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寓言的身体何去？变形的身体，纯粹的表象之链的身体，永恒而无性的形式之流动的身体，被神话学，或京剧和东方戏曲，以及舞蹈所激活的仪式的身体：非个人的身体，二元的、流动的身体——无欲望的身体，却拥有全部的变形能力——从自身镜像中释放的身体，却沉湎于所有的诱惑？还有什么样的诱惑，比转变物种，把自己形变为动物、植物、矿物甚或非生命，更加地暴力？这一运动使我们背叛自身的物种，并把我们暴露在其他一切物种的眩晕之中。这是情色诱惑的模式，情色的诱惑同样追求他者之性的奇异，追求被纳入他者之性的可能，就像被纳入一个不同的动物或植物品种。
变形的力量是一切诱惑的根源，包括替代物的最变化多端的形式：面孔，角色和面具。凭借变形，我们隐藏了每一种诱惑；凭借仪式，我们隐藏了每一次变形。这是表象的规律，而身体是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对象。
变形的身体既不知道隐喻，也不知道意义的运作。意义并不从一种形式滑向另一种形式，它是直接从一者滑向另一者的形式，就像舞蹈的运动或神谕的启示。不是心理学的身体，不是性的身体，而是从一切主体性当中释放出来的身体，是纯粹对象的身体，纯粹运动的身体，纯粹姿态透明化的身体，它恢复了动物的兽性。
诚然，为获得这种寓言的能力，它必须宣布放弃欲望、性和诱惑。但这是它得以不死的方式。因为从一个物种跨入另一个物种，从一种形式跨入另一种形式，是消逝的方式，而非死亡的方式。消逝就是把自己弥散于表象之中。死亡并无裨益；一个人须知道如何消逝。生命并无裨益；一个人须学会引诱。
变形的身体不知象征的秩序，它只知眩晕的连续，于此，主体在仪式的序列中迷失了自己。引诱亦不知任何象征的秩序。唯当从一者到另一者的形式之易变终止，象征秩序才开始显现，意义才依照律法而被隐喻。
寓言、眩晕和变形的伟大游戏一经发生，性和欲望一旦显现，那么，唯有身体成为了隐喻，成为了性爱现实的隐喻场景，连同其欲望和压抑的行列。
这里已有一种不凡的堕落：身体不是由多元的初始形式和冷酷、易变之表象构成的奢华戏剧，不是充斥着物种、性之魅影和死亡之多重方式的场域；如今的身体不过是诸样式之一的独特展示：性差异和独一脚本的场景，无意识的性幻影。它不再是刻写梦想和神性的寓言表面，如今，它只是主体之幻想和隐喻的舞台。仪式的身体无法对真理诉说，它是隐喻的、性爱的和无意识的。（精神分析的局限就在于此：它不曾留心寓言，却依然宣称自己引述寓言，对这种变形、眩晕和欲望之空虚的存在，它始终无法道说。）
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游戏，交换，而无需穿越主体的心理想象。在那里，世界便是世界；语言只是其可能之形式的一种。想象，我们的想象，不过是形式与表象的冷酷声望的心理剩余。想象是妖魔幻觉和变形支配的被缩减的形式。
心理学的身体，被压抑的身体，神经质的身体，幻想的空间，他者性的镜像，同一性的镜像，为自身的图像和欲望所捕获的主体之场域：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异教的和神话的，而是基督教的和隐喻的——欲望的身体，而非寓言的身体。我们已使它经历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沉积。今天，我们解释我们身体——而非源于舞蹈、决斗和恒星的占卜——的方式，我们在我们未被认识的现实之拟像（simulacrum）中，正如在冲动、欲望和幻想的个体化空间中，重估身体的方式，已使身体成为了一种引诱形式的唯物主义沉积，其内部承载了一种否定世界的巨大力量，一种幻觉和变形的超世俗的力量……
在变形的身体和隐喻的身体之后，是转移的身体。
隐喻依旧是放逐的形象，是和身体相关的灵魂之在场，是和对象相关的欲望，是和语言相关的意义。但在放逐中，一个人总可以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一段哀悼的、戏剧的、批判的、审美的距离——自我世界的孤儿式的宁静，这才是域（territory）的理想形象。解域化不再是放逐，不再是隐喻的形象，它是转移的形象，是对意义和域的剥夺，是源自回路（circuit）[1]之骚动的、对身体的额叶切除手术。被电刑的、切除额叶的灵魂已然成为了一个大脑的回路。进而，我们博学的神经专家很有可能把灵魂定位在大脑上，正如他们定位语言功能和直立姿势一样。那么，它会在左半脑还是右半脑上找到？
对存在的宗教、形而上学或哲学的定义，已经让位于一种基因编码（DNA）和大脑组织（信息编码和数十亿的神经元）的功能定义。我们处在一个不再有灵魂，不再有身体隐喻的系统当中——无意识的寓言本身已经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共鸣。没有什么叙事可以隐喻我们的在场；没有什么超越性可以决定我们的定义；在分子的连接和神经的回路中, 我们的存在耗尽了自己。
这已被确立。于是，不再有个体，只有潜在的变异。从生物、基因和控制论的视角上看，我们都是变异体。对如今的变异体而言，不再有末日审判，不再有身体的重生，因为一个人重生的会是什么样的身体？它会改变公式和染色体，它会根据其他的动力和精神变量而被程式化，它将不再要求自我的图像。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残疾打开了预感的变量领域，一个针对身体、感觉、大脑的客观实验，尤其是它与计算机的关系；计算机是一种新的、生产的、非物质的力量，而残疾是对未来工作条件的预感，就在一个改变了的、非人的和反常的宇宙之中。我们必须观察玩球类游戏的盲人——为他们特意创造的门球（torball）——其中，他们展示了科幻般的举动，通过耳朵和动物反射来相互适应，而不久之后，这会是处于盲目的触觉感知和反射适应之进程当中的人的情形，他们在系统中演化，就像在大脑内部或盒子的回路中一样。这是盲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残疾人；变异的形象，因为残缺而比我们其他人更接近交流，更接近这种心灵感应的、电子交流的世界：太人性的人，因我们残疾的缺欠而获得了工作的便利形式。
因为环境，残疾人成为了动力和感知领域的潜在专家。社会越来越多地使自己迎合残疾人，迎合他们在功能上的先进，这并非偶然：他们会成为完美的工具，恰恰因为他们的残疾。在变异和去人性化的道路上，他们遥遥地领先于我们。
在身体的这种控制论的突变中，激情已经消失。确切地说，它们被物质化了。“焦虑分子”已被发现！弗朗西斯·雅各布（Francois Jacob）写道，快感的中心已被确定，就在大脑或脊髓的某处。[2]一个奇迹：它和不满的中心放在了一起。而雅各布接着说“这会让弗洛伊德高兴”（因为弗洛伊德坚持快感和不满的矛盾性，而解剖学的并置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个命题）。怎样不可思议的天真！我们要如何定位受虐狂，是在快感还是在不满当中？此外，在弗洛伊德逻辑的限度内：既然快感和不满在精神上的亲和是完全的，那么，它们为何不在一个单独的点上被并置起来，相互交换？
这些科学的笑话已经够了。今天，诱惑，激情，这种将人从一切定位化，从一切客观定义中解脱出来的力量，发生了什么？这种致死性，这种对逃避之渴望，或替代之策略的高妙反讽，发生了什么？
它成为了无意识，成为了精神分析的被压抑者吗？如果它今天依旧存在，那么，它只能萦绕于客观现实，萦绕于真相本身，作为它的倒错，它的失真，它的畸形，它的意外。反讽，如果存在，只能渐变为事物；只能在行为准则的反抗，在程序的失败，在隐密的功能紊乱，在意义视域的沉寂，在潜在游戏的法则，在秘密中，寻得庇护。崇高（sublime）已变为潜在（subliminal）。
但是否还有事物的潜在一面？一切都无比确定；一切都暴露于透明。这就是为什么，不再有超越；这也是为什么，压抑或僭越不再可能。一个人不再考虑被压抑者的革命（精神的或历史的）。万物耗尽了其内在性。不确定的只是，在内在性当中，事物是否会遵循我们意欲与之的客观规律。
超越性咽下了它最后的气息。余下的是内在性的张力。而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作为超越性缺失之后果的惊人效应。一旦从超越性出发，世界被留给纯粹的意外，被留给事物的随机分布，只遵循可能性的规律，便不再成立——这是对一种傲慢良知的想象，认为被留给自身的事物只能制造混乱。但被留给自身的内在性根本就不随机。它完全出乎意料地施展事件的连接或断裂，尤其以这种包含了连接和断裂的独一形式，指数的形式。不断增强的权力（die steigernde Potenz）和辨证运动（die dialektische Aufhebung），即超越运动相对立。这种增强（Steigernde）恍如事物、存在和我们自己提出的一种挑战，是对指涉和超越性之丧失的挑战。进而，我们在挑战和引诱的神话形式中发现了这种连接/断裂的形式，而神话的形式，我们知道它不是辩证的关系，而是一种由风险而非平衡的潜在化所表达的不断增强的权力。在引诱中，我们再度遭遇了这种潜在的形式，这种致死的质，其命运还偶尔降临于我们，正如事物被留给自身之设置的时候，降临于事物一样。
[1] 这个概念，连同变形的进程，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英译注）
[2] 弗朗西斯·雅各布是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见《可能与现实》（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英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