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轻 译
对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同样适合发出一种不仅仅是献给作家和思想家的敬意。这敬意转向了那使两者得以可能的东西，它给它们献上了其存在，它赋予了自身一个双重的使命：离开其位置，并把其力量赠予书写的操练或思想的劳作。
这，我们可以说，就是布朗肖那个人。但这并不因此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想要立刻仔细地查看其隐藏的、“私人的”面孔，其独一又脆弱、大胆又微不足道的人性。这不是我们的好奇心会喜欢的那个太人性的（或超人的）人。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撤入了一种只找得到极少之典范的审慎，他也让他身上那能够自行地构成一个目的和一种绝对的人性，逃避了注意，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的人性（正如他几乎写过了）。
这不是为了在其位置上树立思想家的庄严形象，也不是为了确立作家的自命不凡的姿态。把分析引入这个方向无疑是可能的，至少是诱人的，但最终，仍有必要跨越这一领域。有必要如此，因为目的或终点本身已如此地隐退，以至于它决不允许通过崇拜那顽固地幽居的生命来辩证化。
任何未来的荣耀都无法实现这样的翻转。在隐退中死着，布朗肖已在死亡中延长了其生命的隐退。他守护着简朴，而不再把它戏剧化，但也没有什么在其线的单纯性上（在其“生命之线”上）或在那由此邻近贫苦和无名的东西上让步。“形象”的这一消散能够拥有一切动力并被一切可想象的情感所穿越：这，恰恰，不是去想象。
这是要考虑一个事实，即布朗肖在其死亡（mort）中已经并且正在为我们紧紧地持守这个死（mourir），死这个词在他那里定义了书写和思想的无作之劳作：“死”，片刻不息地穿越可意指的意义的界限，同样让有限打破了界限，而不因此再度居有它。澄清人类学神学的人本主义是为了让它所命名的东西有朝一日听到“呼喊的人本主义”（呼喊，或者，确切地说，喃喃低语）。我们正试着再次聆听布朗肖在喃喃低语中发出的呼喊。
作家，思想家，既不持有什么权力，也不承担什么重要性，除非是在我们发出又打乱了的这声呼喊的转瞬即逝的指示中。但恰恰是我们，恰恰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不是作家，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呼喊着它，低语着它。这些生命被隐撤进了全然的神显，它们是平凡的——它们在双重的意义上共通（communes）。它们不是“意味深长的”，但它们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唯一的人，以及所有的人，一起抑扬地发出这喃喃低语的呼喊。这是生命的呼喊，也是死亡的呼喊，这是总在抉择的生死的呼喊，这是一切抉择的界限和一切被假定之主体的界限，但也是那偶然地逃离了主体的东西的开始，我们所谓的欲望、梦幻或思想的开始。
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它吗？这是布朗肖对我们的要求。但至少我们应该承认，布朗肖之死，已不止是和布朗肖所说的死亡相符相合了：一个人的死亡和这个人关于死亡的思考彼此嫁接了，它们是对彼此慷慨的。最终，既非死亡，亦非生命，而是意义的一束渺小黯淡的光芒：一片白（blanc）。
布朗肖写道：“如果你能够像一个确定其中心的圆一样封闭你自己，那么，你，作为一个自我，会同意把这个自我当作可疑的、虚构的，并因此无论如何更加必要的吗？那么，或许，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同意把这个符合遗忘的早早得出却姗姗来迟的结论，当作书写的秘密：他人在我的位置上，在这个作为我唯一身份的无人占据的位置上，书写；正是这让死亡一瞬间显得欢乐、偶然。”（《无尽的谈话》，第458页）
