,形成不敬神的关系,并趁着夜色潜进一所禁止一切男子入内的神庙。他越过墙垣,来到更接近女神的圣所的地方,一阵骇人的恐慌突然攫住了他;他几乎蔫了下来,快要失去意识,又感到自己被强行往回拉,在他越过墙垣时,他摔倒在地,无法动弹,伤势严重。人们必定会群起而攻之,等待他的是人民的法庭,可耻的死刑将在光辉的英雄生涯上烙上它的印迹,为子孙后代将其抹黑。在马拉松之役后,天神的嫉妒抓住了他。当看到一个人没有敌人,没有对手,处于名声的孤高处,这种神的嫉妒就会爆发为烈焰。如今他身旁惟有诸神——因此他就促使他们反对他。这就诱使他做出肆心(hybris)之举,并就此毁了他。
  我们应注意到,米提亚德灭亡的方式,也正是那座最高贵的希腊城邦灭亡的方式,也就是当他们凭着长处和好运,离开跑道来到胜利女神庙的时候。雅典破坏了它的盟邦的独立并且对那些臣服于它的人的叛乱施以严厉的惩罚,斯巴达则在埃戈斯波塔墨(Aegospotamoi)战役之后,以更加严酷和残忍的方式证明它在全希腊的霸权,它们,正如米提亚德,由于肆心之举造成自己毁灭,证明若没有嫉妒、猜忌和竞逐的野心,希腊城邦,就像希腊人一样,会走向堕落。它变得邪恶残忍,渴望复仇,不敬神祗;简而言之,它变成“前荷马的”——于是只须一阵恐慌来使它垮塌并将它粉碎。斯巴达和雅典臣服于波斯,正如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所做的;在放弃了竞赛这一希腊人最高贵的根本思想之后,他们就背叛了希腊精神(das Hellenische):而亚历山大,这个希腊历史的粗糙摹本和缩影,如今发明了普世的希腊人(Allerwelts-Hellenen),以及所谓的“希腊主义”(Hellen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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