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 译
在这个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年代，断言理论拥有一个与其他身体一样具备性征的身体是不会惹人惊奇的。“阳具中心”这一摹状词被广泛地用于界定那些将阳具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置于霸权地位的理论体系，也就内在地承认了性别形态学对貌似最不具实体的理论的渗透。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开始探索能够将女性主义的阅读模式建基于女性身体表述之上的方法。我并不想要用阴器中心主义（gynocentrism）来对抗阳具中心主义，而是思索一些可能从女性身体表述中衍生出的阅读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一充满性感的身体的多中心性（伊利格瑞Irigaray，1977）。我尤其关注的是如何将精神分析概念（譬如1981年我对妄想狂的使用）用于它们原本并未着力的目的。随后我从乔治·桑作品中女性身体的惊人表现出发，阐述一种特别地适于处理这一似乎反常的表述的文本策略。从而作家的恋物症成为批评家的恋物症，我们可以称其为对恋物症的恋物症。
乔治·桑的早期小说《瓦朗蒂娜》中有一个场景雕刻般地凸显出乔治·桑加诸精神分析，也许还有全部女性主义批评的挑战。我指的是结尾几章中的一段情节，出身低贱的贝内蒂克特与贵族身份的瓦朗蒂娜之间的非法激情的一直被推延的结果即将爆发。贝内蒂克特在祈祷室的出现惊吓了瓦朗蒂娜，她当时正在向圣母重发誓愿，决不屈服于自己那有罪的欲望。在瓦朗蒂娜的请求之下，贝内蒂克特尊重她的誓愿，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那受到贬抑的肉体力量在为升华而进行的最后的英勇努力中因紧张而崩溃了，他陷入死亡般的昏迷之中。瓦朗蒂娜被贝内蒂克特苍白的面孔吓坏了，她将他拖入自己的卧室，贝内蒂克特在她的新婚之夜曾偷偷溜进的圣所。瓦朗蒂娜在那里为他沏茶。因而，仅仅一页之后，高贵的女主人公变成了忙忙碌碌的十九世纪家庭天使，满足着精疲力竭的拜伦式主人公的需要：“这时，善良温柔的瓦朗蒂娜又变为殷勤活跃的家庭主妇，这个家庭主妇的一生全部贡献于做有益于他人的事。热恋中的女人的恐惧平静下来，让位于出自友谊的关怀。”（1869：303-304；1978c：306）（1）。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强调瓦朗蒂娜突然向家庭生活退缩的时刻，出现了我将要评论的段落：
待她给他端来刚准备好的镇静饮料时，他猛地站起来，用古怪狂野的神态瞧着她，她不由得让茶杯掉下地来，惊慌地后退几步。
贝内蒂克特搂住她的腰，不让她逃走。
“放开我，”她叫道，“茶烫伤我了。”
她果然跛着脚走开了。他跪下来，隔着透明的袜子，吻着略微红肿的娇小的脚，然后差点昏了过去。瓦朗蒂娜出于怜悯、爱情，尤其是恐惧，待他恢复过来，便不再挣脱他的搂抱。（p.304；p.306）
我们不得不问，这种不同一般的性前嬉，这种使受伤肢体更加色欲化的性交前的伤害的意义是什么？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症的论文也许提供了部分答案：这是一例典型的恋物欲表现，与中国的缠足类同。对先已受到摧残的脚的恋慕是恋物欲者对“妇女阉割问题”的双重态度的典型体现；足的伤残回应着对妇女受到阉割的认可乃至再行铭刻，对它的恋慕则标示了对这一事实的顽固否认。
如果作者的男性署名背后是可证实的男性身份——如果乔治·桑真的是一个男人，那末我们在译解这一情节时使用的恋物症模式相对来说就较少疑问，当然对那些完全拒斥在文学中采用精神分析方法的读者除外。然而我们都知道，也不能忽视，乔治·桑是一个女人。在此我要指出，这一事实使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批评的任务更加复杂化，因为弗洛伊德及弗洛伊德学派的一项信条即是，恋物症是最为卓越的男性性倒错。在这一主题上，传统的精神分析文献不厌其烦地宣称不存在女性恋物症；用精神分析的修辞来说，女性恋物症是术语矛盾（2）。如果事实如此，那么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该怎么处理由女作家想象出的，如此清晰、如此富有预见性地演练了如今被称为恋物症的姿态的这一场景呢？我强调“预见性”一词，因为我的论证围绕着桑生活于前弗洛伊德时代这一事实。一部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女作家的小说中对恋物症场景的铭刻，其回响就会非常地不同。
在继续评论弗洛伊德对恋物症的排他性的男性气质的偏爱之前，我想再引入取自乔治·桑的另一篇小说的一个段落。将《瓦朗蒂娜》中的场景与《冒普拉》中的同系场景相叠加，可以带来三重的收益：首先，它使我们的研究意识到内在于一种反复出现的事态中的紧迫性；其次，她有助于显明恋物的易变性及它征用任何加于女性身体之上的伤害的倾向（桑认为最佳女性恋物应为伤痕这一事实并非无关紧要，因为男人一般不把伤痕本身当作恋物）；第三，它消除了对伤害的动机的可能疑问——在《瓦朗蒂娜》的场景中，二人都没有清楚地预想到茶的泼溅。而在《冒普拉》中，受伤发生在埃德美与伯纳尔之间的一次漫长的谈话的过程中，二人更类似于皮拉摩斯和提斯柏，被埃德美的礼拜室的墙壁隔开。我们又一次看到，女性主人公为她的宗教圣所的墙壁所庇佑，以躲避男性欲望的侵袭。如果象南希·米勒（Nancy Miller）所指出的，在《瓦朗蒂娜》中——在《克莱芙王妃》这部也许是女性恋物症的典范小说中也是如此——凉亭成为安置“理想和崇高”的空幻场所（米勒 1983：137），那么祈祷室——父权制庄园围墙之内的女性空间——则象征着男性欲望与女性纯洁之间的斗争得以解决的临界空间。在此例中，是女性人物打破了内/外之间的藩篱，埃德美把手伸过礼拜室窗户的格栅，触到了毫不惊诧的伯纳尔，他正紧靠着墙壁呜咽。在他们之间那无休止的谈话的进行过程中，伯纳尔忽然恢复了儿时的狂野举动，试图强迫埃德美吻他：
……埃德美，我命令你吻我。”
“松手，伯纳尔！”她叫道，“你要折断我的手臂了。瞧，你把我的手臂硬压在铁栅上，都擦伤了。”
“你为什么要抵御我？”我说着，把嘴唇贴在她手臂上那被我弄出的小小的擦痕上。（1969：127；1977：141）
为避免我们想象伯纳尔亲吻伤口只是为了使它愈合，小说随后相当清楚地展现了伤痕的色欲力量，包扎它的一小块布通过换喻——对换喻的换喻——承担了恋物的功能。
那时节，妇女们几乎一年四季双臂半裸。我看到埃德美的手臂上有一小条橡皮膏，不禁卜卜心跳。这是一道轻伤，昨天我在礼拜室的窗栅上擦破的。我轻轻地掀开垂落到肘上的花边，她打盹儿使我的胆子大起来，我把嘴唇贴到这可爱的伤口上。（p.36：p.154）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如果这一场景的作者是男人，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论定，男主人公具体地展现了对创伤和复原的男性幻想，对妇女阉割的男性认可和否认，最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男性恐惧。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可爱的伤口”即表现为“任何恋物症中都必然具有的，对真实女性生殖器的厌恶”的“不可消除的烙印”。（弗洛伊德 1953-74，23，154）简言之，如果《瓦朗蒂娜》与《冒普拉》的作者是男人，在象征秩序的分类中我们就可以把他描述为一个恋物症的教学案例。
弗洛伊德是如何将恋物症男性化的？一开始，弗洛伊德在有关“恋物症”的公开讲座中提到，他的分析是独断地建立于男性病例的基础之上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幸详细地研究了一些男子，他们的目标选择为一种恋物所支配”（p.152）。人们当然可以指出，这一陈述并未排除目标选择受到同样的规定的妇女的存在。然而，当弗洛伊德继续解释恋物的内涵及意义时——它是“阴茎的替代物”时，对这种倒错的目标选择的男性化就变得明显了：“说得更明白些：恋物是女人的（母亲的）阴茎的替代物，小男孩一度相信它并——出于我们熟悉的理由——不愿意放弃这一信念”（p.152-153）。 弗洛伊德对恋物症的原初场景的重构显示出，小男孩坚定不移地信任母亲的阳具的“熟悉的理由”，最终也是恋物症男性化的基础：“因而，事情是这样的，男孩拒绝认识这一事实，即他已经知觉到女人没有阴茎。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如果女人是被阉割的，那么他对阴茎的占有就也受到了威胁；他的部分自恋起而反抗这一认识，为预备不测而将本性固结于那个独特的器官”（p.153）。由妇女阴茎的缺失所代表的对他的身体的完整性的潜在威胁强有力地驱使小男孩去否认他的知觉。也就是说，拥有某种可能失去之物这一事实使小男孩面对阉割恐惧时极其脆弱。
那么小女孩又是怎样的呢——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她总是已经被阉割了的，因而不受所有的阉割威胁的影响吗？她如何对预先设定或赋予了她低等性的性别差异的证据作出反应呢？对弗洛伊德有关女性性发展的作品的详细阅读强烈地暗示着，许多或小或大的女孩象恋物症患者一样积极地反抗阉割这一“事实”。确实，如果把被恋物对象所证实的自我的分裂作为恋物症的标志之一，那么，如萨拉·考夫曼（Sarah Kofman）在《女性之谜》中所做的那样，谈论女性恋物症就是可能的，因为小女孩的自我象小男孩的一样会沿着同样的错误边缘发生分裂。否认不是男性的特权，那些受到弗洛伊德所称的“男性情结”的折磨的妇女们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
一种可以描述为“否认”的过程再一次开始了，这一过程在儿童的精神生活中似乎既非不同寻常亦非极其危险，但在成人则意味着精神疾病的开始。从而一个女孩会拒绝接受被阉割的事实，会强化对自己的确拥有阴茎的确信，随后就会强迫自己象一个男人一样行事。（弗洛伊德 1963：188）
桑笔下的莱莉娅提供了这样的男子般的妇女的一个恰当的文学例证，这并不是因为她在舞会上以男装出现，而是因为身着花花公子的服装，而女性花花公子是一个与女性恋物症患者同类的矛盾修辞，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妇女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波德莱尔 1961：1972）。裹在花花公子那不动声色的保护壳之中，象古典雕像一样冷傲和俊美的莱莉娅，是一个突出的阳神形象。因而在河边的那一幕引人注目的复杂场景中，莱莉娅和她的妹妹普尔雪丽从同一性之中突然陷入性别差异的变动，也就毫不奇怪了。莱莉娅被塑造为仿佛一个男子，进而她的男性性别特征抬升为一种美学理想的体现：
“我还记得你说过的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话，”莱莉娅回答道，“你让我俯身水面并且说，‘看着你自己。看看你有多么美。’我回答说我不如你美丽。‘不，你要美丽得多，’你说，‘你看起来象一个男人。’”（1960：158；1978：103-104）
然而，恋物症并不仅仅是自我的分裂，女性恋物症并不仅仅是男性情结，桑也不仅仅是受到如此不成比例的注意的男装人物。萨拉·考夫曼，这位首屈一指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女性恋物症理论家在不久前指出，恋物症中对妇女切题的是它所提供的不可确定性的范型。通过采用恋物症患者在对阉割的否认和认可之间的摇摆态度，妇女能够有效地反抗任何将她们的双性特征简化为两极中的一端的举动。在考夫曼对弗洛伊德的德理达式阅读中，（3）女性恋物症并不全然是（也许完全不是）倒错，而是为了将所谓的“女性之谜”转向妇女立场而设计的策略。
女性主义者们迅速地抓住了可以从这一策略中引出的政治收益；在发表于《区分》的最新女性主义专号的一篇回顾文章中，伊莉莎白·伯格（Elizabeth L. Berg）写道：“在《女性之谜》中考夫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调僵持于看似无可挽回的矛盾之中的两种女性主义倾向——呼吁平等权利和呼吁对性别差异的承认——的理论框架”（ 伯格 1982：13）。但恋物症的女性化对文本策略同样有着重要的意蕴。的确，如果可以把《区分》及《批评探索》最近的女性主义专文看作当今通行的推论时机的症候的话，那么恋物症可以说是弥漫于八十年代早期的法式及英美式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论争之中。“大西洋彼岸的”（贾尔汀Jardine，198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拒绝选择佩吉·卡穆夫（Peggy Kamuf）与南希·米勒在《区分》中指出的任何一种样板立场，（4）她们发现自己的声音与奥克塔夫·曼诺尼（Octave Mannoni）富有传奇色彩的恋物症立场同属一类：“我当然知道，但依然故我”。反之，英美的批评恋物症则用格式塔术语编码。如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写道：“妇女的小说可以被读作具有双重声音的话语，包含一个‘支配的’和一个‘沉默的’故事，吉尔伯特和格巴将此称作‘羊皮纸上的重写（palimpsest）’。我在别处曾将它描述为一个对象/场域的问题，在其中我们必须同时审视两个反复摇摆的文本”（肖瓦尔特，1981：204）。借用贡布里希那著名的知觉两难悬疑（aporia）的例子，女性恋物症式批评家以某种方式调整她的视野，以能够同时看到兔子和鸭子。
以女性恋物症的视角解读桑笔下反复出现的物恋爱欲场景，也就是给予她持久而又麻烦的双性特征（缺少不那么笨拙的词）以充分的地位。作为性爱激发的前奏而加诸女性主人公身体上的伤痕是圣痕，但它不是对女性气质的逃避，甚至也不是对父权制下的妇女境况的女性主义抗议，而是对将妇女——也包括男人——锁定于阉割轴线的任何一端的坚决拒绝。在桑的文本中，这种有悖常情的摇摆采取了人物性格破裂的形式，这很可能是桑作为一个作家的最激进的姿态。恰如她偶尔的男性装扮威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性区分，她时而以对人物间的稳固界限的拒绝， 颠覆着作为传统现实主义基础的个人小说。桑的双性特征在《莱莉娅》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象艾琳·博伊德·西韦尔（Eileen Boyd Sivert）指出的，人物间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性格的滑移”（西韦尔 1981：59）（5），她们的身份极不稳定，随时面临着一种神秘的互相合并的危险。当然，《莱莉娅》是一部实验之作，处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最外缘的边界上，然而它所体现的个性的破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桑的大部分重要小说之中，尤其表现于她对对偶人物（Doubles）的使用上。我的确认为，女性反串，即妇女穿着或装扮为另一个妇女，在最后显然构成了双性特征的最具有破坏性的形式：尽管小说、戏剧和歌剧中存在着一种漫长而神圣的，已经自然化了的性别间反串的传统，但女性身份的转化，即对差异之内的差异的模糊仍然是一种大体上边缘性和陌生的现象。那些可以称为第一代女性主义乔治·桑批评家的人们认为，桑笔下女性人物的双重化是她无力想象充满欲望的女性主体的反映：在这种观点看来，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传统的，对妇女的具有男性色彩的分裂表象，是另一种只能在充满欲望的男性旁观者（如《安迪阿娜》中的雷蒙）眼中得到综合的母亲/娼妇形象。（6）在大体上赞同对桑笔下的妇女形象的这种女性主义批判之余，我想要指出，桑的女性对偶人物的引人注目的互换性——诺恩和安迪阿娜，莱莉娅和普尔雪丽，还有路易斯和瓦朗蒂娜——在使力比多的独断的男性气质神话永恒化的同时，也使男性欲望遭到失败。在《安迪阿娜》的幻觉场景中，酒醉的雷蒙想象，通过装扮成女主人的侍女诺恩他是在与不可接近的安迪阿娜做爱，这时他经验到了狂喜；然而，在诺恩自杀以后这一场景的一次神秘复现中，当安迪阿娜用从死者头上剪下的一团浓密的发丝诱惑雷蒙时，他对安迪阿娜的爱突然而又最终地死亡了，他大叫道：“你给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1862：95-96；1978a：164）。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必须谈到一个在我尝试深思女性恋物症这一概念时一直困扰着我的疑惑。如果对恋物症的挪用——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一种“曲解－盗用”——事实上不过是“阴茎嫉妒”的最新与最微妙的形式的话，该怎么办呢？至少我们必须认识到，继续使用恋物症这一聚集着厌女症内涵的术语，会产生一种显然令人不安的后果。这是“旧瓶装新酒”的一个事例，即用旧词表述新的概念。为塑造一个适用于女性恋物症的新的词语，我们需要巴特所说的“语言艺匠”（巴特 1971：7），（7）即一个发明新语言的人。
注释：
1、对桑的所有引文都取自英文，但在译本页码之前给出法文版本的页码。
2、这种传统观念的理论后果相当深远。举例说明，玛丽·安·道恩（Mary Ann Doane）论述说，对女性观众进行理论化的任务， 因她们被设定为无力采取男性观众的恋物症立场中内在具有的距离力而变得复杂化了：“在一种意义上，男性观众注定是一个恋物症患者，在知识和信念之间求取平衡。反之，女性发现采取恋物症的立场是极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的话。”（1982：80）。女性恋物症的问题——它为什么存在，它的临床特性会是什么样的——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只引发了零星的兴趣。在收入《法国精神分析回顾》中关于性倒错专题的那份引人注目的完整书目中（吕西耶，1983），安德烈·吕西耶（Andre Luissier）列出了四项女性恋物症的案例研究：1）G·A·达德利（D.A. Dudley）（1954）；2）艾尔斯·巴朗德（Ilse Barande）（1962）；3）G·扎维采诺斯（G. Zavitzianos）（1971）；4）G·博内（G.Bonnet）（1977）。这份名单中还应加入一篇出现于同一专题中的文章：弗朗索瓦·西罗伊斯（Francois Sirois）（1983）。尽管所有这些文章都一再申明女性恋物症实例的稀少，被研究的女病人却都表现出应归类为恋物症的性倒错。对这些分析的重大理论阻碍是弗洛伊德的等式：恋物=母性阴茎（见下文）。达德利试图通过将恋物完全非阳具化来绕过这一障碍，认为“恋物可以是…阴茎及其它婴儿期对象的替代物”（P33）。扎维采诺斯得出的结论则是，在他的女性恋物症的案例中，“恋物所象征的不是母性阴茎（如在男性物恋的案例中），而是父亲的阴茎”（P302）。考虑到扎维采诺斯的假设，博内以拉康的目光来阅读弗洛伊德，通过引入拥有阳具和作为阳具（having and being the phallus）之间的关键的拉康式区分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女性的物恋对象…同时铭刻于拥有和作为的问题性之中”（P244）。博内认为，女性恋物者所关心的不是拥有/没有阴茎，而是作为/不为母性阳具。最终，至少是在所研究的案例中，女性恋物者更多是“被奉为物神”而非将它物奉为物神。女性恋物者是一个通过渴望成为自己母亲的（缺失的、不在的）阳具而回应她的欲望的女人。这一理论上精明而又富有创见的案例研究为乔治·桑的案例提供了有趣的暗示，它所涉及的俄狄浦斯情结构型与桑的情形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个缺席的父亲——桑的父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病人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异——和一个把女儿当作阳具替代物的富有占有欲的母亲。有关对女性恋物症问题的拉康式研究的开始情况，可参看：皮耶拉·奥拉尼耶-斯帕伊拉尼（Piera Aulagnier-Spairani），让·克拉夫勒尔（Jean Clavreul）等人（1967）。
3、有关德理达的不确定性和（女性）恋物症之间的关系参看考夫曼（1981：83-166）。在考夫曼的描述所引起的讨论中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丧钟》中普遍化了的恋物症允许一种女性恋物症吗？”考夫曼对此的回答是：“一种普遍化的恋物症，即是一种普遍化的摇摆，并不排除女性恋物症，因为它暗示着女性特质的普遍化和阳具特权的终止，后者不再是物神”（P112）。
4、参看佩吉·卡穆夫（1982：42-47）及南希·米勒（1982：48-53）。
5、这一滑移与列奥·伯萨尼（Leo Bersani）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中看到的“本体论的模糊性”形成了有用的比照（伯萨尼 1967：198）。伯萨尼在男作者与女作者的对“非人格的欲望”的写作间没有作出区分：然而，我们必须提出不可区分的性格的女性气质这一问题，即便这只是由于象南希·考德罗（Nancy Chodorow）那样的客观关系学派的理论家们所完成的工作，她断定，“分离和个性化仍然特殊地是女性发展的成果”，植根于妇女的母性之中（考德罗，1978：110）。从而出现了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女性恋物症的双性特征和“被解构的自我”的变形，另一方面是女性恋物症的倒错的摇摆和母/女二分体的不可缓解性，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呢？
6、我在此想到的是莱斯利·拉宾（Leslie Rabine）所详细阐述了的解释（1976：2-17），在她看来，纯洁的安迪阿娜与堕落的诺恩是互补的形象。
7、巴特将他的书描述为：“语言艺匠，即语言的创立者的作品”（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