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正月初三的晚上，我在芦苇家与芦苇初次见面。芦苇的屋里挂满了油画坐满了人，只记得我走进门的时候，在场的人与画框里的像横竖错杂，各处于各的位置，都从灯光下向我露出陌生的面孔。后来随着谈话的气氛渐次升温，一些生硬的轮廓也就在我的眼中慢慢地柔和起来。
我注意到一个嗓音浑厚的小伙子，他坐在比较暗的地方，话说得带劲的时候，他的目光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黑眼睛闪出了琥珀的颜色，好像要向你迸出什么射线似的，一下子就有了灼热的光亮。大家的谈话一直向深夜曼延，其间不断有人离去，等到天色转亮，屋内越来越空的时候，在我的面前，几个撑到最后的人才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他们的外表。那个目光容易发热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就是芦苇的好友胡宽。一夜的交谈好像给我们的交往补了速成的一课，彼此在结识前的一大段空白竟无形中缩短了许多，从芦苇家走到街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同他们成了一伙。
那时候我正在熬此生最倒霉的一段日子，由于写了一篇论艳情诗的学位论文，我在答辩前突然被取消了答辩的资格。就这样，眼看着别的同学都拿了学位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被搁在了一边。我再次成为危险的人物，大学里的人士转眼间都对我保持了距离，连回到母亲家碰到熟识的邻居，他们都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冷冷地看我。我读不进去书也写不出文章，一天到晚闷得发慌，正好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我认识了芦苇和胡宽两位西安大闲人。于是那一年春天，我就经常和他们泡在了一起。
芦苇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美工，他一年到头都无戏可上，除了领工资那天往厂里跑上一趟，其他时间差不多全待在家里过他的轻松日子。胡宽也能画几笔画，因为有这点特长，从部队复员后，他就在西安郊区的电影放映站谋了份搞宣传的工作。他这份差事也没有多少活可干，常常是随便给领导打个招呼，胡宽就骑上车窜到了芦苇的屋里。所以我每次去芦苇处闲坐，差不多总会碰到胡宽。
在那几年中，自从大学恢复了招生，报考大学一时间蔚然成风，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抓住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环境，或摆脱了不喜欢的工作，或离开了无所作为的地方。但胡宽和芦苇对这样的出路好像一直无动于衷。也许是他们已经过惯了学校门外的浪荡日子，再加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在课堂上学到，于是他们就像很多自以为独怀别才的人那样，便一味凭着他们的性之所至发展自己的潜能，至于学院中人最关心的事业和前途，他们的脑子里似乎压根儿就没有那样的概念。
如果是在一年之前，在我研究生当得颇为得意，学术上还雄心勃勃的时候，他们未必能同我谈到一起。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现在我蹭蹬在学院之外，轻飘飘毫无挂靠的日子空得人心里发慌，我得给自己的边缘状况找一个安身的处所，芦苇胡宽的生活圈子正是我失路中的逆旅，因此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
与我周围的人相比，芦苇和胡宽在很多方面都明显有新潮的派头。那时候大学里师生的服装还拖着七十年代的尾巴，你穿得稍有些出格，就会被视为奇装异服。
芦苇和胡宽到底是在文艺单位工作，又正好干着比较宽松的差事，因而常常是出则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服，入则打开带音箱的录音机听西方的流行音乐，在我的眼中，他们里里外外，可以说都活得相当的潇洒。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并不过多交谈，大家都连续几个小时地坐在沙发上听音乐，碰到了节奏感很强的乐曲，芦苇和胡宽就踏着紧促的节拍手舞足蹈起来。他们所跳的舞叫迪斯科，那举手投足的姿态显得有力而洒脱，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在屋子里乱蹦跶的时候，即觉得此舞甚合我的口味。
那时禁锢了多年的舞会在社会上半遮半掩，舞迷们跳的多为传统的交际舞，在一般人的眼中，跳迪斯科尚属比较异端的举动，或觉得它的舞姿怪模怪样，或笼统地给它扣上西方资产阶级淫风的帽子。总而言之，在这个大门刚开了一点缝子的封闭社会中，很多新潮的玩意一开始都是先在地下流行的，跳迪斯科也一样，它最初只局限在私人圈子的舞会上。
芦苇和胡宽的跳迪斯科，在西安可谓得风气之先。特别是芦苇，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听说他的迪斯科已经在地下舞会界跳得很有点名气了。我是一个笨脚笨手的人，在跳交际舞的事情上，始终半生不熟，没有什么明显的长进。再加上人高马大的，在舞场上很难碰到合适的舞伴，往往是俯就一个头才够着我下巴的女士，双方迈起不太协调的舞步，未终场就让人产生了索然无味的感觉。迪斯科也许是最适合我跳的舞了。跳迪斯科不需要舞伴，你不管多笨拙，你只笨拙在你自己身上，反正拖累不了别人，你无需为配合好对方而循规蹈矩。迪斯科的律动本由反协调的动作构成，它固然是另一个层次的协调，但它那抽筋似的扭摆更容易藏拙，更容易把我的笨手笨脚溶解到它的舞蹈动作中去。想到了这这些优点，我觉得我跳舞上的无才终于可以在迪斯科上找到一线希望。
芦苇的个子略低，但他的动作天生麻利，因而跳起舞来不但没有大个子常有的笨重，反而别添了几分恢宏的气度。他的舞风奔放恣肆。每当他给我们放起节奏强劲的《单程车票》，房子里的空气就饱和了声音的动力，仿佛煤油浸松了生锈的螺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变硬了的关节顿时受到了召唤，习常的姿态于是桎梏一样脱落，每一个人都不再忸怩拘谨，都慢慢地放松，同时一齐扭摆起来。别人的动作使我受到感染，我甚至觉得，我不完全是在亦步亦趋地学习一种动作，而是让我身上一直沉睡的律动感渐渐从沉积中释放出来。相比之下，交际舞的一进一退，以及那对称的照应，实在都是优美得近乎作态。而迪斯科跳起来则叫人进入放浪形骸的状态，当你置身这个整体上律动的“场”之中，你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互相感染。这时候大家互相都是舞伴，你可以窜来窜去，不断变换着自由接合的对象，全凭着偶然和随意去即兴地排列组合。
芦苇长胳膊长腿他跳起舞喜欢晃动双臂，在小小的房间内横冲直撞，姿态很矫健，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气势，看起来令人意气飞扬。胡宽的动作则是夸张的，戏剧化的，他喜欢作为芦苇的配角在舞阵里出现，常常围着芦苇绕来转去，做出一些诙谐的姿势，好像边跳边戏弄谁似的。有时他会突然向角落走去，两个食指竖起来指向高处，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作势要退出舞场，一副跟大家说再见的样子。这时他的眼睛便闪着揶揄的光亮。芦苇的自如表现出表演的熟练，胡宽则显得狂热而逗趣，可以用奇诡滑稽来概括他的舞风。
另一个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是荣国。荣国是个画家，比我们的年龄都大，芦苇胡宽都跟他学画，与他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他的新疆舞跳得不错，跳起了迪斯科，他好像也带出了新疆舞那种旋转得神气活现的劲头。总之，我们四个都是大个子，四条汉子一出现在谁家的家庭舞会上，不太大的房间里就撑起了四根活动的柱子。
舞会总是与男女厮混分不开的，否则跳舞岂不成了一种文雅的室内运动。我们这些人热中跳舞，当然不是为了钻研舞技，不过是闲得无聊，找个男女集聚在一起的机会热闹一番罢了。由于那一阵子大家都很热迪斯科，忙于办舞会竟然成了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内难忘的交往内容。
我和荣国都是早已结了婚的人，芦苇总有固定的女友，单身的胡宽一直处在很难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一次联络上几个男女，就常去胡宽在放映站的办公室兼宿舍跳舞，而身为最好客的主人，胡宽总是对所筹办的舞会怀有饱满的热情。他对来者的招待也总是很实在，总是喜欢罄其所有，买一大堆食品饮料以备与会者的到来。可惜我们的舞会常办得很扫兴，碰到那些四处约来的女士都令人颇感失望的时候，我们几个自嘲一下也就过去了，胡宽却有一种扑了空的沮丧。他这个人，会轻易对微不足道的期待喜形于色，而很快又会由于幻灭而跌入低谷。但要不了多久，当我们又张罗着办舞会的时候，胡宽会再次产生新的兴致，又一如往常，像是要迎接什么盛会似的做起了准备。
胡宽的房子里也挂满了油画，有屋檐下垂一串红辣椒的农家院，有昏暗中闪摇不定的淡蓝色灯焰，有毕加索式的肥臀裸女，所有的画全出自他宝鸡的一个好友之手，都是阴冷的色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家的自画像：背景为一画室，一个顶天立地的全身像微侧而立，占了画面三分之二的空间。他双手插入裤兜，两肩内收，沉着冷脸，用贼里贼气的利眼注视着什么。
在胡宽的房间里，大概除了壁上画多，其他的东西都很少。他的床铺的邋遢最引人注目，枕巾、被头和床沿上的单子，都黑得有了油腻感。我有时在他那里留宿，与他作长夜谈，抽烟加喝酒，第二天起来，又继续下去。他买一瓶喝光了，我再买一瓶，喝光了，他又买，一直买到我俩身上没有钱为止。我们谈各自的经历，谈女人，也常谈诗。胡宽在绘画上自然不能与荣国相比，在跳舞打架上比芦苇还差很大一截，而在结交女人上，他甚至对那两位兄长颇怀一丝友好的妒意。但在写诗上胡宽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芦苇之所以特意把他介绍给我，就是因为同周围的人相比，我还算懂一点诗，还有同胡宽在一起谈诗的兴趣。
大家都知道胡宽写诗，认真读他诗作的人并不多。唯独芦苇对胡宽的诗全盘肯定，推崇备至，一提起胡宽的诗，芦苇总是说要比当今那批出了名的诗人写得不知好多少倍。芦苇的赞赏胡诗就像酒徒品味美酒，唯一的评价就是一个“好”字，至于好在哪里，却从无明确的下文。好像那完全是他咽进肚子慢慢消化的理解，或者是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诠释清楚的未知，反正他现在无需在你面前明确说出来。
胡宽的诗只流传在我们的小圈子内。我不知道胡宽是否投过稿，我只知道那时候他的诗还没有一行变成铅字。当时我们几个人的发表意识还很淡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稿子被接受的可能非常之小，而且我们也缺乏按照条条框框写作的能力，我们只能满足于圈内的传阅。胡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单的夜行者，他始终滞留在诗坛的外层空间，在艺术的失重状态下，他向他眼前空旷的白纸发出了没有回音的信息。他喷吐着他的弥天的蛛网，却从没有确定把网结在什么地方。
对一个诗人来说，不幸的事情也许并不是受到了同行之间的排斥，而是始终只听到外行朋友不关痛痒的赞许。
二
1982年的夏天，从北京传来了一种出格的舞，含蓄的名字叫“两步”，俗称为“贴面舞”。因为这舞是严格地限于地下的，听起来就颇为诱惑，令人好奇，于是我们几个都有了跃跃欲试的意思。
胡宽认识一位姓马的女士[马燕秦]，是个早已过了芳龄却不甘寂寞的人物，我在胡宽处见过她一面，高挑个子烫发头，人很随和，大家都习惯称呼她老马。经过了多次联系，有一天晚上，老马把我们领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五楼单元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主人已拆除了屋内的大床，专为我们的到来腾空了地方。只见天花板上吊一盏三瓦的日光灯管，荧光似的发出淡光，五男五女面面相对，几乎都看不清对方面部的细微之处。正是大热天，房子的门窗全部密闭，录音机里的音乐和脚步都尽量保持很低的声音，好像公安局随时会闯进来似的，每个人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连脚后跟也像是长了耳朵。我是生手，一开始和芦苇还有点不好意思一马当先，胡宽先踊跃搂住老马给我们示范了一下，僵持的场面很快打破，大家都跟着一对一地跳了起来。
女士中我只认识老马，就由她给我启蒙。她穿着高跟鞋，足有一米七〇以上，一伸双臂，一下就勾住了我的脖子。我跟着箍住了她的腰。两个人的身体立刻便拉得贴近了一些。老马当老师，所以各方面都很生动，始终边跳边给我发指令。舞曲是缓慢的，说不上什么节奏，那撕绸子一样的声音依稀散发出把我们的动作尽量向慢拖的力量。老马的头埋在我肩上，卷发挨在我脸上，我们几乎是原地踏步一样扭摆起双腿。应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学的舞了，我想，只要是不反对和异性搂抱的人，都会很快掌握它的要领。我毕竟最高，还是能看清我们和他们跳舞的姿态，也因此有了从局外反观的视角。我有点觉得自己好笑地想，我们这些虚拟的拥抱温柔地僵持着。作这样的姿态，只是为了通过跳舞把身体的贴近公开为群体参与的仪式。这样，对舞的双方也就有了可以接受的拥抱方式，得以缓慢地往下厮磨，让模糊的性感渗入彼此的乐感。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这时老马教练一样在我的耳根说着：慢……慢……她的催眠似的声调把我的动作引向不断的减缓，我已经不是在随舞曲的节奏，而是随她的屈伸而反应了。她的双臂像渐渐上紧的二胡弦，上得我们越贴越紧，几乎快把她自己吊到了我的身上，我甚至可以感到她的腹部的轻微抽动。她的香水味与我们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感到黏糊糊的腻味，跳到我实在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才松开手，中断了这场温柔的僵持。
不知道这类舞会他们还举办了多少次，我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其他方面。一年之后，第一次清除精神污染在全国范围展开，跳迪斯科和贴面舞之类的活动随之也被列为打击的对象，才活跃了一时的城市转眼间让警车的呼啸搞得一片恐怖。大逮捕开始了。先是胡宽惊惧地给我们带来老马被捕的消息。接着芦苇被叫到派出所有去无返。与此同时，荣国在听到风声不好后不告而别，一走了之。只剩下我和胡宽，在恐惧的踟蹰中等待大祸临头。我们俩总算混过了那一段日子，没有被人咬了进去。但从那以后，我和他的交往便划下了一条界线，那一度诗舞清狂的日子永远告一段落，大家再次碰头的时候，各人都有了不同的变化。
荣国在《西游记》剧组做美工，避过了风头才返回西安。芦苇关押了一段时间，因病保释回来，身体已经大伤了元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燕秦竟以腐蚀青年、卖淫和流氓团伙首犯的罪名从严从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了枪决。朋友中凡认识她的，听到了此事，无不疑惧惊恐之至。
有一次我和胡宽在街上相遇，他霜打了一样蔫不唧儿的，说话间下意识地四顾一下，然后才溜墙根站定，与我互道起一些最新的情况，看他那不安的神色，就像近处有谁在监视我们似的。
中国有句老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风头过去之后，迪斯科很快在中国过头而滑稽地普及开来，连幼儿园的舞蹈课，老人晨起在公园里的锻炼，都传染了那么一种不太对劲的扭摆，种种时髦舞姿全都迪斯科化，迪斯科的风靡一时达到了五十年代扭秧歌的程度。“禁”好像成了“放”的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环节，一种自嘲的反作用，每一次的紧张一旦松弛下来，被禁的东西就像有了抗药性，都呈现出疯长的趋势。我们的惯于排洋的同胞们总是这样莫名其妙，他们只要在哪一方面开通地洋化起来，便免不了把事情搞得变本加厉，结果就弄出了很多过火而肉麻的洋相，让人特倒胃口。而从此以后，我们这些过来人也就不屑于再为冯妇，因而对迪斯科完全失去了兴趣。
如今卡拉OK歌舞厅和KTV包房已经蜂房般遍及九州的大小城镇，跳舞——从迪斯科到搂得再紧也很平常的“两步”——已经成为公开营业的娱乐，没有人再会记起那些一松一紧中被揪出来的倒霉鬼们，也没有人愿意评说他们为娱乐的自由化曾付出的代价了。
写到了这里，我还是要顺便表示，我对老马的重判感到非常惋惜。我总觉得，不管她还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罪行，那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死罪，仅仅就跳舞这种事而言，她实在不见得比我们这些滑了过来的幸免者更“罪恶”多少。五十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幸与不幸，你能同谁去论说！在那一次严打中，仅仅为跳舞而受到无辜打击的人，以及其他连带着受了过重惩罚的人，应该说，他们的牺牲为后来的变化铺下了前进的垫脚石，尽管垫脚石永远都被踏在脚下，永远都被踏得很脏。
三
芦苇的剧本越写越红，人也越来越忙，他基本上成了旅馆中包房的常住户。荣国的画销路极好，他始终都在精力充沛地投入创作和经营。我是自觉缺乏在文化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只好老实地做自己的学问，所以还能凑合着坐稳我的冷板凳。只有胡宽一直摆动在堆积诗稿与纷乱的交朋结友之间，常常无事空忙一场，到头来多留下了对自己的不满，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说：长久的平庸生活\盖满了可悲的绿锈。
胡宽并不是没为自己的出头做过努力，1988年他自费印了他的诗集《开山鼻祖》，还送给我一本，我曾表示要给他写一篇评论，可惜并没有把这个愿望变成事实。《开山鼻祖》的印行几乎没有在当时引起什么明显的反响。
1989年春，我听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排演他写的一个荒诞戏剧本，剧组的人常常为坚持各自的主意争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该剧最终也没能正式上演。所有的路似乎全部堵死，任何努力都没有反应，胡宽像是在向一个聋哑的世界大声自白，他与这个世界之间仿佛存在真空，隔绝了任何可能关注到这位诗人存在的光和热。
大约是1992年的初夏，我和胡宽在西安一次大型的诗歌朗诵会上相遇，我觉得我们已经变得比较陌生，彼此都失去了互相谈论自己的冲动。那大概是西安诗歌界最后一次盛会，此后商品经济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或被动地感到要赶快把钱赚到手。不但诗人的头衔变得毫无诱惑，就连诗人自身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诱惑。
胡宽还在写诗，而同时也对文字上的下海动了利心，然后就跟着写影视剧本赚了几笔钱的林宇写起了剧本。1994年初酷寒的一天，我在朱雀饭店的一间包房里见到他们，他们正在合作写一个关于古代长安的电视艺术专题片剧本。陕西电视台的编辑请我来此审阅稿本，主要是让我对剧本涉及的背景知识提一些意见。我发现这个未定稿写得粗糙而乏味，而且确实在历史文化的知识上有些硬伤，因此就凭自己的直感提了一大堆他们显然并不希望我说得太多的意见。他们当初约我去审稿本是出于找个熟人出来说句话的考虑，结果我却贸然做了几乎是砸锅的事情。后来我有些后悔，觉得我肯定得罪了胡宽。再后来我又了解到胡宽要给单位分下来的房子交款，当时正等着用钱。诗人固然是插手了自己并不娴熟的事务，但这样的选择也是出于无奈。
有个朋友讥笑我在审稿之事上过分认真，并自以为很通达地提醒我说：对本来就是庸俗的电视台，你庸俗一下也许正符合他们的需要，谁要你出来唱高调管闲事呢。不过胡宽并未因此事对我生气，他并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对别人耿耿于怀的人。那一年夏天我出国之前荣国为我饯行，他还特意赶来和我道别，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喝了很多啤酒。
那一次相聚成了最后的一次。1996年夏，一个来美访问的朋友从纽约打电话告诉我胡宽死了。一年半以后，我收到了友人从西安寄来的《胡宽诗选》。诗选印得还算精美，是胡宽病故后西安的朋友们收集整理了他的遗稿，发动了三百来人捐钱集资出版的。斯人已去，如今面对他的终于变成了铅字的作品，我觉得，我从前的愿望该到变成事实的时候了。这就是我终于提起笔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于是我带着明确的目的细读了选集中的诗作，至此我才初次对胡宽的诗歌写作有了全面的了解。
胡宽，1995年10月30日在浙江衢州因支气管哮喘发作猝逝。这个宿疾把胡宽折磨了一生，害得他在天气的夹缝里度日，害得他一年到头离不开解喘的小喷雾器。有一次林宇问他发作时有多难受，他苦笑着说：老兄，揍你多狠都可以忍受，可是掐住你的喉咙，你想想绞索的魅力，哪怕它是丝绸的，尽管很温柔。
这是典型的胡宽表达方式，他总是善于用玩笑的口气来诉说自己的痛苦。而正是这个生理的痛苦，不但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内化了他的精神状态，使他养成了宽解自己的特殊方式，最终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雪花飘飘》无疑是胡宽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恐怕也是选集中少有的一个完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胡宽似乎预感到了来日不多，他想在玩笑已经开得有些无聊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做出和解的姿态。情绪的积食泻净了，思想终于睁开了明晰的眼睛，他仰望到了晶莹的雪花。雪花让他看清了自己从前的无谓和徒劳，雪花就是从他那些喷吐物升华出来的涓滴，如今又悄悄落回重浊的土地。
花的精灵 浪的泪珠
千万簇神焰 亿万颗鬼火 翻腾燃烧
在辽阔的海空化为灰烬
那雪花掩埋了一切光荣 理想和罪恶
飘舞的雪花
落在了生与死的界碑上
落在了应该落和不应该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