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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木朵:给予高度自觉的自我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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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3-14  

木朵:给予高度自觉的自我的预言




预想明年腾跃处
  ——郑谷

预知更入神
  ——黄庭坚

一切人的一言一行最后都归结到我。
  ——瓦尔特·惠特曼

可读性一旦瓦解,难辨之文字便蠢蠢欲动。
  ——埃德蒙·雅贝斯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自我的预言是一个正当而深沉的问题,远不是一语成谶所面临的随它去或瞻前顾后的局面(而且没有那么一种不祥之兆),尤其是作为一位诗人,处于生活无限的琐碎细节之中,同时又处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对自己的命运、才能做出预先的判断,在语言上做出一番提前安排,并把自我的命运和语言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我的预言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一位诗人应当通过他的作品理顺个人在人间可能面临的各种关系,知道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的位置,并通过不断强化自己创作中的才能,借助语言(这一能够穿透数千年光阴的载体)来塑造一个相对完善的自我形象,明了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朝向未来(有可能是有生之年以后)自己的作品以及在这些作品中所展现的民族语言的光彩、情感和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建议都将在一个肉身不复存在的未来世界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为身为一位诗人,他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利用民族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可能性、弹性、色泽、魔力来写就一首首诗,不必去过多探问诗能给他带来怎样的名利(诗人的名利双收于诗中,而且这需要持续地自我评估,追求诗以外的虚名与利益,都是反噬)。诗,在自我预言的进度中,始终应理解为一种身内之物,绝不被身外之物所诱惑和评估。诗中蕴含着自知之明的尺度,无需假手于市场上的秤砣。诗人是民族语言中的铮铮铁骨/忠肝义胆/侠骨柔肠,注定是语言的咽喉或骨骼或脏器,在语言的身体之中发挥自己的功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枉称为诗人。只要往前看一千年历代诗人是如何在诗国之中理解作为一位诗人的价值观,就知道当下自己应该奉行怎样的价值观。他担负的责任就是运用好现阶段已经掌握的语言,通过一个个完型的作品,促成当代人的心智和情感的融入,并通过这些自认为可信的作品向未来千年交付一系列语言的表达方案。自我评估的关键问题就是民族语言发展到了哪个阶段,诗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到了哪个程度,个人在语言命运起伏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不应混淆诗人在世俗生活中所面临的磨难与他在写作中时时刻刻遭遇的诗学困境。他的确要善于周旋于生活与诗的两岸。当然也可以将生活理解为洪流,诗理解为对岸,入水、上岸都是日常生活的常见现象,并不能完全地将一个人单方面寄放在一端。诗学困境的起因有可能和生活磨难有关,但本质上源自自己身为一位诗人的才能有限,功夫不到位。把写不好诗的原因归咎于日常生活的挤压所致,这是一个懒汉的判断。诗中事诗中求。如果你因为生活过得不顺利,压力重重,没办法写好诗或持续写下去,这并不是诗本身存在问题,而是你这个人存在问题。更别产生一种错误的判断,自己写不好诗或写不下去,是因为诗被生活检验过,露出了原形:诗不能排忧解难,无济于事。以为诗写得再好,都不能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基于这一判断(有那么一点后见之明),到了一定时候,你就为自己半途而废,不再精进于诗学而不觉得不安了,有一种两不相欠的解脱感。
  在诗可能带来的所有名利之中,最显著最可靠最触手可及的报酬在于诗本身。写诗得诗,正是种瓜得瓜这一古老法则的验证。诗就是一位诗人一辈子写作所能获得的最佳奖赏,也是他本人最有把控力的一个付出就有回报的生活实践。不能端正这个诗学观念,对诗是诗人最好的奖赏这一朴素的生命意识缺乏信心,那就谈不上成为一位高度自觉的诗人,就容易迷失方向,变成一个四处探听写诗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出息诸多内在问题的门外汉。诗人的高度自觉性体现在至少两个方面:其一,他深刻领悟到自己身为一位诗人所担负的改造民族语言的责任,并且对于语言高于一切这一判断从不心虚胆怯;其二,他要将个人命运与语言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结合起来,审察人的处境、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并兼顾天地万物等量齐观的生命意识,将所见所闻以诗化的语言一以概之。
  诗人把诗写好,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基本的操守,当然也是诗的正义。诗人不但要持续地创作诗篇,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领会什么是好诗的标准,时时刻刻用更严苛的尺度来要求自己在下一次创作中成为佼佼者。持续的创作必然导致两个方面觉悟的提高:其一,动态地去理解早期杰出诗人优秀作品所树立的审美标准,对这一人杰的衡量标准的理解有多么恳切、透彻,自身的写作水平也就能够激发到一个相适应的水准上;其二,对自身写作才能的洞察,自己能写什么,还有哪些未曾涉足的领域和技法,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找到一个又一个反思的契机,去评判自己的诗学观念是否已经僵化、保守和自满。
  在诗所带来或造就的进度中,身为诗人的自己能否通过写出更好的作品促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问题关系到为诗人者的良知与品格。诗,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民族语言的一种妥善的方式,自觉的诗人敢于承担起提升民族语言弹性和活力的责任,而不仅仅限于就事论事或就诗论诗。诗人的第一责任就是擦亮(审视)民族语言的眼睛,为这一历久弥新的语言添色增彩,并透过语言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面临的变化,来观察使用这种语言的同胞们所面临的时代命题、审美风尚和伦理困境。对语言自负起的莫名的责任感的确是诗人自觉性的第一试剂。
  诗,不是语言中的现成之物,也不应理解为一种拼凑组合的技巧,而是注入到民族语言中的养分、情感、光亮、温度、期许,假手于诗人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搅拌着民族语言大熔炉,锻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鲜篇章。所以说,诗有一种进出自如的本性,取之于语言,是为出,用之于语言,是为进。不妨说,杰作是语言千锤百炼的结晶,而此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共冶一炉的燃料。向杰作看齐,并非违背了众生平等的生存法则,而是要求每一位诗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早期杰作为典范、尺度,衡量自己创作的水平和进度,评估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状况之中。如果能意识到与八世纪的杰出诗人并存一时一世,有这样一种感觉,就美妙极了,这是激发诗人高度自觉性的一个秘诀。
  而另一个秘诀在于,自觉的诗人理当承揽一个使命:去为天地万物命名/正名。言不顺,则名不正。从周边事物做起,从未名状态入手。当一位诗人着手去干这个活时,他一定是心安理得,他悬着的心得到了落实,落实在一个稳固的家庭之内。之后,他可以不宅在家里,走出去,到周边看一看。严格地说,就在附近,他已经看到过一处建筑物,已经盘算了几日,他决定再去实地勘察一番,然后为之写一首诗。他能预感到这将是一首正名之诗,既能澄清他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认识,又能证明他具备了一种赋名的强力。这可能是极少有人去干的活,或能抵达的一个目的地。他决定抵达于此,以身示范,就像是为稳固的家园筑就一道山寨。简言之,对这一处建筑物的讴歌,其实就是对自家住所的类似肯定,早晚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情感和人文的认知空间的塑成,其中必然包括一种由此及彼的心智模型。这是第一次对武侯祠的书写,这将是一首元诗。他当然能够感觉到面对这样一个可写之物,有很多话要说。但现在,这是第一步。他得耐心一点,娓娓道来。
  尽管这是第一次为武侯写一首诗,但写这首诗时已不是第一次参观武侯祠了。他愿意停留在初次参观的流程上,有始有终地来描述他是如何对这处建筑物产生了一个宏观的认识的。他定然欣喜于自己对这个认识的发挥日后将有益于人们理解武侯的历史地位。他意识到自己划破了宁静的历史天空,以诗的大名,第一次归拢了武侯的关键线索,一锤定音般地叫出了武侯应拥有的而人们又应该如此这般追谥的名气。一出手,他就知道这关乎到武侯的名誉和语言的命运,尽管偏居一隅,独自徜徉,但在语言所捯饬的历史事件和人的历史观念中,一位诗人的价值表现得到了应验。他没想到这个活是由他干的,语言的活法是由他率先见证的,既庆幸又惋惜。于是,在这首诗里,他要重建一所武侯祠。从此千百年间屹立不倒,比纸寿千年的愿望还要恒久不变,这就是诗人的底气。一个人伫立在门可罗雀的武侯祠中,已然领受多方面的使命,并感受到了自己有完成这一任务的才能。
  他不是以与历史人物对话的形式开展这首诗的写作,而是讲话给未来的人们听(先把人们最想听的说出来,立下一个标杆)。当然,这里也没有丝毫责怪前人碌碌无为的想法。一所崭新的武侯祠在语言中的重建恰恰得益于沧海桑田的人世间时间和阅历的积累,确切地说,得益于格律诗在公元八世纪渐趋成熟的这一历史条件。语言的天时地利到了,诗人自然不会放过充当天使的这一人和契机。他意识上有一杆秤,要用乃诗作罢之后所形成的无尽的人类时间来贴补武侯祠自建立起至今的缄默无言的窘迫,自觉的诗人不服这口气,一定要在诗中扭转乾坤,令武侯之名大放异彩,语言之秤精准而可靠。
  与其说这首诗将给杰出的历史人物显著的历史地位(当然,诗能给什么人地位这个说法有一点自视清高,不妨说语言对等地呼应了斯人应有的历史地位,或者说人杰的历史地位以语言的形式再度呈现出来),不如说这是一次伟大的预言:未来使用这门语言的子孙将在这首诗中达成高度的共识,这首诗将是未来的人们认识武侯的不二法门,是不可避免也不可绕过的一个语言事件,语言与历史事件的共振效果下,人类普遍情感的一次结晶就此形成。所以说,诗人以无名的姿态迈入武侯祠,却因他将在诗中重现武侯祠的光荣和武侯的威名,而使自己一并赫赫有名。写与被写一并铭刻在随后的历史时空中。诗之名,乃人之名,诗人的天职就在于时时刻刻呵护着诗的名誉。与其说这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和重述,或利用一个历史事件以古讽今道明当事人当前的生命困顿与生存意识,不如说这是对诗的登堂入室般的逐步的拆解与展示。这的确是一个语言事件,是诗的革命性变化之中的一个令人无比欣慰的结果。这一趟趟没有白来。
  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已尘埃落定,但语言的轻重缓急,就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人之命运的告白来说,才刚刚开始。诗人不但要理解历史事件中人的奋斗史,而且要洞察到当前使用语言并为之奋斗的诗人该如何在语言的使用中展现出与历史人物高风亮节足以媲美的风度翩翩。现在,的确到了收获语言耕耘之硕果的时候。看起来这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或一代人的努力,但放眼天下,芸芸众生皆在注视着语言咬合历史事件的光辉时刻,是非成败皆在此一举。诗人有没有机缘过语言这一关,既取决于语言是否发展到一个足以称量历史事件的关键阶段,又跟使用语言的诗人能否出色地处理好人在语言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那个决意一写的诗人此时此地叠加出四种命运观念,这是他心中有数的取舍素材:其一,武侯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该给他怎么定位?其二,摆在眼前的武侯祠是怎样一个状况?人们从武侯祠中能获得什么?谈一谈一位游客对武侯祠的既视感和获得感。其三,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诗人想通过一首别致的新诗促成一个怎样的生存意识?借助一首诗的发挥,诗人能够达成一个怎样的环顾自我命运的效果?其四,武侯(立功者)和诗人(立言者)如何为前前后后使用这门语言的人传递出明确的口信:个人如何才能做到永垂不朽?
  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很快就分出一个先后来。现在,请随我来。我要担任你们的导游。顺着我的目光,来了解武侯祠的局部特征。同时,我会把我的观感扼要地传递给你们。首先要解决的疑惑是:它在哪儿?它为什么在这里?除此之外,它还能在哪里?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是带着一个问题闻讯赶来,并且以提问的方式切入正题,开启一次实践与观念合二为一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做导游,第一次直面武侯(祠)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我乐意从它在哪里这一种地缘概念上启动我的情感和技法。这样做显得很亲切,也是一个交代,阐明了我与武侯祠结缘的一个端点。何处寻?这是对武侯祠坐落位置的一次明知故问。但随着这一问题摆明于诗句之中,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解题人,日后都会明显意识到可寻之处将不限于一个确切的地理空间之上,它会更便利地出现于诗中。诗将承载这样一个去处,可以说是重建,也可以说是保存和延续。没有比诗更稳妥的去处,在诗中,我将陆续撞见一个个声称去过蜀地武侯祠的游客,他们仍然需要在诗中来沉淀一下他们的游历。我在诗中等待你们。我的确是在争取千里之外的使用这门语言的同胞和我一起来理解这样一个所在。你们不一定要身临其境,但顺着我的指引,一样地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两所武侯祠并存着,这样一个念想,激励着孤独的诗人认真写好一首诗。他不应在诗中辜负这样一个机会:武侯祠一旦被诗所环顾,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和文化景观,还是经语言所咀嚼过的人世情感的一个组织结构。简言之,武侯祠本身就是一首诗,武侯也是一首诗。帮助历代游客建立起这样一种共识的正是奋笔疾书的那位早期杰出诗人。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里的确有一份舍我其谁的孤傲,但更多的是一位强力诗人对于语言的信念。通过诗绵延存续的那份与历史人物接洽的真挚情感,分毫未损。诗人已经预估到了诗有增无损的这股力量,也意识到了日后人们要对武侯进行历史价值的归纳,都再也绕不开这首诗。这首诗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感受的基础和文化心理基因。武侯不仅在武侯祠中不断地复活(并得到纪念),而且在诗中一遍遍吟诵的气氛中展现出羽扇纶巾的昔日风采。
  诗人给历史(人物)一个交代的同时,也在向未来交代自己。如果我能给一个历史人物相当准确的评价,这种评价的能力应当也可以转化为自省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看穿,将自己的评判能力转化为一种自我预言的能力,从而把自己扔进历史长河之中,起起伏伏,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未来的人们将看见矗立在历史人物前面的那个诗人的身姿。诗人得以保存自己形象永不磨灭就在于他拥有使用语言去表露真挚情感的能力。说出人们想说的一切,这就是诗人的本事。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更想呈现的本事在于他要说出他本人想说的一切,不仅仅是做一个代言人。在丰富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面前,可说性或可写性一定有一个宝贵的契机转化为创作的实践,并最终呈现出与事物本貌足以对称的样态,语言上的功夫对得起事物或历史人物的本色。但是,去做这项言说工作的诗人很可能并不具备丰功伟绩,这就会让一般人感到纳闷:一个没有做出杰出贡献的非-立功者如何能在立言方面达到同等的高度?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诗人的匮乏或短板。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没有什么功劳簿,一种强烈的健康的荣誉感激发了他,他放手一搏,在语言和诗意这一关键层面要做出杰出的贡献,这样一种强烈的自觉性行云流水一般展现出来,无数历史人物既是能够体验到的,也是需要去感谢的(并互致问候)。所以,最终来看,站在历史人物身边的立言者是一个巨人,丝毫不逊色于立功者。人们最终也能体会到诗人在把话说到哪一个分量上和怎么去说这两个方面确实做到了出神入化,蔚为壮观。
  简单来说,大浪淘沙的历史画卷既要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也需要最好的诗人表露心迹,记述情感,发挥想象,诗人的高度自觉性就在于他在从不懈怠的创作生涯中向最好的诗人看齐。一旦他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一位好的诗人,他的自觉性就会像生物钟一样随时纠正他在迷惘时的任何一次偏离。自觉性的确在两个方面对一位创作中的诗人施加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他要求自己出类拔萃,技艺高超,从善如流,成为一等一的诗人,此为求其好;另一方面就是求其行,他在语言和语言的对等物之间所做的联系、撮合、杂糅、交接工作既丰富了语言体系,也是人类文明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形式,然后他深深意识到语言工作者和诗意发现者的的确确能给使用这门语言的亿万同胞带来福音。就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在同操一门语言的同胞心目中是自己人一样,最终,最伟大的诗人在人们内心深处会像一个温婉亲切的家人,二者并存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使用这门语言的人的普遍理性与情感。
  ​做一个好诗人的自觉性意识会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地强化,稍有损耗,也会因写出合情合理的满意作品得以增补。一旦他有过一次明确的受益于自觉性的体验,这种体验就将是永恒的感觉,也是永恒信念的确认。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场合,诗无声无响,不伸张自己的权益,看起来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在生命的紧急关头或情绪的关键时刻,如果一个人(不仅仅是指诗人)能够借助一首诗,感觉到语言的美好和生命的璀璨,他就能体谅不事稼穑的诗人纵情于诗学的责任田那份恋恋不舍的自觉性是多么来之不易。只要得到过诗的一次好处,人类就再也不会妄言诗无济于事。满眼势利的人怎么能看得到语言世界的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在最好的诗篇或状态最好的诗人那里,自觉性哪怕稍有一点闪失,就功亏一篑。所以说,自觉性既不是一个臆想之物,也不是可有可无,一旦确立了诗人与语言的关系这一前提,诗人的高度自觉性就不仅是创作生涯中要采取的手段,而且是诗人奋斗的目标之一(既是你已经得到之物,又是你将要定夺之物)。简言之,高度自觉性不是想有就有,也不是只在一位诗人意志饱满的时刻才出现,而是一种恒心恒在状态,时时刻刻保有,随时随地自励,方不使之有任何闪失。
  如果一位诗人问自己怎么能成为和杜甫一样出色的诗人,一个民族一千年才有这么一个指标,谈何容易呀?那么,成为一位好诗人的自觉性会不会到头来是一种致幻剂、空欢喜?这样的疑问,在每个时期诗人脑海里都会产生。但只要你想一想,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午后,当杜甫独自漫步武侯祠中,他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能成为和武侯一样名垂千古的人吗?你瞬间就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不只是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么简单,它深刻地诠释了一个活着的人在自己的能力范畴内竭尽所能的奉献的精神和意义。一位顶好的诗人况且有高度的自觉性,那么,水平稍欠的诗人应该怎么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为了削弱在谈论自觉性这个话题时可能涉及的(高山仰止、不可企及的)谦卑心理,我们要强调一位诗人最基本的自觉性的属性所在,那就是人之为人的条件和目的的双重探索: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能做一个怎样的诗人?在这一方面酝酿的自觉性肯定是有益的,虽不能保证达至超凡入圣的至高境界,但这必然是一位诗人踏入第一层级之后而向更高层级跨步的必然举措,除非他从第一层级知难而退,未曾抬眼望见苍穹之上群星灿烂的一幕。
  而高度自觉这样一个说法,肯定包含着一种荣誉。这就是一位在创作活动中浸润多年的诗人应当本能而明智地向历史上最好的诗人靠拢,阅读他们的作品,诠释他们的诗学思想,并把他们理解为自己的同时代人,绷紧一口气,力争上游,促成自己有那么一个贤者时刻,与人杰并肩而行或坐而论道。如果一个孤愤中的诗人缺乏持续的创作动力,没有生生不息的自觉性源泉支撑,他很可能陷入到一种价值虚无的窘境之中,满腹牢骚,抱怨连连,心气卑下。看起来,高度自觉性是从一种孤绝虚无的气氛中袅袅升起的可见之物,尤其是,它不由别人拱手相让或耐心指认,而完全靠一个当事人调动自身素质去体认。
  试想,当杜甫来到空无二人的武侯祠时,是什么力量激发他从中搜罗出一首高亢的赞歌?很可能,当时祠堂内的人文环境糟透了,景象凋敝,没什么看头。更何况诗人当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要面对偌大的历史讯息(他预感到在这里可以写很多首诗,但首先要写出至关重要的第一首诗),这将是一次强力的对抗。唯以高度的自觉性为保障,他才能从形形色色虚虚实实的气氛中找到立足之本。语言那强健的力量由内而外散发出奇妙的光亮,他体验到周边无所不在的诗绪,置身于诗的气场之中,他可以平起平坐地与武侯进行跨时空对话了。武侯既在又不在,但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一个崭新的识时务者来到了。虽不能听到武侯自谦蓬荜生辉,但今日之来客的确将为时间所验证,他的出现确实为武侯祠的荣誉做了关键的背书:他在语言层面和可转述的形式上复活了武侯祠,并使纸质武侯祠屹立不倒,绵延万载。绝大多数使用这门语言的同胞无法亲临地理上的武侯祠,但纸上的武侯祠就在一首七言诗的方寸之中巍峨耸立。作为见证人,他不能不由衷地感佩诗带来的转机,有鉴于此,他才有十足的信心与武侯精神世界连为一体。
  于是,了解他的人或后代研究他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不光是在写武侯这个人。就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和期望而言,他也在为自己呐喊。他与武侯融为一体了。这个现象始发于他置身于地理意义上的武侯祠之中,恒存于他抽身而去之后在语言中重建的精神宗庙。人类情感的普适性、可传递性以及与语言的相融性得到了验证。同时,他也发出了一个忠告:仅仅是去祭拜武侯祠这样一个替代之物或障目之物是不够的,应当越过武侯祠这一道屏障去抵达武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跳动的强健心灵。现在,当诗人在他的草堂一气呵成写下关于武侯的第一首诗时,他心目中的武侯祠已经落地了(没有被语言所理解的武侯祠不是真正的武侯祠)。他觉得自己对得起武侯祠了,也有能力继续讲好武侯的故事。他还可以写更多的关于武侯的诗,但预计它们都是以这首诗为原点画出的同心圆。不经意间,他的脑海里可能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他留在蜀地的这所草堂几百年后能否像武侯祠一样迎来一个关键的看客?那个历经坎坷的来访者将用另一首诗来扩展此时此地营造的精神能量。他意识到武侯是幸运的,他本人也是幸运的,立功与立言和谐并存,这是光照千古的刹那间。

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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