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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何谓长文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23-05-26  

木朵:何谓长文




意内称长短
  ——杜甫

长遣四时寒
  ——白居易

与尔长相须
  ——曹植






  长诗被当代诗人当成崇高的目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很多诗人打心底里都想写一首长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觉得长诗是高居云端的王者,是诗艺的穹顶,只有超一流的诗人才有可能驾驭和完成。对于长诗创作(者)总是莫名地产生一股敬意,觉得了不起,实力不俗,一切短诗在其眼里都是小儿科。也许仅仅凭长诗一下子读不完,总是催人反复去读这一点,它的回头率就远高于短诗,从而总是令读者不满足、不安,觉得征服欲没有得到兑现,自己总是不理解这个庞然大物,而对于自己不理解的对象就不免有一种崇拜与好奇心理,并由于横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阅读周期而使得一首长诗散布在人生的长河之中熠熠发光。一首诗为什么写这么长?五百行以上,甚至两三千行,乃至厚厚的三卷本,构成一部巨著,诗人真的有这么多话要讲吗?他为什么不采用长文的形式呢?在长诗与短诗之间有一个选择,在长诗与长文之间亦有一个选择。在诗人做出了他的选择之后,我们在评价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得失时,就不免会回顾他当初的选择之际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气氛与顾虑。
  当诗人要说一件事或阐发一个诗学主张时,他选择了长文形式,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或许,在他看来,他并不会在长文与短文之间做选择,而有可能在长文与(长)诗之间做挣扎,就是问自己:一个观念或一个审美对象可不可以用诗来全面地予以表述、承载?而用长文的形式,要么是诗不达意,要么是与诗展开竞争,要么是长文的文体意识激发了诗人的热忱,使之必须置身其中,探个究竟。长文的出现意味着诗人要将自身拽入一条深邃的通道之中去,有一个大致可以判断的长度与深度。尽管他一开始无法洞悉到究竟有多长有多深,但是在他的头脑里有一个关于长的经验值,比如八千字以上(或对于一位聚精会神的读者来说,阅读时长超过一小时)就是长文的一根分界线。过了这条线,就可谓长,就是他心目中诗学散文长与短的一次分别与鉴定。当然,这里所说的长不只是字数与篇幅上的长度,或阅读方面读完它需要花费的时长,还包括思力之深、文法腾挪细致入理,以及诗人在创作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旷日持久的谋篇布局之压力对精力的消耗与反消耗。
  除了可见的形式上的长,还有内在的观念上的长,这里就包括作者的思力之深。诗人要在文中完成一个思维的全流程,塑造一个思维模型,显示出深入理解一个审美对象或一个诗学主题的强劲力量与耐心,就有可能在欲言又止之处继续拓展言说的范畴,将话到嘴边的那些想法尽数和盘托出。这是一次竭尽所能且条理清晰的倾诉。一吐为快,就好像一口气跑了十里地,诗人要估算自己一气呵成到底可以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哪一个地步。行文中连绵起伏之势,绵密推展之欲,共同作用,使得审美对象或诗学主题五官清晰、井井有条,从而达成观看者与被看者互相对视,见证彼此身材颀长、底蕴深厚的可能性与预见性。内秀之长,何以见得?思力之深,何以言之?这就是长文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考虑问题是否周全?思想的褶皱是否一概熨平?左右逢源之时走过怎样的弯路?才思枯竭、柳暗花明之际,怎么长一个记性?凡此种种问题都需要诗人奉献自己的思力。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实然,又知其应然。在使然与释然之间都有个交代。一路走来,定然解决了诸多语焉不详的缺憾,而使文中别有洞天、自成乾坤,使得长文成为诗人一展才华的长处。
  文法腾挪细致入理,又细致入微,推波助澜,层层叠进,又有血有肉,羽翼丰满,甚至巨细无遗,这些都是行文之中比文(或称之为“篇”)这一计量单位更小的章、节、段各自两两之间产生内在推动力的工作机制及其生产效果。起承转合几个周期、几个回合运转下来,文之气与文之悦自然是短不了,好不容易端起来的架子怎么会一溜烟的功夫就放得下呢。哪怕是一个转身,也需要一点时间、一些交代,甚至还需要一些热身与练习才能达成一个完美的转身。尤其是,一旦诗人决定在文中一展身手,做一个通透的文法上的周全考虑,将一个诗学主题做多方面的挖掘和延展,以求绵延与绵密的行文风格,不把事情说个明白,不把观念翻个底朝天,誓不罢休,如果有这样一个主观上的打算,一篇诗学散文不长才怪呢!可见,一旦作者跟文法运动较上了劲,他就要长自己的志气,提着一口长气往前奔跑,并尽可能主宰文法运动,成为文法运动的参与者与主导者,而不仅仅是陪跑陪练。文之长的属性免不了跟文法息息相关。
  另外,文之长还体现在诗人创作过程中的意念、感受、苦衷的绵延不绝,在写作进程中有一种何时得见天日的折磨感,也就是说,在旷日持久的谋篇布局中,总是面对不少压力,有时气馁,有时垂头丧气,有时兴奋不已,有时暗自庆幸,要过不少心理关卡,要消耗不少精力与元气。很明显,长文创作是体力与智力的消耗战。但消耗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压力去消耗人的精力,反过来人的精力也在消耗写作中面对的种种压力,诗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总是能够排除万难,对付种种压力不在话下。压力与精力相互消耗,反而促成了力量之间的相互转换,促成了文之长足发展。在写作中,当诗人意识到压力的存在时,就可能会临时中断向前跃进的势头,写不下去了,或自己的精力不济,人不在状态,必须假以时日恢复元气,再来与压力周旋。同时,也可以绕到此等压力的背后去摸一摸它的底,了解其运行机制,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就可以设法卸除眼前的压力。没有压力就没有长度。文之长就是对写作中压力和主体精力的双向观察与消磨所形成的工作记录和奋斗轨迹,就像一张购物清单,每一笔支出历历在目,那里洒满了诗人的汗珠与热泪。




  对于劳作中的诗人来说,长或长度是一个未知数(但他可以参照以往的劳作史来规定一个长度或一个经验值)。而对于一篇已经写就的诗学散文来说,为什么要这么长?这是一个作者本人打心底里都会犯嘀咕而要亲自摸清的根本问题。长度上的考虑,一方面是合乎目的,就是诗人看待一个事物或主题或精神轮廓,本身就有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有一个全貌得以形成的进度,等这些环环相扣的进度一一捕捉下来,可想而知的长度就生成了;另一方面,合目的性的要求正在呼吁诗人要做到与事物发展规律、存在特征相适应的长度,并不是要求诗人取长补短或每一次都务必言简意赅,而是事情有多么长,道理怎么发展,诗意的流转也应当保持相适应的长度,行文的机制也要深刻体会到两种长度的媲美性色彩与适应性要求。长,不只是一个愿望,而且还是一个能力的表示。意识到一个长度的存在,就意识到了一个门槛,以及为了达成目标,预期要跨过多少个坎。而这还仅仅是长之要义的名词意义上的一个考量,仅仅是为长度正名,为长(文)一辩的考虑。
  长是一个多音字,还表示为一种生长性(的欲望与能力)。在行文过程中,诗人除了要尽其所能地去表述自己的观点,对应审美对象种种诉求,还要在行文进程中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提升。简言之,自己在创作中获得了成长(的快感与实惠)。不但文章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写文章的人体格健壮、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写与不写或写之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写作中有一些不可预知的元素或能力得以生长与体现出来。这也表明倘若诗人没有开展一次诗学散文的创作,没有打开这扇门,没有跨入那个门槛,他就无法获得奇妙的生长,毕竟一位诗人在创作中所要表达的不全是他已然了解或掌握的信息和原理,总是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感觉与真知涌上心头,就好像他在字里行间变成了一株幼苗,得到了阳光普照而茁壮成长。每写一次就成长一次,这就是文之悦。更为奇妙的是,诗人的成长表现与一篇文章的生长性、伸展性并不尽相同,各得所愿,各安天命,各回各家。文章的生长性具体表现在节与节之间、段与段之间的那种勾连与延展关系上。
  当诗人觉得自己话没有说完、意犹未尽时,他还不曾触碰到长的边界,还可以继续往前走,深入到散文的腹地中去(尽管它到底在哪里,仍然尚不可知),这可能是托了诗学主题底蕴本来充足的福,这一次竟然有这么多话要说,而且说个不完,差一点理解为诗人的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其实是主题有话要说,借诗人之口而已)。而当诗人才思枯竭、搜肠刮肚之时,就会悬停在已经完成的篇幅之上,静观其变。这时,预先设想的大致长度的需求与自我突破的强烈欲望共同使劲,迫使诗人采取措施,解开心里疙瘩,以未知之长测量眼下之短,而使人汗颜,不敢懈怠,继续向纵深地带挺进,脑海里回荡的一个训令:必须以长短论英雄。的确在诗人雄心勃勃的某个最佳境地,他定然会萌生一个奇妙的理念:长文才是最锤炼人的意志,考验人的心智,展现人的才华的体裁,诗人一辈子必须为长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诗人能在长文中长大,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对于过来人来说,这的确算得上一个鲜为人知的真谛。从某种程度上讲,长文与长诗或诗集在锻炼诗人的修为方面异曲同工。
  因为长文总是迫使诗人去深究自己的立足之地、自己思想的根源所在。那种没话找话的勇气与决心很多时候看起来都是在做无用功,但只要跨过那一念之间的藩篱,诗人就能顿时成长起来,眼界大不同从前。要么他在行文中能看到一个巨人的影子,要么感知到自己正朝着巨人走过去。凭什么可与巨人比肩而立?就是他也受过苦,遭过罪,并且挺了过来,那种铭记于心的成长体验与作品表现,使得他底气十足。于是,他发现了关于长的第三个注脚:长文颀长的样子与上佳诗学修养所塑造的那个自身颀长的样子。在这里,长,变成了一个形容词:颀长的。既是一个感觉,也是一个判断。直观上看,一篇长文需要很多个页码、很多字数或不断滑动的屏幕。感觉到它既不是一气呵成的,也不能一口气看完,使得读者不禁质疑:为什么要这么长?难道就不能压缩一下,让我们瞄一眼就知其大意?不能做一份观点清单或思路流程图吗?诗人含笑不语。这就是诗学散文中长文应有的样子。它许诺给读者的超出了读者三心二意时所需要的一切。接不接得住,就看读者的造化。
  长文颀长的样子是由肉眼可观的篇幅与字数所映射的,但内在机理却致密地依靠着节与节、段与段之间连绵起伏、推波助澜的种种机制与力量。而这就是长文最大的看点之一。节与节的分工是为了解决正在谈论的诗学主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同时要对实然、应然、或然、所以然以及使然、释然之类的延展问题纷纷给予设计,尽管不是每一次都连篇累牍地翻个底朝天,会克制于一个适可而止的长度之上,但每每劳作之余,诗人总能强烈感受到节与节之间那种必要的间歇感、节距感和跳跃性,每一节都像是抓到了一张好牌,然后等着组合成一个最佳的顺序,用得体的方法把它们一一打出去。而段与段之间的缠绵与缠绕正是在筹谋得体的顺序和酝酿最佳的打法,将节与节交代的使命打发出去。段与段之间除了遵照既定的方针行事,也会被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行文策略所诱导,看不见的手出人意料地将诗人携带到美不胜收的福地。段落之间有黄金,准确地说,有黄金坑。诗人时不时地会拜倒在此,垂涎良辰美景,品尝美酒佳酿之后,金句频频,就不在话下了。




  长的适宜性和充足性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篇诗学散文的创作念头萌生时,首先是一个明确的主题荡出了阵阵涟漪,向外不断扩散,待水面即将归于平静之时,诗人随之再往其中投入一块石头,荡出第二波涟漪。这块石头就是文法结构。主题横向拓展,视为纬,文法纵向跃进,视为经,一针一线,诗人就织就了锦绣文章。长的适宜性是指诗人的表达力要尽可能与主题的拓展力相吻合,如影随形,去谛听主题深入发展的足音,而使自己处于一种创作灵感迸发的良好状态,随时与之呼应。从来没有一眼望尽、昭然若揭的主题,就像诗人的心底从来不曾一览无余,而心智也非一日修成正果。凝视既定主题,掰开来细细端详,将它拆成若干个小主题小环节,逐个击破,这样一来这不可能话不投机,而是侃侃而谈,互诉衷肠,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了相视无语的状况(从相见恨晚、无话不说到相视无语、达成默契的进度,总有办法扩展、延长)。诗学主题怎么看都看不够,如果单方面觉得看够了,这时可用悬停之法停留其上,反复省察自己的作为,检讨已有说法中的得失,就不难见识到话里有话的新局面。
  一定要在这个貌似话语说到差不多的份上,再强使自己设法再说一点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诉求,如果反复锻炼,久而久之,就会使自己获得一种驾驭长向更长转换的诸多本领。这就是主题的生长性与诗人的成长性合拍所造成的良好效果。长,一开始是受主题的召唤,然后是一种训练的结果,是一心一意或死心塌地跟随主题不辞辛劳经营的成果。主题看上去是那么一回事,仿佛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但是非得要去挖掘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内容,就表明诗人肯定不愿意停留在某种共识层面或装憨或打哈哈!至少他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主题只值三言两语呢?这种三言两语的表述形式是受一种怎样的审美观念的支配?摆在眼前的三言两语,又会不会被另外的三言两语所替代呢?千言万语就一定比三言两语更拖沓,更无聊,更缺乏顿悟精神吗?很明显,长的精神气度已经不再局限于长篇大论或语重心长的某一方面考究,而是一种全局观、责任感和征服欲的上佳表现。简单来说,如果将一个拟审视的主题分成四个角度来对待,这篇诗学散文就自成四节,每一节严阵以待,从外观形态上将体现出诗人从容应对的匀称安排之决心。
  尽管主题的生长性与诗人的成长性难以预料(有一种靠天吃饭的感觉,只有写完了才知道这一个轮回收成如何),但是长度上的设计却可以有一个事先上的规划。写几节,每节大概几段,每段大概多少字,保持这样一种随写随随观之的匀称作法并非难事。先在体态上做这样一个经验上的安排,然后在行文过程中就可以不断延展与发挥。坦率地说,一位诗人最想说的话很可能在一个五百字的自然段里头两三百字就能够说完,但剩下来的两三百字才考验诗人腾挪的功夫。“舍此,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诗人这般一想,干劲就上来了。节与节之间的那种遥相呼应,段落内部的层层递进、衔接有序,可谓是护佑长之长足性发展的两股神秘力量。如此一来,在诗人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关于长的形象,就像是在打造一只密不透风的木桶,必须将每一块木板箍得严严实实,不能有任何一个纰漏。这种主题上瞻前顾后、左右逢源的全局观的确严严实实地给长上了一课,给长长了记性。可见,长追求某种严密周全的体系。
  主题的可拓展性与可追溯性的确给了诗人两端使劲的信心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他又得找一个周全的办法让自己的叙述与阐发自成一体,构成一个精确的理解模型,外在于主题而自立。这就是一种文体意识,以及对文法运动的全面考察。长文对于诗人来说,确实有一种拉开架势准备大干一场的暗自鼓劲的誓约,它不是就某个灵光一闪的念头或瞬间进行勾勒,而是对前因后果整个流程的塑造,尽可能把握住一种全域观察的视角,要制造一份全景图,以便将诗人言说与展示的才能与主题本身的内涵及其丰富性相​对照。诗人要想不输给主题色彩,就必须在踌躇满志方面得到应验与落实,也就是他有一种驾轻就熟的协调人与文法运动之间关系的意愿与巧智。文法运动往往显示出一种流动性和永不枯竭性,起伏不定,绵延不绝,深不见底,既是诗人通过自己的能力所生成的种种动作的连续剧,又是外在于当前诗人的某种经验史和未知状况,既熟悉又陌生,总是处于有待生成和改造的进展之中。一旦诗人意识到自己要用文法运动来与主题色彩相抗衡,他就营造了一个铁三角关系:主题之荡气回肠,文法之绵延不绝,与人的意犹未尽协调一致,共赴长亭。
  传统做法上还有三种使长文变得更长的开枝散叶手法:引入被评论的文本作者的生平轶事、引入大段的引文或诗之片段、复述审美对象已然存在的特点。生平轶事引入文论之中,虽有凑数之嫌,但对于部分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士来说,确实是不二法宝,仿佛舍此别无他途,不知道该怎么写了。离开了被评论者数十载的从业生涯和心路历程,一下子就找不到北,不知从何下手去谈论一位诗人的创作观念与文本内部的成长性,于是夹叙夹议的做法深入人心,不可替代。而嵌入引文或诗之片段的做法,看似在尽引经论典、举例说明的义务,但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这已经属于下乘功夫,可谓是搜索框式的写作(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的博闻强记已经不是什么功夫了),死记硬背更算不得什么真本事,复制粘贴之类的雕虫小技已然落伍,而且嵌入法常常使得文法结构支离破碎,不忍卒读。至于在散文中复述诗中诗人写作的特点与风格,想方设法给他安上一个说辞,简明扼要给出一个定论,自从刘勰《文心雕龙》那会儿就开始做了,不但散文作者乐此不疲,好像除了去谈论一位诗人或一首诗的写作特色,就不知道还能谈什么,而且被谈论者也欣然接受某种关于他写作风格的带有褒贬性质的定论,一旦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就视对方为知音。授受双方都在文本已然存在的跃然纸上的外观特征上兜圈子,迎来送往,甚是热闹。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诗学散文设定八千字这一道门槛较为妥帖?闲话少说,长话短说,这都是古来有之的明训。陈言之务去,不要罗里吧嗦讲一大通,其实就说那么两三个观点,或一句话能说清的事情,就不要说一大段话。这些道理大家都懂。但短话长说其实并非易事,颇为考验说话者的心智与志气。我们对一个诗学术语、一个常见的观点或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乍看上去好像是那么一回事,短小精悍,巍峨兀立,但如果细细思量一番,非得靠上前去猛虎嗅蔷薇,就能发现作为审美对象的这等角色能引发滔滔不绝的思绪。一旦沿波讨源,就不难发现散文要做的不光是就事论事,将审美对象明摆着的特色复述一番(或因为众人皆知而懒得复述而无所事事了),还要做一番前因后果的探究:这个词、这个观点、这个定义是怎么生成的?生成的时候碰到过怎样的麻烦?解决麻烦的那些人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完成?交到我们手上的这些玩意与说法,成色几何,分量如何?我们在使用一个古老的定义时,要开始注意哪些新条件的变化?或许就仅仅谈论自我在面对一个威严耸立的定义时那种无能为力、招架不住却又想干一点什么的心潮澎湃而言,也是撰写一篇较长的诗学散文的关键原因。
  八千字这个说法、这道门槛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是按照目前人们的阅读耐心和专注度来说,大概要花一个小时才可一口气看完(当然要写出八千字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远不止此)。一位读者凝神静气花一小时读一篇文章,他做得到,时间若再多一些,他就无法忍受。而分次看、折页看,就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相互击掌的感觉了。值得注意的是,诗学散文不是一篇杂谈,好像跳过无关紧要的几个部分,也无伤大雅。诗学散文节与节之间、段与段之间棱角分明,关系紧凑,刀刀见血,稍有疏忽,在理解上就会前言不搭后语。所以,自然段中那些句子的高效运行大不同于闲言碎语中的大杂烩。另一方面,就我的理解而言,八千字如若分成四节,平均每节两千字,若一节分为匀称的四五段,则每一段约四五百字,恰好一块手机屏的面积容得下,无需滑动就能尽收眼底的一页,十分人性化,也颇为可观。这是新情势下发表与阅读载体变化带来的新要求。一篇够分量的诗学散文可谓是“四个四重奏”:四个章节,每个章节四个自然段,波澜起伏,层层递进,共同环绕,诗学观念运行其中,文法运动大行其道,真可谓天作之合,有容乃大。
  从写作实践的效果上来看,八千字(以上)的长文一旦拟定好了写作计划与提纲,想好了怎么处理节与节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一首诗最关键的是怎么分行,那么一篇诗学散文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分节),接下来花开四朵,依次表示,考验的就是诗人能在多快的时间内一口气写好一节。就我的创作体会来说,一个人精力饱满、表达欲强烈之时,一口气写一两千字,甚为合适,再长就会感觉到气力跟不上,观念的紧凑感已见缺失,必须缓一口气,过几天逮住另一个机会再续前缘。平均算下来,八千字这样一个篇幅相当于四五个精神状态良好的创作时段之和。这四五个神采飞扬的情境并不是均匀分布在五个自然日中,更别奢求连续五天都有这样的好状态。正是有四五个甚至更长的创作时段的保证,诗人行文过程中文法运动的设置、布局和反思能够因为他在自然时间中所面临的种种起伏不定、情况有变、思来想去而增加了变数(或定数)。他有四五个机会去同一个地方徜徉或反复从这里出发去寻找不同的出路。仿佛除了他自己那个纯正的主声调之外,耳畔时时响起三四种杂音,引诱他、参与他、搅和他、成为他。
  诗学散文并不只是做加法,在一节之外再加一节,一段之后再续一段。在我当前的创作理念中,它也有必要的减法原则,其中就包含了它对上述三种传统做法的避免:尽可能不去做搜索框式的写作,不用嵌入法,不去赘述可观的特征。应将工作的重心向其他方面转移,体现出自己的方法论意识与诗学宏愿,毕竟这些传统行文方法从业者甚多,不差我一个。至关重要的是,要在行文中展示自己深刻的理解力,并搭建出轮廓清晰的理解模型。试问:这一首诗或一个诗学主题,我是怎么理解的?(并不同于复述他人的原话,而能概括出他人是怎么理解的。)或者我是怎么理解他人曾经怎么理解过的同一对象?直言相告,四目对视,就站在审美对象面前,无需引经论典、臧否人物、搬弄是非,就在这虎视眈眈的一刻,谈出自己的认识。这份认识中必然包含了,也消化了你的阅历和经验。他人的理解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你的认识的一部分,并至此通过你的口舌与表述机制传递出来,有一种面对活脱脱的审美对象时对着它脱稿演讲或说知心话的那个样子,不必临时翻书,也不必苦苦搜索历史的回音。就在此刻,你和你的审美对象四目相视,说的不是什么客套话、场面话,一字一句都发自肺腑,一点也不嫌长,毫不遮遮掩掩,双方的底细与内蕴一览无余。
  行文途中没有谁能帮你减少工作量,指望引文鼎力相助,不啻为缘木求鱼,真正能帮你的就是事到临头,面对下端空白的手机文档(幸运的是,在移动互联时代,在手机成为阅读、写作、发表、储存、交流的载体的新条件下,诗人已经可以摆脱老老实实端坐在电脑旁敲击键盘的写作方式,而在户外直立行走之际,随时开始写作,尤其是通过语音转文字的方式,以一种对着手机低语、倾诉、交代的形式开展写作,不再受制于一个固定的场域或工作底稿中精选的一条条引文,大大提高了写作的效率,也随时对应着诗人灵感迸发的时刻。摆脱电脑键盘,这是写作性能的一大飞跃),你还能向它做怎样的倾诉。就是那初定的八千字的门槛在远远召唤你,给你无限的温情与宽慰。仿佛只有抵达那里,跨过那道门槛,你心中的一道道坎,才能彻底被征服。于是,你到人群中去散步,去创作,如入无人之境。试想,如果你在花园里或在一条看似幽静的小道上拿一本书看着,在不时走来走去的人们心目中,这未免太另类了,有点装。如果你是在他们中间用笔在纸上写作,这个形象又太见外了。可是,一旦换成你在对着手机说话,又在手机上敲敲打打、滑动屏幕,和你生活在同一城市使用同一门语言的同胞就丝毫不会觉得奇怪了,会将你视为同路人,因为他们也在使用手机收听茫茫人海中那令他们略感欣慰的信息,把他们一个个从绝望的偶感中拽回来。有可能你正在写的这些诗文,正成为令世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的内容与福音。于是,八千字在你看来不是一道难关,而是一个功德,为其他闯关的人们修筑的一座永恒之桥。

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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