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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肖厚国:海上霸主,是梦想,还是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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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10-15  

肖厚国:海上霸主,是梦想,还是历史成就?


  《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美)约翰·R.黑尔著,史晓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39.00元。


  这是关于一部新出版著作的评论,我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够准确地传达出该书的主要信息。这本书就是今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考古学者约翰·R.黑尔所著的《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以下简称《海上霸主》);题目很引人入胜而让人期许。它不禁让人猜想,这一定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政治思想写作,但其实它更多地是一份关于雅典海军及其活动的编年史记事,笔触生动而细腻,辅之以少许评论,中间穿插着各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及文化人物,颇似历史小说。诚如《华盛顿邮报》和《世界考古杂志》所评价的,《海上霸主》讲述了一个关于雅典海军的故事,是对雅典海军之兴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黄金时期的雅典生活复杂的变迁史的侃侃叙事。而我认为,它毋宁是对古代雅典海军的一次伟大巡礼。
  就如书的标题所示,作者断言雅典海军与民主制的起源有着密切联系。然而,雅典民主制的诞生并非如此;希罗多德让我们相信,雅典民主制产生于雅典人热爱自由的秉性中,而我认为这位历史学家的整个史撰都在赞颂雅典人这一优越的天性。他在《历史》中宣称“对自由的热爱”乃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与野蛮人的区分标志。雅典民主制产生于公元前508年,它是克里斯蒂尼(Cleisthenes)的政治杰作。完全有理由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推动了海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海权的充分发展,而海权则巩固了民主制及其运作,并进而把它带至一个无限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就是爱琴海及其周遭世界。可以毫不扩张地说,雅典海军撒播了民主的种子,其促成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整个爱琴海及黑海周遭的希腊世界的民主浪潮,并把雅典文化成就传播到那里。所以,《海上霸主》的内容主要还是雅典海军与雅典帝国的兴衰史,尽管与其相关的一切都得到了讨论。
  公元前405年前后,雅典正经历一场危机,是年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成功地上演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The Frog);剧中,酒神狄奥尼索斯向地狱中的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问了一个问题:“如何拯救雅典?”埃斯库罗斯给出的忠告是:雅典人必须把海军视为财富并把一切托付给它。酒神大加赞赏这位诗人的智慧,说他必定能够力挽狂澜而拯救城邦于既倒,因此把他带回了雅典。这部戏剧很好地折射出雅典海军与城邦之间命运攸关的关系;难怪人们说,雅典人是属海的,城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海军密切相关。雅典人习惯了浪花翻飞的日子,他们是最早的、真正的“海的儿女”和“海上漫游者”,而木桨则是雅典人的心脏,三列桨战舰的木桨每次拍击水面,恍若雅典人心脏有力的跳动。
  斯巴达人说:“雅典人与大海厮混在一起”。我们无需多言雅典人生活中的大海元素,只要提一提雅典历史文献中的数个隐喻便足够了。索福克勒斯在悲剧《安提戈涅》中于“船”的比喻里为国家的存在找到了正当理由,“船”让人平稳地渡过巨浪风雨,实现安居乐业。或许是受了“城邦——船”这一隐喻的启发,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哲学转向称为“第二次航行”;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的说法更多地受教于雅典人与大海自古以来就有的亲密关系。而柏拉图更是把舵手和航海术尊为政治家及其统治技艺的典范。可以大胆地认为,尽管人类与海洋为伍历史久远,但只是在这时“海洋”这一潜藏的元素才破土而出,从而在与大地同样强烈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生活。
  根据《海上霸主》的叙述,雅典海军及其海权(thalassokratia)是地米斯托克(Themistocles)奠定的,其展示了这位天才政治家对未来事件走向的准确判断。我们知道,希腊在近东诸帝国的崛起和衰落的更替的环境中演进,其中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吕底亚帝国。然而,这些帝国最终都屈服于波斯的控制。因此,自公元前6世纪末叶以降,无论对爱奥尼亚希腊人还是对大陆的希腊人来说,“波斯威胁”便一直成为主导希腊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直至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征服,尽管这一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及其程度有所不同。雅典和波斯的恩怨由来已久,而波斯大王对雅典人支持爱奥尼亚人的暴动更是感到愤怒。于是,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率波斯大军进入希腊。结果,马拉松一役让弱小的希腊人历史性地大获全胜。然而,既然一般的预见是波斯人会再次入侵希腊,因此就需要希腊人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地米斯托克相信,关于波斯威胁,雅典人乃至整个希腊人的希望仰仗于大海。他告诉雅典人,城市不设防是危险的。在他的倡议下,雅典开始了比雷埃夫斯港和海军的建设。这样,雅典人第一次拥有了由200艘战舰构成的一支海军力量。公元前480年,由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从海陆两栖攻向希腊进发;为了迎击波斯人,希腊组建了一支以雅典海军为主的联合海上力量,共计271艘三列桨战船。但就是这样一支力量却在萨拉米海战中击溃了拥有一千三百多艘战船的波斯舰队,并成功地迫使薛西斯回到波斯。接着雅典人成功地在普拉迪亚和爱奥尼亚的麦卡尔战役中再一次击败波斯人。自那以后,“波斯威胁”便渐渐地离开了希腊大陆。
  希腊人就此获得了安全。然而,我们会问是什么使得一个那时尚微不足道的民族战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答案简单而清楚:是地米斯托克的雄才大略和力挽狂澜,他用腓尼基人的造船技术把了无生气的木材转化成了“木墙”(“木墙”是德尔菲神谕中对船只所使用的隐喻),并把“木墙”变成攻击敌人的利器。因而,我们有十足的理由说,希腊是被雅典人拯救的。波斯战争让雅典声名远播。波斯人无疑遭受重创,但远未崩溃。普遍认为,他们会回过头来发动第三次入侵。萨拉米海战给人的教益是:希腊的历史必须仰仗对海洋的控制,希腊人最好在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沿岸而非希腊大陆迎击来犯之敌,而这必须扼住雅典的向海通道。所以,为了配合海军的建设,地米斯托克提出一项大胆的设想:修筑长墙(the great wall)。这项庞大的工程由西蒙和伯里克利来实施,它的完成把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连接在一起。《海上霸主》把这种结合象征性地喻为民主政治与大海(或海军)的携手。民主与海权的联姻迅速将雅典转化为一个海上民族,大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比雷埃夫斯港的建设和长墙的修筑使雅典得以进行针对任何陆地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攻击战争。为了建设抵御外敌入侵所需要的海上力量,一个同盟在雅典的领导下被组织起来。它就是提诺同盟(又称雅典同盟)。提诺同盟乐意让雅典挑起行动的大梁。在该同盟的范围内,雅典人用盟邦的贡金充实和扩建自己的海军,并继续成功地实施一系列的反波斯战事。这为雅典在希腊世界里赢得了普遍的声望和赞誉,而雅典自身借此在各个方面稳步地发展。所以,可以想象,自薛西斯溃败以来,雅典在国内外的成功和自身的繁荣方面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
  当公元前454年提诺同盟的金库从提诺转移至雅典卫城的时候,雅典同盟便转变为雅典帝国。雅典帝国的势力散布在爱琴海及黑海周围,大约由五个地区组成,包括一系列岛屿、半岛、海湾和陆地,海岸线长达1500英里。如果没有对海洋的控制,整个帝国就会分裂为四百多个小板块。海权把战船变成了巨大的运动力量,一台隆隆运转的机器,并把一个先前默默无闻的民族引入世界历史。在随后的数年里,以伯利克里为首的民主派主宰着雅典的政治舞台;雅典帝国成为希腊事务中最重要的事实,而伯利克里也成为雅典事务中的主导人物。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由此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雅典的社会结构便从马拉松的半贵族农业城邦转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工商业民主制国家,一个海上大国。”雅典社会的转变是如此彻底,《雅典政制》的作者伪色诺芬,一位老寡头对此深感厌恶。这位悲观的寡头主义者用冰冷刺骨的语言揭示了雅典帝国民主制的“种种劣迹”,说“它以正直和卓越为代价来偏袒粗鄙的人民”、“民主制比任何其他制度都倾向于助长普通大众的不良品性”、“粗人和穷人理直气壮地压倒了杰出人士和富人”。他提请听众注意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雅典民主的加强靠了劫掠、流放和杀害帝国的上层阶级。“雅典民主制是一种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暴政”,这是老寡头关于雅典政制的主要论断。就像海洋乃雅典力量的来源一样,水手不可避免地成为雅典的主人。从此,雅典,这个一度伟大的贵族城邦不再秉承荷马与品达的精神气质了,它由一种文化及精神的存在转化为一个权力及利益单位。时间的车轮无情地拿走了雅典城的本质,这是伪色诺芬发出的浪漫主义幽怨。
  伪色诺芬蔑视雅典民主,指责它腐化了人民,但承认它的稳定性和力量。于是,我们发现,伯里克利的雅典拥有一个充实的国库,一个伟大的帝国和一支了不起的海军。从此,雅典进入黄金时代,而伯里克利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建筑师;他让雅典人相信,“他们正在启动新一轮的人类历史”。雅典现在不仅是希腊世界的第一号海上强国,一个纵横驰骋的海上霸主,而且也是与斯巴达抗衡的陆上力量。为了确保对帝国的控制并保证其安全,雅典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海洋,这意味战舰总是处于战斗状态。在比雷埃夫斯港,四百艘战舰时刻整装待发,而每年春天六十艘战舰定期出海巡航和远征,12,000公民投入其中。为了帝国的事业,雅典城邦不仅要花大量的钱财,而且还要让自己的公民慷慨地献出热血。必须承认,帝国及其海军让她的主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
  尽管雅典在公元前446年与斯巴达签订了三十年休战合约,整个希腊世界的确实现了太平,然而希腊世界内的各种斗争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到雅典和斯巴达,并且并且希腊世界这两个巨无霸的暗中争斗从未消歇过。斯巴达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个新的且还在日益上升的雅典霸权;无论伯罗奔尼撒人,还是爱琴海诸岛的岛民以及亚细亚的希腊人都把雅典帝国缔造的希腊世界新秩序视为对正义的违背,而把这种颠覆性的力量视作一种僭越。两大势力的争斗终于在公元前431年从背后走向前台,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它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以公元前421年《尼西阿斯合约》(The Peace of Nicias)的签订告一段落。这场战争持续了十个年头。就这十年而言,对雅典人来说,他们遭受的最大不幸就是伯里克利之死;伯里克利的死亡在雅典及其公民心中留下的创伤甚至超过宙斯从奥林匹斯山上消失所产生的空虚感。伯利克里死后,雅典政制开始陷于混乱,卓越领导者的缺乏使雅典贸然发动了西西里远征,结果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雅典海军遭受重创,而其罪魁祸首乃亚西比得(Alcibiades),“他利用对雅典的了解来伤害祖国,他给雅典造成的创痛是任何外国势力所无法比拟的”。
  修昔底德说,当雅典在西西里惨败后,整个希腊世界立即起来反抗雅典,雅典帝国的盟邦也准备暴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烧起来,同时雅典城邦党争再起,雅典真是内外交困。然而,雅典命运的轮盘运转得如此吊诡和奇特,以至于其拯救还得仰仗那个给雅典民主政治及其海军造成无比伤害的人:亚西比得。阿里斯托芬苦苦思索雅典公民对亚西比得的神奇依恋,说“他是一个恶魔,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但或许会成为雅典的救世主或福音”。公元前407年,流亡中的亚西比德回到雅典,与其一道回归的还有雅典战舰及无数船员;那些人与他一样离开自己的祖国已达数年之久,亚西比得希望这次回归成为一场凯旋。他们的回归的确受到雅典全城的一致欢迎及赞颂,祝福者围绕着他,为他欢呼落泪,并给他戴上花环;就连索福克勒斯也特地创作出一部悲剧来庆祝“流放者的归来”。显然,亚西比得的罪恶已被人忘记,刻写着他的各种罪状的大理石板被扔进大海,让涌动不息的海水去洗净一切罪恶;祭司们解除了对他诅咒,人们记得的是他的天才,那时的雅典正迫切需要一位卓越的将领。亚西比德自诩自己是“一位爱国者,曾享有热爱祖国的美名;但宣称自己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他的城邦,而是那个他可以在其中安享公民权的雅典。”亚西比得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受伤的人。回归的亚西比得被选为最高统帅,然而,厄运似乎仍然阴魂不散地缠绕着他。雅典海军在诺丁姆战役中惨败,于是公民大会剥夺了亚西比德的指挥权。这次遭际让亚西比得对民主制彻底绝望,说它是“公认的蠢行”。诺丁姆海战是亚西比得在雅典政治舞台上的绝唱,从此以后,这个拥有传奇色彩的“无赖”便永远淡出了历史。
  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雅典人用贡赋和卫城神像上的金银打造出另一支新舰队。这支新成立的舰队于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击溃了斯巴达舰队。这对雅典人来说是一场戏剧性的胜利,据说,一种新的、非传统战术确保了这场战役的成功。阿吉纽西战役的胜利使雅典舰队重又获得了对亚细亚地区的决定性控制。靠着波斯的支持,斯巴达人组建了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坚韧地掌握了伯里克利宣称他们永远学不会的航海技艺,所以斯巴达人警告雅典“不要继续与大海厮混”,并挑衅说“他们要阻止雅典与大海勾结。她属于我们”。斯巴达人发誓要与雅典人进行一场彻底的海战。它就是洋河(The Goate River)战役。不清楚洋河之战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确知的是雅典所有208艘战船几乎被击沉,仅剩12艘;数万名雅典人被俘获,3000水手被处决。持续了一代人的战争在某个夏日午后的时刻戛然而止,那一年是公元前404年。
  灾难的消息从比雷埃夫斯港传来,穿越厚厚的长墙,传至雅典。海军已覆灭,雅典帝国不复存在,希望也随之消失了;绝望的气氛像毒气一样在雅典城弥漫。一切与海权有关的事物尽数被摧毁,比雷埃夫斯港和连接雅典及该港口的长墙被夷平,然而雅典城则幸存下来。据说雅典的幸存得益于一位希腊人唱响了一曲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让伯罗奔尼撒人感动得留下眼泪,而放弃了把雅典城夷为平地的念头。民主政治被颠覆,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这就是“三十寡头制”。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三十寡头制”变得极其粗暴和目无法纪。雅典的流亡人士组成了一支抵抗力量,在公元前403年击败了寡头政府。结果,尽管柏拉图大声呼吁“长墙应永远躺在大地的怀抱中”,雅典和庇雷艾夫斯还是再度携手,而民主政治顺利地回到雅典。
  然而,我们仍然要问,雅典及其海军就此永远从历史视野中消失了吗,就如柏拉图在哲学对话中所描述的那个古老的海洋帝国亚特兰蒂斯一样?德尔菲神谕曾预言,雅典不会沉没,她注定要在大海上“乘风破浪”。所以,雅典并未真正倒下去,摧毁其战舰、推倒其长墙以及捣毁比雷埃夫斯港的船坞这些民主符号只是暂时剪断了雅典与大海相联系的脐带。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把自己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称为“第二次航行”,与这位伟大的哲人一样,雅典马上准备“第二次起航”,又一次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使斯巴达重又成为希腊的主人,然而这位主人的统治很快变得比雅典帝国更让人难以忍受,希腊人很快对斯巴达的霸权统治变得如此不耐烦,以至于他们开始呼唤雅典。由于雅典在公元前392年重建海军,加之城墙的重整以及财政及贸易的通畅,因此它很快恢复过来,而渐渐地有了与其他希腊城邦进行联合的愿望。雅典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与诸多城邦结盟,公元前377年第二雅典同盟诞生。这样,雅典再度成为希腊世界的领导者。第二同盟曾信誓旦旦地要保卫诸城邦的自治以及希腊世界的和平。可是,雅典,这个曾经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元前357年卷入与同盟成员之间的社会战争,第二同盟再度堕落为帝国。雅典无力控制诸城邦的叛乱,第二帝国于公元前355年瓦解。第二同盟的失败使雅典再一次伤筋动骨,从此以后,雅典及其海军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巨人轰然倒下了,雅典精疲力竭地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任那个世界君主——亚历山大的来临而将其踩在脚下。
  有人说,雅典曾因海军而变得富裕强大,又因诗歌而获得拯救。无论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但三列桨战舰的确把海洋变成了能量爆发、行动和建功立业的“场”,其带来的宏伟业绩让世人惊叹不已。雅典海军及其民主制不仅使海洋帝国成为人类一个不朽的梦,而且更是一项历史成就,但内讧和傲慢则将其为尘土。然而无论如何,雅典的民主制与所有的文化成就——诗歌、悲剧、历史、哲学等代代流传,而最终使“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一切与知识有关的活动方面成为雅典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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