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
大约十五年前，米肖常带我去大王宫，那里放映各类科技电影，有些很冷门，另一些则太专业，不好理解。说实话，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看电影，而是米肖对看电影的兴趣。我看不出他执著于此有什么益处。我一直问自己，一颗如此强烈、以自我为中心、始终处于永恒热情或狂热中的心灵，何以会被如此细腻、如此冷静客观的论证吸引呢？直到后来，当我反思他对致幻剂的探索时，才意识到其客观性和严谨性已走火入魔到了何种地步。他的严谨让他迷恋上了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迷恋上了那些在心理上和语言上都难以察觉的细微差别，并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执著周而复始。依我看，通过加大剂量达至眩晕，就是他尝试的秘密。大家读一读他在《骚动的无限》（L'Infini turbulent）里说自己“被白色刺穿”那一页吧，他说那里一切皆白，“甚至连犹豫也是苍白的”，而“恐怖”同样如此。在那之后，就没有更多的白色了，他已将白色消耗殆尽，他已然杀死了白色。他对深度的痴迷让他变得凶悍：他清除掉一个又一个表象，片甲不留，他冲入深渊将其斩草除根，直至精确地一追到底，追击至一个并不存在且根本不重要的……底部。一位英国评论家认为这些探查“很可怕”。我反倒认为意欲火速将那些表象一一粉碎并化为齑粉的探查本身积极且令人振奋，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发现和了解真相，无非是一项破坏性工作的最高境界。
米肖虽然把自己归入“天生的厌倦者”之列，但他始终在做的事情都远离欺骗，是发掘，是探索。的确，没有什么比追求这种清晰和无情的愿景更令人疲惫的了。说起来，有一位关注过这种恶性循环之“历史”的当代名人曾用过一个发人深省的短语：“精神盲目”（la cécité spirituelle）。米肖则正相反，他是一个过分强调审视内心及其四周绝对必要的人，他认为不仅要深入探查某种观念的根底（这比我们想象的容易），还要探究最细微的体验或印象：他不是将自己的每种感觉、所有感觉——苦恼、欢欣、征服的欲望——都交付查验了么？这种牢牢把握自己的激情，这种刨根问底的意识，导致他不断地给自己下达最后通牒，对自己生命中的至暗领域发起毁灭性的冲击。
正是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必须思考他为何要反抗梦想，为何纵然有精神分析的优势却依旧认为有必要弱化、批判和嘲笑梦想。他对梦想失望，他乐于惩罚它们，并宣称它们是空虚的。但让他动怒的真正原因很可能不是这些梦想一无是处，而是这些梦想意欲完全独立于他，拥有逃避他的审查、隐瞒他、取笑他的特权，并以其平庸来羞辱他。平庸，没错，但却独立自主，有主见。而他也正是以良知之名、以良知作为一种要求和一种责任、并出于受伤的自尊心而对梦想进行定罪、谴责和指控的，这是对当时的狂热情绪的真正挑战。他藉妖魔化那些无意识的表现，摆脱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珍稀的幻觉。
内心中的暴力都会传染；他内心中的暴力多于常人。和他谈话永远不会让人气馁。与他频繁交往还是偶尔打打交道毕竟都无关紧要，只须必要时能试着想象一下他会作何反应、或者会说什么话就足够了：孤独无所不在，而他始终在那儿……，永远与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密不可分。这种疏离的亲密感，惟有在一个痴迷却不偏不倚、内向又襟怀坦荡且愿无所不谈（甚至是时政新闻）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异常准确且颇具前瞻性。能如此准确地感知外部世界，同时又能发自内心地理解狂热，探索并适应其多种多样的形式，这种异常是如此迷人，如此令人羡慕，我们可以照单全收而不必非得理解不可。可我还是能马上提出一个肯定说得过去的解释。没有什么比和米肖谈论疾病更令人愉快的了，至少对我是如此。他对所有疾病似乎都既有预感又有惧怕，既有期待又想逃离：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连串的症状，一连串潜在的或部分现实的威胁，一连串软弱的思考和反思。他对各种形式的失衡都异常敏感。但政治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低级诱惑，如果它不是某种持久的、偏激的失衡，不是某只自大狂的猴子的典型诅咒，又会是什么呢？对于据我所知最不中立、最不被动的那个头脑来说，即便只是为了表露其睿智或厌恶，也不能不对此感兴趣。一般说来，作家们但凡要评论某些事件，就会表现得幼稚可笑。我认为在此征引一个例外很说明问题。当时，我以为自己不过是无意间当场抓了米肖唯一一次现行，因为他这个错误并非出于幼稚（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幼稚），而是出于“善意”、自信、洒脱或别的什么，所以我写下了几句话，我觉得可以引用在此：
“我钦佩他咄咄逼人的洞察力，钦佩他的拒绝和恐惧以及所有的厌恶。那天晚上，我们在那条小路上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忽然他带着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激动情绪告诉我说，一想到那个人的失踪，他就觉得……
“于是我走开了，觉得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这种悲悯和软弱。”
我从一册未注明日期的笔记本中摘下这段札记——这段札记很幼稚，也很随意——是为了表明当时我最看重的是他的尖锐、神经质、“不懂人情世故”的一面，是他的爆发和冷笑，是他尖刻的幽默感，是他天生的狂热和绅士风度。实际上对我来说，他是不是个诗人似乎都无关紧要。我还记得有一天他向我承认，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悲悯和软弱。他的确是，这还用得着说么？但我们都想象他可能不是。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如今有了更多的证据，当得知他年轻时曾打算进入灵修会后，我就理解了他何以会如饥似渴地研究神秘主义。实际上我确信他若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永远不会如此坚决和有条理地追求极端状态了。极端，低于绝对。他那些关于致幻剂的作品就来自他与神秘主义者的对话——他原本就是那个被排斥、被打压的神秘主义者，他期待着自己的复仇。如果我们把他论述“出神”（l’extase）的所有那些段落放到一起，再把他对麦司卡林[2]或其他致幻剂的评价删除，会不会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某种纯宗教的、灵修的和无端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不是也值得在某些特殊时刻的祈祷文当中、在某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异端学说当中大书特书呢？神秘主义者并不渴望拜服上帝，而是想超越祂，未知的远方、终极的快感吸引着他们，在所有沉浸于“出神”状态的人身上都能找得到这种快感。米肖因其“内心的狂飙”和出击的意愿而加入到神秘主义行列中，他想攻击那些“不可想象”（l’inconcevable）的东西，迫使其开启那扇大门并超越它，面对无论什么危险都永不止步、永不退缩地追寻下去。由于他没有在“绝对”中启航的幸与不幸，他便在自己内心中开凿并总能开凿出一些新的深渊，然后一头扎进去并描绘它们。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些深渊只是状态。没错。但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心理学研究的人来说，万物皆处于某种状态且仅处于某种状态，因为该状态再不能允许我们在“至高无上”（le suprême）中迷失。
他是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又是一个最终未成为神秘主义者的人。我们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为了不成为神秘主义者而竭尽全力，以便在引领其走向极端的研究中保留住自己的讽刺。当他达至某种有限的体验，达至某种让他犹疑不定、不知何往的“不纯粹的绝对”（l’absolu impur）时，他总会求助于某种熟悉或离奇的节点，以清晰地表明他仍旧是他自己，表明他依然记得他正在体验当中，表明他永远不会完全认同他所追寻的任何时刻。那么多过度行为同时发生，其间，某种福利尼奥的圣安婕拉[3]式的迷狂与某种斯威夫特式的讽刺便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令人钦佩的是，一个天生就糟蹋自己的人竟能活力四射而又福寿绵长。1962年，他在《风与尘》（Vents et Poussières）中写道：“我陪衰老一同漫步……，它那被诅咒的躯体快顶不住了，可它又如此依恋于它，因为那是我俩独一无二的肉身。”在感觉与意识之间，他始终有所区别，在自己是谁与自己所知之间，他始终如此卓越。就这样，在形而上的狂乱中，在短暂的迷狂中，经由对知识的痴迷，他成功地让自己驻留于自身之外。当我们的矛盾和不相容从长远看会奴役并瘫痪我们自己时，他却能成功地驾驭自身的矛盾和不相容，既未滑向机巧，也未深陷其中。终其一生，他都对印度情有独钟，但仅止于着迷而已，这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如果他因一次致命的蜕变而最终被蛊惑并痴迷于此，肯定会放弃自身特长去占有更多会导致其变得机巧的缺陷而再难脱身。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一旦他喜欢上了就将是一场大难！他会为此耗尽自己的天赋和过剩的精力。遁入空门会毁了他这位作家：一旦如此，将不会再有“灵感的爆发”，不会再有痛苦，也不会再有成就。正因为他从未屈服于任何救赎方式，从未屈服于任何虚假的启蒙，他才取得了如此令人振奋的成就。他从不向我们建议什么，他就是他，他没有清心寡欲的秘诀，他始终如此，他四处探寻，就像当初一样。他接纳我们，前提是我们也不给他任何建议。我再说一遍，他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机心的人，一个从不玩弄机巧的人。让我惊奇的还有他从不会迁就强烈的情绪。真的，他的强烈情绪不是那种偶发的、波动的情绪，也不是那种断断续续发作的情绪，而是恒定的，绵长的，存乎于自身且仅依赖于自身，虽不稳定，却取之不尽，借用一些神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存在之强度”（l’intensité d'être），我觉得这是界定成功的唯一贴切的表述。
一九七三年
译注：
[1] 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法国诗人和画家，原籍比利时，1955年成为法国公民。他借助东方神秘主义与致幻剂进行颠覆性写作，其诗歌和绘画直接呈现出个体的潜意识与神话原型，语言不再是表达或修饰的工具，而成为映射另一种维度存在的镜子。1965年他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大奖，但拒绝领奖。
[2] 麦司卡林（mescaline），又名仙人球毒碱，是一种强致幻剂，提取自墨西哥北部与美国西南部干旱地中生长的一种仙人掌的种籽和花球，吸食后会精神恍惚，产生幻觉。当地的史前居民便是用这种致幻剂举行宗教仪式的。
[3] 福利尼奥的安婕拉（Angèle de Foligno，1248-1309），十三世纪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女，罗马天主教会承认的第一批神秘主义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