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帕斯提奥的双重魔咒

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1949年，忧郁的阿多诺在其论文《文化批判与社会》最后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年，流亡多年的阿多诺返回德国。而他的命题却从此争论不休。对此，诗人恩杰斯贝格在评论犹太裔诗人萨克斯时说：“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反驳这个命题——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命题，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而萨克斯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对于这个反驳，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辩证法》中不完全地修正了他的命题，承认“这也许是错误的”，但实际上，哲学家阿多诺对他那个时代“最强硬的判断”似乎依然是一个可怕的魔咒，这可由自杀名单上的一串名字来证明：1951年，没有死于毒气室的波兰诗人布洛夫斯基开煤气自杀；1970年，用诗化的语言成功再现了集中营中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奥地利诗人保罗·策兰从塞纳河米拉波桥上跳下；1987年，极有可能获得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作家莱维自杀。在我看来，从另一个阵营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未能逃脱这个“魔咒”。
　　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有8万名17岁至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被装在运牲畜的车厢里，运送到苏联的劳改营。他们在那里要像牲口一样劳作，为罗马尼亚的纳粹追随者抵罪，直到1949年才得以还乡。在这里面，有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母亲。“母亲为我梳头发时，她会告诉我她的头发是如何被剃光的；她不会告诉我她在劳改营怎么学会的，但她会教我如何给土豆削皮，把皮削得很薄很薄，不会有任何浪费。”今年五月初，在纽约参加“2012年笔会：世界的声音”国际文学节的米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此时，适逢她的小说代表作《饥饿的天使》（The Hunger Anger，Metropolitan Books，April 24，2012，中译名为《呼吸秋千》，2010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推出英译本。这本小说正是以这段特殊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劳改营为背景的。在米勒的童年里，这个劳改营几乎是挥之不去的存在，其中就有“赫塔，这个可怕的名字”。“我的这个名字来自于我母亲在劳改营里的一位朋友。她死了。我的母亲向她承诺，若是她有女儿，就用她的名字。这件事不是我母亲告诉我的，而是我的祖母告诉我的。那时，我还很小，我还不知道劳改营是什么，但我周围的东西都与劳改营有关。”
　　此外，被押往苏联劳改营里的还有小说主人公的原型——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帕斯提奥1927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市，作为德国人的后裔，他的家族一直说着祖先们的古老德语。多年后，成为了诗人的帕斯提奥说，这种双语环境，不仅让他洞察到写作的可能性，更让他看到“教条思维的局限性”。1945年，17岁的他被送往苏联劳改营，在那里，他度过了五年可怕的生活。六十年后，已经是77岁高龄的诗人帕斯提奥与赫塔·米勒合作，将自己的那段经历写成小说，他还曾特意带米勒去看如今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那所集中营。2006年，帕斯提奥获得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专程从柏林赶到法兰克福书展出席书展之后的颁奖仪式，并拟在书展上与米勒一起朗读他们合作的小说。当时该书已给“慕尼黑翰瑟出版社以包揽帕斯提奥著作出版权的方式，准备于次年出版”。然而就在书展开幕前一天晚上，帕斯提奥因心脏病发，在借宿的友人家中的沙发上去世。小说未能如期出版，米勒在后记里解释，由于伤心过度，整整一年未能动笔。
　　2009年8月，小说出版，署名赫塔·米勒。该年10月，米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对于集中营的幸存者帕斯提奥来说，这个巨大的荣誉却是一个“野蛮”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且仅仅是阿多诺“魔咒”的第一重。

二、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2010年9月，慕尼黑大学学者西纳特公布了他在罗马尼亚安全部里找到的帕斯提奥的秘密档案。同时，帕斯提奥鲜为人知的生平也浮出水面。1949年从劳改营返回家乡后，帕斯提奥写了一些诗歌揭露劳改营生活，并批评苏联，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在当时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资料，帕斯提奥非常清楚这些。1955年，他将这些诗歌复制了一份，保存在他的一位朋友那里，并向朋友发誓，他会保守这个秘密。然后他烧毁了自己的诗歌，去了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在大学期间，他很快又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他总是和一群资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在一起“鬼混”，很快引起了秘密警察的兴趣。他们跟踪到了他的老朋友，并找到了那些危险的诗歌，然后用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的朋友七年监禁。接着，他们直冲帕斯提奥而来。
　　在秘密警察四年的监视威胁下，帕斯提奥妥协了，1961年6月6日，他签下了一份“线人声明”，接受代号“奥拓·施泰因”的线人工作，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到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工作。不过，令研究者西纳特奇怪的是，在帕斯提奥的秘密档案里，除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外，并没有发现帕斯提奥提交的任何“报告”，而那张纸上所写的内容显然是“用来对帕斯提奥施加压力的”。与此相反的是，秘密档案里却有着大量“告发”帕斯提奥的“报告”，他的同学、大学老师、朋友，甚至他的母亲似乎都在告发他。“很显然，帕斯提奥害怕了。他的生活里到处都是叛徒。”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帕斯提奥害怕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他结婚了，但实际上，他与小说中的少年雷奥一样，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害怕这个被人发现，并受到迫害”。因此，他深藏自己，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走过场，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内心世界。1968年，他拿到一个奖学金去维也纳，然后趁机去了西德，一开始住在慕尼黑，然后去了西柏林，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对于他的逃亡和“工作表现”，罗马尼亚国安局在12月13日做了一个“结论”：“在与我组织合作中，‘施泰因奥拓’未表现出兴趣，只做表面应付。今年四月，他受歌德学院邀请，赴奥地利学习创作德语诗。‘施泰因奥拓’从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拒绝返回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从线人网里删除‘施泰因奥拓’，批准对他展开调查。” （可参见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读书》2011年2月号）
　　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战斗了大半生的阿多诺曾小心提醒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决不仅仅是由纳粹主义所引起的例外的“野蛮”事情。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罗姆人、少数民族等全部屠杀的集中营的确是前所未有，不过，对阿多诺来说，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野蛮的杀戮所表现出的“理性”与“科学”，即在“野蛮”之中表现出的“文明”——集中营正是人类知识内部制造出来的，人类应该如何抵御呢？阿多诺没有给出答案，但他指出：“收容所中死去的不是人，而是样品。”在集中营，所有的人都均一等同为物体，所谓“个性”与“个人空间”是完全不存在的，人完全被“同一化”。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极端的对个人生命的漠视，正是西方文明几千年来追求同一性原则的必然结果。“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且不管阿多诺的结论是否过于绝对或是悲观，至少他提醒我们对“同一性”的警惕，不管这种同一性看上去多么美好、多么光辉、多么理想，但只要个人空间消失，人便会消失，集中营以及杀戮便会出现。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野蛮的，有时更为野蛮，正如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感叹，就镇压国内人民而言，史塔西（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比盖世太保更可怕：“盖世太保以4万军官监视国内8000万人口，而史塔西用10.2万名官员控制1700万人。”纳粹的统治维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的秘密统治长达四十年，不仅监控一切涉及政治的活动，而且还肆无忌惮地侵入到人的私人领域，甚至是最隐秘的地方。与之相比，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秘密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1989年，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枪决；二十年后，早已在1987年移居德国的赫塔·米勒依然无法忘记罗马尼亚安全部给她带来的恐惧。2009年，在经过多次申请之后，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同年7月23日，她在德国《时代周报》发表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罗马尼亚安全部：除了名誉，什么都有》（见《香港文学》2009年12月号），叙述了罗马尼亚安全局与之后的罗马尼亚情报局对她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监控与毁谤。在安全部的档案里，米勒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娜，档案共三卷，914页，建立于1983年3月8日，三十个特务的名字出现在这份档案上。1986年11月30日的档案记载：“克里斯蒂娜的每一次出行，到布加勒斯特或是我国其他地方，都必须及时通知”，以便对其实行“永久的控制”。而档案里的“半数材料都是在我们的公寓房里装了窃听设备截获而来的”。“窃听报告上常常是写满了空空的括弧，那是因为唱片播放的音乐扰乱了窃听。”“凡是住在我们那个十层楼高的住宅区的每一个人，国家安全部都调查了他们的职业、工作单位以及政治上是否可靠，并且给每个人都建立了个人档案。”“窃听报告要每日必报。窃听到的谈话要写成摘要，然而那些‘颠覆性言论’的只言片语是要逐字逐句记录在案的。”甚至在米勒离开罗马尼亚移居柏林一年后，依然有特务到她家监控，“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家公寓房的格局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除了“审讯”、“在大街上被直接拉走”、“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逮捕（“多亏了公众对我的作品反应强烈，加之我在德国获得了好多文学奖，这个计划才从来没有实现，我也没有被捕。”）以及“被自杀”的威胁外，“因为我拒绝当特务，他们就认为我是特务，这个事实比企图录用我为特务和死亡威胁更为糟糕”。于是，在她的档案里米勒成了“国家公敌”、西德派去的特务，乃至于1989年之后，罗马尼亚情报局取代了之前的罗马尼亚安全部之后，还用着“世界上所有时间”来整理她的档案，捏造了一个幽灵来损毁她的名誉。“不管我走到哪里，他们不仅会随后把这个幽灵派到哪里，而且还会在我之前匆匆赶到那里。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写文章反对独裁统治，而且一贯如此，然而这个活人的幽灵依然是我行我素。它已经呈现出它自己的生命了。”
　　在罗马尼亚安全部，米勒的档案归类在“巴纳特行动小组”里罗马尼亚裔德语作家的档案里。“国家安全部对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设有专门的部门。管德语作家的部门叫做‘日耳曼民族主义分子及法西斯分子’，匈牙利语的部门叫做‘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犹太人的部门叫‘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只有罗马尼亚语的作家们才有幸放在‘文化艺术’部门的监管下。”在这里，人已经渐渐消失，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中营若隐若现。对此，1987年，米勒与同是作家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移居德国。而在1968年，与米勒一样同是德语作家的罗马尼亚人帕斯提奥只能踏上一个人的逃亡之路。到了德国后，帕斯提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德国机关和美、英、法三国有关部门自首，交代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此后，他似乎从未向任何人提起，他的朋友、他的编辑，甚至是赫塔·米勒，他都未曾提及此事。他沉默低调，孤身一人，没房没车，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写着天才般的诗歌，四十多年来共出版诗集四十多部，并获奖无数。他去世后，遗嘱将全部积蓄建立帕氏基金会，并指定了包括米勒在内的管理人。基金会每两年颁发一次四万欧元的帕斯提奥奖金。 不过，在其遗物中却发现一张2001年关于罗马尼亚国安局的谈话稿，谈及自己这件往事：“我不打算想、也不打算说一句话抬举这种从机关到实现其目的都令人恶心的玩意儿……我在三十四年前就已经主动向这些部门做了交代，毫不保留——也是为了清算，使我能有一个重新做人的疗伤过程，把这种恶心玩意儿扔到阴曹地府，见鬼去！”（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

三、我是一名将自己想象为生者的死者

　　然而，对于帕斯提奥的沉默，米勒感觉“像打了她一个耳光”，在帕斯提奥档案公布后，她表示说，“只知道帕斯提奥向德、美、法、英当局交代过，以为只是挂名线人，没想到他真告过密，决定不再袒护他。”并宣布：“我们将在帕斯提奥基金会里设一个专案组，对帕斯提奥展开全面调查。我们现在必须以帕斯提奥为例，展开对专制统治下，作家与秘密警察勾结的调查，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王容芬《德国文学界的一桩公案》）在纽约“2012年笔会：世界的声音”国际文学节上，米勒似乎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她说，尽管只发现了四件告密材料，而且写得都比较含糊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小说中所描写的阴谋与背叛在生活中真实出现时，她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朋友，我无法想象他真的那么做过。”不过，她觉得要考虑到当时特殊的环境：“在1950年代，如果你不那么做，那就得坐二十年的牢。所以，我可以理解，你刚从劳改营出来，难道又回监狱待二十年吗？这是一种可怕的敲诈。”“假如在他去世前，我知道这件事，我可能会放弃这项合作。不过，若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现，我和他一直合作下去，这将多么可怕！”
　　在《纽约时报》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惊呼，这个米勒太野蛮了。同样是这篇文章（Naming Her World, Part by Part，2012年5月18日），也提到了米勒在罗马尼亚国安局的秘密档案。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一位罗马尼亚出生的学者瓦伦蒂娜·格拉加，曾将米勒早期的一部小说《单腿旅行》翻译成英文，也曾考察过一些米勒在秘密警察局的档案，并惊讶于自己的发现：“我印象最深的是，档案里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她的写作中艺术地表达出来了，她的写作是如此的真实。和其他人一样，我很吃惊，她身边的许多人都不得不告发过她：她的邻居们，蒂米什瓦拉一家戏院的主管，她曾教过书的一家幼稚园的老师，她还一直把这位同事当作是朋友。”文章将二人两相对比，褒贬不言而喻，这让我更不由再惊呼，这个《纽约时报》太野蛮了，太野蛮了！且不说文章未对帕斯提奥做线人的事情进行任何背景交代，单是这种对幸存者过于轻率的对比与谴责就过于野蛮了。
　　柏林墙倒后，东德国家安全部里的秘密档案有21.25亿页，连在一起长达201公里，涉及约600万人。历史学家加顿艾什决定挨个寻访他档案中出现的线民，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极权统治的奴仆？然而寻访的结果却是没有一个是邪恶的，一切都是“人性，太人性了”。“每一个被采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政治言论获罪，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线民；有人因性倾向被要挟；有人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国家安全。”（《真相的救赎》，见《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0年6月）电影《逃离索比堡》中，纳粹军官让十四位未能成功逃亡的囚徒在被处死之前选择一位陪死的同伴，若是拒绝选择的话，就会殃及更多的无辜，陪死的不是十四位而是五十位。帕斯提奥无疑便是这样一位被逼迫做出两难选择的囚徒。与前一段“集中营”经历相反，面对这一段“集中营”的经历，幸存者帕斯提奥选择了沉默。面对他的选择，我们唯有尊重。因为面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命题，只有集中营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做出回答。置身其外的，唯有尊重，否则便是真正的野蛮。
　　实际上，相对于身家清白、慷慨激扬的米勒，背负着双重魔咒、一辈子都在沉默中忏悔的帕斯提奥更能触动我。比帕斯提奥小一岁的罗马尼亚裔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厄瑟尔的小说《昼》中有一个这样的“我”：“我将自己当做一名死者，我不能吃、喝、流泪——因为我是一名死者。我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死人。——死后的梦中，我是一名将自己想象为生者的死者。”帕斯提奥很容易让我想起这个“将自己想象为生者的死者”的“我”。此时，他再次落入阿多诺的“魔咒”。对于诗人恩杰斯贝格的反驳，阿多诺的回答实际上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因此，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不为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的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