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湛 编译
贝拉·巴托克在第三次访问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布达佩斯。他的遗体和遗物被放在一具三人棺材内，葬在了纽约郊外的一家公墓。其实，纽约或多或少代表了巴托克在一生中有意去回避的许多东西：噪音、匆匆忙忙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让人堵心不已的交通状况，随之而来的汽油问题、商业问题和拜金主义等等。当然，潮水一般汹涌的机会大多都是为那些讲究现实的人们准备的，或者说，纽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眼里的富庶之乡。从前两次来美国的经历中，巴托克就已经心知肚明，纽约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是，在欧洲所缠绕着他的是那些独裁专政，这是巴托克最为痛恨的，不管从什么方面讲，独裁主义都排放着毒害人心的污染物，这一点逼迫了巴托克到美国避难。
他在美国很受欢迎，渐渐地，这种外部的尊敬也促成了巴托克生命力最后四部杰出作品的诞生——交响协奏曲、小提琴独奏奏鸣曲、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和中提琴协奏曲。这四部作品恐怕称得上巴托克艺术造诣的巅峰了，它们恰恰也证明了，巴托克的风格仍然根深蒂固地继承着欧洲的传统，当然，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壤也成为了合适的外因。倘若他的身体与经济状况允许，巴托克可以在任何地点写出惊世骇俗的东西来：他可以在卡罗来纳州逶迤群山的阴影下写出小提琴独奏奏鸣曲；他同样可以在纽约州阿迪隆达克山脉清风拂面的适宜气候中写出钢琴协奏曲；当然，在纽约市区57号大街那间著名、却略显拥挤和吵闹的寓所里，他同样可以有富足、振奋人心的产出。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伤感了：他不得不中止创作，被送往同一条大街上、几个街区之外的医院里，几周之后便溘然长逝了。
那些对巴托克私人生活了解得并不详细的人们——甚至他大部分传记的作者，可能不会意识到，不单巴托克生命的末尾被笼罩在了疾病、经济困顿、人情的冷淡和被一定程度地孤立等等不顺之中，他的其余岁月也过得并不轻松。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他在美国的最后几年间找不到一处足够舒适的居所，保险公司也只能负担很小的一部分开销。可是，他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担任了一辈子的钢琴教师一职也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富足，所谓的社会保障是差强人意的，他对经济与健康的窘境并不陌生。
巴托克在纽约的最后几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他1940年10月到美国，直到1943年的春天。第二个阶段是从1943年5月直至他的去世。
在第一个阶段里，巴托克身体上的疾病几乎快要压倒了原本那种精心设计、而又易碎的生活框架，结果却激发了他坚韧不拔的灵魂与熊熊燃烧着的精神力量。他一再希望通过举办音乐会，开办讲座和获得乐谱出版后的版税来维持生计，但是潜在的疾病一直在窥伺着他，这让他困扰不已，它最终摧毁了他坚强的意志。可是，在这段时间内，巴托克在民歌收集方面的工作却是卓有成效的——他认为这是一件在他生命中比作曲更重要的事情。而同时，巴托克也心知肚明：只有很少一部分音乐家有资格和经验去发掘那些转瞬即逝、却又无可替代的民歌宝藏。而他，一定应该是其中一员。
当巴托克的健康与经济状况到达了他人生的最低点，ASCAP（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家协会）接管了巴托克的私人财政。自从他们的第一笔投入，直到巴托克的去世，ASCAP完全垫付了巴托克所有的开销，乃至于作曲家本人再也没接到过一张账单。还有，ASCAP也为巴托克的葬礼买了单。可是，他们的帮助也仅限于此，巴托克内心的骄傲与自尊并不允许其他人直接送钱到他手里，尤其是一些并非来自他音乐能力的钱财。
具体的金额我们可能查不清了，但是据可靠估计，ASCAP至少在巴托克的疾病上承担了一万六千美元，这个组织从不吝惜任何能挽救巴托克生命，重塑他健康的努力。同时，巴托克也许是在二战期间第一个经由ASCAP到华盛顿五角大厦游说，最终在战时生产委员会获得当时还非常稀缺的青霉素的人（尽管他不是一位美国公民，相反，还来自敌对阵营的匈牙利）。
说到巴托克的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起起伏伏的发烧，与随之而来的极度虚弱。1944年春天，他被确诊为患了白血病，医生认为可以通过规律性的服药和输血以控制病情。同年的一次检测，发觉巴托克体内的白细胞每单位体积六千到八千个，并不是太高，然而次年一月，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十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1945年9月，当他回到纽约州阿迪隆达克山脉的避暑住所的时候，它已跳跃到了吓人的25万。躺在医院病榻上的最后几天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很快，他就完全昏迷了，生命最后的能量也被燃烧殆尽，1945年9月26日，巴托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撒手人寰的。
我们所提到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43年5月开始的， 当ASCAP的努力有了一点儿效果，巴托克的健康稍微恢复到了可以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侯，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乐坛的高度重视，他也收到了各方更多的、甚至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外的演出和创作邀请，这让巴托克获得了极大的喜悦与欣慰。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托克是在1945年6月，他与妻子正准备启程前往乡下，我前去与他们道别。那时的他看起来挺好的，精神也很不错。在他们夫妇俩送我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妻子这么评论道：“现在贝拉完全没有理由抱怨些什么了，他很健康，而且可以在他喜欢的地方尽情地谱曲，不受打扰。”巴托克在一边微笑着补充道：“是的，我想现在一切正常了，但是谁说得准我的健康状况将来会怎么样呢？”电梯到了，我们祝愿对方过一个美妙的夏天，然后期待在同年九月再次相见。没想到这一面竟成诀别，我再也没能见到他。
巴托克很清楚他得了一种什么样的病，在去世前六个月，他妻子从医生处得知他的病症是可以随时致命的，但是巴托克从来不在乎这一点。哪怕在他被送往医院的那一天，他仍旧在构思新的乐章。在那个最后的夏天，巴托克以一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工作着——那种感觉无异于从日出经历到日落。关键在于，他热爱这样的工作。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第三钢琴协奏曲与中提琴协奏曲破茧而出。这种不曾中断、一气呵成的工作方式由他性格中的因子所注定，1943年夏天的那首交响协奏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炉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从巴托克的一生来看，他并没有在美国赢得极大的名望和广泛的赞誉，这一点与另外一位非美国裔的作曲家恩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是非常相似的。巴托克所获得的认可绝大多数被限制在了拥护先锋派的专业人士之内。尽管如此，美国最富有的两个音乐学院：朱莉亚音乐学院和柯蒂斯音乐学院还是为他开出了工资优厚的聘请函，作曲系教授对他而言已经是唾手可得的职位了，同样，华盛顿州西雅图大学给出的待遇也不差。可是，巴托克不是一个会在妥协中生存的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在作曲这个领域教授给别人什么东西，他已经花了毕生的时间做一名钢琴教师，而且也愿意继续这么干下去。与他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的是，巴托克在世界上，尤其在美国所获得的声誉主要还是作为一名作曲家，而非钢琴家。偏偏不巧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高等学府都没有什么钢琴教师职位之类的空缺留给他，而仅仅是乐意去为巴托克另外安设一个作曲教授的席位。
其实，这只是“巴托克悲剧”的一小部分表现而已。他去世没多久，名字就迅速地传遍了整个世界，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悲哀。从另一方面讲，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命运女神的确对他回眸一笑了，不是吗？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已经得到了一定规模的观众群，这为他的音乐后来声名远扬，跳出当代小众作曲家的圈子打下了基础。另外，在美国，出类拔萃的音乐家比如库塞维茨基、普利姆罗斯、英国女钢琴家巴特莱特（Ethel Bartlett）、苏格兰钢琴家罗伯特森（Rae Robertson）、梅纽因、古德曼和西盖蒂等等都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希望在他手中接过更多的作品，这对巴托克本人而言是一种快乐。
回首1928年，那时，四十七岁的贝拉·巴托克在纽约爱乐乐团的伴奏下演奏了自己的Op.1《狂想曲》，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舞台露面。巴托克稳稳地走到了卡内基音乐厅的钢琴边，而下面所有的观众都齐刷刷地起立，以表达对这位伟大作曲家的敬意。当时，他的确被这样的景象深深地打动了。可是，他一定想不到，在他去世几年之后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无数乐迷会排在纽约新市政厅门前，因为等不到一张上演巴托克弦乐四重奏全集的音乐会门票而望洋兴叹。他更加无法设想，当同一支弦乐四重奏组（朱莉亚四重奏组）1950年光临美国偏远南部的小城、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时，会有一整个音乐厅的观众在音乐会结束后响亮地喊着他的名字：“巴托克！巴托克！”这样的喊声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朱莉亚四重奏组不得不返场，献上巴托克的第三弦乐四重奏，下面掌声雷动。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罗马谚语：Tempora Mutant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