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
一位米兰的医生见到一个捕鸟人正准备带猫头鹰去捕鸟，便请求带他一起去。猎人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答应了。他们向蓝色的群山走去。在半坡上，捕鸟人停下脚步，布下网，让医生和猫头鹰待在旁边一间用树叶搭起的茅屋里，并嘱咐他保持安静，别吓着鸟儿。
不一会儿工夫，一大群鸟儿出现在天空。它们飞得很慢。医生立刻嚷道：
“鸟儿好多啊！快收网吧！”
听到声音，鸟儿都飞走了。又飞回了山里。
在捕鸟人的训诫下，米兰的医生答应不再犯错。随着时间流逝，鸟儿们在寂静中恢复了信心，又飞了回来，虽然数量少了一些，但翅膀扇动得更快，飞得也更高。于是，医生说起了拉丁语，他确信鸟儿肯定听不懂这种古老的语言：
“Aves permultae sunt !（鸟儿可真不少呀！）”
话一出口，鸟儿又立刻在空中消失了，再也没回来。
捕鸟人计划落空，狠狠地骂了自己同伴一顿，先是骂他违背自己的承诺，其次是骂他因违背承诺而打破寂静。可是，医生却问捕鸟人：
“Namquid Latine sciunt ?（鸟儿也懂拉丁语么？）”
这位Doctor Mediolanensis（米兰的医生）以为吓跑鸟儿的non ad sonum（不是人的声音），而是sed ad sensum verborum（他说话的意思），好像鸟儿们早就明白三十六计逃跑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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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来自波焦·布拉乔利尼《妙语录》（Facetta）第一百七十九篇。讲的是一次夜间（nocturne）捕猎。“猫头鹰”一词在拉丁语中就写作noctua。首先，这则笑话有力地区分了psophos（声音）和phônè（人声）。其次，它强调了语言感知本身是怎样在话语中消失的。第三，它指出了因果关系（不过是一个与语言同质的巫术神话）是如何被擅自转移到铁定的真实当中。第四，它阐述了intellectam vocem（词义）支配人类心灵的四种方式：囫囵吞下承载它的词音；忽略供养它的肉身；忘掉孕育它的父母；丧失在反思自身时继续捕食的意识。第五，从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无神论立场出发，这则笑话最终成为了一个简短的神话，它指出了那位doctor（医生）为何会indoctus（缺乏）科学实践以及amens（傻瓜们）何以会相信一个无非是某种verbum（语言效果）的deus（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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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西多尔·利瑟[1]在其法译本《妙语录》序言中曾经自问：为了不冒犯读者，什么才是规避与性有关之词语的上策？如果说其中的方言过于露骨，已近乎触碰动物学中亲密行为的底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古罗马人使用的词语，无论是那些叫加图的还是叫波尔基乌斯的[2]，都存在着一个缺陷，即他们都使用了声称要力图避免的下流词汇。斜体字本身发出的信号，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哪一页最能满足其先睹为快的冲动。情色故事中，那些隐藏在拉丁语形式之下的不雅词语非但无意掩饰自己的龌龊，反而像页面中出现的众多晦涩的祭品一样，更粗鲁地向读者咆哮：斜体字让人联想起淫邪的肉体在春宵一刻中弄皱了身上的亚麻布衫，于是，兽性的残存遽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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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预防措施如何，我们都察觉不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终此一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何以会作为个体生命始终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活着。作为读者，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遵从这种阅读的需求，也不知道它意味何在。我们压根不知道自己发给陌生人的所有信号。
无人听见那声音，那是一张脸。无人听见那音调，那是一个场域。无人听见那声音的变化，那语调简直像日本人的名片，在表达着某种企盼的社会归属感。虽无人听见，可所有人都听命于那个引领他们的声音、音调和变化的语调。我们的抱怨揭示出自己内心悲哀的快乐。我们的保护者指责我们。我们的恐惧症以一种比我们的梦想更不雅、更直接的方式讲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装以拉清单的方式列出了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罪恶与其说是一种快乐状态，毋宁说是一种不甚可怕的阴影。我们的肉身只是奴隶，被它认同的所有人所奴役，也就是说，被那些早已死去的家族暴君所奴役，他们更加强烈地压迫着这个肉身，因为他们创造了它，他们虽已入土为安，可我们仍渴望让他们回归我们内心，就像渴望将他们送进坟墓一样。我们的外表收紧了流浪统治的枷锁。我们的目光说明了一切，而墨镜更是如此。笛卡尔有一句格言，“Larvatus prodeo（戴上假面前行）”，这算得上是某种训诫了，可那是一种比真诚本身更不可能的命令，因为以我们的无知，我们连真诚都做不到：用拉丁语来说，若一个persona（人）戴上面具前行，其选择将是比immedita（眼前的）复杂性更多的“自我”（soi）。没有人知道他隐身时会有什么表现。卢西乌斯·阿普列尤斯[3]就描绘过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男人，当他的朋友让他想起了一个既渴望他却又让他害怕的女人时，他嚎啕大哭起来。他用打了补丁的丘尼卡[4]遮住因痛苦而肿胀的脸，下半身从umbilico（肚脐）到pube（下腹）悉数走光。
三岛由纪夫[5]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上自杀前曾经写道：“生活在某个时代，就意味着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的风格。我们可以下意识地挣脱自己的时代，但对其性质和作用却只能一无所知。”金鱼是感知不到盛放它们的鱼缸的，也感知不到摆放鱼缸的桌子。
三岛又补充说：“良心，意味着对我们用人头骨做成的酒碗喝酒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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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浑身充溢着语言能指，它溢出了我们自身，而我们对它却视而不见。我们吓跑了鸟儿。我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个四条腿的infans（孩子），总想说话，可一旦沉默，便再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在《金驴记》中，变成一头驴子的卢西乌斯•阿普列尤斯设法逃脱了从主人那里偷走它的盗贼团伙。它飞奔过城市，闯进露天集市，到达了中心广场：“我站在一群人中间，全是希腊人，可说的是罗马人的语言，我试图呼唤凯撒的名字。我也确实设法发出了disertum, validum（一声独特、铿锵的‘咴咴’声），可再也喊不出Caesaris nomen（凯撒的名字）。”
盗贼们一听到这声clamorem absonum（出格的驴叫），就认出了是他们偷走的那头驴子，便冲进露天集市，跑到广场上，抓住缰绳，用鞭子猛抽它。
集市上，没有人明白这头挨揍的驴子是一个人，而且在用“咴咴”的叫声向皇帝求助。每个人都以荒谬的场景为乐，这是我们的恶习。
我们来不及说话时就会发出警报。无论做什么都会大呼小叫。无论表达什么都会闹出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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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驴子、海洋或城邦更沉默的语言能指。书便是绝对沉默的语言能指。
形成文字的书籍证明（与翻译家的警告和哲学家的推论相反），在从属于某种语言的人到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之间，有些东西是可以自然交流的，而这绝不是其语言的文字。
波焦·布拉乔利尼和库萨互相认识，彼此友爱。他们最初的名望都要归功于他们在修道院和古墓中搜寻古籍，而不论是什么天气，也不论道路、海岸、山间的弯路、森林和道路的状况如何。
时任教廷文书的波焦·布拉乔利尼，其家族纹章是一只握着标枪的右臂。
在意大利中世纪历史上那些最血腥的年代里，那不勒斯陷入无政府状态，伦巴底被分裂，米兰和威尼托遭到破坏，教皇国和独立城邦要么被勒索，要么被掠夺。在这场不断爆发又不断遭遇新的威胁的风暴中，波焦·布拉乔利尼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的房间里一片寂静。他右臂不戴纹章时两手都能用，他在读书。作为教廷文书的波焦对宗教事务漠不关心。他蔑视那些殉道者和异端邪说，也蔑视那些依附于中央政权、负责管理“永恒之城”秘书监的宗教团体。他收藏图书。有时，他会骑上骡子，再带上几辆马车，爬上倾圮的高塔去寻觅散佚的古籍。这就叫作“复兴”。这便是第一批文艺复兴人士。蒙特普齐亚诺的巴泰勒米（Barthélemy de Montelpulciano）曾经讲过波焦·布拉乔利尼在圣加仑修道院[6]的一间阁楼里发现全套昆提利安作品的故事，当时，这套堪称罗马思辨性修辞“索引典”（thesaurus）的作品上沾满了污渍和灰尘，波焦把这套书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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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世纪倏忽而过。书写这些作品的语言已然死去。然而，它们又怀着强烈的情感接受了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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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来了。医生和捕鸟人在返回米兰的路上。米兰的医生有点儿费劲地跟在捕鸟人身后，那捕鸟人扛着捕鸟网，换了个肩膀。
田野上，天亮了。
捕鸟人坐在一块岩石上，停下来等医生。他抬起头。看见星星在白昼里消失了。
星星在阳光面前不会退缩。
它们还在天上，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它们无动于衷。
惟有太强的光才会淹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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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的医生累坏了，他坐在岩石上，这回轮到他坐在捕鸟人身旁。捕鸟人向他转过头去，张开嘴，他的呼吸变成了白色的雾气，在透明和冰冷的空气中，我们看到那雾气在他嘴唇上方盘旋了片刻，这让我们突然明白，人类的话语不仅仅是它所表达的意义之外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它所支配和使用的语言之外的东西，而且还是能让人类的耳朵听到的有声材料之外的东西。
译注：[1] 伊西多尔·利瑟（Isidore Liseux，1835-1894），法国出版人。
[2] 加图（Caton），或指老加图（Caton le Censeur，前234-前149），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和演说家，曾任执政官，也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波尔基乌斯（Porcius）是加图家族的姓氏。
[3] 卢西乌斯·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约124-约189年），古罗马作家和哲学家。其小说《金驴记》（Métamorphoses，一译《变形记》）通过化身为驴的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讽刺了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
[4] 丘尼卡（tunique），一种宽大的、像睡袍一样的袋状套头衣，最初是伊特鲁里亚人的服装，后被罗马人继承，一般用白色毛织物做成，结构单纯，用两片毛织物留出伸头的领口和伸出两臂的袖口，在肩部和腋下缝合，呈T字形，一般袖长及肘，也有的无袖或长袖。
[5]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1925-1970），本名平冈公威（Hiraoka Kimitake），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和电影演员，日本民族主义者。1970年切腹自杀。
[6] 圣加仑修道院（l’abbaye de Saint-Gall），位于瑞士圣加伦（Saint-Gall），为一组文艺复兴风格的宗教建筑群。公元719年修建，后发展为欧洲最重要的本笃会修道院。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是欧洲中世纪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