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不，题目并没有写错，不是“被高估的小说家
巴尔扎克”，而是“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
被低估？我们不是一向、普遍、几乎不假思索地称他为19 世纪的文豪、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吗？那么，被低估又从何谈起？
我说巴尔扎克被低估，是因为他被与中国当下的写作现实割裂开来，他已经是被供奉在神龛里承接灰尘的存在了，他的小说是我们都在口头上漫应之曰“好”而事实上决不想去翻开哪怕一页的东西了。当我们得知某位年轻的中国小说家以卡夫卡、杜拉斯、马尔克斯或卡佛为模仿对象时，我们不会有丝毫讶异，那简直太理所当然了，然而，巴尔扎克？不，他既不是一个被模仿的对象，也不是一个要与之竞争的对象，他是一个与我们无关了的对象。
我说他被低估，自然意味着，我认为他不应该被低估。那么，他为什么不应该被低估呢？
宣称他与我们无关，有一条理由是：他是19 世纪的小说家，而我们是21世纪的人，因此，他与我们无关。证明完毕。然而，证明没有完毕，因为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仍是、还是、恰恰是19 世纪的人。
我们与巴尔扎克不在同一条时间轴上。今天的法国人或许有资格说，巴尔扎克是19 世纪的小说家，而他们是21 世纪的人，我们（中国人）却不能这么说。我们同时生活在19 世纪、20 世纪和21 世纪，生活在巴尔扎克的19 世纪、昆德拉的20 世纪和齐泽克的21 世纪。我们至少还有大半个身子生活在别处已经完结的历史里面，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没法来谈中国的现实。
巴尔扎克当然是19 世纪历史的书记员，可是，我们检视一下他记录的林林总总，不管是守财奴财富积累的过程、外省精神状态的空洞化，还是文人受商业化潮流的裹挟、大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合流……总不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尽管衣冠、行止、风习有种种差异，可是我们还是不难从他们中间找到我们自己当下的面影。我们的大船并没有驶离巴尔扎克的19 世纪，正相反，我们向着它一头扎过来。
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所特有的丑陋、凶残与粗俗，正与我们的时代臭味相投。巴尔扎克将人与环境共同的、相互传染般的腐败描写得特别令人生厌，足以令有着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雅人君子们遮面掩鼻，然而它是高超的艺术创造，同时也是精妙的社会解剖。
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特别强调了这种巴尔扎克式的描写的形而上的一面：“人与环境相一致的主题牢牢地掌握着巴尔扎克，对他而言，构成环境的物与人常常有其第二重意义，一种虽不为理性所理解，然而更为重要的意义。用‘妖气’（demonic）一词来形容这第二重意义再贴切不过。”（《Mimesis》第十八章，Doubleday ，1957 年版，第416 页，译文是我自己的）我们今天的现实的丑陋、凶残与粗俗，也正有一种“妖气”。也就是说，这丑陋、凶残与粗俗，仅就其表象来看已经是不够的了，超乎其上的，有一种近于着魔、中蛊的气息，一种与本雅明所谓“灵晕”（aura）正相对立的“妖氛”。而描摹这种气息，刚好是巴尔扎克的擅长，假如我们当中真有人能从巴尔扎克学来这一本领，那么将中国分歧杂多、处在不同时段和速率下的现实组织到同一个巨大剧场中来的企图或许就不再是一种奢望了。
没准儿这时听众中已有人按捺不住，要起身问道：今天我们还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么，既然我们在社会、历史与美学的诸层面已经经历和扬弃了那么多？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样问，倒好像说，这只是个意愿问题，好像说，我们当然有能力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但我们已经不愿意那样写了。在我看来，它恐怕首先是个能力问题。问我们还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么，就像问我们还能像维吉尔、莎士比亚、拉辛那样写作么一样，首先是，你没那个能力。就历史的可能性而言，我看不出当下的中国现实有什么地方在排拒巴尔扎克式的小说，而从巴尔扎克的认识、造诣、技巧来说，我也看不出有哪些地方驾驭不了当下的中国现实。我甚至认为，当下的中国与巴尔扎克乃是绝配。
有一点似乎不能不加以强调，那就是我们要学巴尔扎克，不是要学一种照相机式的自然主义，也不是学一种“钻穴隙相窥”的猎奇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总是建筑在对社会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证明，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当代创作出来的自然主义、猎奇主义的作品了。小镇青年的困顿无聊，也被我们这一代人写滥了。然而，那还不是现实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要处理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精神变化，它必须同时是现实的和精神性的。巴尔扎克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他对今天中国的青年作家的感召理应是巨大的才对。
我们反对一窝蜂地描写小镇青年，并不是反对表现拉斯蒂涅，也并不是主张一定要把江泽民或三峡大坝写进小说里，才算现实主义了。事实上，巴尔扎克在评论欧仁·苏的文章中，就曾以瓦尔特·司各特为例，说明为什么伟大人物不适合当小说的主角：“小说只允许伟大的历史人物作为次要的角色而出现。当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者所编制的戏剧结构要求克伦威尔、查理二世、苏格兰玛丽女王、路易十一、英格兰的伊丽莎白、狮心理查等伟大人物登场时，他们只出场短暂的片刻，而且是在读者已经认识了一大群次要角色，并且已具有了和他们一样的，对马上要出现的伟大历史人物的反映之后才出场的。在未出场的时候，读者已经通过故事中的小角色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人物。”（转引自卢卡契《巴尔扎克——司汤达的批判者》，《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196页）我们的现实主义所渴望的人物，依旧是那些在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精神的领域里活动的人，就此而言，拉斯蒂涅当然要比作协主席更有代表性。而问题的症结始终在于，你的拉斯蒂涅在哪儿，你如何去表现。
不能深刻理解现实，现实主义就始终只能是空话而已。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理解了属于他的19 世纪的现实以及作为历史除不尽的余数的属于我们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