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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商伟:《登金陵凤凰台》: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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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登金陵凤凰台》:李白与崔颢的竞技




  首先来读一下李白(701—762)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1]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2]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3]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725至726年。747年之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748年前后。
  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座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
  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了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中篇,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顗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采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闻之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4]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南宋的一位文人林希逸甚至说:“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诗也。”[5]他强调的是,凤凰台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李白的题诗,而不是相反。这句话当然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借用清人赵翼(1727—1814)评论崔颢《黄鹤楼》的话来说,正是“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6]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里讨论的题目上,那就是“题写名胜”。至少可以说,名胜因为诗歌题写而成其为名胜。诗歌参与创造了名胜,也包括名胜周围地点和建筑的命名,后面还会读到其他的例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白也因为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诗,而在这一名胜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这样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占领了金陵的凤凰台,获得了对它的永久性的拥有权。后来的诗人写到凤凰台,都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李白的这篇诗作,并向他致敬。
  回过头来看这首诗,也不难发现它所关注的核心,正在于名与物,或名与实的关系。体现在诗人的视觉观照当中,就变成了见与不见、有与空、今与昔之间的一系列对照。这里有凤凰台,但凤凰早就消失在诗人的视野之外,变成了一段历史传说。所以,名与实不能共存,二者失去了统一性。在这首诗里,浮云蔽日,三山半落;花草掩埋了幽径,从前的衣冠人物早已变成了土丘。遮蔽掩盖,还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名实不符——这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两个母题。李白在“花草”前面加上了“吴宫”,把自然现象定义为历史现象;它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专属于那个朝代。但是在这里,历史与自然发生了奇异的对换,名实之间也无法达成一致:正像晋代的衣冠变成了今人眼中的古丘,变成了自然景物的一部分,这里的花草也早已看不出三国时期吴国宫廷的繁华风流,被它掩埋的宫廷花园,甚至连路径都无从辨认了,名存而实亡。
  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凤凰台自身。所谓“凤去台空江自流”,“台”固然还在那里,但却“空”有其名。“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凤凰台上凤凰游”,原是一次性的久远事件,无法重复,也不可逆转。称之为凤凰台,就跟“吴宫花草”一样,只是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与人世的代谢。在这里,命名既是对过去事件的一次纪念,也是对当下阙失的一个补偿。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无论是朝代的陵替,还是自然界的变迁,都熟视无睹,似不关心。“凤去台空江自流”的这个“自”字,点出了江水的无动于衷或浑然不觉。它向来如此,也终将如此。凤凰来也好,去也罢,都与它无关。
  提起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崔颢的《黄鹤楼》,并且把它们对照起来读。李白凭着一篇《登金陵凤凰台》占据了凤凰台这一处名胜,或者说,创造了这一处名胜。但是同崔颢题写黄鹤楼相比,李白却是后来者、迟到者。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是对《黄鹤楼》的模仿,以下就是《黄鹤楼》诗后世通行的一个版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7]


  崔颢(约704—754)的这首诗大致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及第前后,一说作于晚年,但因为收录在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中,其早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自是毋庸置辩的。[8]坐落在今天武昌长江岸边的黄鹤楼,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名的,历来众说纷纭。据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的《州郡志下·郢州》记载:“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9]南朝宋鲍照曾作《登黄鹄矶》,但并没有提到黄鹤。南宋张栻(1133—1180)曾撰《黄鹤楼说》,认为黄鹤楼因黄鹄矶而得名,“鹄”字转音为“鹤”,故此后世称黄鹤楼。[10]另一说以唐人阎伯瑾于765年所写的《黄鹤楼记》为代表,文中援引《图经》曰:“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11]但崔颢诗中明言“黄鹤一去不复返”,与费祎驾黄鹤返憩此楼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相似,崔颢的这首《黄鹤楼》也正是在名与实、见与不见之间展开的,尤其是开头的两联凸显了当下“此地空余黄鹤楼”和“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的状态。一个“空”字重复使用了两次,后一次写昔人乘黄鹤而去,唯见白云留下一片空白,仿佛千载不变,绵延至今;头一次写黄鹤楼一旦失去了黄鹤,便徒有其名。这两个“空”字,都暗示着阙失,目中所见,唯有黄鹤楼被黄鹤遗留在身后,永远见证它的离去和缺席。而眼前的白云跨越时空,绵延今古,也反衬出名与物、当下与过去之间难以克服的距离。
  这一模式到《黄鹤楼》的尾联获得了新的演绎,并且被赋予了浓郁的乡愁:“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一次阙失的是乡关:乡关已不复可见,自己在烟波浩渺的江上,茫无目的地漫游漂泊,何日才能返回故土呢?返乡归家的遥远向往与欲归而不能的内心迷茫,在这里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与昔人乘鹤的无牵无挂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仙人与黄鹤,飘飘何所似?他们就像白云那样,悠然而去,何等洒脱!他们不知所终,无复依傍,亦无身名之累——无论什么称谓,他们都不在乎,拿他们的名字去命名楼台亭阁,就更与他们无关了。因此,一方面是驾鹤升仙而去,另一方面是滞留徘徊思归,标志着人生的两个相反的去向。而借助日暮烟波中的回望,我们也仿佛可以从前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联中,窥见诗人无所依托的孤独身影了。
  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又不难发现,这“日暮乡关”一联实际上正是从“黄鹤一去不复返”一句引出来的。对“昔人”与“黄鹤”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乡关”的概念,因此离去后便不再回返。但就此时此地的诗人而言,离去之后,自然提出了一个何时复返的问题,而复返的归宿正是“乡关”。在这里,诗歌中“见”与“不见”的母题再度出现。只是这一次,乡关替代了黄鹤,在日暮时分的“烟波江上”已不复可见了。
  《黄鹤楼》一诗的尾联将当下定格在“烟波江上”的“日暮”瞬间,也大有深意。“日暮”时分正是“鸡栖于埘”“羊牛下来”的“日之夕矣”,《诗经》中的《君子于役》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的思归之叹。[12]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日暮”与“乡关”是相互关联的意象。而它们同时出现在这首登楼诗的结尾,又恰好上承了王粲(177—217)《登楼赋》以来登楼望乡的故土之思的脉络:一方面凭栏远眺,旧乡阻绝,“凭轩槛而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烟波浩渺,却形单影只,托身无所,“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进“登楼”的场景,不仅改变了《黄鹤楼》的趣旨,而且将全诗的主题升华为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13]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象喻改写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诗的第二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引入人世变迁与朝代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对崔颢的《黄鹤楼》所做的这些改变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却又都是替换性的,也就是在一个现成的模板中,对其中的一些意象做了延伸性的替代——“白云”变成了“浮云”, “长安”替代了“乡关”,更不用说在“黄鹤”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凤凰”。同样不难看到的是,李白也在有意回应了《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他像崔颢那样,在名实、有无,以及见与不见之间,大做文章。而从“黄鹤”到“凤凰”,名称虽然变了,诗歌语言的基本模式却仍在重复,就连《黄鹤楼》的韵脚也保留不变。这是一个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文本上的联系。本来,崔颢选择了“侯”韵,是为了照应标题上的“楼”字,当时的“登楼”诗都往往如此。可李白写的是凤凰台,与任何一座楼都无关,却偏要勉强牵合《黄鹤楼》的韵脚,岂非多此一举?但这恰好是李白的用意所在。
  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又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又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它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
  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联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儿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工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关于李白的这首《登金陵凤凰台》,还有一些传闻,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的记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14]

  李白明知黄鹤楼上已经署上了崔颢的大名,在此攻城拔寨,已近于徒劳,于是就换了一处战场,到金陵凤凰台上接着上演这场竞争的游戏。《苕溪渔隐丛话》约作于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李、崔竞争说,自此大炽,被反复援引转述。而类似的传闻,也可以在普济(1179—1253)的《五灯会元》和王象之(1163—1230)的《舆地纪胜》中读到不同的翻版和衍生叙述。[15]不过,胡仔并没有忘记交代,此说最早的出处是北宋李畋的《该闻录》。该书已亡佚,据今人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大致成书于庆历七年(1047),而从《类说》和《古今事文类聚》等书中辑出的四十余条来看,它的特点是:“杂记唐宋以来朝野轶闻趣事,多有因果报应之事。”[16]
  《该闻录》的上述记载究竟是凭空捏造,还是事出有据,从现存的史料中很难得出明确的判断。就效果而言,这个故事并没有改变我们对诗歌作品的基本理解。而它本身,在我看来,倒很可能是出自对《登金陵凤凰台》的解释,因为归根结底,李白与崔颢的这一场竞争,毕竟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在了《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的互文关系之中。但《该闻录》采用了传闻和叙述的形式。它从诗里读出了故事,变成了对李白写作缘起的一个说明。
  实际上,有关唐诗写作的“本事”传说,都往往如此未必实有其事,但又不失为解读诗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传统的传记阅读方式。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正在于体现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因此,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甚至还相当可信。但这些“本事”叙述的兴趣在传记和故事,不在诗歌,或者只是在读诗的名义下读传记、读故事,甚至索性把诗读成了传记故事。若信以为真,或奉为读诗的不二法门,都将远离诗歌的精神趣旨。然而,无论此类“本事”叙述是否可靠,有一点无可否认:对于后世的诗人来说,李白黄鹤楼搁笔的确成了文坛的一段逸事佳话,也变成了他们题写黄鹤楼的起因和动机之一。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将属于逸事传闻的“本事”叙述,视为诗歌写作与批评话语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并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解读和分析,而不是把它当作事实陈述来读,或用它来“复原”历史真相。
  其次,李白也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去跟崔颢竞争。他与崔颢年龄相仿,诗风又颇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崔颢不仅早在723年就进士及第,而且在诗坛上也年少成名,久享盛誉。《河岳英灵集》可以为证。它的编者殷璠务求将本朝才俊的杰作汇成一编,所收作品大致作于714年至753年。其中选录了崔颢的十一首诗,包括《黄鹤楼》。殷璠在评语中,说崔颢的一些作品“可与鲍照、江淹并驱”。这句话被《唐诗纪事》所征引,但变成了“鲍照、江淹须有惭色”,下语不可谓不重。[18]今天的读者或许不觉得这一评价有什么了不起,在当今学者写的文学史中,鲍照(约414—466)虽然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还算出色,可哪能跟李白相比,而江淹(444—505),岂不更是等而下之了吗?但这并不是盛唐人的看法。
  杜甫赞美李白,就把他比作庾信(513—581)和鲍照:“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19]可我们知道,他当时对李白可以说是顶礼膜拜了,所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20]李白的自我期许又如何呢?实际上,他经常提到的也正是谢朓(464—499)这样的南朝诗人:“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21]杜甫更是坦言自己“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对谢灵运(385—433)和谢朓都烂熟于心,在阴铿与何逊(?—约518)的作品上也下过一番功夫。[22]从这样的陈述中,我们读不出丝毫自谦或自贬的意思来。
  那么,殷璠又是怎样评价李白的呢?他选了李白的十三首诗作,比崔颢还多两首,如果数量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应该说评价不低。当然,入选篇目并非唯一的标准,殷璠也只选录了陶翰的十一首诗,但评价之高,几乎无以复加。他评李白的作品是“率皆纵逸”,与他“志不拘检”和特立独行相一致。又说他的《蜀道难》等篇“可谓之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23]一个“奇”字,可褒可贬,这里听上去自然还是褒义的,但接下来一个“然”字,语气一转,做了补充或限定。李白不拘成规的诗风,在他眼里,似乎仍不免有些另类。但殷璠对崔颢的态度就不同了,把他这样一位过世不久的当代诗人,与诗歌史上的人物等量齐观,也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在整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与崔颢类似评价的盛唐诗人,不过寥寥几位,如常建(708—765)、王湾(693—751)和陶翰。王维(701—761)更是当下诗坛的盟主,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无可撼动。稍后不久,独孤及(725—777)就开始把崔颢与王维相提并论了。在他看来,俨然正是他们二人,在初唐的沈佺期(约656—714)和宋之问(约656—712)之后,共同支撑起了一个盛唐诗坛,而曾任左补阙的皇甫冉(?—约769)不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佼佼者之一,得以厕身其列而略无愧色:

  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24]

  可见从盛唐到中唐,崔颢的地位不仅居高不下,还似乎有了持续上升的势头。此后刘禹锡(772—842)写道:

  [按: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25]

  刘禹锡为卢象集题记,对他的诗歌地位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表彰的方式,正是让他加入王维、崔颢的行列。
  殷璠、独孤及和刘禹锡心目中的盛唐诗坛的格局,与我们今天站在所谓历史“高度”对其所做的描述判断,真可谓大相径庭。卢象就姑且不论了,王维、崔颢这一对组合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更离谱的,恐怕还要算芮挺章编纂的《国秀集》了。其中选诗最多的盛唐诗人竟然是一位名叫卢僎的吏部员外郎——一共收了他十三首,而他现存的诗作加在一起不过十四篇。要不是因为《国秀集》,这位吏部员外郎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也几乎不会有什么诗作传世。
  作为批评家,我们完全可以对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行使分析和评判的权力,而无须顾及当时的术语和标准。但文学史家则不然,因为文学史的使命,并不在于根据当今的“后见之明”,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评判,甚至于盖棺而论定;更不能采取粗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拜物教的立场,迷信所谓“历史淘汰”的绝对公正性与客观性,以致认为失传的作品注定就不值得流传后世。
  文学史家首先应该尽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对他们的评价标准、批评话语与写作实践,获得一种“同情理解”,也就是尽可能设身处地去了解当时人的某些看法及其成因,了解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包括了解现存作品的来历、流传、变异和编选情况,及其在当时的阅读与理解。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深知自己的局限所在。
  这首先是因为所谓盛唐的当代视野是处在发展和变动当中的,并不稳定,也缺乏确定性,而且因人而异,未必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只要参照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学经验,就不难体会)。其次是因为关于盛唐诗歌的历史知识早已经过了历代的过滤、筛选与重新组合,并曾服务于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其他目的。无论如何,那些传世的篇目不过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而已,它们的“代表性”,无论从作者自身来说,还是就整个时代而言,都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免打上了各种不同选集、类书和文学话语的烙印。可是,我们今天舍此则别无他途,只能透过这些经过了世世代代的选择和重组的材料,去勾勒当时诗坛的一个侧影而已。
  尽管对盛唐的“当代文学”视野,我们仍缺乏足够的了解,有些现象还一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李白与崔颢去竞争,绝不是什么无可理喻的奇思异想,更不是屈尊俯就,降格以求。恰恰相反,他在挑战当时诗坛上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而《黄鹤楼》又正是崔颢为人公认的代表作——它被收进了唐、五代的四种唐诗选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为崔颢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堪称诗歌史上的一个奇迹。李白的《蜀道难》在当时也颇受欢迎,但还是没法儿跟《黄鹤楼》比。他的《登金陵凤凰台》更是不见于任何一种现存的唐人当代诗选。
  其三,李白显然久闻崔颢盛名,甚至可能跟崔颢也有过交往。我们知道,收诗截止于天宝三载(744)的《国秀集》署崔颢官衔为太仆寺丞。新旧《唐书》又载他于天宝中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可知崔颢入京为官的时间当在开元末年或天宝初年,绝不迟于744年。[26]而李白于742年应召进京,两年后返山。这两年期间,他很可能与崔颢同在长安,不乏相见和结识的机会,至少他早就知道崔颢其人其诗。
  从交游的圈子来看,崔颢与高适、王昌龄和孟浩然都分别有过交往,而这三位诗人跟李白也先后有过诗歌赠答与唱和,往还之际,难免会提到崔颢和他的作品。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作于747年,距离他告别长安不过三年左右。不难想见,崔颢的盛名,当时仍如雷贯耳。不过,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时间并没有化解李白的心结。在他此后的作品中,还不时可以听到《黄鹤楼》的变奏与回响。围绕着这首诗所发生的故事,也远远没有结束。

本文原发台湾《政大中文学報》第29期, 第5—62页,2017年12月,后收录于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1年。


注释:
[1]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卷18,页2618。
[2]关于这首诗的系年,见[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册,卷18,页2619。
[3][汉]陆贾:《新语·慎微》,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32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页14。
[4][梁]沈约:《宋书·符瑞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28,页795。
[5][宋]林希逸:《秋日凤凰台即事》,收于[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7,页627。
[6][清]赵翼:《题黄鹤楼十六韵》,收于[清]赵翼:《瓯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417。
[7][清]金圣叹选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收于[清]金圣叹著,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61—63。
[8]傅璇琮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203。
[9][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州郡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5,页276。
[10][宋]张栻:《黄鹤楼说》,收于[宋]张栻:《南轩集》,收于[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卷18,页573。
[11][唐]阎伯瑾:《黄鹤楼记》,收于[明]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卷9,页59。
[12][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收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31。
[13][汉]王粲:《登楼赋》.收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11,页162—163。
[14][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前集卷5,页30。
[15][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118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66,页ll。
[16]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80。
[17]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arold Bloom,. 4 Map of Misrea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8]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61。
[19][唐]杜甫:《春日忆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1,页52、45。
[20][唐]杜甫:《春日忆李白》,同前,页52。
[21][唐]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收于[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3册,卷6,页892;第5册,卷15,页2212。
[22][唐]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收于[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页1511。
[23]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页120—121。
[24][唐]独孤及:《毗陵集·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收于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第661册,卷13,页6。
[25][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19,页233—234。
[26]关于崔颢的生平,详见傅璇琮:《崔颢考》,收于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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