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1]
我要展示一个双眼噙泪的男人头像，我要讲述一次艰难的海上之旅和一把木勺。1464年8月11日，时值盛夏，这个人在翁布里亚的托迪[2]去世了。他名叫尼古拉·克雷布斯（Nicolas Krebs）——这是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的本名。安德里亚·布雷尼奥[3]在罗马的圣皮埃尔奥利安教堂（l’église de Saint-Pirre-aux-Liens）为他雕造了大理石墓棺。他生于摩泽尔河[4]拐弯处的一座名叫库萨的小村庄，而摩泽尔河本身也是世界上流速最慢的河流之一。他的父亲克雷夫茨（Cryfts）——在德语里发音是克雷布斯（Krebs），在拉丁语里是“癌症”的意思，在法语里的意思是“鳌虾”——是一个艄公，专为去陡峭的对岸和兰茨胡特城堡（Burg Landshut）的行人摆渡。库萨幼年时的传奇就很有名。司汤达在《红与黑》开篇就讲过这个故事：那位父亲犹如摩泽尔河上的冥河渡神[5]，他发现自己的儿子靠着船边的木栏杆读书，便一桨把他打进水里。“臭书呆子！”孩子的书在河里丢了，他游到岸边，逃离艄公的家，去了德·曼德沙伊德伯爵（comte de Manderscheid）的城堡当差。
库萨第一篇伟大的文论是《关于秘密之神的对话》（Dialogus de deo abscondito）。他是含着眼泪开始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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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te prostratum et fundere lacrimas. Quid adoras？（我见你垂泪匍匐在地。你崇拜谁？）”
“Deum.（神。）”
“Quis est deux quem adoras ?（你崇拜的是哪一位神？）”
“Ignoro.（我不知道。）”
“Quomodo tanto serio adoras quod ignoras？（你怎么会崇拜一个不知道的神，而且还流了眼泪？）”
“Quia ignoro, adoro.（不知道，才崇拜。）”
“Mirum video hominem affici ad id quod igorat.（一个人对他不知道的事产生好感，这让我好生奇怪。）”
“Mirabilius est hominem affici ad id, quod se scire putat.（一个人对他想知道的事产生好感，这更让我奇怪。）”
“Cur hoc ?（为什么这么说？）”
“Quia minus scit hoc, quod se scire putat, quam id, quod se scit ignorare.（因为他认为自己知道的比自己不知道的要少。）”
“Declara, quaeso.（请解释一下。）”
“Quicumque se putat aliquid scire, cum nihil sciri possit, amens mihi videtur.（在我看来，以为自己懂点儿什么却一无所知的人才没有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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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晦涩的关于神的文论是库萨1444年在德国写就的。那是一个流泪的男人在说服另一个困惑的男人：一、无法通过存在之物认知存在；二、无法通过词语认知语言之源；三、无法通过造物认知创世的本质；四、无法为不懂的事物命名。凡是让客体与主体对抗之物、让世界与意识隔绝之物、让人类的生命与工作分离之物、让沉默与语言分离之物、让深渊与形式分离之物、让疯狂与明智分离之物、让野蛮与理性分离之物，都绝非原初之物：
“Quomodo potest veritas apprehendi nisi per se ipsam ? Neque tunc apprehenditur, cum esset apprehendens prius et post appreheusum. （如果不求助真理，如何能理解真理？先有学习的人，才会学有所成，否则我们什么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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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自己为何而活的人开始降生。不知世界为何物的人开始脚踏大地。语言是秘密的一处所在，任何言说者皆无法靠近。不理解是网，无知是捕获，半空中是黑暗，人类在theôria（窥探），猎物则属未知。库萨从阿拉贡人拉蒙•柳利[6]那里继承了sensum sestum（第六感）的概念，用它来命名人类语言本身。
猎物未知。它不为人知地abscondita（躲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系谱学、专名学、语言学、政治学、思维学、艺术学、科学）有如作为其起源的狩猎一样，也是一场巨大的捉迷藏。捉迷藏的意思是：孩子们选出一个人当猎人，趁他闭眼之际藏匿自己。存在是一个猎物，但并非仅为猎物，其所有位置皆在隐藏之中。它留下的足迹或行踪绝不会是自己的头或犄角。有谁会把自己犄角的痕迹留在经过的路上呢？结果并不能说明原因。“Si enim te interrogavero de quidditate ejus, quod te putas scire, affirmabis quod ipsam veritatem hominis aut lapidis exprimere non poteris. Sed quod scis hominem non esse lapident, hoc non evenit ex scientia.（如果我真的问你，问你认为你所知之物的真实性，你会肯定地说，你既不能表达人的真实性，也不能表达石头的真实性。但你知道，人不是石头，可这一事实与科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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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萨掷地有声地写道：“学习之乐趣，绝非知识之终结。知识以‘未知’的无限增长为使命，以破解无法破解之奥秘为回报。”
我们必须不断观察和关注未被语言滤掉之物。未被语言滤掉的，便是未知之物。“上帝”一词不过是最大的专有名词。本体论上的“创世”并非专有名词，它面对着无所不能、能使宇宙一体的“一统”（l’unité）：“Unitas dicitur quasi ôntas ab ôn Graeco, quod Latine ens dicitur.（‘一统’对应于‘本体’，该词来自希腊语，相当于拉丁语中的‘在’。）库萨拒绝认为“上帝”（Dieu）“本体”（l’Ôntas）或“宇宙”（l’Univers）是无知的终结。无知是人之路，或如库萨在最后指明的那样，毋宁是一种motio（移动），一种情感，一种等同于无知的dynamis（动力）。mens humana（人类的思想）绝非任何存在的镜鉴。灵魂更像是一种animatio（活力）而非visio（意象），因为“无知”（l’ignorance）寻求的正是其未知之物。思想是“非灵知”（le non-gnosique）、非神学、非形而上学领域里的某种对“未知”（l’ignoré）的raptus（痴迷）。这种无知支持的正是语言本身的事实，也就是说，是语言的多样性（la quoddité），即人类语言的方言化存在及其不可推知的起源。渐渐地，《关于秘密之神的对话》中的言说者便不再是Christianus（基督徒），不再是Philosophus（哲学家），也不再是Orator（演说家）了，而是Profanus（亵渎者），接下来是Idiota（白痴）。亵渎者、愚氓、白痴遵从的是方言（不是被立法委员会[7]放弃的语言，也不是被哲学割裂的语言）。这种对语言的遵从超越了信仰或哲学：“Et haec est omnipotentia ejus, que quidem potentia omne id, quod est aut non estm excedit, ut ita sibi oboediat id quod non est sicut id quod est. （因为此乃该语言的全能之处，其威力强过一切存在和不存在之物，因此存在的和不存在的皆听命于它。）库萨在这里使用的动词是oboediat（遵从）。“遵从”来自obaudire（服从）。Obaudire，就是聆听并顺从他人所言直至服从。拉丁语中，obaudentia对应的就是法语的“服从”（l’obéissance）。只有在能指难以理解的前提下，真实才能抗争作为他者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库萨晚年越来越兴冲冲地抹去那些声称我们必须更加服从的词语：希腊语单词methodos（路径/方法）被删除了。另一个单词dynamis（强迫）也被删除了。1463年，库萨在罗马创作了《寻找智慧》（De venatione sapientae）一文。在拉丁语中，Venatio（寻找）意为“捕食”。此即狩猎的艺术：原始灵长类动物的分化。只有藉远古狩猎的imago（意象），才能靠近“先前性”（l’antériorité），才能让我们对语言前后相连之关系加深理解。作为思想之灵魂的活力，作为时间之存在的深度叙述，它总是与库萨所称的inattingibilis（触不可及）之深渊的先前性有关。它们念念不忘我们追踪过的那些不知名的和无名的猎物，我们正是在追踪这些猎物的过程中成为了人类。“他性”（l’altérité）永远在先。真正的思想总是会激发出表达或某种形式的理性。“理性无法抵达在它先前之物”（见《论“不异”》[8]，第184页）。当库萨提出用“不异”（le non aliud）这一名词来言说存在时，也就是说，当他用不可知之他性的“非他”（le non-autre）来言说存在时，他便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非他”远比“一”（l’un）更单纯，而“一”不过是“非一”（le non-un）中的“他者”（l’autre）。同样，为了能试着指出这种难以描述的多产性，也为了能给出一种比同一之特性更具活力的概念，他便将两个动词——posse（能）和esse（在）——组合成一个新词，并试图以直陈式现在时来表现其跳跃的变形。他组合的这个新词是Possest（能在）：这个“能在”（le pouvétant）近乎令人恐惧。“Et quia quod est, actu est, id eo posse esse est tantum quantum posse esse actu. Puta vocatur Possest.（因为存在之物是事实上的存在，它只有藉自身的实际存在而存在，故称其为‘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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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的论点像一条狗，尾随着诡辩家、修辞家和希腊-罗马演说家，因为文艺复兴让它复活了。1444 年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上帝不存在的后验观点被提了出来。如果假定一切存在皆存在，那么也假定上帝存在。这种假定既抹杀了上帝在存在秩序中的先前性，也抹杀了祂在存在秩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消费的神祇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语言还要多的原因。任何一位修辞家——任何一位在自己的语言上退缩的人，其所拥有的语言便定义了他——皆为无神论者。作为最高者，ens supremum（至上崇拜）可以假定能产生最高之可能性的语言。作为不朽者，至上崇拜还可假定其概念所要反抗的死亡与时间。此乃词语flatus（呼吸）中的尘埃之尘埃。就基本修辞学而言，思想不可能为语言的这种效果——即上帝之存在——奠定基础，不可能将其从人类语言中剥离，并溯及既往地将其置于世界的源头。思想也不可能定义语言产生前的homo（人属），即humanitas（人文）语言的奠基人，并以此与语言学上的灵长类动物链——这一物种从未消失——抗衡，并溯及既往地将其定位于我等本质的起源之上。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表达这类思想的人皆为伟大的无神论修辞家：欧里庇得斯、埃克哈特、蒙田、莎士比亚。柏拉图作为哲学体系的奠基人，有权因这些诡辩家的大逆不道而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信神。大概哲学和神学也肯定不情愿承认修辞学对它们的保护，不情愿服从那个创建了它们的语言材料，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无神论都是威胁。
让莱茵兰神秘主义[9]回归普罗克洛、柏罗丁、达马斯丘和丢尼修[10]，这就是库萨本人的任务，他也由此实现了与自己思想的nexus（对接），即与其logos（语言）自身的结合，并赋予其以本体论干预的力量。换言之，库萨的尼古拉开启了库萨和罗马的文艺复兴，以其所谓“猜想式”的本体论在古代世界里催生出我所说的“思辨性”修辞。
语言给出了它所不具备的东西，这便是修辞。库萨称之为conjectura（猜想）。它还是某种jactura（祭献），某种jaculatio（场景），某种喷发。Jactura的字面意思是牺牲。“猜想”创造了一种天赋，没有任何神祇（没有任何先例）暗示过它的威力，也未奠定（或说明过）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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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中的“深渊”是什么意思？无底洞。面对着语言和文明的多样性，冲动的必然性及其对语言的不可还原性便造就了一种hiatus（断裂），就像一只张开的无底的大嘴：abyssos（深渊）。这只张开的、无底的、深不可测的大嘴又定义了另一个希腊语词汇：chaos（混沌）。就是它，在“存在”与“世界”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渊，而“时间”以及语言演变的影响——不是metamorphôsis（演变）之语言的影响，而是如同阴影一样散落于演变之语言之上的metabolè（代谢物）——还在不断加深着这道深渊。这一仍在系统发育过程中的“深渊”叫作什么？Historia（历史）。人类的历史。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这种语言的演变，其影响可以计算么？它贯穿于二百九十万年间的一万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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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不是宇宙的最大值。我们的肉身也非哺乳动物之兽性的最高境界。“猜想”让我们明白，在语言之外，最高级的东西正在崩溃。“绝对”是不能被说出来的，因为它无法从构成其imago（形象）的语言中解脱出来。米可施泰特在1910年秋写道：“我不懂得‘绝对’，但我知道它，就像受失眠之苦的人知道睡眠一样。”这样的失眠阻碍了梦境中闪现的phantasma（幻象），重新定义了“形象”的地位。我们在最真实和最不虚假之间徘徊。这便是“猜想”，一种不确定的知识，一种神秘而特有的类别，它能让我们体验到自己忽略的东西。paradoxon（悖论）、对立面的巧合、metaphora（隐喻）、将人脸兽化为动物的面孔，都是它伸出的那只唯一的手。而这只手，这只在枝叶里、洞穴中、大海上、空间里、时间中的手会无穷地再现：再现它所不知道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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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双眼噙泪的男人头像，再加上一次艰难的海上之旅。在《论有学识的无知》结尾，库萨在写给枢机主教朱利安努斯（cardinal Julianus）的一封信的信末，解释了他是在什么地方获得了“无知”的启示的：“正是在从希腊返回的船上，我被引领着以一种incomprehensibiliter（不可思议的）方式拥抱了那个incomprehensibilia（不可思议）之物。”这艘船从哪儿来？Ex Graecia redeunte（希腊）。船靠什么前进？In mari（大海）。这个希腊，就是君士坦丁堡身后的古希腊。那个艄公也不是克雷布斯，而是卡戎：是冥界的渡神把文艺复兴带到了充满活力的威尼斯海岸。海洋是陆地形成之前的盘古大陆[11]。在这个maximum contractum（浓缩的最大值）中，有一张incomprehensibilis（看不见）的脸，那便是宇宙。夜空中包含的那片以前的大海——枢机主教的帆船漂浮在上面，他从那儿观察到构成它的大一统——便是一张脸。凝望天空、大海、黑夜以及它们之间的nexus（联系）的，是面部视觉的痕迹。这种痕迹永远表现不出一帧图像的力量。这一形象，在语言的自我压抑中，近乎抵达了狂喜之黑暗中的神的ostensio（真容）。但是，神不存在，神的名字不存在，作为面孔之源的面孔不存在，作为众神之名的pneuma（普纽玛）气团不存在，甚至连作为肉身或地点的semen seminum（种子中的种子）也不存在。
所以，库萨为了能描述出他在大海中感受到“无知”时的那种狂喜的、充满活力的特征，便从伪赫尔墨斯[12]那里借来了一帧图像。那是一个无限的圆，每处皆为中心、无处不是周长。惟有这一图像才能勾勒出面部视觉的imago（形象）。自从库萨将这一形象应用于宇宙的那一刻起，它便再无从想象了。一帧无从想象的形象即被称为悖论。那是一幅看不见的图景。这个形象本身，在那个难以想象之深处的punctum（点）上，在那个点的中心深渊里，可以说它是大海，也可以说它是黑夜，可以说它是宇宙，也可以说它是漂浮其上的帆船，甚至可以说它是看着它们却一无所见的眼睛。
“或者，我们出于动物的本性，试图触摸那山，却什么也没摸到。或者，我们试图用纯智力的眼光观察，却陷入了黑暗。可我们知道，即便漆黑一团，山也在那里，它就在那个地方。人类的一切知识，变成了人类的无知，变成了人类对存在的猜想，变成了人类对世界的思考。”人的知识本身就是人之有限性的痕迹。人是不可能拥有积极的本体论和绝对的知识的。Homo（人属）即是Faber（匠人）。Homo（人属）永远不会成为Sapiens（智人）。他就像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所画的那样，是某种难以想象的、愚昧的、无知的体验，是对猎物和捕食手段的某种模仿，是某种饥饿的无知。
Ignorantia（无知）双倍于docta（博学），它知道自己无知，也知道无知可以制造。这就是那部论博学之无知的《第一书》（Liber primus）第二章中引以为傲的公式：“redicem doctae ignorantiae in inapprehensibili veritatis praecisione statim manifestans.（我直接揭示了博学之无知的根本根源在于其真实之难以企及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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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精子、乳汁、肉身、鲜血和死亡而归属自然。
我们也因大脑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还因内心的语言暴力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除却我们自身的起源，我们不必屈从任何其他来源，也就是说，只需不断地重回那个只孕育生命的活生生的震动当中即可。正是这个活生生的夜晚，这场危机，这个非主观的、无名的、匿名的炉膛，它在通体燃烧，它烧掉了一切，它颤抖着，呼号着，倾泻而出，在那儿，什么都还没有，在那儿，既没有个性，也没有名字，更没有律法或任何社会的东西被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没有尽头的，工作的目的也不能是主观的，修辞家的计划更不能是个人的：它在所有人的心中、在每个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了一团火焰。无论集体的还是个人的，皆不是艺术或思想的计划，也不是艺术或思想的喷射（因为两者都忽略了其功能和目的）。它是hypsos（崇高），它是每个个体肉身的最前端，它比灵魂、恐惧、城邦、语言和名字更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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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赫尔墨斯，伪朗吉努斯，伪亚略巴古的丢尼修[13]：我已然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一看到“伪”这个表明身份的形容词，就认定我试图唤醒的传统就在那里，就在那个鄙视甚至否认其存在的过程当中。文艺复兴就是一系列“伪”的结果。弗龙托和马可·奥勒留眼中的文艺复兴，丢尼修和达马斯丘眼中的文艺复兴，阿尔琴和查理曼大帝眼中的文艺复兴，波焦·布拉乔利尼和库萨眼中的文艺复兴，总是会回归到先前的文本和自愿的神学无知上去的。
库萨认定亚略巴古的丢尼修就是那位见过上帝却从未描述过上帝的圣保罗的门徒。他认为无知的秘密就像是一条金链。他把北欧和莱茵河沿岸的神秘思辨链条与君士坦丁堡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联结起来。人是“无知者”（Ignorants），其语言便是链条。这条链条并不很长：波焦和库萨彼此是相识的。库萨还认识托斯卡内利[14]，后者出席了他的葬礼。在出版《论智慧》（Idiota de sapientia）的1450年，库萨还推荐了《论快乐》（De voluptate）的作者洛伦佐·瓦拉出任教宗尼各老五世的秘书[15]。达·芬奇对库萨的作品充满了热情。乔丹诺·布鲁诺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他乘坐一艘帆船去了伦敦，并结识了莎士比亚，等等。
在当时，这只是几条审慎的链条，是几座世上罕见的驿站，它从一位学者到另一位学者，从一封信到另一封信，它们仅与近乎沉默的少数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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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年11月27日，日落时分，教宗的双桅帆船和皇家希腊式三层战船扬帆启航，隐没在夜幕中。
1438年2月8日，威尼斯，白天，船队抵达丽多岛[16]的圣尼古拉斯港口，威尼斯总督和元老院议员身着紫绸礼服，在布森陶尔号检阅舰（Bucentaure）和十二艘大帆船上列队迎接，四周是驾着贡多拉蜂拥前来的市民。船队航行期间，库萨始终陪伴在皇帝、拜占庭普世牧首、修道士贝萨里翁、历史学家西罗普洛斯以及宫廷和东方教会里的其他学者身边[17]，他体验到了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冲动或狂喜，这一切颠覆了他的余生，令他的文字坚不可摧。他靠在帆船的木栏杆旁，就像靠在他父亲——那位摩泽尔河上的艄公——那艘平底船的木栏杆旁一样。1439年7月5日，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Sainte-Marie-des Fleurs）的穹顶下，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宣布弥合。1452年12月12日，希腊-罗马联盟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宣告成立。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成清真寺。一切皆在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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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并无“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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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无家可归。没有神显现，也没有神召唤。每一项真正的事业，就像每一个真正的个体一样，首先皆为“无存之物”。这无存之物既不合于既存之物，也与任何事物不符。必须努力从不知之所抵达不知之地。既无大师也无批评可以遵循。没有市场调研可以确保那无存之物不会被忽视它的人所期待。对那无存之物，不存在可能的科学、可能的批评、可能的建议和可能的意志。指路明星并不存在，必须坚定地追随那颗在语言中缺席的星辰。
多年以来，我任由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被那种不可抗拒的磁力所支配，它吸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的生活，它自己制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它自己扩大着我们的生活，它哪儿也不去，它绝不像一个物体，也绝不像一个直立的、一动不动的猎物，可它却在地平线上清晰地显现，它不过是饥饿者、渴望者的可怕的运动，不过是像狂风一样卷走了自己、像海浪一样波涌的冲动而已。
没有哪部作品不指向支配它的饥渴，没有哪部作品不陷入更加膨胀的沉默，因为它将沉默置于深渊，而非填充沉默。正如古代哲学家在其冥想、论辩或体系演绎之初便宣称的那样，为了能看得更加清楚，语言不应当是一扇被遮蔽的窗子。理性无法认知自己，就像目盲无法见到自己一样。语言只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只能发挥自己诱导性的暴力，而不能表达自身。书便是这种无知的语言。它是一种不同于共同语言的能指语言。这类作品非常少见。热爱语言的人并非作家。默默写作的人则变成了不被了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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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灵》[18]这篇文论一开头是怎么写的？在罗马的一座桥上，有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一无所视。既不看天空，也不看台伯河。这位站在罗马的桥上的人被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位住在Urbs（城里）的演说家，他马上就跑去了，并ex faciei pallore（通过苍白的面容）认出了那位哲学家。演说家走上前去，见哲学家又长又大的托加垂到脚下，便问他站在这座罗马的桥上fixus（一动不动）是何causa（缘由）。
“Admiratio（因为好奇），”哲学家inquit（回答）。
他们离开了桥。离开了鲜活的罗马，走进废墟。Philosophus（哲学家）向Orator（演说家）倾诉说，他之所以渴望来到罗马，是因为他Audiveram ex templo Menti per T. Attilium Crassum in Capitolio dedicato（听说阿提利乌斯·克拉苏在卡匹托尔山上捐建的神庙里）收集了所有关于人类思想的哲学著作。
演说家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都变成了废墟。他们在废墟中游荡。他们来到prope templum Aeternitatie（万神殿）附近。一边走，一边沉思。知识、思想、永恒，都变成了废墟。他们注意到近旁的乱石堆中有一个subterraneum quendam locellum（小小的木棚），便走了进去，在那儿见到一个Idiota（傻瓜）正在做ex ligno cocleau exprimentem（一把木勺）。那傻瓜看着他们走下台阶，便一边继续做着自己的木勺，一边说：
“Coclear extra mentis nostrae ideam aliud non habet exemplar.（除了头脑中形成的形象以外，勺子并没有任何模型可依。）当我制作木质的cocleares, scutellares et ollares（勺子、碟子和罐子）时，我并不是在模仿自然界中的某些东西。任何已经存在的形象我都不复制。这些勺子、碟子和罐子的形状sola humana arte（只来自人类的技艺）。所以mea ars（我的技艺）更像是对业已创造出的形式的某种perfectoria（完善）而非imitatoria（模仿），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更像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无限的艺术。‘一’便是这种艺术。”一切皆无模型：此即动物学，如文化、如语言。“无论名字还是形状，均不能复制已然存在的形象。”赋予它们名字的隐喻同样也属于创造了山脉、花朵、沉默和黑夜的艺术。面孔、语言、大海、“历史”、沉默、黑暗、教宗的双桅帆船、花朵、山脉、勺子等等，皆为猜想。
译注：
[1] 拉丁语：De deo abscondito。
[2] 托迪（Todi），意大利城镇名，在翁布里亚大区（Ombrie）。
[3] 安德里亚·布雷尼奥（Andrea Bregno，1418-1506），文艺复兴时期的伦巴底雕塑家和建筑师。
[4] 摩泽尔河（Moselle），莱茵河在德国境内的第二大支流，全长554公里。
[5] 冥河渡神（nautonier），指希腊神话中冥河的渡神卡戎（Charon），他在冥河上摆渡，亡灵们需付一枚小钱，他才把亡灵摆渡到彼岸。
[6] 阿拉贡人拉蒙·柳利（Raymond Lulle l’Aragonnais，约1232-1325），一译雷蒙·卢尔，加泰罗尼亚哲学家、诗人、神学家和作家。
[7] 立法委员会（nomothète）是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体时期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由501人、1001人或1501人组成，其职能是修订现行法律。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雅典从六万选民构成的民主政体转向了寡头政体。
[8] 《论“不异”》（De non aliud）是库萨晚年的作品，是他自发表《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以后对神的超越性与对神性的认识的一系列反思，被视为其最抽象的著作。
[9] 莱茵兰神秘主义（la mystique rhénane），从13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在教会之外就存在着一种既有正统思想又有异端思想的宗教运动，该运动主张宗教生活上的民主化和非教会组织化，追求使徒时期的那种众信徒平等友爱的虔敬崇拜方式，追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被置于人生的中心。其中较著名的就是13-15世纪之间流行于莱茵河流域的莱茵兰神秘主义思潮，该思潮重视理智甚于意志或虔敬实践，强调冥想和对上帝的理智直观。库萨是该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10] 普罗克洛（Proclus，412-485），一译普罗克洛斯，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集大成者，有《柏拉图的神学》（Théologie platonicienne）《神学要旨》（Éléments de théologie）等著作传世。柏罗丁（Plotin，205-270），一译普罗提诺，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其学说融汇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柏罗丁的思想对中世纪神学及哲学尤其对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影响。达马斯丘（Damaskios ，约460-约537），一译达马斯基奥斯，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传人，有《关于第一原理的问题和解决》（Questions et solutions sur les premiers Principes）《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的问题和解决》（Commentaire du Parménide de Platon）等著作传世。丢尼修（Denys），或指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enys l’Aréopagite），又译为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或阿勒约帕哥的狄约尼削，公元1世纪时的雅典刑事法庭法官，因使徒保罗讲道而成为基督徒，后被教会册封为雅典的主保圣人。
[11] 盘古大陆（Pangée），又称“超大陆”“泛大陆”，原文为希腊语“
Παγγαία”，由“
πᾶν”（全部）和“γαῖα”（陆地）二词组合而成，即“全陆地”，指古生代至中生代期间形成的一大片陆地。现今地球有七块大陆，更早的六亿五千万年前（相当于地质时代的震旦纪）曾形成过一次超大陆，这个大陆在一亿年后开始分裂。在泥盆纪时，由于大陆间彼此碰撞，约在二亿四千五百万年前地球上的陆地又连在一起，此时相当于地质时代的三叠纪，科学家称之为“盘古大陆”。该概念是由大陆漂移学说的创立者、德国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1880-1930）提出的。
[12] 伪赫尔墨斯（pseudo-Hermès），指《赫尔墨斯秘籍》（Corpus Hermeticum）的辑佚者“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据说此人是公元前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一位隐姓埋名的炼金术高士，公开的身份是埃及祭司。《赫耳墨斯秘籍》由若干对话残篇组成，涉及炼金术、占星术、地理学、数学、医学、诸神崇拜颂歌以及神秘哲学，成文时间大致在公元1-3世纪之间。
[13] 伪亚略巴古的丢尼修（pseudo-Denys l’Aréopagite），欧洲中世纪时曾流行数部神秘主义著作，署名亚略巴古的丢尼修。后经德国学者考证，发现这些著作均创作于公元6世纪，可能是出自一位叙利亚隐修士之手。故后世将这些著作的作者称为“伪亚略巴古的丢尼修”。
[14] 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397-1482），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数学家。他根据多年的计算结果，断定由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亚洲，该评估为哥伦布所知悉，从而为其航海大发现做了准备。
[15] 洛伦佐·瓦拉（Laurent Valla，1407-1457），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雄辩家和教育家，曾任教宗秘书。教宗尼各老五世（le pape Nicolas V，1397-1455），原名托马索·帕图切利（Tomaso Parentucelli），1447-1455年在位。
[16] 丽多岛（Lido），威尼斯的三座小岛之一，另两座是穆拉诺岛（Murano）和布拉诺岛（Burano）。
[17] 皇帝（l’empereur），指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八世（Jean VIII Paléologue，1390-1448），1421年成为东罗马帝国共治皇帝，1425-1448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普世牧首（le patriarche），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约瑟夫二世（Giuseppe II，1416-1439）。修道士贝萨里翁（le moine Bessarion），指巴西利乌斯·贝萨里翁（Basilius Bessarion，1403-1472），文艺复兴时期的拜占庭人文主义学者，1459-1472年曾任天主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历史学家西罗普洛斯（l’historien Syropoulos），当指西尔维斯特•西罗普洛斯（Sylvester Syropoulos，约1400-约1453），君士坦丁堡天主教会大主教。
[18] 《论心灵》（Idiota de mente）是库萨的一篇文论，创作于1450年，描述了一个卑微的制作木勺的匠人，其谦逊的外表下有着非常深刻的智慧。他用自己的手艺向一位哲学家和一位修辞家比喻了最高的实在：上帝和祂的创造活动、作为上帝形象的人类精神、数字的地位、显示思想内在丰富性的数学。库萨的这篇文论显然是在批评经院思想家的书本学习，因为真正的知识有时会在无知者、傻瓜和被知识分子或宗教权威所鄙视的人中间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