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
如果厌恶这个世界就能令其圣洁，我看不出为何我不能封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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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的生活像我这般如此贴近自己的皮囊：其结果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以及某些我尽量既不去承认又不去否认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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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恶”比挈“善”更易前行。“恶”，其本质包容，相互帮助，共同放纵；而“善”则满怀嫉妒，明争暗斗，掣肘内斗，不相容又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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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相信自己所为或他人所为，都有失虚浮。我们应该避开幻象乃至“现实”，应该采取一种外在于众生万物的立场，如印度教箴言所说，像“孤独之象”那样活得无欲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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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某人老派的笑容而宽恕了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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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恨自我者绝少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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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看来，一切，绝对之一切，关乎生理学：其肉体即精神，精神即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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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其资源之丰厚，创造力和慈悲心远超我们想象，它拥有非凡的能力救我们出困境，又随时随地带给我们新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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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孜孜寻觅上帝之前的景况。我由此偏爱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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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我注意到我怎么看都像是自己的最后一个敌人之后，便决定再也不去对抗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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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正常的人。这种想法让我对“无为”产生了兴趣甚或激情：在一个疯子遍地、已堕入愚蠢或谵妄的世界里，炫耀自己又有何用？为谁烦恼，目的何在？我是否已完全摆脱这一确信尚有待观察，因其在绝对意义上是拯救，在当下却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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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之人往往呈现病态，“色厉内荏”。他们生活在永久的愤怒中，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恰似禁欲之人在静修的约束中慢慢损耗和枯竭自己，狂怒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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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惮于向他人倾诉时，才该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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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罗[1]那个孽障试图取代佛陀时，佛陀对他说：“你有什么权利宣称要统辖人类和宇宙？你为获得知识受过苦么？”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在细察任何人特别是思想家的时候，都应该先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有两类人向来泾渭分明：一类在每获得哪怕是很小一点知识时都付出代价；另一类为数甚众，他们获得的是简便的、无关痛痒的、未经验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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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此人无天赋，只懂音调。殊不知音调才是任何人都无法创造的，因为那是天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是某些人拥有的特权，能让他人感受到其有机的脉动，这音调不仅仅是天赋，更是天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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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行经何处，我都有某种同样的无归属感，某种无用的游戏感：我装作对没兴趣的事物感兴趣，机械地受某些东西激励，或出于慈善而发奋，却不曾真正投入，也不曾达到任何深度。吸引我的是“他处”，却不知这个“他处”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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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越远离上帝，在宗教知识上的进步就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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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伊罗兴[2]知道，你们吃下果子那天，眼睛就睁开了。”
眼睛一旦睁开，大戏便开场了。看而不懂，即是天堂。如此说来，地狱可能是我们能看懂的地方，一个能看懂太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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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当他置身最低谷，无欲且无力重返其习焉不察的幻想时，我方能与之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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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臧否自己的同时代者，有望在后人眼中成为有洞察力的人。还能一举摒弃致命的赞赏，远离可能的无妄之灾。因为赞赏本是一种冒险，且最不可预判，因其结局有时会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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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思想源于行走。而商羯罗[3]则明言行走易涣散思想。
这两种观点都有据可稽，因而也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可在一小时甚或一分钟内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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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经考问和磨砺，任何类型的文学原创性都不可能生成。坚持表达这一观念，情形会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到身处这样一个领域，自前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其要求就不曾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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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打算写作，何不回溯到概念之前，径自书写出感觉，记录下触摸到的些微变化，做爬行动物天生会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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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好，皆来自我们的怠惰，来自我们的无所作为，来自我们无法付诸实施的计划和设计。正是不能自我成就或拒绝自我成就才维系了我们的“懿德”，唯有不遗余力地意志才导致过度，导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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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维拉的德兰[4]谈过的那个“光荣的谵妄”，标志出她与上帝结合的某个阶段，这正是某个思维枯竭且心生嫉羡的灵魂永不会原谅一位神秘主义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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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一刻不意识到自己置身天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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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隐藏着的才深刻而真实。卑劣的情感力量由此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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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篇》[5]说，要喜爱Ama nesciri（不为人知）。惟遵行此戒，方能满足于自我，满足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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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内在价值不取决于主题的重要与否（否则神学家会遥遥领先），而取决于如何处理偶然和次要的问题，取决于如何控制细节。基本要素从来不能由缺乏天赋的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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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或领先他人一万年的感觉属于人类起源或终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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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从未来自论证，而来自一种含混幽深、晦涩古老的推理。接下来需要的才是论证，以证实和支持论点。所有的“不”都是遗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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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被侵蚀的记忆，我们才能回忆起物质最初的创举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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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想不到死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在欺诈，是在哄骗内心里的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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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黑夜，即使最挖空心思的考问者也难以生造。我们从这些黑夜走出，破碎，愚钝，晕眩，丧失记忆，了无预感，甚至不知自己是谁。此时，白昼似乎无用，光明仿佛有害，乃至比黑暗还要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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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若有意识，也必得像人类一样面对同样的困难、同样无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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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动物胜过做人，做昆虫胜过做动物，做植物胜过做昆虫，依此类推。
救赎？任何削弱意识之统治并损害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的事物，皆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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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不足我应有尽有，但仍觉他人所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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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天生要过外向型生活。如果他只想省视内心，就必须闭阖双眼，放弃事业，趋避潮流。所谓“内心生活”是一种迟来的现象，只有生命活动放缓才有可能实现，而“灵魂”也只有在损害器官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显现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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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大气的微小变化就会破坏我的计划，更不用提自己的信念了。这种最令人蒙羞的依赖方式始终困扰着我，恰如它驱散了我绝无仅有的一点儿幻想，如我拥有自由的可能性以及拥有自由本身。既然“湿”和“干”都要摆布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夸耀 ？我们渴望一种不那么悲惨的约束关系，也渴望能有另一类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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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太不值得，因为我们总是自杀过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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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坚信所知一切皆属虚妄时，真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劳心费力去证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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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告别黎明、驰骋于白昼时，会糟蹋自己，只有在消失的那一刻它才又赎回自身——黄昏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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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中常常提及“生之深渊”。那确是深渊，是无底洞，人掉不下去，反而从中爬上来，令每个人都懊恼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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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伯和尚福尔[6]，对他们的大声疾呼和尖酸刻薄的感念之情，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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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看法、每种观点都必然是片面、断章取义和不充分的。在哲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中，原创性都可归结为定义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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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斟酌我们所谓的慷慨行为，某种程度上，没有哪种行为不该受到谴责，没有哪种行为无害，这让我们对所作所为不能不有所遗憾，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在弃绝和懊悔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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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起眼的屈辱会引发爆炸性的力量。被压抑的欲望会赋予我们力量。人越是远离这个世界，越是不依附于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力也就越大。弃绝可令其能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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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失望未聚成中心，也未形成系统或整体，它们是分散的，每种失望都以为自己独一无二，且因缺乏组织而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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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藉进步或地狱之名奉承我们的哲学和宗教才会成功。不管被诅咒与否，人类都有一种绝对的渴望，即成为万物的中心。正基于此，人才是人，人才成其为人。若有一天不再有此需求，就不得不让位给另一种比人更骄横、更疯狂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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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厌恶客观真理，厌恶辩论的苦差事，厌恶没完没了的推理。他不喜欢张扬自己，不愿意说服他人。他者不过是辩证学者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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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遭受时间的迫害，就越想逃离它。只须书写出毫无瑕疵的一页，只须一句话，就能让我们超然于变异及其隳坏。我们在语言中、在失效的符号自身寻求不灭之物，以超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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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最严重的挫折，羞耻感有可能会压倒我们，此时，一种倨傲的狂躁突然将我们攫获，它不会持续太久，只会耗尽我们的精力，让我们用自身之力降低羞耻感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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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若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为什么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会认为任何不再活着的人都是有福的，而无论是敌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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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突然走出家门，因为我不确定继续待在家里能否抗拒心血来潮的决定。街上更让人安心，因为在那儿我们较少考虑自己，而且一切都因我们自身的困惑开始变得脆弱和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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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人入睡，当所有人哪怕是病人都在休息，“清醒病”的特征就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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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们以意志薄弱为乐。意志薄弱看上去那么新鲜，那么丰富！年齿日增，意志薄弱不再令人惊讶，对此我们太了解了。所以，若无意外，意志薄弱根本不值得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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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诉诸内心、开始努力工作并有所产出，就会归功于自己的天赋，对自己的缺点不再敏感。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内心的激情或许一文不值。“认知自我”？一个纠结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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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诗只涉及“诗”的问题，一首诗，除却自身，再无其他本质。对一首以宗教为目的的祈祷诗，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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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一切的头脑在历经上千次诘问后，也会陷入近乎彻底的惰怠。这种状态，其实呆钝的人凭本能从一开始就清楚。因为，如果惰怠不是天生的困惑，又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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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倚重的贤哲伊壁鸠鲁[7]写过三百多篇文章，令人失望至极！而这些文章的失传不啻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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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
——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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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弟评价母亲经受的苦难和不幸：“衰老是大自然的自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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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哀士[8]说过：“要么喝醉，要么发疯，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已知的语言。”
我想补充说，要么喝醉，要么发疯，才敢继续使用词语，才敢使用任何一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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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从暗示中获得神启的狂徒从事任何职业都能胜出，除了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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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害怕碰到最坏的情形，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试图先发制人，在不幸发生前先让自己深陷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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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嫉妒那些有祷告能力的人，却嫉羡那些有钱人和体验过名利双收的人。奇怪的是，我们可以任由他人拯救，却容不得他人也能享受一些转瞬即逝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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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每一个饶有情趣的人，身上都满是难以容忍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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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海量的平庸，便没有真正的艺术。总是标新立异固然很快便令人生厌，而千篇一律的标新立异则更难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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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借来的语言写作，其麻烦是不能犯太多的错。然而，正是藉寻找某种特定的不正确而非滥用这种不正确、藉时刻提防句法的错误，写作才有可能展示出生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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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下意识地以为只有自己在单枪匹马追求真理，他人求之无门，也不配拥有真理。此种疯狂如此根深蒂固，作用如此之大，真不堪想象若有一天它消失了，我们每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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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思想家肯定是第一个问“为什么”的狂躁症患者。这种罕见的狂躁症根本不传染。鲜少有人实际上会遭受其苦，他们受质疑折磨，不能接受任何已给定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于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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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客观，意味着对待他人有如处置一个物件、一具尸首，意味着行事有如殡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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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秒永远地消失了，无可挽回地消失在众多“一秒”当中。再也回不来了。我为此难受却又不难受。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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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9]。来自她的一切都具有让我心旌摇动的属性。霍华斯[10]是我的朝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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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行走，渡河，与河水同流动，不费力，不匆忙，而死亡在我们内心继续其沉思和不间断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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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上帝有权抛弃我们。人只能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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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忘却的能力，我们的当下就会被往昔死死重压，让我们无力面对下一秒钟，更遑论度过了。看来，生活只有那些天性虚浮且实际记不住事的人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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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菲利[11]说过，柏罗丁[12]拥有阅读人之灵魂的天赋。一天，他没有任何开场白便告诫他这位弟子最好出去旅行，别试图自杀，实令这位弟子惊诧。波菲利去了西西里，在那里治愈了自己的抑郁症，但他也不无遗憾地补充说，他师父在他外出期间去世了。
哲学家们已经很久没有审视过人之灵魂了。有人或许会说，这不是他们的工作。有这种可能。但如果哲学家对我们不再重要，我们也无须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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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只有在暗中精心筹措就绪，并在那个策划一击致胜的刺客的关注下才会存在。在这两种情形中，出击的意愿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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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认知中，最痛苦也最不易培养的，是自知之明：何必从早到晚都发现自己因在幻觉下行动而出错，无情地追溯每一行为的根源并在自己的法庭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败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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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失忆时，就会想象那些明知自己什么都不记得的人所经历的痛苦。但有件事情告诉我，一段时间过后，一种秘不可宣的快乐便会支配他们，这种快乐，他们不会同意交换任何回忆，哪怕是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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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得比任何人对任何事都更超脱、更疏旷的人，不过是冷漠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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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是遭受矛盾的冲动折磨，就越不知该屈从哪一个。这就叫缺乏个性，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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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纯粹的时间，那将各类事件和众生万物滗去的时间，它只在黑夜的某些时刻出现，那时，你们自会感知它的降临，它只操心一件事，就是将尔等扫进某个足资惩戒的灾难。
[1] 魔罗（Mâra），又称“魔”，佛教神话中的恶魔，指夺人性命且障碍善事之恶鬼神。原始佛教中，魔罗是天人，居于天界，曾出于嫉妒企图阻止佛陀证悟成佛，佛陀开始传教后又曾多次扰乱僧团弟子。
[2] 伊罗兴（Élohim），又译埃洛希姆、以利、耶洛因，是古代犹太教对上帝的称呼，在希伯来语中表达“神”或“神明所具有”的意思。
[3] 商羯罗（Sankara），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吠檀多不二论的著名理论家，属婆罗门种姓。
[4] 亚维拉的德兰（Thérèse d’Avila，1515-1582），旧译“德肋撒”或“圣女德肋撒”，又称“耶稣的德兰”（Thérèse de Jésus），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罗马天主教圣人，加尔默罗会修女和改革者，反宗教改革作家，其作品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师主篇》（L’Imitation），又译《师主吟》《遵主圣范》或《效法基督》，是一本天主教灵修书，1418年匿名出版，其作者普遍认为是德国隐修士、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作家多默·耿裨思（Thomas a Kempis，1380-1471）。
[6] 尚福尔（Sébastien-Roch Nicolas de Chamford，1741-1794），法国十八世纪诗人和伦理学家。
[7] 伊壁鸠鲁（Epicure，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的主要宗旨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并学会欢乐。
[8] 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1748-1836），法国天主教会神父，随笔作家，法国大革命、法国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其文章《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宣言，并促使三级会议成立国民议会。1799年，西哀士煽动雾月政变（Coup d’État du 18 brumaire），将拿破仑送上权力巅峰。
[9]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1848），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作家，著名的勃朗特三姊妹之二，小说《呼啸山庄》（Les Hauts de Hurlevent）的作者。
[10] 霍华斯（Haworth），英国村镇名，勃朗特三姊妹的故乡。
[11] 波菲利（Porphyre de Tyr，234-约310），罗马帝国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柏罗丁的弟子。柏罗丁去世后，他将柏罗丁的五十四篇著作编纂成六卷《九章集》（Énnéades），并撰有《柏罗丁传》（Vie de Plotin）。
[12] 柏罗丁（Plotin，205-270），又译普罗提诺，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其学说融汇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柏罗丁的思想对中世纪神学及哲学尤其对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